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我当时正在山东分局党校学习，第二天便奉命离开党校赶回鲁南。8月18日，到达鲁南区党委驻地桑村，区党委在分配工作时找我谈：为了进军铁路沿线和大城市的需要，决定在铁道队和兖济武工队（后改名为铁道二大队）的基础上成立铁路工委，书记由鲁南区党委城工部部长王少庸兼任，让我任副书记，委员由刘金山、郑惕、蒋得功、王玉林担任。铁路工委的任务是统一领导津浦铁路沿线的斗争，包括武装斗争和职工运动以及城市的地下工作，配合解放军攻克或接管城市，接收敌人的武装。
我们8月下旬接受任务后，还没有来得及在工委进一步研究部署，即因军事上的需要，马上跟铁道队的同志一起插到徐州附近，住在利国驿南茅村东面山边的一个村子里，离徐州约30里路。我们一到那里，就马上派两个同志到徐州去侦察。他们到了徐州车站，看到徐州车站的日本人乱哄哄的，像没头苍蝇一样，不少人到车站去抢东西，也没有人过问。这两个同志看了看之后，马上就回到驻地，向领导报告了这个情况。我们立刻派一个分队去徐州车站，打算控制这个立足点，同时派人向鲁南军区报告。可是，这个小分队没有进得去，被截在徐州外围封锁圈之外。因为当时驻徐州的日本兵已开始执行“蒋、日、伪合流”，国民党政府不许日本兵向八路军投降，并且戒备森严，还准备把伪军都改编成国民党的部队。又过了几天，敌人的布防越来越严密，而且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已到徐州。除了利用伪军力量控制徐州外，国民党的少数正规部队也到了徐州。9月中旬，我们接到区党委的指示，让我们撤回来。因为在那个地方很突出，光我们这个小武装在那里站不住脚，于是，就撤到临城站附近待命。
当时，在这一带有很多溃散的日本人，因为铁路被我们扒掉了，又没有其他运输工具，他们就步行从徐州向济南方向走，准备通过胶济铁路到青岛后回国。我们在沙沟附近设了一道关卡，收缴敌人所带的军用物品。他们有人带了一些小手枪，说是自卫用的。据了解，这些人中，不光是日本文职人员和家属，也有换成便衣的日本军人。
我们经手受降的是日军铁甲列车。这个铁甲列车有十几节车厢，一个火车头带着，装备有大炮和重机枪。这个铁甲列车是从临城开出来的，准备经沙沟、韩庄到徐州去。结果它出临城站不远，前边的铁路就被我们破坏了，正当他们准备后退的时候，我们又用炸药把他后边的铁轨炸坏。所以，他们是欲进不能，欲退不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送去了限期投降的通牒。因为这个铁甲列车与铁道队“打交道”多年了，他们也深深知道铁道队是很难对付的。本来他们想拖时间等援兵，但是在当时乱哄哄的情况下，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援兵，他们没法在铁甲列车上多待，担心我们把他们炸掉，所以他们就派出代表来跟我们谈。当时是郑惕政委和刘金山大队长分头到日军联队部和大队部谈判。开始，日军不愿意全部缴械，只同意交重武器，不交轻武器。我们说不行，轻重武器都要交。经过郑、刘二同志的几天的说理斗争，最后敌人同意缴枪了。当时，我们铁道队短枪队有20多人，都是便衣，军容很不整齐。虽然有个长枪队，也都是便衣。因此，我们马上向鲁南军区报告。军区就派特务连来，作为我们铁道队的主力部队，给我们壮声势。这样，敌人就缴了枪。这个在小说《铁道游击队》最后一段的描写，基本上是事实。我们接收了日军武器以后，仍旧在这一带活动，分头作铁路工人及当地群众工作。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官桥车站的站长李相富和他的儿子李祖玉都争取到我们铁道队来了。
1945年年底，国民党陈大庆的部队到了临城。斗争形势进一步恶化。日本人控制的津浦铁路仅是点和线，就是占领几个车站，在铁路沿线组织一些伪军看炮楼。可是国民党部队过来就不同了，他一占一大片。日本人占领铁路沿线时，我们还能夜间过铁路。但是国民党的部队一过来，在铁路左右占了几十里路宽。这样，我们过铁路就很困难了。再加上他们把与我们有关系的伪军也给调防了。这样一来我们与湖西的联系就中断了。铁道队从1942年后就一直担负着繁重而艰巨的保护交通线畅通的任务。当年，刘少奇、陈毅过津浦铁路都是从这儿过的。刘少奇过津浦路时，在微山湖上指示：铁道队再也不要经常不断地去扒铁路、弄东西了。铁道队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维持我们的东西交通线，保持华东、山东与中央的联系。自从国民党的部队在1945年到这个地区之后，把我们这条路给截断了，当时我们不得不稍微后退一点，只能在沙沟以东活动。1945年冬，我军攻克滕县。这样，临城以北包括官桥、南沙河、滕县城一直到兖州都是由我们控制，形势已大为好转。于是我把铁路工委的几个成员召集到一起，研究了当时的形势，作了工作部署。1946年初，铁路工委成员增加了，组织部长马仲川（5月以后改为冯克玉），宣传部长赵进先，机构也健全了。
1946年1月16日，成立军调部，开始与国民党谈判。1月20日左右，王少庸就接受任务去徐州，担任军调部驻徐州小组的中共代表。王少庸走的时候，区党委确定由我代理书记。当时和平谈判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国民党以打通铁路交通为名，向解放区渗透，大量运兵北进。他们的借口是共产党没有管理铁路的能力，不懂得怎样修铁路，非由国民党修不可。我们就来个针锋相对，说：“解放区的铁路由解放区的人民修。”1946年2月初，在铁路工委的基础上，成立了鲁南铁路局，由我任局长，刘金山任副局长，郑惕任特派员兼徐兖段段长。当时，区党委给我们的任务是：既要打出积极修路的旗帜，又要千方百计地阻止铁路修通，不使敌人运兵北上的阴谋得逞。在韩庄车站，王少庸代表中共在车上与军调小组其他两方代表谈判，我在车站上跟国民党徐州铁路局的一个局长谈判。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们管不了铁路，修不了铁路。我们就把解放了的车站上的养路工人都集中起来修给他们看看。当时我们进行了动员，这些工人都非常积极、热情。白天，我们以高速度、高标准修铁路，晚上又发动群众，非常彻底地扒掉铁路。为了扒得彻底，还发动群众把铁轨运到铁路边十几里以外的地方。第二天谈判时讲，我们铁路工人都是在修，但是由于你们反共反人民，群众不同意修铁路，因此晚上给扒掉，而且把路轨都给拿跑了。我们向国民党要铁轨再修。我们每天就这样，白天修，晚上扒。
记得在1946年春节后的一天，国民党的徐州铁路局为了给我们出难题，找个借口说我们不会管铁路，把一列编组很混乱的列车开进了韩庄车站，并要求我们在一个小时之内重新给他编组完毕。韩庄车站是个设备很简单的车站，只有两股轨道，还有一条很短的通仓库的道叉子。在这样的车站上，一个小时之内把一列很混乱的列车编组完毕是很困难的。当时从枣庄来的青年工人赵彦祥和局宝林两个同志，非常机智地在半个多小时之内就编组完了，使得国民党想找借口的人不得不佩服。后来，我们听国民党徐州铁路局的几个很正直的工人讲：本来这些国民党的官老爷想难难解放区，没有想到你们搞得这么漂亮，他们也没有理由再多讲了。我们配备的韩庄站的力量是很强的，站长是那个老站长李相富，副站长是赵友三，主要的信号手就是赵彦祥、局宝林两人。修路的道班工人也是很好的同志。所以国民党想以修路为借口向解放区“蚕食”的阴谋没有得逞。同年4月，国共和平谈判陷入僵局，修路斗争就停下来了。我们铁路局也早已移驻枣庄，开始办训练班，组织工人学习，组织家属搞生产。当时，我们无钱给工人发工资，就组织工人用枣庄的煤炭烧焦，搞生产自救。原铁道大队副队长王志胜任铁路局工会主席，由他来领导生产自救。当时新四军七师给我们派来北上的60多名县、区、乡干部，鲁南区党委也派来几位干部任铁路局的处长。记得车务处长是苏颂良（又名陈雨奎），机务处长王川，工务处长倪志良，会计处长史天放，总务处长蒋得功，副处长张焘。在这前后，铁路工委及铁路局的干部基本上配备齐全。同年5月，鲁南区党委派韩去非同志来担任工委书记。我就不再代理工委书记，而专任鲁南铁路局局长了。
在这以后，我们铁路局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干部，把已解放了的车站的铁路员工组织起来参加培训班，也招收一些铁路员工子弟，还吸收铁路沿线的一部分知识青年，开办了铁路学校。我们铁路局的几个处长都担任了教学工作，到1946年9月初，和平谈判破裂，学校停课。10月初，我奉命离开枣庄。这时，鲁南铁路局一分为四：一是由我带着铁路局的大部分干部，包括新四军来的干部和铁道队的部分短枪队员成立鲁南军区兵站处；二是把学生都分配到渤海区去，继续参加铁路干部培训；三是其余的同志被编到地方主力部队；四是留少部分同志继续进行隐蔽斗争。
文章刊登于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出版的由中共枣庄市委党史办公室编《鲁南铁道大队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