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我当时正在山东分局党校学习，记得是八月十六日离开了分局党校赶回鲁南。十八日左右到了鲁南区党委驻地的桑村。区党委在分配工作时，找我谈：为了进军铁路沿线和大城市的需要，决定在铁道队（就是小说的铁道游击队和兖州方向的兖济武工队（后改名为铁道二大队）的基础上成立铁路工委，工委书记，由鲁南区党委城工部部长王少庸兼任，副书记靳怀刚，委员刘金山、郑惕、蒋得功，王玉林，铁路工委的任务是统一津浦铁路沿线的斗争，包括武装斗争和地下的职工运动以及城市、接收敌人的武装。
我们八月下旬接受任务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在工委进一步研究全面情况，因为军事上的需要，就马上跟铁道队的负责人刘金山和郑惕同志一起带着铁道队插到徐州附近，住在利国、峄南、茅村东面山边的一个村子里，离徐州约三十里路。我们一到那里，马上就派了两个同志到徐州去侦察。他们到了徐州车站，看到徐州车站的日本人乱轰轰的，像没头苍蝇一样，不少闲杂人员到车站去抢东西，也没有人过问。这两个同志看了看之后，马上就回到驻地报告了这个情况。我们立刻派了七八个人的一个分队（当时我们只有一个短枪队，二、三十个人）去徐州车站，打算控制个立足点，同时派人向鲁南军区报告。可是这个小分队没有进得去，被截在徐州外围封锁圈之外。因为当时驻徐州的日本军队已开始执行“蒋、日、伪合流”，国民党政府不许日本军队向八路军投降，并且戒备森严，还准备把伪军都改编成国民党的部队。看来没有大武装部队来是进不去了。又过了几天，敌人的布防越来越严密，而且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到了徐州，除了利用伪军力量控制徐州外，国民党的少数正规部队也到了徐州。所以，我们在九月中旬接到区党委的指示，让我们撤回来。因为在那个地方很孤立，光我们这个小武装在那里不合适，我们就奉命撤回到我们原来活动的韩庄以北临城附近坚持斗争。
当时日军有很多溃散的人员，因为铁路被我们破坏不通车，又没有其他运输工具，他们就步行向徐州向兖州、济南等大地方集中，准备转胶济铁路从青岛回国。当时我们在沙沟附近设了一道关卡，收缴敌人所带的军用物品，他们有的带着手枪，说是自卫的，我们说你们是战败者，已宣布无条件投降，要解除武装，任何武器都要交出。据了解，这些人不光是日本文职人员和家属，也有换了便衣的军人。
我们的任务是负责受降日军铁甲列车。这个铁甲列车有十几节车厢，四门炮，八挺重机枪，还有十几挺轻机枪，二百来支长短枪。这个铁甲列车是从临城开出来的，准备经沙沟、韩庄到徐州去，结果在临城出站不远，前边的铁路被我们破坏了，他们正在准备后退的时候，我们又用炸药把他后边的铁轨炸坏了。所以他是欲进不能，欲退不得。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把它包围起来喊话，送去了限期投降的通牒。因为这个铁甲列车与铁道队“打交道“多年了，他们也深深知道铁道队是很难对付的。本来他们想拖时间等援兵，但是在当时乱轰轰的情况下，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援兵，而他们在铁甲列车上也没法多待，耽心我们把他们炸掉。所以就派出代表来跟我们谈，当时是刘金山同志主谈，郑惕同志帮助的。谈的结果：开始他不愿意全部投降，只愿意交重武器（就是他们带不走的）。我们说不行，轻重武器一定都要交。大概经过近一天的谈判，最后同意交枪了，可当时我们铁道队只有带短枪的二十来人，又都是便衣，军容很不整齐。虽然有个长枪队，也就是三、四十人，经常是在微山湖里活动，也是穿便衣，因此就马上向鲁南军区报告，军区就派了特务连来，以特务连作为我们铁道队的主力部队，给我们壮军威，迫使敌人缴了枪。这个在小说《铁道游击队》最后一段描写，基本上是事实，我们接收了铁甲列车队以后，仍旧在这一带活动，分头作铁路工人工作及当地群众工作，也就在这个时候，把官桥车站的站长李相富和他的儿子货物司事李祖玉都争取到我们铁道队来了。
1945年年底，国民党陈大庆的部队到了临城，斗争形势更进一步恶化，日军控制津浦铁路是点和线的控制。就是他占领几个车站，铁路沿线仅组织了一些伪军看炮楼。可是国民党的部队来后就不同了，他一占一大片，向纵深扩大。在日军占领铁路沿线时，我们还能夜间过铁路。但是国民党占领后，在铁路左右占了几十里路宽，这样我们过铁路就很困难了。再加上他把原来与我们有关系的伪军（即两面派的地方部队）也给调防了。我们与湖西的联系就中断了。铁道队从一开始成立就一直担负新四军、山东八路军与中央的联系，包括刘少奇同志、陈毅同志过津浦铁路都是从这儿过的（少奇同志在42年秋，过津浦路到了微山湖上就指示说，铁道队再也不要经常不断地去扒铁路、弄东西了。主要的任务应该是维持我们的东西交通线，保持华中、山东与中央的联系）。因为，当时不硬打能过铁路的点只有这个地方，其它地方都要主力部队打开一个豁口，警卫好，然后强行通过，往往
有较大的伤亡。自从国民党的部队在l945年底1946年初进犯到这个地区之后，把我们这条路给截断了，当时我们不得不稍微后退一点，只能在沙沟山以东这儿活动。1945年冬，我军攻克了膝县，这样临城以北包括官桥、南沙河、膝县一直到兖州都是我们控制的，形势已大为好转，我们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争取点空隙把铁路工委的几个成员召集到一起，研究了铁路工会全面工作部署。不久，就是在1946年的春天，铁路工委成员又增加了，记得组织部长是马仲川，五月以后改为冯克玉同志，宣传部长赵进先同志。
1946年的1月16日成立军调部与国民党开始谈判，我记得1月20日左右，王少庸就接受任务去徐州，参加军调部的交通小组，担任徐州小组的中共代表。在王少庸走的时候，区党委确定由我代理书记。当时和平谈判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国民党以打通交通（修铁路）为名，向解放区进犯，大量运兵北上。他们的借口是共产党没有掌握过铁路，不懂得怎样修铁路，非靠国民党不可。我们就来个针锋相对，说“解放区的铁路由解放区的人民修”。1946年2月初，在铁路工委的基础上，于膝县北关成立了鲁南区铁路局，由靳怀刚任局长，刘金山任副局长，郑惕任徐兖段段长。当时区党委给我们的任务是：要亮出积极修路的旗帜，千方百计地阻止铁路修通，不使敌人运兵北上的阴谋得逞。在韩庄车站的列车上，王少庸代表中共在里边谈判，我在车站上跟国民党徐州铁路局的一个局长谈判。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们管理不了铁路，修不了铁路。我们就把解放了的车站上的养路工人都集中起来修给他们看。当时我们进行了动员，这些工人都非常积极、热情。白天我们以很高的速度、高标准修铁路，晚上又发动群众，非常彻底而认真地破坏铁路。所以我们的铁路叫白天修路，晚上扒路。为了扒得更彻底，还发动群众把钢轨都抬到离铁路十几里路以外去。第二天谈判的时候就讲，我们铁路局是在修，但是由于你们反共反人民，群众不同意你修铁路，因此晚上给扒掉，而且把钢轨都给拿跑了。向国民党要钢轨再修。所以每天都是白天在修，晚上在扒。
记得在春节之后的一天，国民党的徐州铁路局为了难难我们，也就是找个借口说我们不会管铁路，把一列编组很混乱的列车开进了韩庄车站。他要求我们在一小时之内重新给他编组完毕。而韩庄车站是个设备很简单的车站，只有两股道，还有一条很短的通仓库的道岔子。在这样的车站上，在一个小时之内把一列编组很混乱的列车编组完毕是很困难的。当时从枣庄来的青年工人赵彦祥和居宝林两个同志非常机智的在半个多小时之内给编组完了。所以国民党想找借口的人不得不叹服。后来我们听国民党徐州铁路局的几个很正直的工人讲，本来这些国民党的官老爷想难难解放区，没有想到你们搞的这么漂亮，他们也没有理由再多讲了。这个时候我们配备的韩庄站的力量是很强的，站长是那个老站长李向富，副站长是老于、赵友三，主要的信号手就是赵彦祥、居宝林两人。总而言之，力量配备的很强，所以国民党想以修路为借口向解放区蚕食的阴谋没有得逞。不久，大概是四月份和平谈判就陷入僵局，修路斗争就停下来了。我们铁路局也移驻副枣庄，开始办训练班，组织工人学习，组织家属们生产。因为当时我们不能给工人发工资，就组织工人用枣庄的煤炼焦炭，搞生产自救。铁道一大队副队长王志胜任铁路局工会主席来领导这个工作。当时新四军七师派来由安徽撤退北上的六十六个县、区、乡干部，鲁南区党委也派来几位干部任铁路局的处长，记得车务处长是苏颁良（又名陈雨奎）、机务处长王川，工务处长倪志良，会计处长史天放，总务处长蒋得功，副处长张焘。在这个前后，铁路工委及铁路局的干部又充实起来了。五月份韩去非同志担任工委书记。我就不再代理工委书记。
在这以后，铁路局的主要任务改为培训干部。除去把已经解放了的车站的铁路员工组织起来，也招收了一些员工子弟。还把铁路沿线的知识青年也吸收了一些，开办了铁路学校。我们铁路局的几个处长都担任了教学工作。一直到九月初和平谈判破裂。我在十月初离开了枣庄。那时候在鲁南铁路局的基础上一分为四。一部分是我带着铁路局的大部分干部、包括新四军来的六十个干部、铁道队的短枪队成立了鲁南区兵站处；一部分是学生，都带到渤海区去继续培训铁路干部；一部分编到了地方主力部队，一部分继续进行隐蔽斗争。
铁路工委的前前后后，我记得大概就是这个情况。时问隔的长了，也不一定很准确。
（金伟民、王洪叶根据靳怀刚回忆整理）
文章刊登于《济南铁路工运史资料选编 第九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