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静静地安卧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庄严肃穆的告别室内，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公安部、北京市委、贵州省委省政府、福建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公安厅、山东省公安厅、泰宁县4套班子等单位，以及谷牧、江华、王首道、林月琴（罗帅夫人）和泰宁老县长江友金等人敬献了花圈．北京市委、东城区委和北京市老干局的领导同志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朵朵白色小花寄托着人们无限的哀思，条条洁白的挽联象征着他光明磊落的一生。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和毛主席、徐特立、项英等领导同住在叶坪的一排祠堂里，而且在何叔衡安排下，冒雨步行30余里去红都瑞金迎接刚从上海中央来的林伯渠同志到中央驻地叶坪工作，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去瓦窑堡监狱营救陕北红军创始人刘志丹等，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与林伯渠一起去西安火车站劝阻张国焘叛变南逃；在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时，他第一个审问了战犯杜聿明．他，就是原贵州省机械厅副厅长，北京市东城区第五、第六届政协常委，泰宁县2800名红军中参加过长征而解放后健在的3位老红军之一的杜明同志。杜明1979年在贵州离休后，安置在北京东城区委。论资历，他是1931年参军入党的老干部．长征中，他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专事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1946年春，任山东省公安总局局长；1948年任第三野战军保卫部部长。建国后，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任命，他担任了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尽管如此，他的“官”是越当越小了。原因何在？1951年，杜明因不实之词，受到错误的降级处分，沉冤40余年。直至1993年底，公安部和广东省纪委才予以彻底平反。1994年2月8日，弥留之际的杜明接到中央组织部批准他享受副部级待遇．的通知，然而还未及完全落实，他就匆匆离开了我们。
笔者曾3次进京10次拜访杜老。他瘦高的个儿，精神矍铄，步履稳健，思维敏捷，健谈乐观。但想不到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北京市东城区委组织部的长途电话传来了噩耗：杜明同志于1994年2月24日凌晨2时6分，因肺心病久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杜明一生廉洁奉公，艰苦朴素，永葆劳动人民本色。我第一次到他家之前，原以为他这样的大“官”，住宅一定十分豪华，可到了一看，只不过是一套普通的旧式红砖“小三居”，比我们县里干部还不如。杜老从贵州到北京之初，一家人挤在两间小平房内。贵州单位来人说：“杜厅长，单位打算给您在北京买个四居室。”“不行，哪能用公家的钱给我个人买房住？”人事处长来了：“杜厅长，咱们再商量商量。”“不行就是不行!”磨破了嘴皮还是那句话．没办法!最后算是组织决定，买了这个“小三居”，让他从那又黑又潮的两间小西屋里搬了出来。后来北京市有了一批住房，分房的同志第一个找到杜老让他挑选。“我挺好，我够住。”不管怎么动员，他总是那句话。直到临终，杜老一家三代仍然住在这个“小三居”里。
这里，一间是杜老的卧室兼办公室、会客室；对面间是由他侄女照顾的夫人，因瘫症设的家庭病床和一辆轮椅，另一间则住着他的小女京云一家3口。杜老房间里的床铺、橱子和办公桌都是50年代的“解放牌”，这不足12平方的小天地里，再摆上3把椅子，我们在这里访问记录，那才叫“促膝谈心”哩! 30年代的杜明跟毛泽民一起在中央总供给部、中央被服总厂工作过，经他手的物资装备不计其数。然而他一生简朴，近乎清贫．他没有“时装”，终年是那几件洗得发白的卡叽衣裤，有的上面还打了补丁，那是他自己的“杰作”。一个小提包，缝缝补补用了20多年。有套呢子衣服，一直挂在墙上舍不得穿，因为那是开国大典时国家发给他上天安门城楼观礼穿的纪念品。还有一件呢子大衣，是用当年缴获的日本军毯改制的，前两年杜老又买了包颜料染成黑色，这又重又硬还不挡风的“战利品”，他穿了大半辈子。
30年代，杜明同志在中华苏维埃电话总队任中队长时，为中央政府架设了从瑞金到长汀的第一条电话线路．然而，他离休后家里却没有电话，也从未向组织要求过。东城区区长亲自批准为他安装电话，号码下来半年多，杜老硬是不让装。“楼下有公用电话，家里用不着。”后来，工作人员趁他住院把电话装上了。电话是有了，可孩子们却没见他往外挂过电话．为啥？怕花公家的钱呗!
杜老离休后，公家要给他配小车，他不要．每到区委开会或学习，他都是去挤公共汽车，或干脆坐“11号”。单位组织老干部到承德疗养，早上7点30分的火车，他夜里4点钟便出门步行到火车站；杜老80岁后，参加区里的学习和活动，都是机关派车，顺路接3位老同志，可杜老为了减轻司机开车进胡同的麻烦，每次总是早早地步行数百米到二环路上等车。
1934年，杜明在瑞金中央印刷厂工作时，参加过中央苏区早期的货币印制．然而在他的一生中，花公家的钱，总是紧了再紧，近乎吝啬．然而，1982年首次发行国库券时，他将自己全部的积蓄都买成国库券，以后每年买200元，这是他一个月的所有收入．杜老对自己要求甚严，大夫最感头疼的就是让他住院，不到万不得已时他是绝对不住的，就是住了也是两周为限，一到日子准要出院．他常说：“我老了，不能为党干什么了，能省点就省点吧!”大夫给的药，他总是节省着吃，急得大夫气不得恼不得。
杜老对学习一向十分重视，单位的学习日从未缺过勤．不到200元的收入，养活10多口人的家庭，经济够紧张的了，可打一解放，他就自费订阅《人民日报》，直到临终。论资格，他订报费完全可由公家报销，但他不干。一年下来，他把全年的报纸装订起来，过去他自己搓纸绳，这几年用尼龙绳。报上用原珠笔密密麻麻划着重点，记着符号。他把孩子们用剩的长短不一、颜色各异的一张张废纸订在一起，作为学习笔记。这不由使人想起他当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当学员时用过的识字课本来。解放后，杜明定为行政11 级，月薪190多元，由于不白之冤，40余年级别没长，工资直到1990年才予调整。可他从未向孩子们和同事提及过此事．开会学习，他总是抢着发言，从未听他发过牢骚．老部下听说他还是11级，想找组织为他打抱不平，他淡然一笑劝阻了。
杜明在陕北敌人偷袭瓦窑堡的紧急关头，曾在一小时内3进毛主席办公室报告敌情，劝首长迅速离开，最后，机智勇敢地护送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等首长安全撤离，在战争年代，他参加的重要战役达20余次，并两次负伤，荣获国家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摆架子，逢年过节，他总要买上一瓶酒，带上两斤糖，去慰问工作人员。谁要去看他，他迎进送出；谁要为他做点事，他连声道谢。
杜老有9个孩子，4个是在马背上长大的，他们虽是干部子女，可从没沾过老子的光，生活上自食其力，也从没向组织上伸过手，都是党叫干啥就干啥。老五、老六初中毕业，主席发出“上山下乡”的指示，老杜催着他们第二天就去报名。9个孩子至今还天南地北地分散在云南、贵州、四川、江西、浙江等地，“咱家好，工农兵全有，基层工作联系群众嘛！”心满意足了，他的战友和部下很多都已身居高位，但孩子们不敢去找。“如果谁用父亲的名义办私事，让他知道了，他准骂死你。”长子晓军在顺义教书，爱人病故，孩子到奶奶家来可转成城市户口，组织上征求杜老的意见．“不行!这事应转儿子单位去办，老子单位不能管。”老五只身在江西一个工厂工作，希望能调回北京照顾老人，“不行!我身边有子女，老干局不能给办。”当然，杜老也常帮人办事，但在原则问题上，他是绝不会迁就的。
也许是住房紧，也许是经济不宽裕，也许是基层出差机会少，也许是工作忙，杜老生前与9个子女从未团聚过，唯一的团聚，是孩子们一起为老父“送行”。
杜老人虽离休，但仍保持革命晚节，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积极为党工作。“老干部文明监督队”、“老干部传统报告团”成立了，他积极报名认真参加活动．一次，“文监队”出发检查商店服务，正在住院的老杜知道了，向医院请假，坚持参加了活动，尔后又归队继续住院．为了搞好革命传统教育，他以现身说法向全区十几个机关、中小学作传统报告，扩大党的影响．报告会后，他不收任何礼品．有个学校送一床被面，他让女儿又送了回去。
杜老是我党培养出的第一批保卫干部、曾参加过我党在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长征中的遵义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扩大会议的保卫工作，他不忘这干了20多个春秋的老本行，在“亚运”期间，他和楼里的老伙伴自发组织起巡逻队，“重操旧业”，担负起维护住区治安的工作。
涓涓细流汇成浩瀚的大海，细微之处展现了杜明同志高尚的道德情操。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明代诗人于谦的这首绝句《咏石灰》，正是杜明同志一生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