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玉干，原名朱国栋，1906年生于山东泰安市郊区徂徕镇北望村的一个贫农家庭里。幼年在本村上学时，目睹社会的黑暗，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爱憎分明的种子。
1925年，朱玉干随父到泰城，先在天书观小学就读，后考入萃英中学(今泰安一中)。在校学习期间，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全国各地反帝高潮迭起。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影响下，朱玉干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和反帝爱国斗争。 1927年朱玉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革命热情更加高涨。为了扩大党的影响，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他先后在萃英中学和附近一些学校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宣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在中国的巨大影响；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镇压工人，学生爱国行动的罪行。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朱玉干还在学校附近的西青龙街，自费租了一间房子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在那里印刷革命传单，编印革命小报，召开党的秘密会议，研究对敌斗争策略。后来，由于叛徒出卖，这个秘密联络点遭到破坏，朱玉干暴露了。一天，反动军警突然包围了学校，声言要逮捕朱玉干。在进步同学的掩护下，他跳窗越墙转移。当时全城戒严，城门紧闭，敌人到处搜捕盘查。朱玉干在亲属和同志的帮助下，化装成一位得了重病的商店老板，以出城治病为名，乘坐东洋车巧妙地避开了敌人的盘查，安全离开泰城去济南，隐居在朋友家中。在此期间，他千方百计与济南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印刷革命传单，张贴革命标语，组织和发动爱国青年学生到国民党省党部请愿，示威。
1931年，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朱玉干被派往河北省平原县，以小学教师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不久，党组织又派他到津浦铁路沿线，任地下交通员，负责从沧州到徐州一段地区的通讯联络工作，传送党的秘密文件和情报。后来由于身份暴露，不得不离开平原返回原籍北望村任小学教师。在任教期间，他秘密培养和发展了一批党员，在本村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
朱玉干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原则性，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广大的劳苦大众充满无限的爱，对阶级敌人怀有刻骨的恨，对背叛革命的叛徒更是深恶痛绝。
1932年秋，他接到上级的通知，得悉一个姓戴的叛徒在去上海的途中，到泰安搜集我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并借机进行破坏活动，上级要求他们严惩叛徒。朱玉干代表泰安县委连夜召集紧急会议，研究了行动计划。当叛徒到达泰安后，就落入了我严密的控制之中。由朱玉干亲自处决了叛徒，保卫了泰安地下党组织的安全。
1933年7月，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投敌，省委遭到破坏。书记张北华、组织干事唐玉清，团省委书记宋澄及蔡泽民、刘泽如等相继被捕，青岛、泰安、沂水、寿光，益都、潍县等地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朱玉干被迫离开家乡，乘船前往日寇统治下的大连。在大连，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他打入日寇生产火药的工厂。组织工人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一次，他和工友秘密将一个日本鬼子绑架后投入大海，后被敌人发觉。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朱玉干星夜离开大连，坐船到达上海。这时朱玉干已身无分文，吃住无着，处境极为困难。为了寻找党组织，他一面以卖油条和干壮工来维持生活，一面到处寻找党组织。当他与上海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后，就满腔热情地投入到革命活动中去，他和同志们一起活跃在大街小巷，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马列主义。有一次，他在贴标语时，被敌人盯上了，他机智地躲进一个厕所里，迅速脱去大褂，摘掉礼帽、眼镜，当巡警追查到厕所时，找不到贴标语的人，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后来，因地下党组织的联络人被捕，朱玉干在上海也无法活动了，便于同年12月返回泰安北望村仍教小学，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后来由于坏人告密，朱玉干被当地汉奸李圣奎逮捕。他的父母卖掉了一亩三分地，以130块大洋赎出了儿子，才使他幸免于难。不久，他受省委指示，负责泰安南部及东南部的党组织工作。他在执行党的决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工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后，更加激发了朱玉干抗日救国的热情。8月下旬，他配合范明枢等同志，建立了“泰安县人民抗敌自卫团”，朱玉干任政治部长。他根据党组织的部署，经常往返于泰安，莱芜，新泰等地进行党的秘密联络工作。12月下旬，日寇占领济南。国民党军队仓惶向徐州地区撤退。不少溃兵南逃时路经北望村。朱玉干得知这一情报后，经省委同意，立即抓住有利时机，向溃兵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纲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争取了40多名国民党士兵携带两挺机枪、30余支步枪起义，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壮大了我们的抗日武装力量。
1938年1月，朱玉干参加了著名的徂徕山起义。在黎玉和洪涛同志的领导下，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他们广泛发动群众，与敌人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当时环境非常艰苦。为了抗战事业，朱玉于虽然自己家庭生活很困难，但他毅然将仅有的家产土地卖掉，为部队购买枪支弹药。朱玉干的爱人被大家热情地称为“火头军”，她虽然是位缠足的农村妇女，当时还有一个仅6个月的吃奶孩子，但她只要一听到自己的同志来，就赶紧准备饭菜，有时一天要做五六次饭，从来也不嫌麻烦。朱玉干及其家属为徂徕山起义做出的贡献，曾受到了中共山东省委的表彰，并获得银质五星奖章一枚。
同年5月，朱玉干随省委和四支队转移到沂蒙山区一带活动，并被调到省委机关任除奸科长。 6月，省委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成立泰安县委，朱玉干任县委组织部长。朱玉干在县委的领导下，率领部队在徂徕山一带与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一次，一股敌人到徂徕山我防地骚扰、抢掠，朱玉干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率领战士赶去与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在同敌人肉搏时，朱玉干竟抱住了一个敌人，咬掉了他的一只耳朵，并夺下了敌人的匣子枪。这次战斗取得了胜利。不久，他又率领五名同志偷袭敌人一个据点，缴获了两挺机枪。这时，敌增援部队包围上来，朱玉干命令大家马上撤退。在撤退时，战士小薛身负重伤，落在后面。朱玉干不顾个人安危，在同志们的掩护下，冒着敌人的弹雨，救回了小薛。当他返回驻地耐，便累得昏了过去。
1939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成立了苏豫皖边区党委，朱玉干任社会科长。 1940年鲁中区党委成立后，他又调任区党委社会部长。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同年11月，日本侵略者出动5万重兵，大举向我抗日根据地——鲁中地区的沂蒙山区进符空前规模的“大扫荡”。我根据地抗日军民奋起还击，在沂蒙山一带与敌人展开了激战。在突围中，朱玉干和司令员刘海涛等8位同志与部队失去联系，转移至蒙阴县境内杜家林，被奸细杜宪刚发现，并立即报告了汉奸队。汉奸头目赵厚坡、刘炳厚带领汉奸队诈称我抗日联防大队，将朱玉干、刘海涛等8位同志骗捕，押送到大旺庄汉奸大队部。汉奸头子石绍武妄图在朱的身上得到我党的机密，便设宴招待，并许以高官厚禄劝他投降。朱玉干义愤填膺，愤怒地将敌人宴席掀翻。恼羞成怒的敌人凶相毕露，对朱玉干施以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各种酷刑。面对敌人的酷刑折磨，朱玉干大义凛然，痛斥敌人的惨无人道和祸国殃民的暴行。朱玉干英勇不屈的英雄气概，使敌人十分恐慌。1941年11月18日，敌人将朱玉干绑赴蒙阴苏家后庄以南杀害。临刑前，朱玉干昂首阔步，毫无惧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壮烈牺牲，年仅35岁。
朱玉干同志离开我们近50年了，但他那英勇不屈，视死如 归的崇高气节，象一座丰碑永远矗立在人民的心中。他那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忘我牺牲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文章刊登于《光照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