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我考入曲阜二师。时值大革命失败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在二师进行了第一次大逮捕，校内一些共产党员被捕，共产党的组织被破坏，活动完全转入地下。蒋介石又亲来曲阜谒孔，张贴尊孔布告，各种反动势力相互勾结，气焰十分嚣张。但是，革命与进步这一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暑假后，二师进步力量逐步加强，反对孔府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热潮日趋高涨。学生们涌到孔府门前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高呼“打倒孔家店”、“反对旧礼教”的口号，并用粉笔、毛笔把这些口号写满了曲阜的大街小巷。此后斗争持续了一年。为了将反封建运动引向深入，二师进步师生于1929年6月演出了话剧《子见南子》。此剧上演，满城哗然。孔府以60户族人的名义，越级向南京政府控告二师校长宋还吾，并通过孔祥熙转呈蒋介石。蒋介石责令”严办”，遂酿成轰动全国的《子见南子》案。结果宋还吾校长被撤职，一些进步师生被迫离校，进步力量再次遭到摧残。
1930年2月，张郁光到二师任校长，他延聘了许多进步而有才学的教师，其中有共产党员任白戈、陆剑平、刘弄潮等他们在课堂上公开宣讲马列主义。学校图书馆也购置了大量进步书籍：学生们争相阅渎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以及高尔基、鲁迅的文学作品，传阅进步的革命刊物爱国、民主、进步的气氛充满了整个校园。
1931年夏，五级一班的学生程照轩和裴康增在泰安由鲁宝瑛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俩回校后，征得张郁光校长同意，聘用共产党员、二师毕业生曹德众任校图书管理员。这年秋，他们3人建立了中共曲阜二师支部，程照轩任支部书记，先后发展了十几名党员。在一次选举中，程照轩还当选为二师学生会主席。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二师师生纷纷罢课，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并深入到曲阜四乡向广大农民进行宣传。还在曲阜城东北的书院村和城西北的西林西村一带组织了“农民抗日救国会”，在城东南乡建立了农民武装“小刀会”等。
二师进步师生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要到二师捕人，张郁光校长在省党部的一个亲戚向他透露了这一消息。他立即把任白戈等老师送走，又通知程照轩、夏天庚和我等七八个人，到城西一个同学家中躲避起来。
1931年12月，平、津等地的学生南下请愿，要求南京政府抗日，中共二师特支和二师学生会电组织成立了南下请愿指挥部，联合鲁南6校的爱国学生，到兖州火车站索车南下。外交组向站方交涉车辆，站方不许。学生们被迫卧轨截车，国民党反动派虽然对侵略者畏之如虎，望风而逃，但对手无寸铁、请愿抗日的青年学生却气壮如牛。他们派了满载武装军警的装甲车来恫吓镇压，但是，学生们毫不畏惧，高呼口号：“革命的士兵要和学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救国！”并在装甲车上贴了“打倒蒋介石”、“拥护苏维埃”的标语，平、津和济南请愿的学生从南京返回，在兖州站同我们会合了。他们愤怒揭露了蒋介石血腥镇压请愿学生的罪行。大家听了更是义愤填膺，高呼“打倒卖国的蒋介石政权”等口号。他们说：“不要再南下请愿了。蒋介石已对我们下了毒手，请愿已经失去了作用，今后要改变斗争的方式。”就这样，我们返回了学校。
这时，国民党山东省当局通缉张郁光，张校长遂逃亡日本。
1932年初，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杨书田接任二师校长。二师的环境更加恶化了，斗争日趋尖锐复杂，但共产党的组织仍在发展，党员增加到20多人。这年2月，由夏天庚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3月，我与孟宪禹、李杰3人建立了团小组，孟宪禹任组长，先后发展了倪培荣、杜效鹏等同学入团，不久团小组扩建为支部，我为负责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同学们经常与杨书田等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
这个时期，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二师内共产党的活动过于暴露，，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学校共产党组织几乎公开化。杨书田到任不久，就掌握了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并报告了国民党省党部，韩复榘遂派其手枪旅数百人，于5月20日深夜，包围了曲阜二师，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师生，，那天晚上，每个学生宿舍门前都站着一名训育员，手里拿着名单和手电筒一个军警走到我床边，问我是不是管毓筠，接着上来两个当兵的，把我摁在床上捆了起来。当夜共抓捕师生24人。
天亮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用绳子把我们绑成一串，押往姚村火车站。我和程照轩并排绑着。刘弄潮老师对大家说：“走在街上要雄赳赳气昂昂的，不要低头！”我们慷慨激昂，集体赋诗一首：“伟大的一九三二，难忘的五月廿一，苍茫的曲阜古道，排印着多少罹难者的足迹！”
到了济南，我们被分开单个关押在看守所里。捕共队、军法会审委员会对我们进行轮番刑讯。那年我17岁，在被捕者中年龄最小，他们就拿我开刀，妄图在我身上打开缺口。他们审问我时，我说什么也不知道，弄不清你们抓我来于什么。他们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打我。看守所中有个老法警，听说我是新泰人，就与我认老乡。他说：“我教给你个法：一问三不知，神仙治不的。”我认为很好，就把它写在纸上，躲过敌人的岗哨，递给了被关在另一间牢房里的夏天庚。夏天庚比我大两岁。他看了，在后面添了两句：“肉是他们的，骨头是自己的。”又递给了我。我又递给了另一间牢房里的程照轩。他看了也在后边添了一句：“最后胜利是我们的！”便又塞给了我。我看后，斗争的意志更加坚强了。
后来，敌人把我和一些刑事犯关在一起。他们看我年龄小，受刑又重，很同情我。在狱中，夏天庚把我当作亲弟弟看待。有一次他家里送来10块钱，他躲过狱警，用戴着手铐的手捧着5块钱送到我手里，我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我于1936年3月出狱。同年秋，我又回到曲阜二师读书，同张建国、杨震、曹宇光在一个班。他们思想进步，经常读一些进步书籍一?我们常在一起谈论抗日救国的问题，成了好朋友。当时周蓝田也在二师上学，他同曹宇光是泗水同乡，关系较好，通过曹宇光的介绍，我认识了他。后来得知，他原是济宁七中的学生，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来二师后与组织失掉了联系。我便和周蓝田建立了组织关系，又一起介绍发展了曹宇光、杨震、张建国、朱启昭入党，并成立了党支部。由于周蓝田在济宁较熟，我俩便经常到济宁一带活动。后来，我们的支部扩大成特支，负责领导曲阜、泅水、兖州、济宁等地学校党的工作。特支负责人是我和周蓝团。这时二帅不少班级建立了党小组。当时，我们还没有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我的组织关系在家乡新泰，于是决定托新泰县委写信介绍到中共山东省委，以便与省委接上头，取得省委的领导。在新泰县委的介绍下，我到泰安找到了省委联络员、鲁中工委负责人孙汉卿同志，向他汇报了工作，接上了关系。
在国民党党棍杨书田的控制下，1936年的曲师，一潭死水，毫无生气，国民党反动派十分猖獗。学校里复兴社、蓝衣社、CC等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密如蛛网。特别是1936年冬“西安事变”发生后，这伙法西斯分子更是声嘶力竭地恶毒攻击诬蔑共产党，谩骂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放出蒋介石后，他们欣喜若狂，手舞足蹈，放鞭炮，开庆祝会，丑态百出。我所在的班级就有3个学生是复兴社的成员。他们直接受杨书田的指使，监视进步学生的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方兴未艾，此起彼伏。我们在曲阜二师也组织开展了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开演讲会，上街游行，到农村宣传，以唤醒广大民众，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前方将士抗战负伤，我们开展募捐活动，组织学生到兖州慰问伤兵。为了便于活动，我们以组织英文、历史、文学等各种研究会作掩护，把进步的青年学生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通过教育培养，及时把具备共产党员条件的青年吸收到党内来。
当我们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张贴标语时，杨书田豢养的特务就进行破坏。我们在前头贴，他们就在后边撕。每星期我们召开抗日演讲会，他们就起哄，并把我们的活动情况汇报给杨书田。为了压制我们，杨书田提出了三个不准：不准离开课堂，不准公开集会，不准上街讲演、下农村宣传。我们去兖州慰问伤兵时，杨书田看到学生运动又起来了，极度恐慌，便停发了我们的伙食费，妄图以此相威胁。但事与愿违，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我们借此机会向群众大造舆论，说杨书田以断炊来阻挠我们抗日。我们不愿意当亡国奴，情愿自己拿钱吃饭，也要上学读书，也要抗战到底。广大同学同情我们，各班自发地选出代表去找杨书田评理，进行面对面地斗争。杨书田更加疯狂地报复我们，竟然贴出布告，把我们开除出校。被开除的有我、周蓝田、曹宇光、于汉卿、刘安镇、范铁民等9人。
杨书田开除我们9人后，全校学生哗然，自发地闹了起来，不让我们走。我们几人出校后，隐蔽在曲阜城北门里一个同学家中，继续领导学校里的斗争。同学们当晚砸坏了学校的布告牌，自动集合起来召开大会，高呼“赶走党棍杨书田，欢迎9位同学回校！”那天晚上，我们到会作了演讲。当讲到杨书田不准我们抗日救国，悍然断炊，并开除我们出校时，台上台下一片哭声。愤激的同学们拿起军训用的木枪，跑到杨书田家，找他算账。杨书田听到风声，吓得藏了起来。后来，杨书田又陆续开除了三四批进步学生，共几十人。尽管这样，学生们还是不肯就范。杨书田一气之下，宣布学校放寒假，企图一走了事。
这时候，中共曲师特支动员了一些被开除的同学去延安。于汉卿、刘安镇、杨震等就是这时到延安去的。我同周蓝田、曹字光先到了曲阜县车家庄朱二哥（即朱旭同志）家，又到了泗水县柘沟曹宇光家，在那里建立了中共柘沟支部。后来我和周蓝田又到了丑村周蓝田家里。这时，中共鲁中工委负责人孙汉卿同志来找我们，我就同孙汉卿住在周蓝田家里。我们接到省委的指示，开始紧张动员，筹集武装，准备参加省委领导的徂徕山起义。
（孔宪汶、姚开亮根据管戈同志1982年9月22日和24日的谈话记录整理）
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出版的由中共济宁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曲阜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曲阜师范学校委员会合编《鲁都星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