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时，我和周蓝田、曹宇光同志正在曲阜师范学校上学。因发动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被学校当局开除。我们就响应党的号召：脱下长衫，到农村去，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经过商量，选择了泗水这个地方。到泗水后，首先确定了两个工作点。一个是泗水城北的丑村，一个是泗水城西北的柘沟。这两个村子都比较大，人口多，离山近。丑村是周蓝田同志的家乡，柘沟是曹宇光同志的家乡，群众基础都比较好。特别是柘沟，已发展了党的一个支部，领导骨干有曹宇光、张林夫和刘海岩同志，我们一块进行活动。这一带还有个好条件，一九三〇年蒋、冯、阎大战，冯阎失败时，扔下了很多的枪支弹药，大部分被当地上层收藏起来。因此，这一带地主大都有武装，并建立了许多封建圩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也是促进农民觉醒的有利因素。
我们发动抗日从三个方面进行工作。第一方面，根据党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公开地广泛地开展抗日宣传。着重讲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所到之处，任意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的残暴行径。从而激起广大人民群众对日寇的无比愤慨和仇恨的怒火。同时，我们还向各阶层宣传：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不论穷的富的，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有人出入，国家兴亡人人有责，要全国全民动员起来，共同抗日的道理。从而教育各界，特别是上层人物，懂得覆巢之下，必无完卵的道理。在大敌当前之际，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同舟共济，共赴国难。
第二方面，我们秘密地、积极地进行党的活动，发展党员，建立和扩大党的组织，以此作为发动武装的领导和基础。当时从全县来讲，党的组织还是很薄弱的，需要大量地发展党员。发展的对象主要是贫雇农、青年学生和教员。只要他们出身好，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敢于跟着我们干，就吸收到党内来。然后，在工作中提高，在斗争中考验。实践证明，这部分人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确实起了桥梁作用。对党员发展对象，我们除进行一般的抗日宣传，还进行党的知识的教育和阶级教育。着重讲明农民是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和剥削，共产党不仅反对帝国主义，而且反对封建主义；不仅目前要抗战，而且抗战胜利后还要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新中国，要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他们听了这些话，觉得很新奇，很兴奋，感到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有了前途和希望。但他们也有疑虑，有人就问： “咱们行不行，能不能成功？”于是，我们就给他们讲当时苏联和苏区的一些实际情况，进行发展党，开展武装斗争和掌握领导权等重要意义的教育。经过宣传教育，有些人自愿要求参加党，主动想方设法去搞枪，为组织抗日武装在思想上、组织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方面，是做好统战工作。在这一带，我们重点选择了三个人：一是丑村北边侯家庄的冯长清。此人富农出身，是当时的乡长，他三十多岁，血气方刚，很有正义感， 并有武装，在乡里有一定威信。我们认为这是个好对象。经过积极地做工作，此人被争取过来了，参加了抗日武装队伍；另一个是丑村南边马庄的王徽文。他地主出身，是国民党的区长。这个人四十多岁，处世圆滑，善于逢场作戏。为维护其统治地位，他主动向我们讨好。我们利用他这一点，把他作为争取合作的对象。对此人的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在我们发动抗日武装的过程中，他没敢与我为敌，公开场合还讲几句抗日的话，并献出两支枪。但是，由于阶级本性所决定，当日寇来了以后，看到敌人实力强大了，他便到城里投降了日寇，当了日寇第一任维持会长：第三个是丑村西北杨家桥的马献玉。此人四十来岁，封建大地主，做事奸诈狡猾，反复多变，独占一个圩寨，内有地主武装，收藏了很多枪支弹药，在方圆几十里称王称霸。他的弟弟马献珍，是个非常阴险狠毒的国民党员。兄弟之间为争家权早有矛盾。我
们想利用马氏兄弟的矛盾，把马献玉的武装拉过来。马献玉也想利用我们帮他夺家权。但是实践证明，由于杨家桥的群众基础差，对马献玉估计过高，最终还是没有成功。当我们通知他拉队伍到徂徕山去的时候，马献玉向我们开了枪，投靠了日寇，认贼作父，成了民族败类。
此外，我们还对部分有民族正义感的上层青年，开展了交朋友活动。这个工作做的最成功的是对蓝田同志一个叔伯兄弟。通过我们的工作，他给我们谈了很多有关村子里的情况，帮我们扩大宣传，并主动献出两支枪。我们就用这两支枪做老本，起出了丑村所有地主的枪。一九三八年一月间，我们着手发动武装。当时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没有枪。经过研究，采取以下几种方式搞枪。第一种是侯家庄的方式。通过党员做冯长清的工作，利用他乡长的地位和威信，把本村的武装拉出来。由于事先的工作和冯长清本人思想觉悟的提高，这一方式顺利地成功了。第二种是丑村的方式。用武力起地主的枪。对此，开始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用文的，以和平的方式向地主借枪；一种意见是玩武的，用地主青年献给我们的两支枪作武力，在夜里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分别到各个地主家里，给他个猛不及防，用武力镇住，把枪起出来。经过分析比较后，我们还是采取了后一种办法。事实证明，我们的分析和决断是正确的。用这种办法，一夜就把丑村的枪支起出来了。当然这对地主是个打击，也可以说不够“礼貌”。为了弥补这一点，第二天就由我和蓝田同志出面，召集各阶层开了大会，作了解释，再次讲了大敢当前，要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入，各阶层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救国的道理。并对他们献出枪支抗日救国的行动给予表扬。会上我们宣布成立了“人民抗日自卫团”。要求“自卫团”要为本村站岗放哨，保护群众利益。最后，我们以自卫团的名义给地主写了借枪证。这样一来，他们消除了疑虑，感到起枪不是用来对付他们的，心里踏实了。不少人还主动送米送面，作为自卫队的给养。第三种是柘沟的方式。他们通过亲戚朋友关系，搞枪、献枪、借枪。因为这里支部健全，又有群众基础，工作做的也好，曹宇光、张林夫、刘海岩等同志也有一定的威信和影响，这一方式搞的也很成功。
一九三，八年春节前后，这一带利用以上几种方式，相继建立了抗日武装队伍。这对泗水人民震动很大，不少村庄纷纷到丑村找我们接
洽，要求我们前去成立自卫团。从此泗水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就揭开了。
春节后，接到省委通知，要我们立即带队伍，到徂徕山去与四支队汇合。接到通知后，我们立即进行思想动员，着手集中和整顿队伍。最后，把丑村、侯家庄的全部武装和其他村庄的零星武装集中起来，于一九三八年正月初三的夜里向徂徕山进发了。
周蓝田同志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致死了（文革前在四川工作）。他是泗水最早最忠诚的一位老战士。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赤心耿耿，任劳任怨，为泗水人民的革命事业出了力，做出了贡献。相识的同志每谈到蓝田同志，无不深表哀悼。我想泗水县的人民也不会忘记他的。我写这个资料也是对蓝田同志的纪念。一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革命的历史长河是永远奔流向前的。
（一九八O年六月九日根据管戈同志口述整理）
文章登载于《泗水党史资料 第一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