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时，我和周蓝田、曹宇光同志在曲阜师范学校上学，后因发动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被学校当局开除。于是我们响应党“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决定到泗水去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到泗水后，我们首先确定了两个工作点，一个是城北的丑村，一个是城西北的柘沟。这两个村子都比较大，人口多。丑村是周蓝田同志的家乡，柘沟是曹宇光同志的家乡，群众基础都比较好。特别是柘沟，已成立了一个党支部，领导骨干有曹宇光、张林夫和刘海岩同志。这一带还有个好条件，1930年蒋、冯、阎大战时，扔下很多枪支弹药，大部分被当地上层人物收藏起来了。而且这一带地主大都有武装，并建立了许多封建圩寨。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工作。第一，根据党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公开地开展抗日宣传。着重讲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从而激起广大人民群众对日寇的无比仇恨。同时，我们还向各阶层宣传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有人出入，动员起来，共同抗日。
第二，我们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和扩大党的组织。当时从全县来讲，党的组织还是很薄弱的，需要大量地发展党员。发展的对象主要是贫雇农、青年学生和教员。只要他们出身好，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敢于跟着我们干，就吸收到党内来，然后在工作中锻炼，在斗争中考验。实践证明，这部分人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确实起了作用。
第三，做好统战工作。在这一带，我们重点对三个人进行了争取工作。一是丑村北边侯家庄的冯长清。他是富农出身，当时是乡长，三十多岁，有正义感，并有武装，在乡里有一定威信。经过积极地做工作，他被争取过来了。另一个是丑村南边马庄的王徽文。他是地主出身，国民党的区长，四十多岁，处事圆滑，善于逢场作戏。为维护其统治地位，他主动向我们讨好。我们利用他这一点，把他作为争取合作的对象，使他在我们发动抗日武装的过程中，献出了两支枪。再一个是丑村北杨家桥的马献玉，四十来岁，是大地主，做事奸诈狡猾，反复多变。他独占了一个圩寨，内有武装，收藏了很多枪支弹药，在方圆几十里称王称霸。他的弟弟马献珍，是国民党员，阴险狠毒。兄弟之间为争家权早有矛盾。我们利用马氏兄弟的矛盾，把马献玉的武装拉了过来。
此外，我们还对部分有民族正义感的。卜层青年，进行了抗日动员，争取了蓝田同志的一个叔伯兄弟。通过我们的工作，他给我们谈了很多有关村里的情况，帮助我们扩大宣传，并主动献出两支枪。我们就用这两支枪做老本，弄出了丑村所有地主家的枪。
1938年1月间，我们着手建立抗日武装。当时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没有枪。经过研究，采取以下几种方式搞枪。
一种是动员献枪，侯家庄的冯长清，利用他乡长的地位和威信，把本村的武器献出来了。第二种是用武力起地主的枪。对此，开始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用文的，以和平的方式向地主借枪，一种意见是动武的，用地主青年献给我们的两支枪作武器，在夜里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把枪起出来。经过分析比较后，我们还是采取了后一种办法。事实证明，我们的分析和决断是正确的。用这种办法，一夜就把丑村的枪支起出来了。当然这对地主是个打击，也可以说不够“礼貌”。为了弥补这一点，第二天就由我和蓝田同志出面，召集各阶层开了大会，作了解释，讲了大敌当前，要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入，各阶层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救国的道理。会上，我们宣布成立了抗日自卫团，要求自卫团为本村站岗放哨，保护群众利益。第三种方式是通过亲戚朋友关系借枪。因为曹宇光、张林夫、刘海岩等同志在柘沟也有一定的威信和影响，这一方式效果也很好，弄出了不少枪。
春节后，接到省委通知，要我们立即带队伍，到徂徕山去加入了四支队。我们立即进行思想动员，集中和整顿队伍，最后把丑村、侯家庄的全部武装和柘沟的一部分武装集中起来，于1938年2月5日拉向刘杜镇，加入了四支队。
1983年3月20日
文章登载于《徂徕山起义199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