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上午，吴维扬在本报办公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虽然在重庆解放之初，吴维扬就随二野到了重庆，至今已55年，但吴维扬依然乡音未改———
“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宣城县一日数惊的恐怖中度过的”。对当年侵华日军种种暴行的恐怖情景，吴维扬历历在目。
家人分居江两岸
吴维扬的家乡是安徽省宣城县(现宣州市)孙埠镇，水阳江绕城而过，是一个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继上海、南京之后，皖南重镇芜湖也于1938年春失守。180华里之外的孙埠镇上，传言纷纷，人心惶惶。
1938年，“一天晚上，妈妈要我早早睡觉，说是要‘跑反’(逃难)了。”次日一早，时年7岁的吴维扬和全家人一起登上小船时，还以为只是走亲戚。行至双桥镇，日军机群来袭，机枪子弹和炸弹如雨而下，吴维扬躲在母亲怀抱里，听见妈妈口中反复念着“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保佑”，才知道从此苦难临头。
当一家人返乡，孙埠镇已成焦土。“水阳江西岸的农村是新四军的游击区，东岸镇上则驻扎了日本军队。”吴维扬说，父亲为了生计，依然回镇上摆布摊，妈妈和姐姐则住在西岸，而年幼的他不被日军提防，往返两边，维持着家庭的联系。
扮狗才能放行
“妈妈和姐姐哪敢在镇上住啊！”吴维扬回忆，一天他过江到镇上去，看见一个挂着东洋刀的日本军官在酒馆里喝醉以后，抱着板凳开始跳舞，好多人围观。突然，日本人突然拔出刀来，喊着“花姑娘大大的好！”，向街上一个女子猛扑过去。“那些日子，经常听见谁家姑娘、媳妇自杀了，她们是遭日寇糟蹋，悲愤自杀的。”
每当发生这样的事，围观的人群总是像气球爆炸一般，瞬间消失无形。“都是迫于生计的普通老百姓，对日本人只有敢怒不敢言。”吴维扬说，当时日军在孙埠镇玩弄“以华制华”的毒计，镇上汉奸组成“维持会”，为日军逼粮逼款，搜集情报，“隔墙必然有耳，人人自危。”
“每到日军关卡，百姓必须立正、弯腰，伸出舌头作狗状，再高喊‘皇军大大的好’，哄得日本人高兴才能放行。”
慰安所前秽物满地
日军进镇后不久，在方家女澡堂斜对面，新建了一栋两层的砖木结构楼房，上面写着三个大字———“丽人寮”。“听大人议论，我才知道，那是为日本兵开的妓院，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日军慰安所。”
“丽人寮外面围着一丈多高的围墙，有日本兵把守，中国人不得靠近，里面的妇女也从来不让出来。”吴维扬唯一一次见到她们，是一次从楼下路过。“那天，有七八个妇女在楼顶晒太阳放风，都穿着旗袍，其中一个对我喊到‘小孩、小孩’，是北方口音。”吴维扬多年后回忆，从发型上看，这些妇女中还有朝鲜人。
“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队差不多二三十个的日本兵在丽人寮前排成队，出来一个进去一个。”吴维扬说，出来的日本兵衣冠散乱，大呼小叫，随手把刚用完的秽物扔得满地都是。
抗争从未停止
屈辱岁月中，唯一能让镇上老百姓扬眉吐气的就是暗地议论昨天晚上“板凳”(指新四军)又杀了几个日本人。
一次，日军要对水阳河西的农村地区进行大扫荡。“我当时和妈妈、姐姐在河西，听到消息，和其他村民一起，狂奔进农田逃命。”田埂上，以老幼妇孺为主的村民眼见就要落入日本追兵之手。“突然，新四军黄山大队向阳(游击队长名字)游击队杀了出来，阻击了日军，百姓才逃过一劫。”吴维扬感慨，如果不是新四军的出现，他和妈妈、姐姐早已殒命。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孙埠镇随即“光复”。
光复那天，全镇人都上街欢迎接收专员。一个日本兵经过，不服气地，指着欢迎旗子说，欢迎他们的，大大的，欢迎我们的，小小的，立刻被灰头土脸地轰回了兵营。“以前，从来没见过日本人那样熊。”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一场景，吴维扬仍然兴奋得连说带比划。
“不认罪是可耻的”
“我没有和日本人打过仗，但我要把那段在日占区的屈辱生活讲出来，告诉现在的人，国耻不可忘。”虽然已是73岁高龄，吴维扬依然想为抗战胜利60周年做些事情。
抗战胜利后，吴维扬从私塾转入中学。1949年，17岁的吴维扬在身为地下党员的语文老师的感召下，考入军政大学，后加入二野西南服务团，成为公安支队的一员。重庆解放后，吴维扬在重庆市公安局工作，后调入司法局，直至离休。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吴维扬以《无限悲愤在心头》为题，在市公安局内部刊物上发表过一篇回忆录。他在文中写到：“抗战胜利五十年之后，日本政府为什么依然不肯正面承认罪行？”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吴维扬的问题依然无解。“日寇犯下的种种暴行，我亲眼所见。有罪而不认罪，这是可耻而卑鄙的行为。”对于日本军国主义，亲历其害的吴维扬始终警惕。(重庆晨报记者谢夷实习生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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