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瀛洲介绍李萍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一天晚上，陈瀛洲约见李萍，向他传达了党的指示精神，北平学联也通过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得到党的指示：学生斗争必须与工人、农民、士兵的斗争结合起来，青年学生必须到工农群众中去。国民党当局不是想利用提前放寒假把爱国学生拆散么，我们就与他们针锋相对，利用寒假组织学生深入群众，宣传群众。
“到农村去！”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平津学生由四个团队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500多人沿着平汉铁路南下，在河北省固安汇合后，继续向保定进发。深入到农村的同学们，一方面 要与艰苦的自然环境做斗争，另一方面要与沿途的反动派拼搏。在几个团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强力解散后，包括李萍在内的剩下的学生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保定，与当地学生联合召开了群众大会，在省政府门前振臂高呼：“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倒日本 帝国主义！”在城门墙还贴上“打倒傀儡政权”的大标语。
经过南下扩大宣传团的锻炼和考验，同学们愈发感到团结起来的力量，日益形成一个强烈的愿望 ：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公开的抗日团体！根据广大同学的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反复酝酿，将南下扩大宣传团在途中成立的“中国青年救亡团”和“民族解放先锋队”合并，称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
1936年2月1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大会通过了“斗争纲领”、“工作纲要”、“组织系统”和“规约”，当时“民先”有正式队员300人左右，分为26个分队。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经成立，立刻在全国蔓延起来，各大、中学抗日爱国积极分子纷纷加入。在斗争形势发生转折的情况下，北平地下党组织根据当时形势抓紧健全学生运动的领导核心，决定把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全部转为共产党员，充分利用“民先”这个进步青年的群众组织，团结广大爱国学生，巩固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在有的学校里，把入团叫做入中学，把入党叫做入大学。李萍记得在中国大学的同学中，任仲夷就在那时转为党员。
1936年3月，在“民先”蓬勃发展的形势下，李萍受命负责组建北平西城区“民先”区队，并担任区队长。不久，李萍负责的师大附中“民先”分队成立，第一批有30多人集体参加，包括李琦、张承先、张文松、李德伦、黄甘英、刘植岩、刘甲三以及叶宜敬（叶群）等。后来，高三学生杨士发也参加了“民先”。学生中有的一家几个兄妹一起参加了“民先”，如李德伦和他的姐姐李菊同、妹妹李菊坪，还有张文松三兄妹等。
李萍在清华大学见到北平学联秘书长姚依林，姚依林说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学联要给他派几个大、中学生做助手，其中有中国大学的刘同晖、师大女附中的郝诒纯和崇德中学的力易周、徐树仁（徐干）。
郝诒纯来到“民先”西城区区队以后，显示了她的政治素养和组织能力，得到北平“民先”总队部的认可。4 月间，出于全局工作的考虑，也为了让李萍兼顾做好其他工作，北平“民先”总队部决定由郝诒纯担任“民先”西城区的区队长，李萍改任副队长，领导着西城区六、七个中学的“民先”活动。
暑假过后，因“民先”组织发展，队员增多，北平“民先” 总队部决定将原来的西城区、东城区、南城区、西郊区等四个区队重新划分成九个区队，并分级举行代表大会，民主改选北平“民先”总队部和各区队的干部班子。郝诒纯被选为第六区队的区队长。1937年初全国“民先”总队成立，北平“民先”的领导机构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地方队部。孙陶林当选为地方队部的队长，李萍当选为秘书长。
这一时期，国民党当局看到抗日的学潮遍布北平城，加紧镇压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2月20日颁布了所谓《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下令取缔北平学联，解散救亡团体，压制救亡言论，规定军警可以枪杀抗日群众，妄图以武力来镇压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
2月20日，两千多名反动军警和特务们，拿着右派学生提供的黑名单，突然包围了中国大学，挥舞着枪支四处搜查，逮捕了学生50余人，地下党员吴济生也被抓走了，李萍在同学们的掩护下幸免于这一次搜捕，反动军警逮去一个与他同名也叫李萍的女大学生。
2月29日，大批军警闯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搜捕爱国学生。师范大学、东北大学、燕京大学也都先后遭到搜捕，被捕者达到200多人。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组织学生奋起自卫，与反动军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用棍棒把来抓人的军警赶出了校园，还在西校门解救了被捕的蒋南翔和被当嫌疑人扣住的姚依林，机械系的同学们则发挥专业特长，拆卸了特务们乘坐的汽车的零件，迫使这些家伙只好走回去。被捕同学大部分被投入北平陆军监狱。
白色恐怖持续了一个多月，被捕的同学们在监狱中受到了严刑拷打和惨无人道的折磨，3月9日，北平十七中学的高中学生郭清惨死在狱中，他临死前断断续续地说：“我是中国人，我要救中国……”
3月31日，在北大三院，1000多人参加了郭清的追悼会，清华、燕京和北大的同学也赶来参加，同学们义愤填膺都要求抬棺游行，学校大门被反动军警封锁，同学们就推倒围墙冲出来，第三次北平学生大游行开始了。游行队伍刚走到北池子时，就被大批军警包围，队伍被打散，又有54人被捕。
面对日益严峻的斗争形势，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要求党员组织爱国同学四处奔走，设法营救被捕的学生。李萍按照党组织的布置，在自己联系的进步学生范围内，思虑着营救方案。他想到了郝诒纯，眼见这个女学生在斗争中迅速成长，他准备给郝诒纯布置新的任务。
李萍让郝诒纯以表妹的身份到监狱里去探监，转告“姨妈”（组织）的要求。郝诒纯机智地骗过看守的军警与狱中的吴济生联系上了。
寒暄间，郝诒纯解开带来的包袱，托着棉袄递给吴济生，不经意地说到 ：“春寒料峭，天还冷，姨妈心疼你，让我带来旧棉袄，里面磨破的那个口子补上了。”
吴济生回到牢房，根据郝诒纯的暗示，悄悄撕开新补丁，在补丁遮盖的破口棉絮里面，发现一个不起眼的小白布条，上面写着“勿暴露逐个营救”七个字，是李萍的字迹。吴济生明白了，这是李萍嘱咐自己不要暴露党员身份，党组织正在监狱外设法营救被捕学生。
不久，吴济生等被捕学生平安出狱，他遇见郝诒纯，感谢郝诒纯冒险去探监，郝诒纯却谦和地说 ：“别谢我，那是李萍给我布置的任务。”1936年12月，郝诒纯由李萍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1936年到1937年，李萍和同学们利用假期，以“民先”的名义，先后组织了三次夏令营活动，两次在香山樱桃沟，一次在西山大觉寺。
65年后，当年与李萍并肩战斗的中国大学学生刘光运，记录了夏令营的情况：我们中国大学的一批学生，记得有我、侯鸿泰、张岗、李萍、高元贵等十数人，接到参加夏令营的通知，是在1936年夏季刚要放暑假的时候。
第一次在西山，有170多人参加，同学们搭起帐篷，燃烧篝火，一顶帐篷住20人，半夜还组织紧急集合，去攀登高山。刘光运记下夜行和宿营的情况：从清华园出发向西绕过颐和园和玉泉山，接近香山附近时向北转就是去大佛寺的大路，那儿有一片满是树林的空地，是我们的休息地。事先派有“先头部队”打前站到那仅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准备柴草和开水，以迎接大部队。
同学们走了大约十里地，太阳升起，大家已疲惫不堪了。城市的青年没有步行的习惯，尽管速度不快，每个人的汗水已浸湿了内衣。（因为）走得早，空腹前进，只是凭一股要为革命锻炼自己以打击敌人的热情和决心，鼓足了最大的干劲好不容易才到达了那片树林空地上休息时，已经筋疲力尽了。有人脚掌打泡了，有人上下眼皮在打架，有人虽然还在机械地迈着脚步，脑子却已蒙蒙昏睡了。
……最后的终点——周家花园……在周家花园和坟圈之间，有一片枝叶繁茂覆天盖地的树林。树里行间荫 蔽着大大小小的石块，恰好作为我们的“露天教室”，石块就是我们的座位或写字台。作为营地的帐篷就搭在靠近坟圈的平地上，男同学就住在这里，女同学受优待住在凉亭里。……当年，先后来此接受野营训练的也有几百人。每个人都抱着抗日救国闹革命的伟大理想，冒着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监禁和特务乘机闹事的危险。 在这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地方，办过三期夏令营，培养了日后抗战中一批军事人才，后来这批人分散到各个抗日根据地，对抗日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
按照党的指示，李萍等“民先”干部组织同学们学习革命理论，举办政治讲座，专题报告，请来了爱国教授许德珩、杨秀峰、张友渔、黄松龄、许凌青等。在学习活动中，时常举行小 座谈会，让同学们充分讨论，李萍和几位负责干部组织教授们解答他们的问题。
为了将来能在战场上抗击日本鬼子，李萍等“民先”干部还组织了军事活动，请来袁也烈同志讲解和指挥搞游击战演习。为了保密，在介绍袁也烈时，说他是从东北抗日义勇军来的，其实他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干部。他们还从二十九军爱国官兵处搞来步枪和子弹，在香山的樱桃沟深山里练习射击和刺杀。
夏令营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特别组织了适合年轻人口味的歌咏队、舞蹈队、管弦乐队和爬山队，组织崔嵬和张瑞芳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他们动情的演出影响了很多同学，尤其是 张瑞芳演唱的《勿忘九一八》催人泪下。爱好诗歌的孟传铎（孟英）等同学则在篝火旁朗诵他们的爱国诗作，赢得一片片掌声。 这是孟传铎（孟英）朗诵的他自己的诗作《王府井大街的斗争》（刊载于北平《黄沙诗刊》1936年1月第2号）：
1936年6月13日，由已经很成熟的“民先”骨干带头，北平各大、中学校又组织了第四次抗日救国大游行。这次的游行示威队伍组织得非常成功，事先选好几个集合地点，采取有聚有散的方式，警察一来，队伍就散开。游行示威队伍先是在西单北大街集合，在西四时被警察冲散了，转了几个胡同又在太平仓集合起来，忽而聚、忽而散，经历了七散七聚，最后来到鼓楼召开大会，市民、工人踊跃参加，就连工商界也派代表来了。大会通过了“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拥护二十九路军保卫华北”、“武力保卫华北”等议案。
在这次大游行中，虽然受到军警的阻挡和驱赶，可是不少军警再也不像前几次那样凶神恶煞了，亡国的危机也笼罩在他们的头上，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也感染了他们，唤醒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当示威游行队伍沿着景山西街往府右街走时，跑在队伍外边给大家拍照的师大附中学生李德伦和辅仁大学外文系学生孟传铎（孟英）还是被顽固的警察抓住了。事后为了收藏一些游行示威的照片资料，李萍想到在六﹒一三当天看到辅仁大学的孟传铎（孟英）拍了不少照片，知道他平时爱搞摄影，那天他找同学借了架德国“蔡司依康”牌135照相机，游行时爬到高处抢拍了许多珍贵的镜头。可是找到他时才知道，正因为他老是在示威游行最显眼的地方拍照，早就被特务们盯上了，他与口号喊得最响亮、最活跃的师大附中学生李德伦扣在同一个手铐被抓走。他们俩被押送到警察内二区总署。在拘留所里，李德伦提出要给家里打个电话，这一下把特务们给镇住了。李德伦的父亲是当时北平市有名的大商人，他家里的电话很快就打了过来，迫于他家的压力，特务们释放了李德伦和孟传铎（孟英），归还了照相机，但警察在交还照相机时，把他们照相机里的胶卷给没收了。
11月22日，上海抗日救亡领袖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七君子因为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建立统一的抗日政府等救国主张而遭到逮捕。12月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派兵进占青岛。种种情况激怒了北平爱国学生，“民先”和学联再次组织了抗日救国大示威。
1936 年 12 月 12 日，这一天北平的大街小巷与往常一样。突然间，无数的学生仿佛从天而降，看着分散的人群转瞬间聚成了游行示威的队伍，从总集合的皇城跟出发，手挽着手组成人流冲上大街。当军警的摩托车包围过来时，队伍迅速地疏散在小胡里，都到了另一个地方，转眼间队伍又集合了起来。军警们看着一辆豪华的小汽车驶来，以为是什么大官来了，急忙立定举手敬礼，小汽车里却突然撒出了花花绿绿的爱国学生抗日传单。同学们经过几次残酷斗争的锻炼，运用灵活机动的方式游行示威已经很成熟了。
在东华门附近，爱国学生包围了宋哲元乘坐的小汽车，要求他接见学生答复大家的抗日要求，他坐在车里不表态，同学们就高呼口号 ：“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不放车通行，最后宋哲元不得不答应下午在景山接见学生。
下午，5000多名示威学生集中到了景山，当大队学生都进入公园后，看门人立刻关上大门，一下子在同学中引起了恐慌，李萍和孙陶林等几名干部马上做工作，要大家不要慌忙，看他们敢干出什么事来？狡猾的宋哲元只派出北平市长秦德纯出来讲话，含含糊糊地表示愿意抗日，当秦德纯说到“五年前丧失东北是政府准备不充分”时，同学们都高呼起来 ：“不对！是政府不抵抗！”
学生们最后提出“要求中日断交！反对日军青岛暴行！保障爱国自由，释放救国领袖！扩大绥远战局，实行全国抗战！要求冀察当局出兵冀东，收复冀北！”五条要求，取得了示威请愿的胜利，分别返回学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拉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蓄谋已久的日寇大兵压境，逼迫着宋哲元于7月23日夜率领二十九军撤离了灾难深重的北平城，古城北平完全沦陷。
7月8日，李萍召集“民先”第六区干部在郝诒纯家开会，商定了干部撤离计划，还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把十几个月来 “民先”活动保存的一批文件和照片分类整理、装箱，挖坑深埋在郝家的后院里。在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郝诒纯的父母一直在为他们听门、放哨，注意街上的动静。
7月28日，天津沦陷，华北人民从此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广大“民先”队员和爱国青年学生相继背井离乡，不少人千里 跋涉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受北平学联的指派，李萍带着一部分“民先”队员，到宛平城慰问打响抗日第一枪的二十九路军。在宛平城的城楼下，“民先”队员与二十九路军士兵一起高唱抗日战歌！
从宛平城回到北平，李萍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要他带领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和“民先”进步青年撤离北平。北平沦陷后，整个城池被日寇和反动汉奸团团围住：东边的通州被汉奸殷汝耕把着，北面有伪蒙反动势力驻守，西路丰台的卢沟桥在日本鬼子的控制之下，只剩下南头通往天津的铁路还有一线生机，一些追求光明的青年唯有选择这条路线离开北平，经过天津，再分头选择走向革命的路径，但天津火车站也有层层鬼子兵把守，稍有不慎就会被捕丧命，单身青年通过有很大的危险。
在撤离北平的时候，李萍接受了党组织布置的一项特别任务，与郝诒纯护送陈瀛洲夫妇和他们的孩子离开北平到天津，然后有人转送陈瀛洲夫妇去延安。按照事先的计划，郝诒纯和弟弟郝诒谋先期动了身。郝诒纯走后，由她的父母出面买火车票、联系接头地点，护送陈瀛洲夫妇和李萍登上去天津的火车。一周以后，郝绳祖先生不放心孙陶林单独去天津，因为那时天津火车站的日本兵对旅客盘查得更紧，许多单身青年下车后就被扣留。郝绳祖先生让夫人范迪予陪同孙陶林到了天津。
8月3日，李萍、郝诒纯护送陈瀛洲夫妇登上客轮。临行前李萍与陈瀛洲告别，陈瀛洲对李萍说，由于形势复杂，留在天津的一些“民先”队员失去了组织联络，他要李萍在天津期间把这里的“民先”组织恢复起来，如果有的同志已经暴露就设法转移走。
李萍问陈瀛洲 ：“你走以后，我与哪个同志接组织关系？”陈瀛洲说：“组织上已经安排好了，在规定的时间，你到天津北宁公园门口，到时候有同志与你联系。”临上船时，陈瀛洲取出一本他刚写好的书送给李萍，作者署名是陈伯达。
李萍惊诧地问 ：“这是您的名字？”陈瀛洲微笑着点头默认，没有说话。
送走了陈瀛洲夫妇，李萍、郝诒纯暂住在天津英租界内的力易周亲戚家。当时最让李萍牵挂的是尽快接上党的组织关系。按照陈瀛洲指定的时间，李萍来到北宁公园的大门口。
就要与新的同志接上组织关系了，李萍有些心潮翻滚。他看看腕上的手表，发现自己早来了10分钟。接头的同志还没到，他买了一张报纸不经心地翻阅着，嫌时间过得太慢。
正当他猜想接头同志会是什么样子时，一位体形微胖、身着灰布长衫、外表像个商人的青年人来到他的面前，捋开右袖口的手表，随意地问他：“先生，您的手表几点钟？”
李萍回答 ：“四点整。”他是自己早就熟悉的“姚胖子”——在一二﹒九”运动中十分活跃的北平学联的秘书长、清华大学的爱国学生领袖姚依林。
姚依林于1936年6月调来天津，化名许志庸，先是从事中共北方局刊物《长城》杂志编辑工作，后调入中共天津市委，他此时的身份是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姚依林对李萍说：“到天津后我的名字叫许志庸，大家都叫我老许，你也这么叫吧。”
1937年8月上旬，新的天津“民先”地方队部队委会的筹备会，在天津英租界益世滨道（今柳州路）寿康里18号“民先”队员张樾堂（现名岳亭）家召开。到会的有张淑贞、黄元镇、郝诒纯、黄士俊（现名黄平）、吕贤棻（现名于瑞英）、庄碧华等。会议认为，首先应该重建“民先”地方队部，整顿原有的“民先”小组和所属的读书会，并建立正常的工作联系，其次是号召“民先”队员积极开展工作，密切联系周围群众，同时积极发展“民先”组织，印发宣传品，编印队刊等。从此，天津“民先”地方队部在天津地下市委的领导下，开展起新的抗日救亡工作。
李萍在天津坚持了三个多月工作后，因为形势越来越恶劣，日本兵咄咄逼人，天津的租界地也不安全了，“民先”组织开始遭到破坏，党组织决定让他带领着已经暴露身份“民先”平津学生撤离天津到延安去。
1937年12月初，李萍经过在青岛的辗转，来到山东济南。在山东“民先”队部巧遇了先期到达的北平“民先”队员张瑞芳、孟英等人，大家非常高兴，互相介绍后，孟英拉着李萍的手说：“你们别走了，现在山东急缺有知识、有文化的干部，你们就留下来吧!在这里一样打日本鬼子”!
这时的山东省党组织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时刻：原来，1932年至1933年，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山东省各级党组织由于叛徒的出卖，曾经遭到两次极大的破坏，侥幸逃脱敌人魔爪的赵健民、姚仲明等共产党员，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斗争。直到1935年4月，中共北方局派老红军黎玉同志来到济南，恢复了山东省党组织与党中央的联系。
1936年5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重新建立，黎玉任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林浩任宣传部长。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山东党组织要迅速动员组织人民，积极准备开展游击战争，把坚持抗战的责任独立自主地担当起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了“每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
1938 年 1 月 1 日 这 一 天，天气虽然很冷，可是每个参加起义的同志情绪都非常高涨。在山东泰山的徂徕山大寺院里，隆重地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的成立大会。大会由老红军洪涛同志主持，黎玉同志站在大寺的高坡上，庄严地代表山东省委宣布 ：“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正式成立 !” 当时，参加徂徕山起义的有数百人，其中有红军干部、工人、农民、士兵，还有平津流亡的“民先”学生、教职员工 ；服装也各式各样，有的穿棉袍、马褂，也有穿西装、制服的 ；手持的武器更是五花八门，有匣子枪、“汉阳造”，也有“老套筒”、“土压五”，还有大刀、梭镖。虽然大家穿着不一，武器破旧，但却一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充满对抗日胜利的希望。
会上宣布洪涛同志为司令员，黎玉同志为政治委员，赵杰（老红军）同志为副司令员，林浩同志为政治部主任，马馥堂同志为经理部（供给部）长。还成立了政治部和小剧团，宣告了这支部队的性质、宗旨、任务，明确 ：我们的八路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人民军队，是为人民服务的，是真正的抗日武装 ；宣布了我军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政治工作三大任务”。
四支队的编制战斗序列为 ：支队下面编四个中队（当时只编一、二中队）；中队下编三个排，一中队以随省委机关活动的一部分 党员和青年学生为主，二中队以程照轩和封振武的山东自卫团为主。
一中队由老兵李怀英任中队长，武中奇为副中队长，鲁宝琪任指导员，李萍为副指导员。二中队由当过兵、懂军事的封振武任中队长，程照轩任指导员，然后任命各排排长和政治战士 ( 党员为政治战士，协助正、副指导员做政治思想工作，与排长同级 )，孟英为一中队政治战士、党小组长。最后全支队队员进行宣誓，接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会结束后，各中队成立党支部和党小组。
李萍从此由一位归国华侨、爱国学生投入到武装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中去，像千百名在一二﹒九运动中高举“抗日救国”大旗、有知识、有文化的同学一样转变为革命军人，战斗在血雨腥风的各个抗日战场。
注：本撰文由李萍次子李文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