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劫后复出
1968 年 6 月，中央派解放军代表进驻外交部，接管外交部政 治部的工作。外交大权在中央，人事干部的管理权在政治部，军代表领导政治部，就意味着对外交部内部事务的军管。外交部军代表第一把手是马文波，他是中央军委技术部副部长，第二把手 是韩立业。从此，外交部进入了军代表管理时期，以后发生的 “清理阶级队伍”、抓“五一六”、干部下放“五七”干校等事件， 都发生在这个时期。后来军管会撤销，1972 年 5 月马文波被任命 为外交部副部长。
1968 年 9 月 5 月，当时的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 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的“全国山河一片红”。“全国山河 一片红”, 意味着各地造反派夺取了原来老干部的领导权，李萍 的老朋友们纷纷逃到北京躲避。云南旅游办主任吴鸿宾在李萍家 里躲了几天，他告诉李萍云南“文革”的“成果”：
副省长刘明辉被多次批斗，造反派还把他的大儿子打成严重 的脑震荡，原本一心想像着要当飞行员的男孩子，从此生活不能 自理。文化厅长彭华，运动一来首当其冲，当即被打成呆傻人， 险些丢掉性命。省委干部周超，因为保省委书记赵建民，被造反 派揪着四肢往地上摔，最后被关在仓库里。副省长张冲的七女儿 被造反派迫害致死。由外交部派到昆明接替李萍为外事办主任的 臧君宇，一家人被斗得七零八落。
按照吴鸿宾的说法，李萍如果还在云南外事办，不被斗残、 斗死，也要脱掉一层皮，家里人的遭遇就更难说了。其实，李萍 在北京的日子也不轻松，他不仅要遭受造反派的批斗，还要经常 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外调。这些外调者都要通过李萍了解他的那 些老战友的情况。李萍从不迎合外调者的意愿，而是实事求是地 提供情况，保护了不少人。
吴鸿宾走后不久，他的大儿子吴新元和彭华的儿子彭晓都来北 京李萍家躲避日益升级的云南大规模的武斗，在江青“文攻武卫” 的煽动下，各地的造反派发生武斗不再是拳脚棍棒了，真正升级为军用制式的大炮加机关枪，有的地方甚至动用了坦克。云南和广西
这些“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成为全国武斗最厉害的地区。在这种 形势下，广西外事办干部刘少明带着她的儿女来到李萍家。
刘少明在广西外事部门工作多年，她曾随领导同志去昆明 参加广东、广西、云南三省边境外事工作会议，李萍担当了这次 会议的东道主，后来刘少明又分别去上海、北京参加全国外事会 议，再次见到李萍。那时刘少明是年轻干部，李萍是领导干部， 他对年轻干部平易近人，赢得了刘少明的敬重。
1957 年夏天，刘少明在广西接待了李萍、李真两个幼小的儿 子，帮助乘了两天两夜火车从北京到南宁的小哥俩转飞机去昆明 与父母团聚。从那以后，两家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文革”期 间，武斗升级，学校停课，孩子留在家里不安全，刘少明送儿女 去承德找外婆，车上异常拥挤。路经北京时，她的女儿发烧，想 到李真是医生，遂在困境中找到李萍家。李萍、李真夫妇热情接 待刘少明，帮她女儿检查、治疗，服药打针，照顾得无微不至， 直到孩子恢复健康，才启程去承德。
李萍的家地处王府井，位于北京市中心，交通方便，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小客人，大甜水井小院顿时热闹起来。李萍的二儿 子、二女儿成了孩子头儿，爬树上房、挖洞捕虫、在地板上打 滚，满院子里疯跑，闹腾得小院像开了锅。孩子们正闲得不知道 该干什么的时候，毛主席发出了号召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 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自从1966 年开始，全国就停止了升学、 招工、参军等一切活动，积攒到了 1968 年，全国有几千万高、初中学 生不上课，不工作，闲散在社会上无所事事，1966、1967、1968 届的高、初中毕业生后来被统称为“老三届”毕业生。
领袖一声令下，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上 山下乡运动，学生中有积极响应、誓当新一代 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农民的，有随大流跟随而去 的，还有迫不得已不去不行的。这样，一批又 一批十几岁的孩子们打好背包，迁移了北京的 城市户口，远离了父母亲，奔向了黑龙江、内 蒙古、山西、云南西双版纳等地方。
李萍的大儿子是学校的领军人物，他 挥舞着红卫兵大旗，号召着火一样热情的 青年学生们跟随他到内蒙古草原去骑马放 羊，当新一代的牧民。他是最早走出家庭， 独立走向社会的，很快家里就接到他从锡 林郭勒草原寄来的信件和身穿蒙古袍、骑 马背钢枪的照片。紧接着，大女儿又打起 背包，她们女十三中被分配去内蒙古丰镇 农村插队，看着她还稚嫩的脸庞，李萍依依不舍地把她送出家门。
1968 年 10 月 5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同时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的 “五七”指示。外交部很快在黑龙江省五常县建立了干校，不久 发现这里的可耕地面积缩水，无法机耕，劳动强度过大。接着， 又是中苏边境吃紧，干校的人身安全和外交部特有的保密问题显现 出来。经外交部研究，决定撤销东北干校，后在湖南醴陵攸县建立了 虎踞山“五七”干校。
李萍、李真也在做着去干校的准备，后来听说李萍被划进“老弱 病残”之列，而李真是外交部当班医生，日常工作离不开，最后免去 了他们的“五七”干校之行。
接近 1968 年底时，李萍在外交人员服务局的情况有了变化，按照中央部署“老、中、青”三结合成立革委会领导班子的要 求，外交部考虑到他没有历史疑点，也找不出该打入十八层地狱 的理由，只好列入“老”的行列。
此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如火如荼，北京火车站、永 定门火车站、西直门火车站，每天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一 车车风华正茂的男女青年远离了温暖的家庭，远离了养育自己十多年的父母，远离了学习、战斗 过的首都，奔向 了 陌 生、 新 鲜、 刺激的广阔未知 世界。
相 比 之 下， 此时的青年学生 如果能够参军到全国都要学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那可是无上的荣耀，“一人参军，全家光 荣”，这时家里能有个孩子到部 队，就可以证明你们全家“根 红苗正”，没有任何历史和现实 的污点，是最令人羡慕的人。 那一身国防绿的军装和鲜红的 帽徽、领章，让当时所有的青 年朝思暮想。
李萍的几个孩子都迫切地 要求去参军，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平时调皮、看着不起眼的二儿子，居然 在他的学校里获得了参军的殊荣。李萍当时 还没正式出来工作，组织上也没有明确的结 论，孩子参军必须要通过家庭政审这一关。
1969 年春节刚过，两位身穿空军军装的军人 到李萍家里做家访，表明部队要接受这个孩 子了。他们了解了家庭情况，看到这个孩子 满屋子的飞机模型，满意地走了，后来他加 入沈阳军区空军。
李萍的二女儿当时在北京女十二中初 中毕业，也是梦寐以求地想要当兵，谁知她 在学校报名参军时，校方冷冰冰地抛出了一 句 ：“你爸爸是走资派，你不可能参军！”二 女儿急着说 ：“我哥哥都当兵了，谁说我父亲 有问题？”“不可能，你这样走资派的子女不可能当兵！”为此，本可以分配到北京的工厂当工人的二女儿赌气不去了，选择了准军事性质的内蒙古生 产建设兵团。
1969 年春节后，李萍的二 儿子、二女儿都离家而去，只 剩下还在上小学的小女儿，陪 伴 着 老 俩 口， 李 萍 被“ 三 结 合”进了外交人员服务局的领 导班子，开始了新的紧张的外 事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整个市区的面积仅有 60 平方公里左右，那时出了建国门就成了郊 区，建国门外大街的北侧至日坛公园的南侧是一片荒地，附近的 老百姓在自己开垦的土地上种植了大片的玉米、高粱和蔬菜。马 路的南边，是一片不大的水塘，还有一座快要倒塌了的寺庙。
早年在建国门外附近居住的老人都知道，紧邻建国门外护城 河原来有一座寺庙叫月河寺，香火一直不旺，寺内石佛、石碑等 保留了很长时间。月河寺最后消失的时间，就是开始建造第一使 馆区的时期。据居住在附近的老人回忆，修建第一使馆区时，这 里还很荒凉，后逐渐形成规模。
在北京市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北京市领导的支持，虽说建立 使馆区这样的大事是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确定的，真正实施 起来还是离不开北京市革委会的密切配合。此时北京市革命委员 会负责外事工作的是王笑一，他从 1967 年调到北京市革委会后， 就主管北京市的外事活动，李萍的老搭档万里同志被批斗和“靠 边站”以后，工作上的事就直接与王笑一打交道。
当时许多外交使馆和外交官邸都分散在北京城区的居民点里，例如荷兰大使馆就地处王府井西面的南河沿的一个小院子里，管理起来非常不方便，也给这些外交官员带来生活上的困 难。为此，外交人员服务局早就想有个机会来统一解决这个老大 难的问题。就在此时，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以及与北京市革委会 协商的精神，开始在建国门外一带建设新的使馆区。
遵照周总理的前瞻性考虑，外交人员服务局做了使馆区远景 规划，按照国际上有 100 多个国家与我国建交来规划。首先得征 求各外国使馆的意见，如果他们能提供出未来大使馆的图纸，服 务局就按照他们的要求去规划 ；如果他们提供不出图纸，就用服 务局的设计图征求他们意见。很快，在建国门外的荒地上，一幢 幢优雅别致的外交使馆，雨后春笋般地矗立起来。
1970 年，毛主席和周总理审时度势，扭转了“四面出击， 打倒一切”的混乱局面。他们多次向来访贵宾及驻华使节解释 外交政策，表达中国愿与建交各国恢复和发展关系的愿望，使外交工作重新有了起色。这一年，中国与加拿大、赤道几内亚、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和智利等 5 国建交，为 20 世纪 70 年代中 国外交的大发展开了一个好头。外交人员服务局兴建新使馆的 任务更繁忙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前的最后一次全家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