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看望吴晗
果然，从 1965 年下半年开始，一股诡异的政治阴云笼罩在 首都北京的上空，暴风骤雨前的湿腥气味越来越浓，一柄谁也看 不清、摸不着、难以预料的“达摩克里斯剑”在神州大地上高高 悬起。
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 的时候，一场始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 党内领导层的残酷政治斗争。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 的“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爆发了。
最早开始的，是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编写的京剧《海瑞罢 官》的批判。谁也没想到，李萍竟然与吴晗有着微妙的“瓜葛”。 从运动一开始，李萍就陷入一种难言的“被动”。
李萍从年轻时就投身革命事业，没什么其他的兴趣爱好，唯有对中国历史情有独钟，平时就喜好买些历史类书籍翻阅。 由于外交人员服务局工作的缘故，李萍与北京市领导同志经常 有接触，他知道吴晗副市长是著名的明史专家，与共产党有着 深厚历史渊源的民主人士，中国历史协会的会长。吴晗也知道李萍喜好研究中国历史，曾派他的秘书苏双碧到服务局送来一 本他刚出版的新书《朱元璋传》，苏秘书把书送到传达室就回去 了，办公室把书转交给李萍，这在当时引起了许多人的羡慕， 如今这些情况无疑都给李萍带来了隐隐的危机。
李萍知道吴晗写海瑞，是因为 1959 年毛主席在上海的一次 会议上提出来 ：在党内“要提倡海瑞精神”。海瑞在历史上以敢 于直言上谏而著称的，后来负责宣传工作的胡乔木同志到了北 京后，就找到了明史专家吴晗，请他撰文编写有关海瑞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吴晗欣然受命，撰写了《海瑞骂皇帝》。恰恰在这个时候，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为对“大跃进”的浮夸风直言进谏被 免了职，被毛主席说成是“假海瑞”。1961 年，吴晗应京剧名家 马连良的邀请，创作了京剧《海瑞罢官》。万万没有想到，曾是 毛主席好朋友的吴晗被当作了第一只被“达摩克里斯剑”宰杀 的羔羊。
1965 年 11 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 < 海瑞罢官 >》在 上海《文汇报》发表。消息传来，在北京市领导层引起很大震 动。过了几天，李萍到北京市政府办事时，特意去看望了吴晗， 一是安慰他，二是想听听他对姚文元的看法。
李萍见到吴晗，看到他情绪很沮丧，就安慰他 ：“姚文元就是 一个文坛的痞子，他在南方抡棍子打了多少人了，你不要在意。”
吴晗摇头说 ：“这次事情没那么简单，大有来头啊！”
李萍追问 ：“有什么来头？”
吴晗苦笑，便沉默不语了。 谁知道，姚文元文章发表以后的第 19 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和《北京日报》转载了《评新编历史剧 < 海瑞罢官 >》。很快，吴晗就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 质，失去了人身自由，天天挨批斗。这让李萍深感愕然，闹不明 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原本是一场学术界的论争怎么突然变成了激烈的政治斗争？ 当李萍还在惊愕吴晗的遭遇时，那柄看不见的“达摩克里斯剑” 第二次又砍了下来，而这次砍杀的竟然又是他的好朋友、中共北 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
邓拓，原名邓子健，福建闽县 ( 今福州市区 ) 人，曾任晋察 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 晋察冀分社社长。邓拓曾率领新闻队伍转战太行山，1942 年在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21 周年时，邓拓为《晋察冀日报》撰写社 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是中共党史上最早论述毛泽东思想的论著之一。他还主持编辑出版了 5 卷本晋 察冀版的《毛泽东选集》，是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的第一部《毛泽 东选集》。
新中国成立后，邓拓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1958 年， 因他在“反右”运动中“不积极”，被调离人民日报社，任中共 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思想文化战线工作。他主编了北京市 委理论刊物《前线》。60 年代初，邓拓应《北京晚报》之约，撰 写“燕山夜话”专栏杂文，后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线》 杂志撰写“三家村札记”杂文。
邓拓作为分管思想文化工作的市委书记，不同意在北京各大 报纸上转载姚文元文章，整整拖延了 19 天，最后才在高压下让了步。他与北京市委包括彭真在内的领导同志，对批吴晗至少有三点看法 ：一是吴晗一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 ；二是吴晗 是明史专家、教授，又是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从学术观点上 批判可以，从政治上全盘否定吴晗不能接受 ；三是中央过去曾说 过郭沫若、范文澜、茅盾、翦伯赞、吴晗要保，现在公开点名， 至少也应向中央文革五人领导小组或中宣部报批，姚文元的文章 没有迹象说明是经过谁批准的。
由于工作关系，李萍与邓拓很早就成了好朋友，尤其邓拓是 福建同乡，李萍与他在一起用家乡话交谈，往往令旁边的人不知 所云。邓拓与《红旗谱》的作者、著名作家梁斌和著名画家黄胄（原名梁树年）是亲戚，黄胄为梁斌的《红旗谱》画的一幅“绣 脯红”的插图就送给了李萍，悬挂在李萍家的客厅里，上面有邓 拓署名“左海”的题词。现在邓拓又被批判，李萍更想不通了。
1966 年 1 月 5 日，邓拓被停止工作进行检查。在此前的一段 时间，邓拓发表过讲话，组织过写作组写学术批判文章，还亲自 出马以“向阳生”为笔名写了批判吴晗的文章。但是他的所有努 力，都只是一步一步地被别人把矛盾推向激化，都被当作加罪于 吴晗的口实。
当时，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通过报纸就可以看出，这场政治运 动的目标好像是在针对北京市委，而北京市委和彭真还以为揪出 了“三家村”，此事就可以偃旗息鼓了。彭真是中央任命的文化 革命五人小组组长，于是他以五人小组的名义，草拟出了《二月 提纲》，还特意赶到外地请示毛主席，希望能把当前的文化大批 判拉回到学术的范畴，不要再进行政治上的人身攻击。
然而，1966 年 4 月 18 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按照林彪 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宣布“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4 月 19 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停止彭真的工作。这看不见的“达摩克里斯剑”第三次挥
下，砍在了彭真的头上。
接着，5 月 17 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的通知》，因为这个通知是 5 月 16 日通过的，又叫“五一六 通知”。通知重点批判《二月提纲》，说它是“反对把社会主义 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 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 作舆论准备”，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通知说 ：“撤销原来 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 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五一六通知”中最有分量的话语是 ：“混进党里、政府里、 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 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 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 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 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 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邓拓在“五一六通知”通过后的第二天凌晨，以死来作最后 的抗争。临死之前，他给彭真、刘仁和北京市委写了一封长信， 表明他对彭真和北京市委的信赖，同时申明自己绝不是“混进党 内，伪装积极，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的人，并坦然地相信那 些构成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的杂文，到底是“什么性质”， “一定会搞清楚的”。最后他诚挚地写道 ：“我的这一颗心，永远 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5 月 23 日，中共中央通过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的处理决定，进行专案审查。调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来京担任 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调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郭影秋、高扬文、马力为书记。
5 月 25 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北 大学生食堂贴出大字报，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京大学党 委，也就是指向北京市委。大字报将党内矛盾公开化，一下子引 起轰动。学校内部，学生马上分成反对大字报与拥护大字报的两 派，两派互不相让，形成对立。北大有许多外国留学生，消息马 上传到国外。
5 月 28 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 知》。在副组长中，江青名列第一。这个新的文化革命小组，陈 伯达为组长，王任重、刘志坚为副组长，王力、关锋、戚本禹、 尹达、穆欣、陈亚丁为组员，康生为顾问。经江青提议，增加张 春桥为副组长，姚文元为组员。
5 月 31 日，陈伯达到人民日报社，宣布改组人民日报社，撤 销吴冷西社长职务，中央派工作组进驻。6 月 1 日《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指出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 问题……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 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社 论宣布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 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6 月 1 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 报。6 月 2 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醒目的标题全文刊登聂元 梓大字报，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文章 说 ：“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反党 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由此，各高等院校纷纷效仿北大，揪 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组织，全国高校和中小学校都陷于混乱， 一发而不可收拾。
这个期间，李萍在北京市的两个老朋友惨遭涂炭，而以往的老熟人陈伯达却大红大紫，青云直上，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那个 谁也说不清楚的年代，人们似乎都不知道自己明天该干什么？好 在服务局的外事基建忙得不可开交，李萍每天都投入到新使馆划 地、蓝图、建筑、验收的繁忙工作中，无暇顾及那些不着边际的 “革命运动”！
但是，李萍和正直的同志们都有个共同的心态 ：“彭、罗、陆、 杨”已经揪出来了，大家在惊吓之余，为党中央挖出了“睡在我们 身边的赫鲁晓夫”感到庆幸，却再也不敢往下想了。下一步的斗争 的目标是谁？这个“文化大革命”运动还要继续搞下去吗？难道最 终是要赶国家主席刘少奇下台吗？李萍不禁把心揪紧了。
6 月初，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决定向北京市大学 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文化大革命”。6 月 3 日，中央 拟定《八条指示》，力图使混乱局面得到一定控制。各地工作组 在领导运动过程中，得到多数群众支持，却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 立。在如何对待这次运动的问题上，与造反派产生尖锐的矛盾。 实际上，作为各个负责独立部门的第一把手，尤其是高度敏 感的外事机构，是非常欢迎《八条指示》的，李萍立即在外交人 员服务局做了传达，并一再强调服务局工作的特殊性，着重讲了“内外有别”，要求各部门和各职工都要坚决执行。 此时，在学校里不上课、不考试的几个孩子，也在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消停了许多，不久又都打起背包参加军事训练去了。 工作组派到了基层，眼看着混乱的局面稳定了下来，大家舒了 一口气，以为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要保持社会的安 定，踏踏实实地做好各自的本职工作。
1966 年 7 月 16 日，一声惊雷震惊中国和全世界，73 岁高龄 的毛主席在武汉横渡长江，使得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毛主席此时不在北京，现在中央的所有做法，都代表不了毛主席要实现这场意识形态领域里大革命的具体战略。果不其然，几天后毛主席返 回北京，立即举起了他的“文化大革命”利剑。
7 月 18 日，毛主席从武汉回到北京。7 月 29 日，中共北京 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 会，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稍后，工作组被指责为犯了“方向、 路线错误”，派出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 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8 月 1 日至 12 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 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全会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 的“十六条”，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 手”的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第二把手。
8 月 18 日，毛主席在 天安门城上接见来自全国 各地的百万群众和红卫兵， 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中 学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 正 主 义 的 反 ”。 在 很 短 的 时间里，由中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 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 一 些 党 政 机 关 受 到 冲 击。 这场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 社会，社会动乱开始出现。
“文革”初期的五兄妹
李萍的两个儿子和大女儿都是初、高中学生，在这革命口号震天响的时刻，他们都卷入其中，每天回家都兴奋地描述着“革命活动”，大儿子是高二学生，成为他们学校红卫兵的负 责人，二儿子也当着学校里红卫兵的小队长，大女儿参加了“红 卫兵组歌”合唱团，兴奋地在北京展览馆演出，就连才上小学的 小女儿，都挂着“红小兵”臂章，带着院里的小伙伴到王府井大 街高唱革命歌曲。
有一天，二儿子一进家门就急忙找李萍，劈头就问“老子英雄儿 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不是革命的对联？面对着这种形而上学的 口号，李萍说 ：“我们党内有许多出身是剥削阶级家庭的高级领导 人，也有许多出身工农家庭的人背叛了革命，怎么能以家庭出身就 论是不是革命呢？”
9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 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随即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连活动。此 时，师生乘火车不花钱，各地都有“红卫兵接待站”，吃、住也 不收费，到了一地就去抄大字报、开展“斗、批、改”。
到了 11 月下旬，毛主席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了 1100 多万师 生和红卫兵。红卫兵在全国到处鼓动“造反”，揪斗“走资本主 义的当权派”，使得全国各级地方的党委处于瘫痪状态。
大甜水井胡同17号院里朋友常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