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中缅勘界
1955 年底，李萍一家人汇聚在北京，暂住在后园恩寺外交部 招待所里。
此时，外交部在北京西郊距离动物园不远的地方建起了幼儿 园，许多外交官的孩子都在这里。当李萍和李真带着糖果，到幼 儿园看望他们几年没见的两个儿子时，孩子怯生生地接过糖果， 不知所措地一个劲儿说着 ：“谢谢叔叔 ! 谢谢阿姨 !”
在场的幼儿园老师都笑了，而李萍、李真的眼圈红了。这么多年，为了国家的外交事业，外交官们把幼小的孩子放在国内， 每逢星期天家长接孩子时，都是同志们互相照顾，往往一家就接 好几个回去。李萍、李真的孩子就经常到乔冠华、李一氓、朱其文 同志家里去。如今他们回来了，孩子们却不认识父母了。
住在招待所的日子里，赶上 1956 年的春节来临。几年没在 国内过年了，李萍、李真打算热闹一下，也是补偿孩子们长时 间的情感空缺。李真从济南接来她的妹妹李晓和母亲尤李氏，一 家人游故宫，看北海，逛厂甸，沉浸在天伦之乐之中，踏踏实实地在北 京过了个快乐的春节。
春节一过，李萍接到新的工作任务 ：参加中缅边界谈判。1956 年 1 月，中央任命姚仲明为中缅边界谈判中方全权代表兼中缅边界勘 察办公室主任，李萍为中缅边界勘察办公室副主任。这时李萍才 明白，当初让他从缅甸乘汽车回国，一路上了解沿途风土人情和边境情况，原来是周总理特意安排的。
中缅边界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主要原因当 然是由于清朝末年“弱国无外交”。当时称霸世界的英帝国主义， 有个叫做麦克马洪的人在中印、中缅地图上一划，根本没有得到 任何权力机构的认可，甚至这些机构还不知道有这条臭名昭著的 边界线，造成了复杂的边界历史遗留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同邻国间存在着许多边界历史遗留问题。 有的是同某一国边界从未正式划定，有的是同某一国之间一部分 边界以前划定，但仍有一部分没有划定。即使是有些已经划定的 边界，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 了修睦四邻，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搞好国家建设，周总理 倾注大量心血，亲自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
1953 年，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回国述职时，周总理曾对他 说 ：“我们的对外关系中，有切身利益的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华侨 问题，一个是边界问题。我们与周边国家都有边界纠葛，解决好 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后来，周总理对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 默德说，如果同一些国家还有边界问题没解决好，“如果使所有问 题都严重化，那就会天天吵架，我们就没有力量进行建设”。
对于最容易引发争议的边界问题，周总理很谨慎。他语重心 长地说 ：“如果因为边界问题使我们同邻国的关系紧张起来，还 不如不提出、不解决为好，以等待时机的成熟。”“我国和其他国 家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求得 公平合理的解决。”
周总理要姚仲明大使抓紧研究，以便因势利导，避免让工作 落后于事态的发展。1954 年，在周总理首次访缅的最后一次会谈 中，吴努提出希望早日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周总理答复 ：“希望 有一点时间，把情况弄清楚后再正式商谈。”姚仲明感慨地说 ：
“周总理真是事事想到前面了。” 此后，中国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国务院各有关部门会同云南省政府，对有关的历史文献和实际情况，进 行了系统的和详细的调查研究。周总理每次出访路过缅甸，都要 谈到边界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1955 年 11 月，在中缅边界南段未定界的黄果园附近，双 方前哨部队在大雾弥漫的情况下发生误会，引起武装冲突。缅 甸军队趁机占领了中缅边界北段的五个地方，使边境形势骤然 紧张起来。缅甸媒体诬陷中国军队入侵缅甸，美国也利用这个 事件大做文章，支持某些国家进行军事演习，造成东南亚形势 紧张。
黄果园事件使中缅两国政府都感到有及早解决中缅边界问 题的必要。周总理说 ：“解决中缅边界问题应该加快步伐了。”后 来，他在同史地学家的座谈会上说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扩张，但人家不信。一些亚洲国家很担心，认为大国必然扩张。
所以要用实际的行动使他们慢慢相信，争取和平共处，在十年内 要努力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先从缅甸开始，陆续解决，解决 后他们就放心了。”
1954 年 12 月吴努访华时，与周总理就中缅边界问题交换了 意见。当时，中缅边界除北段未定界外，还存在两处问题 ：
一处是中缅边界南段的佧佤山区。1894 年中英《续议滇缅界 商务条款》和 1897 年中英《续议缅甸条款》对这段边界都有规 定，但因有关条文自相矛盾，这段边界未能确定。1941 年，英国 迫使中国政府划定这段边界，把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班洪、班老部 落的部分辖区划归缅甸，形成“1941 年线”。其后太平洋战争爆 发，这段边界没能标定。缅甸独立后，把“1941 年线”以西地区 划入缅甸掸邦，但未能有效控制。1952 年，中国军队追歼国民党 残敌时进驻了“1941 年线”以西地区。
另一处是中缅边界中段的勐卯三角地。1897 年《续议缅甸 条款》承认勐卯三角地“为中国之地”。但由于英国在该地修筑 了公路，因而在上述条约中英国又以“永租”名义取得了对它 的管辖权。缅甸独立后继承了这种“永租”关系。在 1954 年 12 月的会谈中，中方认为中缅边界南、北两段都存在问题 ；缅方 则认为南段边界（此处双方所说的”南段边界”是指尖高山以 南的全部中缅边界，事实上包括了中缅边界的中段和南段）是 已定界，只有北段边界存在问题。
关于边界谈判，中方表示需要做准备工作 ；缅方也承认确实 需要准备。尽管存在分歧，但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仍肯定了“中 缅两国边界尚未完全划定”的事实，并指出“有必要根据友好精 神，在适当时机，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此项问题”。此外， 双方还达成了对未定界维持现状的默契。周总理曾指出 ：“根据中缅两国总理 1954 年会谈公报，未定界应该由双方谈判解决，当时双方的默契是维持现状。” 中缅之间的这一默契，使双方没有因边界问题发生过多争论，维持和发展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为边界谈判赢得了准备时 间。1956 年初，中缅两国政府开始就边界问题进行接触。缅甸政 府要求中国军队撤出“1941 年线”，周总理认为 ：“如果仓促从 事，反而不利于问题的合理解决。”要求外交部会同云南省和中 国驻缅使馆，把对中缅边界的调查研究工作摆到议事日程上来， 并要求他们一定要做到了如指掌，胸中有数。调查研究之后，周 总理认为孤立地解决问题对于中国是不公正的。曾奉周总理之命 前往边境实地考察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得出的结论，与周总理 的意见是一致的。
1956 年 10 至 11 月，周总理在北京与缅甸总理吴努的会谈 中，重申双方分别从“1941 年线”以西和片马、岗房、古浪地区 撤军外，还提出把三段边界问题“联系起来解决”的主张，认为 “这个方式比较好，缅甸的要求可以得到满足，也照顾了中国人 民的感情”。对于中方的建议，吴努认为“这是照顾双方利益的 公平合理的建议”。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宣布 ：“中国军队将撤出1941 年线以西地区，缅甸军队将撤出片马、岗房、古浪三个地 方。”1956 年底，中缅两国完成了撤军工作。
在中缅边界谈判中，周总理提出了“互谅互让”的主张。对 于有争议的问题，周总理坚持先弄清事实的由来，抱着现实的态 度，通过友好协商，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为了营造融洽的气氛， 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单独会见了吴努。吴努表示 ：“整个说来， 中国政府的建议是公平的。”周总理说 ：“我们不仅以这样的原则 来对待中缅边界问题，而且也用同样的原则来对待我们同印度、 巴基斯坦、阿富汗、苏联、蒙古、朝鲜、越南的边界问题。”
双方对于谈判都很满意。吴努说 ：“现在中国是一个强大的 国家，缅甸是一个弱小的国家，中国能提出这样的方案，我们非常满意。”周总理说，把“与缅甸的边界问题解决好，作为典 范”。这是周总理酝酿已久的想法。1956 年 12 月 10 日，周总理 在访问欧亚 11 国时访问了缅甸，借此机会同缅甸总理吴巴瑞、 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吴努等领导人，就两国边界问题继续 进行商谈，进一步澄清了彼此的观点。
访问期间，中缅两国总理出席了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 州首府芒市举行的中缅边境一万多人参加的联欢大会。这次大会 是继 1956 年 3 月间在缅甸克钦邦雷基举行的第一次边民大会之 后举行的，它进一步加强了两国边界居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和相互 了解，并创造了有利于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良好气氛。1956 年12 月 20 日，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两国关系继续以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并表示中缅边界问题“更接近于达到双方 满意的解决”。
1957 年 2、3 月间，周总理查阅了汉代以来有关历史记载，弄清了中国历代政府对中国边境地区的管辖情况。他搜集了各种地 图，并请教了龚自知、王季范、尹明德、于树德等专家，弄清了 各个时期地图画法的不同和原因。周总理还向卫立煌、郑洞国等 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了解国民党时期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情况。周 总理听说曾任民国政府界务委员的尹明德，曾到边界北段的江心 坡进行考察，并从事中缅边界研究几十年，就把尹明德请到北京， 当面询问详情。
周总理办公室秘书王伏林回忆过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会 开到凌晨三四点钟。会议正讨论香港、澳门问题。中间谈到香 港、九龙的租界面积，总理突然向大家发问 ：澳门多大，你们谁 知道吗 ? 大家面面相觑，负责澳门方面工作的同志不知怎么就冒 出一句 ：大概十几万平方公里吧 ! 这下总理生气了，他说 :‘浙江 多大呀 ?’说话的那位同志愣了，一个小小的澳门面积居然比浙 江省还大，这是信口之说犯下了大忌。”这件事情也说明了周总理对于祖国领土问题考察之细致入微。
1957 年 3 月 28 日，周总理来到云南，同云南各界、少数民 族代表进行座谈，认真听取了他们对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意见。有 些人认为中央解决中缅边界的方针“吃亏太大”，造成地方情绪 不稳。周总理作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并在昆明作了一系列的讲话 和报告，使大家逐渐接受了中央的划界方针。
3 月 29、30 日，周总理在昆明同来访的缅甸总理吴努进行了 边界问题会谈，口头说明了中国方面对北段边界的意见。关于勐 卯三角地，“中国不准备收回，但是要求在‘1941 年线’作调整， 即换回该线以西的班洪、班老等地区。”周总理建议 ：“将来中缅 边界商妥后，由中缅两国签订新的边界条约，代替一切旧的边界 条约。”
3 月 31 日，周总理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并转告外交 部，报告同吴努谈定的内容，建议中缅边界问题商妥之后，两国 签订新的边界条约代替一切旧约。毛泽东主席表示同意周总理对于中缅边界问题的论述。7 月 9 日，周总理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报告，详细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立场 和原则。
1958 年到 1959 年间，缅甸国内政局动荡，执政十年的反法 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发生分裂，吴努无法控制全国局势，将政权移 交给以奈温将军为首的政府。军政府虽然宣布对外继续执行和平 中立政策，但由于应付国内政局，中缅边界问题暂时被搁置起 来。在此期间，帝国主义乘中国西藏农奴主叛乱和印度掀起反华 浪潮的时机，制造谣言，诽谤中国对东南亚邻国是“可怕的威 胁”，以挑拨中缅关系。
为了争取中缅边界问题及早解决，1960 年 1 月 24 日至 29 日， 缅甸总理奈温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华访问，同北京人民一起欢度中 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在会谈中，周总理强调 ：中国政府历来希望 中缅边界问题能够全盘解决，因此提出的方案包括各个方面。周 总理除重申中国政府对中段和南段的建议外，又提出 ：对北段未 定界，除片马、古浪、岗房地区和独龙江流域外，可按分水岭定 界，然后对这一段边界进行勘察，并且竖立界桩 ；片马、古浪、
岗房地区原属中国，对归还中国地区的面积，建议交由双方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解决。经过中缅双方领导人进一步友好会谈的结 果，于 1 月 28 日签订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和中缅边界问 题的协定。
此后，根据中缅边界问题协定的规定，两国成立了中缅边界 联合委员会，组建联合勘察队，负责实施边界勘察和树立界碑工 作。但是，此时在中缅边界 30 号至 62 号界碑 ( 中国孟遮以西至云 南腊河与澜沧江交汇点 ) 之间 300 公里长的边界线缅境一侧，仍然 盘踞着数千国民党残军，破坏和影响着勘界工作。不彻底消除这 块“毒瘤”，勘界树碑就无法进行。为此，中缅两国政府商定，中 国军队进入缅甸境内，协同缅甸国防军，发起中缅边境勘界警卫 作战。经过两个月的作战，我参战部队基本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 的任务。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热带山岳丛林 地区作战，在军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960 年 4 月 15 日至 19 日，周总理再次访问缅甸。这次访 问原是应缅甸前总理奈温发出邀请而进行的。这时重新担任总 理的吴努继承这次邀请。4 月 19 日发表的中缅联合公报，再次 肯定签订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与中缅两国边界问题协定的 重大意义，双方决心继续遵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上述条约 和协定的精神与规定，采取措施，使两国边界问题尽早得到全 面和最后的解决。
1960 年 5 月 28 日，缅甸国会批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 与中缅边界问题协定。5 月 14 日，中缅两国政府交换了批准书。
9 月 28 日至 10 月 4 日，缅甸总理吴努和奈温将军应中国政府邀 请访华，参加了中国的国庆活动。随同吴努前来的还有军事代表 团、贸易代表团、文化代表团、体育代表团和新闻代表团等 370 多人。10 月 1 日，两国正式缔结中缅边界条约。
中缅边界条约划定了从尖高山到中缅边界西端终点的这一段未定界。这段边界除片马、古浪、岗房地区原属中国外，完全按 照传统习惯线定界。在条约中，缅甸方面同意把 1905 年到 1911 年期间为英国军队所侵占的，属于中国的片马、古浪、岗房地区 归还给中国。1961 年 6 月 4 日，缅甸政府把片马、古浪、岗房等 地划归中国政府。16 号界碑，牢牢地立在片马与缅甸的交界处， 片马人民真正回到了祖国怀抱。
中缅边界条约也合理地解决了勐卯三角地的复杂问题，双方 决定废除缅甸对属于中国的勐卯三角地所保持的“永租”关系， 中国方面同意把这一地区移交给缅甸 ；作为交换，并照顾到历史 关系和部落的完整，缅甸方面同意把按照 1941 年中英两国政府 换文规定属于缅甸的班洪、班老部落在“1941 年线”以西的辖区 划归中国。
1961 年 1 月 2 日至 9 日，周总理应邀访问缅甸。随访的有军事代表团、文化艺术代表团、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中方代表团、云南省代表团、佛教代表团、电影代表团、新闻代表团和体育代 表团等 400 多人。中国工业农业展览会也在访问期间在仰光开 幕。1 月 4 日是缅甸联邦独立 13 周年的庆典，周总理参加了庆典 活动。同日，中缅两国政府互换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缅边界 条约批准书。中国政府还在同一天通过缅甸政府向住在中缅边界 附近的大约 120 万缅甸居民赠送 240 万米花布和 60 万个瓷盘。
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担任了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中方首 席代表，参加了解决问题的全过程，深深体会到周总理为解决中 缅边界问题的深思熟虑。周总理不仅对每个重大环节及时给予指 示，甚至对每一个足以产生后果的具体细节，都有明确叮嘱。例 如对界桩的竖立和边界线走向的叙述，为不致事后产生不同理 解，必须用科学而准确的语言表达。
到后期，周总理提出为有利于贯彻和平共处精神，必须重视 两大问题 ：首先，条约内容要力求体现出两国政府以合作的精神 结束了帝国主义遗留的边界麻烦，本着尊重领土主权完整、平等互利原则，公平合理地划定新边界 ；其次，在双方政府签订条约 前后，要尽可能地组织边民举行联欢，互赠纪念品，开展边民和 睦相处的教育活动。这两项指示都得到了较圆满的实现。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在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的工作中，李萍 带领中方勘界组的人员，带着测试仪器，跟随着在滇缅公路上行 走多年的马帮，冒着炎热酷暑和旱蚂蟥的侵袭，克服了难以想象 到的困难，深入到伊索拉希山口至底富山口的一段中缅边界线和 中缅边界条约上所有提及的每一个地方，一寸寸，一步步，甚至 是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去丈量。经过一年半的勘察谈判，中缅双 方本着尊重领土主权完整、平等互利、公平合理的原则，完成了 新边界的划定。
李萍作为中缅边界勘察办公室副主任，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过程中，时常接触到周总理。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周总理为解决 中缅边界问题所体现的一个大国总理的负责任态度和博大胸怀。 周总理经常要中方勘界人员向他当面汇报情况，并给予详细 指示，用电报、电话指示，则更为频繁。一次，在云南瑞丽边界 勘探现场的汇报中，周总理问李萍 ：“中缅边界在瑞丽江面的河水有多宽 ?”
李萍回答 ：“大约有二三百米宽。”
周总理问 :“有没有考虑到以后两国在江面上建桥的事情 ?” 李萍回答 :“考虑到了，瑞丽江的这边是我国的姐告镇，对岸是缅甸的木姐镇，两镇隔江相望，可以建立通江大桥。” 周总理问 :“现在缅方有能力与我们共同建设大桥吗 ?” 李萍如实回答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缅方没有办法和能力协助我们建设大桥。如果要建桥，还得靠咱们自己的力量。”
听李萍说完，周总理沉思了片刻，对李萍和在场的所有中方工作人员说 ：“我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你们去与缅方商谈，瑞 丽江这座大桥完全由我国出资来兴建。只是要在缅方木姐镇的领 土上，划出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给中国，这样我们来往运输建桥物 资，就都是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避免了两国出入边境的申请纠 纷和麻烦。”
周总理如此缜密的思考，感动了李萍和在场的中方每一个同 志。此后，李萍遵照周总理的部署，很快与缅方完成交涉，一座联 结中缅两国的大桥在瑞丽江上建起，取代了世世代代使用的渡船。 如今，凡是从瑞丽到缅甸旅游的游客都知道，从瑞丽江大桥上步行 到对岸后，要走出 1000 多米才能踏上缅甸的领土。
这就是周总理的政治智慧给后人留下的物质成果。
耿飚副部长在中缅边境接见中方勘察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