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军阀混战，祖国到处兵荒马乱，战火纷飞，穷苦百姓苦不堪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的铁蹄踏上了我国的领土，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进一步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1938年夏天，日本鬼子侵入金乡以后，金乡人民的日子更苦了，我家经常遭受兵匪洗劫。1939年，年仅18岁的二伯父李明义，看到穷苦百姓受苦受难受压迫，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心中萌生了革命的念头。在村里秘密参加了共青团，不久就担任了李菜园村共青团团长；和村里的李崇升、李永强、李明德、马清海等进步青年，秘密成立了民兵小组，积极开展对敌斗争。1941年，经过3年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二伯父李明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就担任了李菜园村的村长兼公安干事，带领民兵和群众，在周围各村开展减租减息、打击恶霸。打击敌顽的斗争活动。
当时，李菜园村归司马镇周楼区管辖，周楼区有名的汉奸恶霸分子周志洋、王连荣、张文栋、殷耀亭，他们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称霸一方，成立了伪乡公所。经常带领保安团抓捕我党员干部和革命家属；对革命者疯狂地残杀，死心塌地的替鬼子卖命。老百姓都恨透了这帮坏蛋，盼望着能铲除掉这群恶棍。我党在周楼区的武装力量是区中队，区委书记刘震和区委主任魏冠石等领导同志，经常地组织区里党员干部和民兵队长到我家秘密开会，商讨研究对敌斗争方案。每次开会，刘震和二伯父就安排我父亲到外面放哨。因为我父亲小时候读过四书五经，胆大心细，聪明过人，区里的领导每次来开会，他都装着玩耍，在外面观察可疑的行人。有时村里有紧急情报需要送给区领导，二伯父不能脱身，就让我父亲去。父亲总是顺利地把情报送到区委，并且亲手交到刘震和魏冠石手里。1942年冬季，在区委的领导下，二伯父组织周围五、六个村庄的党员和民兵小组，成立了清算队伍，由二伯父任队长。我父亲跟着清算队伍，举着红旗，高呼口号，打土豪、分田地、抓汉奸、斗恶霸，对周楼区内的所有敌顽分子依次进行了清算，极大地鼓舞了穷苦人民的革命志气，有力地打击了敌顽反动势力的嚣张气氛。
日寇全面占领金乡以后，一些地方的反动势力疯狂进行反扑，为了镇压革命，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及民兵游击队，敌人除了在县城驻扎日本鬼子外，还在农村据点修建了很多炮楼和据点。成群结队的鬼子和汉奸，经常对乡村进行扫荡。敌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抓人要粮，强暴妇女，无恶不作。周楼区委带领区中队，充分利用青纱帐作掩护，巧妙地对敌看站游击战，经常主动袭击敌人的炮楼和据点，不断消灭敌人。李菜园村民兵小组织只有八条破步枪，日本鬼子和伪军每次来犯，二伯父带领民兵利用村外的水沟和交通战壕，主动伏击敌人。我父亲虽然不是民兵小组的队员，但是由于他机灵善变，多次化装成讨饭的乞丐，到周楼敌据点附近侦查敌情，了解敌人的动向，使二伯父和民兵小组对敌人的活动了如指掌。抗战八年，二伯父带领民兵依靠群众，积极开展对敌斗争，村里没向日伪军交过一粒粮食。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日伪军在金乡的兵力逐渐增多，对抗日革命区扫荡更加频繁。为了配合八路军主力作战，各村民兵跟随着区中队奔赴大战场，村里只留下少数党员干部坚持敌后斗争。
1942年的一天，大批的日本鬼子在还乡团的带领下，又对周楼区进行扫荡。一些村里未来得及转移的青年妇女，均遭日寇强暴。一位逃难的外村妇女在李菜园村外东南角十字路口被日寇抓住，先被一群鬼子轮奸，然后又被鬼子用刺刀残忍地挑开腹部，鲜血和肠子流淌在地上。一个鬼子还嫌不够刺激，在那位妇女尚未断气之时，又残暴的把一根削尖的木棒钉在那妇女的隐私处，让其暴尸十字路口，情景惨不忍睹。日本鬼子残暴杀人，还乡团更是穷凶极恶。他们穿的不伦不类，歪戴帽子，斜挎着抢，杀气腾腾，专门搜捕共产党员和抗日家属。本地的一些汉奸恶霸分子也为虎作伥，由于他们对当地的情况比较熟悉，为报昔日清算之仇，跟着扫荡的日伪军，挨门排户抓人。一天他们恶狼似地闯进我家，用手枪逼着我爷爷奶奶，嚎叫着要他们交出二伯父和村里其他党员干部。几个小时以前，二伯父已经随着区中队转移，反正抓不到他。爷爷奶奶一口咬定不知其下落。敌人哪肯罢休？他们翻箱倒柜，胡乱折腾，要米要面，要枪要钱。一家人早有防备，在敌人到来之前早已把粮食埋藏起来。敌人没搜到任何值钱的东西，把我爷爷奶奶捣了几枪托，气急败坏的滚蛋了。但不幸的是，我父亲在外躲避不及，被日本鬼子扎住了。还乡团认出我父亲，先对他一阵子毒打，让他说出村里党员干部和民兵的下落，父亲回答不知道。为了诱捕二伯父，敌人把父亲五花大绑，押着他到别的村庄去扫荡。猖狂了一天也没有抓住二伯父和其他党员干部。便押着我父亲想二十里外的宵云炮楼据点走去。夜幕降临了，在经过一片乱坟岗子时，父亲趁机从一个坟头边悄悄绕过去，想伺机逃脱敌人的魔爪。不料被几个鬼子发觉，凶残的鬼子兵唔哩哇啦几句日语，猛地抽出步枪上的通条，狠命地抽打父亲被绑在身后的手面。尽管钻心的疼，手面肿的像发面团，坚强的父亲咬紧牙关一声不吭。父亲当夜被关押在炮楼据点，第二天转押到枣庄临城的鬼子据点监狱。在临城监狱，鬼子两天提审他，他始终不开口。气急败坏的鬼子只好把他严刑拷打，然后投进大牢。几天后的一个夜里，天黑的不见五指，秋风刮得树叶哗哗作响。看守大牢的几个鬼子喝多了酒，不到半夜就像死猪一样睡着了。父亲见机不可失，急忙和同牢的其他人悄悄弄开牢门，然后搭成人梯翻墙逃离敌人的据点。父亲强忍着伤疼，经过半夜一天的奔波，终于安全回到家乡。爷爷奶奶正为着我父亲被鬼子抓走悲痛难过，忽然见他平安归来，虽遍体鳞伤，但人总算活着回来了。一家人抱在一起喜极而泣。1943年，二伯父因为工作出色，区委决定选拔他去县里学习培训，回来担任周楼区委公安助理。二伯父由于没有文化，又不忍心放弃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就自作主张，让担任村组织委员的李永强替他去学习培训。李永强粗识些字，欣然前往。后来由于工作显著，解放初期就担任了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并且协助抓获了很多匿名嵌套的敌伪顽分子，使他们都受到人民政府的公开审判，得到应有的可耻下场。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了，取得胜利的中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国民党反动派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发动内战。对山东解放区大举进攻，妄图扼杀革命。过去被游击队、八路军打跑的地主、恶霸、还乡团等，也跟着蒋匪军疯狂地反扑过来。已周志洋为首的一股反动势力直奔我村，目的是抓我二伯父和村里的其他党员干部。此时，二伯父带领村里的其他党员和民兵跟随着区中队到别的区开展游击活动，敌人抓了几次都扑了空。抓不到二伯父，敌人不死心，又改变法子搞突袭，到处抓我我父亲，企图逼迫二伯父就范。为了防止落入敌手，父亲有时一连几天都藏在村外的庄稼地里，直到夜深人静时才悄悄地潜回家里，囫囵吃点东西再回到村外庄稼地里隐藏起来。父亲心里很清楚：抗战期间，大汉奸周志洋多次被我二伯父带领的群众批斗清算，如今他是来复仇的，是要向党员干部和家属反攻倒算。一旦被他抓住，不是枪毙就是活埋，他的双手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父亲清楚地记得，1946年春季的一天，周志洋带领一群汉奸恶霸抓住了三个共产党员（不知道是哪个村的），把李菜园村和周围其它村的群众赶到李菜园村北的河堤上。敌人先让人在干涸的河底挖了一个深坑，然后把那三个捆绑着的共产党员推进坑里，让其站于坑内，四周同时填土。土至胸部时，那三个共产党员昂首怒视敌人，脸色憋得先红后紫；人虽未憋死，但已不能呼吸，敌人一直将土埋至头顶。这时一个凶神恶煞的坏蛋用刺刀依次对着三个共产党员的头顶凶狠的一刺，顿时殷红的鲜血顺着刀口猛地喷射而出。一股股血流在空中分散成无数的血珠，如同下雨般落到地上，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大地。那些被抓来强迫观看的群众早已经吓得闭上了眼睛，而杀人的刽子手却看着血雨得意的狂笑。我父亲因为脸上抹了些锅灰，装扮成乞丐混在人群里，没有被周志洋认出来。看到敌人的暴行，他暗暗地握紧拳头，心里说：“狗汉奸，总有一天要和你们算账!”敌人残杀革命者的暴行，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仇恨。周楼区委召集区中队和各村的干部，开会研究除掉汉奸周志洋的方案，并成立了锄奸小组。由于周志洋凶狠狡猾，知道区中队想要他的狗命，所以行踪诡秘，经常缩在敌据点里不出来。锄奸小组几次行动都没有成功，使他苟延残喘，直到解放后在南京被逮捕。1946年深秋，正是颗粒归仓。鸟尽弓藏，遍地荒凉的时节，解放战争处于最艰难的时候。一天上午，一股蒋匪军在还乡团的带领下窜到我村，疯狂搜捕党员干部。由于坏人告密，敌人知道二伯父是党员干部，气势汹汹的闯入我家，勒令交出二伯父。当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区中队和各村民兵早已有计划地转移了。二伯父受区委的指示留下来，负责联系接应来不及转移和过往的革命同志。为防落入敌手，二伯父先后到邹县、徐州等地哦跑散的党组织成员。几经辗转也没接上关系，又潜回村子秘密隐藏起来，随时观察了解敌情。敌人抓了几次没有抓到二伯父，仍不死心，三番五次的到村里骚扰，闹得村里鸡犬不宁。敌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抓住了我父亲。凶狠的敌人对我父亲一顿猛打，逼他说出二伯父和其他党员的下落。父亲生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倔强性格，平时对二伯父活动的耳濡目染，思想进步，向往革命。他昂首挺胸，拒不回答。不一会汉奸周志洋过来，他一眼认出我父亲，咬牙切齿对蒋匪军说，“他哥哥叫李明义，是共党村长，还是民兵队长，把他交给我，不愁抓不到李明义”。周志洋让人把我父亲捆绑结实，吊在一颗大柳树上，然后举起白腊木扁担，没头没脑地照我父亲打去，打一阵子问一句，“你二哥藏在哪里？说出来放了你。”父亲见周志洋杀气腾腾的毒打他，知道凶多吉少。他抱着必死的念想，坚定的说，“他们在哪里我不知道！反正他们走时都拿着枪。”周志洋见我父亲浑身是血，仍不肯说，暴跳如雷，把扁担举得更高，抡的更狠，一直把扁担打断三截。遍体鳞伤的父亲几次疼的昏死过去，仍未说出二伯父和其他党员的下落。周志洋气的像疯狗一样，准备把我父亲活埋。危难时刻，村外突然传来枪声，周志洋等汉奸恶霸害怕区中队杀过来，吓得丢下我父亲和沾满鲜血的三截扁担，像兔子似的撒腿滚蛋了。敌人走后，爷爷奶奶和好心的邻居小心翼翼地把我父亲从柳树上放下来，但见他血肉模糊，衣服烂的成了一条条血衣，在场的人都疼的掉下了眼泪。经过一个多月的医治，父亲终于能下床行走，并慢慢地恢复了健康。不久蒋匪军因兵源锐减，派人到周楼区抓壮丁。我父亲和村里的十几个青年不幸被抓走，连夜押往徐州，强迫他们在徐州敌飞机场当装卸工，每天负责装卸空投前线的食品和衣物。父亲刚被抓走一个月，又一股蒋匪军到我村抓人要粮。我母亲清楚地记得，那天正好是1946年农历11月21日，北风呼号，冷得刺骨。敌人进村后，把全村人赶到村南一块打麦场上集合起来，四周站着荷枪实弹的蒋匪兵。一个满脸麻子的匪军官站在老百姓前面，威逼大家说出谁是党员干部？谁是革命家属？说出来有赏。尽管敌人威逼利诱，全村人没有一个吭声的。谁知道这个麻子军官十分狡猾，在嚎叫的同时，又偷偷地派出去一部分匪军，到村里乱翻乱搜。他们见东西就抢，见鸡鸭就抓，弄得鸡飞狗跳，也没搜到党员干部。当时我母亲觉得敌人很快就会离开，况且天气太冷，所以没有抱走我那刚出生11天的大哥，而是把他包裹好用被子盖在床上了。当敌人抓了几个青年壮丁滚蛋后，母亲心里惦记着还不满月的儿子。从打麦场一路飞奔到家，眼前的情形简直把他气疯了：我的大哥被敌人从襁褓里拉出来，赤赤条条地扔在床上冻死了。母亲怀着一线的希望，迅速把我大哥抱在怀里给他取暖，企盼着奇迹发生。但暖了很久，身体依旧冰凉，没有一点气息。母亲和奶奶见孩子生还无望，顿时呼天抢地，悲痛欲绝。可怜我的大哥来到世上才11天，就这样惨死在敌人的魔爪。噩耗几经辗转，传到身在徐州敌机场我父亲的耳朵里。他恨得咬牙切齿，肺都气炸了，他千方百计想着报复敌人的办法。又一次他设法弄到一套敌中尉连长穿的军装，几次想利用从飞机上装卸货物的机会破坏飞机，都因为敌人对飞机看管太严而未得手。破坏飞机不行，父亲就冒充敌军官，冒着生命危险，让本村一块被抓去的几个青年冒充伙夫。从徐州火车站大摇大摆地坐上开往兖州的军需列车，到兖州后依然大摇大摆地连闯敌人几道关卡，终于把几个老乡安全送回家。由于还有几个老乡被困在徐州敌机场没有回来，他们又都不识字，胆子又小，父亲又冒险从兖州返回徐州。此后由于战局变化，蒋匪军对机场管的更严，父亲一直没机会带领那几个老乡脱身，只好继续在敌机场装卸队混日子。1947年春节前夕，一天夜里，装卸队一班人忙完后累的筋疲力尽，吃过饭都围在一起打牌赌博取乐。天亮后，却发现配发的唯一的一支步枪不见了，大家都慌了手脚，不知道如何是好。按当时的蒋军规定，在机场丢了抢是要严惩的。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吓得六神无主，纷纷围着我父亲，问他有没有好办法？他们都知道我父亲的牌技高超，经常被赌输钱的军官请去替他们翻本，认识不少敌军官。父亲想了想说，可以找驻防的一位姓杨的敌团长试一试，原来杨团长老家在济南，在徐州机场驻防，住的离装卸队的宿舍很近。他待人和气，思想厌战，见我父亲识文解字，为人豪侠仗义，且牌打得好，一米七五的个头，长的一表人才。杨团长很是欣赏他，曾多次让他做生意的弟弟和我父亲结拜兄弟，均被父亲婉言谢绝。父亲找到杨团长，说明来意，请他帮忙弄支步枪，以解大家之难。杨团长略一沉思，当即爽快地答应了。他亲自从枪械库领了一直崭新的步枪交给了我父亲，从而化解了一般人的危险。通过这件事，装卸队的所有人员对我父亲更加敬重。父亲趁机发动大家在机场搞破坏，多做有益于百姓的事。如果可能，可以动员策反敌机组人员驾机起义，弃暗投明。此后，父亲经常找机会主动和一些机组人员打招呼套近乎，试探他们对战争和战局的看法。态度。经过谨慎接触，父亲发现很多蒋匪官兵都有厌战情绪。有的根本不愿打仗，有的借口装病不上前线，有的由于对上司不满，故意制造事端，借此发泄对当局和上司的怨恨。1948年6月到7月份，人民解放军在徐州北部战场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徐州守敌经常派出轰炸机和攻击机去支援外围的蒋匪军部队。一天上午天气晴朗，一来一往两架敌机不知何故在徐州北部的上空砰然相撞，顿时爆炸起火，飞机的残骸和机组人员的尸体全部落进大河里。至于两架飞机为何相撞，当时谁也没说清楚。转眼到了1948年冬季，淮海战役已经打响。二伯父带领村里的党员干部和民兵，加入了支援前线的大军。村里的李学典和李希敏到徐州寻找亲人，顺便想贩些苹果带回家乡。他们到徐州没有找到自己的亲人，却发现满街都是国民党的部队，根本无法落脚。于是通过老乡找到了在机场当装卸工的父亲，让他帮助找一个歇脚的地方。当时淮海战役打的正酣，徐州的蒋匪军对外来人员盘查管制极严，天天夜里查户口。为了安顿两个老乡，父亲故意邀上几个要好的牌友外出打牌，把营房的床铺让给两个老乡居住，使他们躲过了敌人军警和宪特的盘查。谁知道当天深夜，李学典得了急病。。浑身哆嗦，双目紧闭，口吐白沫，性命危在旦夕。同住一室的几个都吓坏了，急忙派人去牌场找我父亲。父亲来到李学典床前，见他已经不省人事，二话没说，立即外出寻找医生。父亲因为打牌认识了机场附近一个称呼吴半仙的老中医，他急如星火地跑到吴半仙家门前，砰砰的敲响了厚重的木门。吴半仙睡得正香，急促的敲门声搅醒了他的美梦，心里正烦着，待披衣开门后见是我父亲前来求救。因为敬重我父亲的人品，简单问了问病状，立即挎着药箱来到机场营房。吴半仙仔细查看了病情，只见李学典浑身发紫，气若游丝。他取出一根细长的银针，猛地扎进李学典的小腿肚子里，轻捻了几下后迅速拔。顿时，一股黑血从针眼里涌出来，散发出浓浓的腥臭味。说来真是神奇，刚才还是人事不省的李学典，被吴半仙用银针扎了一下之马上醒了过来，眼睁睁的望着大家，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吴半仙告诉在场的人，李学典得的是一种急疯病，徐州人称“老鸹翻”，只有针灸别无他法，如果不及时抢救必死无疑。李学对吴半仙千恩万谢，我父亲塞给吴半仙几块银元，吴半仙说什么也不要。李学典又住了两天，待身体彻底恢复了健康，就和李希敏回了家乡。
1948年12月1日，徐州解放了，淮海战役还没有结束。父亲所在的装卸队被蒋匪军押往南京飞机场，一班人住在南京市钟山街庆昌油行。父亲到达南京后短短的一个多月，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歼灭了徐州守敌邱黄李杜兵团，于1949年1月10日结束战斗，取得了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然后挥师南下七百里，直捣蒋家王朝的老巢南京。在南京机场，父亲所在的装卸队没黑没白地干活，天天腰酸腿疼。他们想跑但跑不掉，敌人对机场和出入机场的人员看管更严了，可是机毁人亡的事故屡屡发生。1949年2月的一天，一敌机驾驶员在轰炸座舱里老是不发动飞机起飞，机场一敌指挥官为弄清原因走近飞机，围着飞机细心查看，催促马上起飞。当他来到飞机前面时，不料想飞行员突然发动了飞机。高速旋转的发动机叶片，如快刀切豆一般，把敌指挥官的脑袋，一下子把敌指挥官的脑袋齐刷刷地从脖根处切掉。由于劲力太猛太大。敌指挥官的脑袋竟像皮球一样飞快地骨骨碌碌滚出几十米远，方才停下来，飞行员则若无其事地架机飞走了。事故发生后，敌机场成立了调查小组，对此事件进行了严格调查，最终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只好不了了之。父亲推测，有可能是飞行员不愿意出战，活鱼敌指挥官有矛盾。故意以检查飞机仪表为由迟迟不起飞，骗的敌指挥官走进飞机后，突然发动飞机而置于他于死地。另一起事故发生在1949年三月，一天上午，一架满载旅客（多为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家属）的运输机在南京机场正瞄准跑道开始降落，谁料想一架轰炸机正拉起机头加力升空。轰炸机从运输机肚皮下面钻了过去，导致运输机机毁人亡，机头扎入跑道一米多深，驾驶员的脑袋成了肉饼，两只眼球被挤出眼眶，惨不忍睹。轰炸机仅仅受了点轻微伤，像没事似的非洲了。这次事故造成蒋军要员和家属四十多人死亡，但因为风雨欲来城欲摧，身在南京总统府的蒋介石自身尚难保，也顾不得调查深究了。不久，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渡江战役，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1949年4月23日，鲜红的革命红旗插到了南京敌总统府大楼，宣告了六朝古都南京彻底解放了，南京又回到人民的怀抱。
南京解放前夕，敌空军人员见大势已去，纷纷钻进飞机，惊慌失措地逃往台湾。当解放军占领南京后，一股蒋匪军宪兵押着一部分机场地勤人员和医务伤病员及装卸队，分乘几辆军用卡车，从机场向东南逃窜，一路上到处是被击毁的汽车。在钟山脚下的一条山沟里，被解放军堵住去路，没费一枪一弹，所有人员全部被俘。我父亲和几个老乡当时都在装卸队，他们从此获得了自由和新生！几天后当他们从南京坐火车经徐州过砀山，又从砀山下火车一路步行奔波，终于平安回到了家乡。此时正是麦子抽穗季节，到处都是绿油油的麦田，预示着一个丰收的好年景！
淮海战役胜利后，原周楼区的一些敌伪顽反革命分子，见大势已去，纷纷化装潜逃。大汉奸周志洋先后逃到徐州和南京潜伏，企图伺机逃往台湾。一天原是我村组织委员，此时已经担任南京市公安局领导的李永强同志在街头巡视，猛地发现了乔装打扮的周志洋，当场将其捉拿归案然后押往金乡。时隔不久，金乡县人民政府在兴隆公社驻地北头召开公审大会。那天，会场上人山人海，凡是受过欺压迫害的群众，都到会场控诉周志洋的滔天罪行。我的爷爷奶奶带领全家人，拿着那三截白腊木扁担，站在会场最前面，声泪俱下控诉周志洋等汉奸恶霸对我家的疯狂迫害。公审结束后，周志洋和其他几个反革命分子被就地枪决。他们昔日骑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丧尽天良，双手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最终落得了应有的可耻下场。
全国解放后，国家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二伯父回到村里继续担任村长，带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父亲因为有精湛的木工技术被国家招聘为正式工人。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带领七八个木工和铁匠，先后创办了鸡黍公社手工业联社和兴隆公社手工联社；自主创新生产各种农机工具，为鸡黍和兴隆两个公社的农业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1959年，我县开挖金鱼河（也称红卫河），父亲被调到县水利局桥梁施工队，负责金鱼河的建桥工程。在施工过程中，他精益求精，严格把关，所领导的木工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上级交给的建桥任务，受到河道工程指挥部的表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大力开展革命爱国教育活动。兴隆公社经过层层严格筛选，最后确定把我父亲被敌人吊在柳树下，惨遭白腊木扁担毒打的故事作为题材，请人制作成彩色宣传漫画，张贴在兴隆供销社内雪白的墙壁上，供人观赏。每逢农历的五、十兴隆大集的日子，无数的人都会挤在那里，驻足欣赏我父亲被敌人毒打的宣传漫画。人们无不对我父亲虽遭敌人毒打，但仍宁死不屈的英雄气魄啧啧称赞。
李为强2015年6月23日
杨子茗协助
浏览：812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