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滨南地区，位于山东、江苏两省交界处，东濒黄海，南靠陇海铁路，西到沂河，是现在的临沂、郯城、临沭县和江苏赣榆、东海县的一部分。一九三九年夏，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第三大队，按照中共山东省委的计划，挺进到这个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我们的部队进入这个地区后，首先攻打了临沂城南附近的李家庄伪区公所。这一仗虽未获胜，但在沂河两岸的影响很大，群众看到了真正打鬼子的是共产党八路军，同年冬天，我们又围攻了国民党郯城县政府第二办事处所在地滨南重镇之一南古庄。伪办事处主任陈冠华是个反共顽固分子，他妄想凭借南古庄的有利地形，抵御我军进攻．我们在当地群众协助下，及时侦察了敌情。从东、北、南三面向敌人发起攻势，经过数小时的激战，陈冠华带着保安队的一个连狼狈而逃，至此，南古庄得到了解放。
从这以后，我们三大队就以南古庄为立足点，在大兴镇蛟龙湾和沭河两岸展开活动。当地群众亲眼看到八路军打日寇、打汉奸，保护人民，秋毫无犯，深受感动，不少青年要求参军。我们把新吸收入伍的青年学生，组成了宣传队，演抗战戏剧，唱抗战歌曲，广泛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宣传毛主席的游击战和持久战的战略思想，讲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通过广泛宣传，不仅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而且也激发了地方上那些士绅名流的爱国热情，他们中一些具有民族正义感的人物，积极向我们党靠拢，要求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在发动群众和开展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滨南地区的抗日民主政府和各群众团体相继成立。一九四O年初，我党在滨南地区苍山到马陵山一带，成立了苍马办事处和党的苍马地区工作委员会。同年六月，我受党的委派，离开部队来到苍马办事处，任苍马办事处主任和工委书记。
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刚一诞生，就使敌人惊恐万状，国民党兴师动众，向我反扑，地主武装也蜂拥而起，抢占地盘。这些国民党顽固派和当地的封建势力相互勾结，企图把我新生的民主政权扼杀在摇篮里。一九四O年夏，国民党顽固派挺进十七纵队司令兼第十五行政专员梁钟亭，调集了大批部队，兵分三路，进攻滨南。当时我们的根据地只剩下沭河东西两岸，北起徐埠前，南到文家埠，西至曹庄，南北长十八华里，东西不过五华里的狭小地带。许多基层政权被破坏，苍马办事处也随时面临着被围攻的可能。有一次，驻在大哨的敌伪军进攻曹庄，我带了办事处的警卫连前去增援，国民党顽军就乘机偷袭了办事处的驻地月庄，那天夜里，大雨滂沱，沐河水猛涨，我们被拦在河西，无法过河，留在办事处的同志和敌人战斗了一夜。时隔不久，敌人又偷袭了西沈马庄办事处，我们的武装科长石涵九在战斗中牺牲，参议会的驻会参议员韩瑞三也被抓走。在国民党顽同派疯狂进攻的同时，地主和土匪武装也大肆活动，袭击我基层政权，暗杀抗日干部。有一次，办事处青救团团长张克华去沭河边的朱果村开展工作，被土顽乡长吴灼三等人抓住，在店头村活埋了。夏庄区区长凌竹泉，在一次反击土顽的战斗中，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嘴。
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苍马地区工委和办事处，面对这恶劣环境，采取了整军措施，把地方上的零散武装集中起来，组成了苍马游击队，下设四个连。整编后的地方武装，在办事处统一领导下，加强了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提高了战斗素质，配合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一大队，顶住了敌人穷凶极恶的进攻，保卫了滨南根据地。
一
一九四O年九月二十二日，驻在滨南地区的国民党五十七军（东北军），调往日照县甲子山区。国民党部队一走，当地伪政府官员和地主武装也纷纷逃跑，他们的区、乡政权随之垮了台。
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巩固，我们党在滨南地区开始有计划有步骤恢复和建设政权。这一年，相继成立了郯城、海陵、赣榆等县人民政府。我们苍马办事处，也抓紧有利时机，到各区乡召开群众大会，任命了区、乡、村长。同年十二月，我们在临沭县南沟头村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苍马办事处为临沭县人民政府，我被选为临沭县第一任县长。选举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的。选举之前，先把候选人名单写在红纸条上，然后把红纸条贴在大碗边上，选举时，每个代表手中拿着几粒黄豆，想选举谁，就把手中的黄豆丢在谁的碗里，以此来计算选票。这样的选举方法，既充分发扬了民主，又体现了各阶层人民抗日的共同心愿，当时农民高兴地唱道：“选举好，选举好，大伙选出了好领导。又抗日，又民主，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
新选的县政府采取“三三制”的组织形式，共产党员、进步力量和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这样的组织形式对于团结各阶层人民抗日是十分有益的。临沭县有个开明绅士名叫徐慎弢，对国民党政府不满，在当地颇有影响。在选举临沭县政府的时候，他被选为县参议长。他当选后，抗日更加积极，经常骑着毛驴走村串户，宣传抗战必胜道理，对团结各阶层人民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四一年初，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四、六八六团（当地群众称为老四团、老六团）开到了滨南地区。这支部队和我党领导的地方武装紧密配合，不断地打击敌人，扩大根据地，成为滨南抗日民主政府的重要支柱。
二
抗日民主政权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人民群众仍未摆脱地主封建势力的经济剥削，要巩固民主政权，还必须迅速把广大农民从封建势力压迫下解放出来，就在这个时候，刘少奇同志从华中来到了滨海。
记得那是一九四二年春的一天，我们山东省、区、县党政军干部几百人，聚集在临沭县朱樊村一个地主大院里，会议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主持，少奇同志作了重要报告。他全面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我们要胜利地度过相持阶段，坚持到战略反攻，就必须迅速发动基本群众，巩固壮大自己的力量。他详细地论述了在根据地开展“双减”（减租减息）斗争的重要意义和在“双减”中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争取地主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少奇同志的报告为我们指出了方向，使我们明确了任务，大家都受到很大鼓舞和教育。就在这次会议后，滨南地区组织了工作队，进行“双减”试点。八路军抗日军政大学山东分校文工团的同志，也组成工作队到临沭县大兴区和蛟龙湾区开展“双减”，一个发动群众向封建势力进攻的战斗打响了。
当时临沭县已改为中心县，负责领导海陵和郯城县的工作。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精神，我们三个县委及县政府的干部都组成工作队，分头到各区、乡，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开始，群众有顾虑，都不敢接近我们，好容易找来几个雇工，他们也不敢吭声。后来，竟然连雇工也找不到了。原因到底在哪里呢？有一次，进驻大兴镇的“双减”工作队员，在住房对面看到一个农民在卖黄瓜，就主动找他聊天。从他口里，打听到村里的雇工都住在地主家后院的一座破房子里。我们工作队的同志就在半夜里翻墙跳进院子，和雇工们谈心，了解到当地农民之所以不敢接近工作队，主要是地主阶级的威风没有打掉，一些地主到处威吓群众，说：“工作队是外来的，说走就走。”还说“种瓜得瓜，种下苦瓠子捞不着甜菜吃。”因此，广大农民害怕地主反攻倒算。为了坚决地把地主的嚣张气焰打下去，我们抓住典型事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处理了罪大恶极的不法地主。大兴镇有个伪村长叫王守标，作恶多端，血债累累，群众见他不倒，都不敢起来。我们调查清楚了他的罪行，组织群众和他斗争，按照政府法律把他逮捕惩办了。这件事在当地震动很大，人民群众笑逐颜开。有个小地主很不服气，扬言要撂倒我们某一个工作队员来报复。那个工作队员听说后，当天晚上，就披了一件蓑衣露宿在那个小地主家门前，他说，我就等在这里，看他敢不敢来撂倒我。村里的群众知道后，都悄悄地在一边观望，那个小地主被工作队的正气压倒了，战战兢兢地开了门出来，向工作队员连连求情，赔礼道歉。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蛟龙湾区有个地主胡北恒，曾任国民党临沂五区的区长，减租减息开始以后，他逃往附近山里，暗地指示人利用修祠堂的机会，把庄上同姓的人找到祠堂来，大搞什么祭祖活动。他又放鞭炮，又烧香纸，还胡说什么“如今我受了欺负，我们姓胡的应该站在一起，对付外姓人”。经胡北恒一闹腾，这个区刚发动起来的群众又动摇了。农救会把这一情况向县委反映后，县委领导同志立即赶到蛟龙湾村，召开群众大会，当场批判了胡的反攻倒算罪行，农会干部带领群众涌进祠堂，对胡开展了说理斗争，揭露了他的反革命罪行。
地主的嚣张气焰被镇压下去了，他们又变换方式进行破坏活动。大兴区有一个恶霸地主名叫郑德轩，他利用掌握的武装，同土匪串通一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地农民专为他编了一首顺口溜：“羽山到磨山，土匪万万千，如若还不够，加上郑德轩。”“双减”工作队到那儿以后，他假意腾出自己家的房子，还铺了红红绿绿的绸被子，让工作队住。工作队不吃这一套，搬进了一间长工住过的破房子里。郑德轩阴谋失败，非常恼火，暗中指使一个寡妇，天天哭闹，企图赶走工作队，工作队的同志们紧紧抓住了郑德轩这个活靶子，组织声势浩大的群众诉苦活动，燃起了广大贫苦农民胸中的满腔怒火。在召开斗争郑德轩的大会时，方圆百把里地的农民都来参加，有的农民抱着被地主害死的自己亲人的灵牌，披麻戴孝上台控诉，泣不成声。在狠狠打击地主势力的同时，我们还在各村群众中组织起了自卫团、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识字班，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把农民群众从封建统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有的年轻姑娘学习了文化，懂得了革命道理以后，有不满意父母包办订下的婚姻，民主政府、妇救会就帮助他们做调解工作。合理处理婚姻纠纷问题。
群众迅速发动起来了，根据地很快实行了“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二五减租即减原租额的百分之廿五；分半减息即减年息一分五厘。债务人付息达原本一倍者，停利还本；付息达原本两倍以上者，债务除消。）佃农分到了粮食，雇工增加了工资。男女老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日救国热情空前高涨。
在运动中，出现了不少积极分子．他们不仅自己带头参加农会，还动员自己的亲属参加农会和抗日游击队。还有不少贫雇农成长为党的干部，徐家贺城的单永和，原在一个地主家当长工，通过“双减”斗争，阶级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开始参加了民兵，后来逐步当了村长、区长，抗战胜利时当上了县长。大兴区雇工张砚田，也是在减租减息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后来担任了临沭县工会主任和县委的组织部长。
减租减息以后，贫雇农充分发动起来了，他们一心一意拥护民主政府，民主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生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敌人扫荡的主要目标之一。一九四二年秋，敌人集中了百分之八十的日伪军大举进攻我抗日根据地，滨南地区面临着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斗争。为保卫自己的政权，广大农民抛头颅，洒热血，奋起自卫。回忆当时的情景，真是每座山头上都燃烧着革命斗争的烈火，每一块土地上都抛洒着革命烈士的鲜血。位于临沭县岌山区的西山前村，是我们根据地的边缘村，面对着大哨敌人据点，经常受到敌人的骚扰。村自卫团长张作洪带领自卫团顽强地战斗，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成为临沭县在沭河西抗击敌人的一个坚强堡垒。后来，临沂城日寇调集了一个小队的兵力，配备了小钢炮前来进攻，西山前村群众流血拼命，保卫自己的村庄，张作洪就壮烈地战死在这个村的围墙上。
临沭县的黄家庄，是靠近大哨敌人据点的一个村庄。一天半夜，伪军突然包围了这个村庄。民兵队长尹开玉，带领着民兵据守着一个土炮楼英勇反击，他们把火药、手榴弹集中起来，大量杀伤敌人。在弹尽粮绝的紧要关头，尹开玉脱了上衣，光着膀子，操起大刀向敌人冲去。后来，八路军老四团及时赶到，击退了敌人，保住了村庄。
在保卫抗日民主政权的战斗中，八路军主力部队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狠狠打击日伪军。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在海陵进行反蚕食战役。这一仗，连战一周，攻克十六个据点，夺回了被敌人蚕食的三个半区，扩大了滨南根据地，极大地增强了滨南人民反蚕食斗争的胜利信心。
一九四三年一月，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又攻打郯城，我们组织根据地的民兵配合县大队、区大队日以继夜围攻醋大庄，把敌人紧紧缠在沐河沿岸，并对郯城西北的公路作了彻底破坏。战斗打响后，我们组织民兵抬担架，送干粮，打弹药。激战两天两夜，郯城被我军攻克。这一仗打死打伤鬼子、伪军千余人，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对滨南根据地人民鼓舞很大，巩固和发展了整个滨南地区的抗战形势。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滨海军区部队在滨海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符竹庭同志亲自指挥下，解放了赣榆城，活捉了伪旅长李亚潘，全歼了守城伪军。但由于敌人第二天合击我滨海军区机关，符竹庭同志壮烈牺牲。符竹庭同志一心一意为人民战斗一生，在滨南人民中威信很高。他牺牲后，滨南人民十分怀念他，以后在赣榆县马鞍山上修建了符竹庭烈士纪念碑。
为加强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保卫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一九四三年，山东军区从八路军主力部队中抽调了一部分干部，帮助组织和整顿地方武装。八路军一一五师特务营营长陈士法同志来到了临沭县，对县属武装力量，一支由当地民兵组织起来的“古贺大队”进行了整顿，编为一个营，下设三个连，命名为临沭县独立营。陈士法、铁瑛同志分别担任了这支队伍的军政领导。
整编后的地方武装，增强了战斗力。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和蚕食，临沭县独立营配合八路军老四团开展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敌人大股扫荡，我们就避其锋芒，迅速转移；敌人小股窜扰，我们就集中力量，包围歼灭。我们还采取了“咬一口”（即出其不意猛打一阵）、“斩尾巴”（放过大队吃掉后股）等战术，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缴获敌人的武器弹药来装备自己。
这年秋天，独立营接到一份情报：从临沂出动了一个排的伪军，准备到边缘区一个村子去抢粮。我们独立营当即调动队伍，披着麦秆编的伪装，埋伏在临郯公路一侧，等敌人进入射程范围时，土枪、机枪、长枪、短枪一齐开火，战斗只用了二十多分钟，除有几个伪军跑掉外，其余的全部被歼。这次战斗缴获长短枪二十多支、轻机枪两挺、八八式手炮一门，手榴弹四十个，子弹二百余发，自行车、手推车多辆。待增援敌人赶来，我们的部队早已凯旋而归了。
在保卫根据地政权的战斗中，地方民兵和区中队也发挥了巨大威力。平时，他们站岗放哨，递送情报；战时，他们配合主力，英勇杀敌。他们用土枪、长矛、梭镖与敌人搏斗，用麻雀战、推磨战、蜂窝战狠狠打击敌人。一九四三年冬天，鬼子伪军二千多人奔袭沭河以东的南古庄，区中队得知后，会同八路军老四团的部分战士，抢先占领了沿河的高地，待敌人刚到河心，就集中火力猛打。有的鬼子连人带马倒在水中，打得敌人狼狈不堪，从而争取了时间，掩护了干部和农民的安全转移。
春播和夏收季节，是敌人扫荡最频繁的时候。为了保卫根据地人民抢种抢收，我们中心区的民兵纷纷组织起来，集中到靠近敌占区的边缘村搞联防。他们拆桥毁路、切断电线、声东击西、佯攻据点，迫使敌人不敢出来。他们和群众一起抢种抢收，常常白天地里还是一片金黄的麦子，一夜过后，只剩下光秃秃的土地。
在频繁的战斗中，民兵和区中队还摸索出了一系列对付敌人的办法。其中最有效的是就地取材，在石块上凿上眼，装上土炸药，制成石雷，埋在道路桥旁，安在门前窗后。地雷的神威，使敌人胆颤心惊，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人民胜利的信心。群众高兴地唱道：“地雷地雷开了花，庄头倒下了大洋马，鬼子的身子分了家，我们乐得笑哈哈……”
为了粉碎敌人的蚕食，上级党还提出了“分秒必争，寸土不让”的口号。只要敌人在根据地设下据点，县大队、区中队、民兵就千方百计地把它拔掉。位于沭河以西的醋大庄，是滨南抗日根据地的边缘村，敌人曾四次在这里安据点，都被我们赶跑了。一九四一年冬，伪军占了徐家贺城村，在村西南角一家地主的炮楼里建了据点。我们县大队和区中队民兵前去围攻，这个据点东北方向有障碍物，西南面又是一片开阔地，队伍靠不上去，激战一天一夜，进展不大。后来我们总结了经验，想出了一个新的办法：抓来几只大公鸡，在鸡毛上浇上火油，点上火向敌人的据点扔去。被火烧着了的公鸡乱飞乱跳，据点内到处起火，敌人又怕又慌，我们借机冲锋，赶走了敌人，拔掉了这个钉子。
在反扫荡中，上级党提出了“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号召，遇到敌人大股扫荡，我们政府各级机关干部就化整为零，坚持和群众一起反扫荡。一九四三年夏的一天夜里，我接到军分区一份情报，鬼子、伪军二千多人已陆续向沭河边聚集。军分区分析了敌情，估计敌人是要搞所谓“拉网战术”，扫荡的目标是临沭县。当时县委机关和军分区都在这个包围内。军分区作了反扫荡的部署，我们立即决定分散行动，跳出包围圈，和群众一起进行反扫荡活动。我和四、五个同志一起乘着黑夜突出了包围圈。第二天天亮，敌人果然从外向里缩小包围圈“收网”了，但我们军队、干部和群众都按计划突围了，敌人兴师动众只撒了一张空网。
在那艰苦的年代里，根据地的群众在对敌斗争中也得到了锻炼。在滨南根据地，人民群众时时处处注视着敌人的活动。儿童团员手持红缨枪站在路口，盘查行人。庄外锄地的、村头卖饭的、坐在大树底下纳鞋底的，都有我们设的暗哨，一见可疑迹象，立即上前盘问。有一次，日寇准备扫荡，事先派了一个特务，装成哑巴混入我根据地，企图刺探藏粮地点，很快就被我们识破，将他抓住了。
在武装保卫根据地政权的同时，我们还注意了到敌占区去建立地下政权。沂滨区（敌占区）的李家石河，离伪乡公所马家石河不到三里地。这个村的李明松，是我们的支部书记，公开身份是伪村长。敌人一有动向，他就派交通员朱应征，装作卖菜，到根据地来送情报。在地下党领导下，我们还秘密地建立了武装力量。武工队员们依靠我们地下党的领导，白天监视敌人活动，晚上割电线，填封锁沟，还深入到伪军炮楼里去做工作。特别是青纱帐起来以后，根据地的各级干部纷纷到敌占区去，通过地下党组织，在敌人的眼皮下活动。妇救会干部常常戴上耳坠子，装上发髻，挎个小花包袱，打扮成走亲戚的样子传送情报。民兵们围住据点，用喇叭给炮楼里的伪军上政治课。有时还把伪军的家属请来，让她们喊话：“孩子他爹，你不要再为鬼子卖命了，赶快弃暗投明回来吧！……”强大的政治攻势，对分化瓦解敌人起了很大的作用，有的伪军听了宣传，第二天就回到了根据地。
在敌占区内，我们的地下党组织有了一定的基础。如和临沂城一河之隔的九曲店，就控制在我们手中。到了一九四三年，民主政权又有了更大发展，滨海专署在滨南地区的几个县成立了滨南行署，我也从临沭县调到行署担任了行署主任。
四
日寇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对根据地大搞经济封锁，妄图把我们根据地军民饿死困死。日寇的经济封锁，给根据地军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不少地方缺吃少穿，部队的供给有时连“穆子煎饼就糊盐”都难以保证。
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保障政府和军队的供给，是摆在抗日民主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滨南地区广大军民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咬紧牙关，渡过今后的困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根据地各级党政机关带头行动。他们在炎热的夏天，开荒种地；在寒冷的冬天，挑担贩盐；白天养猪种菜，夜间纺线织布。我们行署机关还开了一片荒地，种了一块棉花试验田，没有水浇，我们就打井；没有肥料，我们就背起筐来拾粪，亩产皮棉达到四、五十斤。八里巷有一块洼地，十年就有九年遭水淹，一九四四年春，临沭县财粮科的同志到这里，和当地农民一起开展了规模较大的水利建设。通过新挖的渠道，把积水排到了沭河里，战胜了涝灾，当年就多收粮食四十多万斤。我们认真总结了这些经验，又组织各县干部、群众前来参观，有力地推动大生产运动的迅速开展。
此外，我们还和县、区、乡干部一起，深入到每村每户，发动群众搞生产，帮助群众订“安家计划”。让群众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把分散的劳力、牲畜集中起来，组成互助组，有人出入，有牛出牛。有农具出农具，相互变工种田。当时农民称赞互助组说：“互助好，互助好，多打粮食少不了。你帮我来我帮你，大伙有饭吃，部队有供给。有饭吃，有供给，打败小日本，迎来好日子。”
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各村庄都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人物。岌山区有个王殿信，他兄弟二人很会种地瓜。他自己在地头搭了个棚子，白天蹲在地里摆弄庄稼。收获的时候，他们的地瓜最大的一个就有九斤多重，被誉为“地瓜大王”，被评为临沭县和行署劳动模范。王家贺城村贫农王松山，植棉中摸索出了一整套管理经验，亩产皮棉超过了一百斤，被评为临沭县的劳动模范。夏庄有个陈大娘，积极带着村里的妇女纺线织布，她一个人一夜就能纺一斤棉花，被评为纺线模范。从敌占区讨饭到根据地来的农民刘兴义，在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中，也当上了劳动模范。
对于这些在大生产中涌现的劳动模范，专署、行署、县、区都非常重视，年年召开劳模大会，给他们披红戴花，奖励给他们耕牛、一农具，组织他们到处介绍经验。行署和县还举办实物展览，推广他们的先进经验。这些做法，大大地鼓舞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在当时农业生产条件还很落后的情况下，滨南地区的高粱亩产近三、四百斤，小麦亩产二、三百斤，谷子亩产四、五百斤。
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开展，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加快了根据地的建设。人民政府还办了压花厂、造纸厂、卷烟厂，沿海地区办起了盐厂。大的集镇成立了供销合作社，小村小店成立了供销组，集市贸易非常活跃，政府加强了工商管理工作，制定了贸易税收政策，促进了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的物资交流，根据地通用的“北海币”，价值稳定信誉高，同敌占区物价飞涨，伪币贬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很大提高。部队和县、区机关的粮食供应半粗半细，每人每天还有五钱油、五钱盐、一斤菜，每周有半斤肉，能吃上肉饺子。部队的指战员冬有棉衣，夏有单衣，牙刷、牙粉、毛巾、肥皂，样样都有，会吸烟的每月还发给一条纸烟。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月还有两元津贴费。根据地军民的幸福生活，深深吸引了敌占区的老百姓。不少人跑来参军入伍，也有不少人跑来逃荒讨饭。民主政府开展了“一把粮”活动，各家各户都拿出一把粮食，救济那些来根据地讨饭的敌占区人民。
五
人民政权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翻身解放的幸福，人民群众把民主政府看成自己的命根子。这种在斗争中结下的生死相依的血肉关系，是永恒的，也是任何力量都难以打破的。
我们的干部时刻都想着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呕心沥血为人民办事。岌山区委书记刘继忠同志，在战争中受过伤，是个二等残废，又有肺病。担任区委书记后，勤勤恳恳忘我地工作，发给他的细粮他都让给了别人，只要有一双粗布袜子，他就再不领第二双。有一天晚上，他抱病到一个庄里去动员参军，在回来的路上犯了病，跌倒在地，怎么也站不起来，他吃力地爬了几里路才回到住的村子，第二天照常工作，被评为临沭县的模范工作者。蒋介石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时候，他告别了正在怀孕的妻子上了前线．孩子生下来后，他还没顾得回去见一见，就在战斗中牺牲了。为了表彰他的事迹，上级党授予他“模范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钟山区委书记王振国，白天在沭河东岸根据地工作，晚上就到沭河西敌占区搞政治攻势。长年累月，来回趟水，浑身生了疮，又缺医少药，最后倒在了沭河岸上。蛟龙区干部张建华，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的干部为着人民的利益不怕流血牺牲，人民群众也拼出性命来掩护我们的干部。一九四五年春，滨南行署的同志在蛟龙区动员群众反扫荡，住在蛟龙湾村李大娘家里。一天拂晓，二百多名鬼子和伪军包围了这个村庄。李大娘听到外边有动静，开门一看，门外有两个鬼子，正端着明晃晃的刺刀走来。她急忙转身，“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一面用力抵住门，一面大声吆喝：“孩子们！快起来啊，快起来啊！”在屋里住的干部一听喊声，知道发生了情况，立即从窗子后面跳出去。门外的鬼子用枪托砸开门，冲进了院内。当他们看到干部们已经撤走时，气急败坏，用刺刀杀死了李大娘。当天，我们的部队赶走了敌人，我和行署的同志们一起到蛟龙湾村，专门为李大娘举行了追悼大会。像李大娘这样为营救我们党的干部，不惜牺牲个人的事例，在滨南根据地数不尽说不完。有一次，减租减息工作队有位女同志住在一个大嫂家里，鬼子和伪军突然进了村。这位女同志想转移已经来不及了。房东大嫂立即给她梳了头，挽上发髻，又给她换上一双花鞋，让她坐在地上摊煎饼。伪军进屋后逼问大嫂：“这是什么人？”大嫂十分镇定地回答：“是我妹妹。”奸猾的伪军，用刺刀把那位女同志脑后的假发髻挑掉，拉着就走。那位大嫂情急生智，急忙上前一步，掏出五元钱塞在伪军手里。那个伪军笑了笑，转身出来，操着鬼子的腔调对鬼子说：“一个城里的学生。”
在生死关头，人民群众不怕流血牺牲，掩护我们的干部。在日常生活中，对待我们就像对自家的亲人一样，他们自己舍不得吃的白面馒头，送给我们干部吃，他们自己舍不得用的东西，拿给我们干部用。我们出去执行任务，房东就烧好开水，铺好铺草，等我们回来休息。在滨南根据地，真是无时无刻不感受到这种干群之间的鱼水深情。
六
滨南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经受了考验，战胜了困难，一天比一天壮大，一天比一天巩固。战争节节胜利，生产蒸蒸日上，医药、卫生、教育、文艺都搞得生气蓬勃。民主政府吸引了各阶层一切愿意抗战的人们，各种人材都汇集到根据地来．我们聘请了当地一些知名的中西医大夫办起了行署医院，任命西医专家王正甫为院长。医院不仅有内科、外科，还能做一般手术。行署驻地建立了中学，大的村庄开办了小学，贫雇农的子女有了读书受教育的机会。我们还将过去的老艺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京剧团，经常下乡演戏。
在滨南根据地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已经绝了迹，群众家家粮食自给有余。社会秩序安定，许多村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军烈属地位很高，年年都能得到政府的慰问和优待。群众性的参军参战活动非常热烈。临沭县戚贤庄雇农戚大哥，家里有老婆还有七个孩子，人口多，土地少，生活比较困难。可是村里动员参军时，他坚决报名，还一再对于部们说：“八路军是咱们自己的队伍，我们家再困难也得去，赶不走日本鬼子，就没咱出头日子。”夏庄区有一个陈大娘，有四个儿子，第一次动员参军，她送走了大儿和二儿，后来两个儿子都在战场上牺牲了。第二次动员参军，她又送三儿和四儿去报名，经村干部们再三劝说，她才同意留下最小的一个在身边。一九四五年，她三儿子负伤后回到了家乡，陈大娘又将最后一个儿子送到了部队。有些青年为了参军打鬼子，一再延长婚期。当时欢送青壮年参军的场面真是热闹非常+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入伍的青壮年又戴花，又骑马，有的还坐着轿子。识字班、儿童团边扭秧歌边唱：
送郎送到大门外，一出门就看见张灯又结彩，奴有心挽手把郎哥送，又听见军号响司令员来。送才郎送到了十里亭，一队队小英雄勇敢出征。奴盼望郎哥立功来喜信，为人民保国家万古留英名。
滨南解放区的民主政权，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始终巍然屹立，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日寇投降后，解放区的民主政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一九四六年，滨南同滨北、滨中地区合并，成立了滨海地委（直属山东省委领导），谷牧同志任书记。在滨海地委的领导下，滨南解放区的军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战，又投入了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中。
刊登于临沂地区行政公署出版办公室编《忆沂蒙》（上）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三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