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山东沂蒙山区东南部的临沭县，是在抗日战争处于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而创建的抗日根据地。早在二三十年代，当地就有了党的活动。1940年，在党的领导下，临沭县诞生了历史上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苍马办事处（最初叫郯东北第一办事处）。我作为当时县委和县政府的成员之一，曾参加过建县的初期活动，对临沭县的发展情况，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由于我在临沭县工作时间有限（自1940年至1943年），而且事隔久远，如今回忆起来，难免挂一漏万。下面，仅就我的亲身经历，对临沭县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发展作一简要回顾，提供一些历史事实。
（一）建县前的斗争（1939年-1941年）
1939年，根据中共山东分局制定的坚持山地游击战争的原则和创建沂蒙山根据地的计划，我随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第三大队（注：司令员杨信、政委韩去非、政治部主任白涛）来到了苍马地区。7月，三大队首先攻打了临沂城东南的李家庄伪区公所。战斗进行了一天一夜，由于临沂的鬼子前来增援，我们撤出了李家庄。这一仗在沂河两岸影响很大，使广大群众看清了真正打鬼子救中国的是共产党、八路军。
1940年1月，我们三大队与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二大队共同作战，继而围攻了国民党郯城县政府所属郯东北第二办事处驻地——南古庄。南古庄是滨南重镇，西临沭河，北靠深沟，东、南两侧筑起围墙碉堡。办事处主任陈冠华是个反共顽固分子，他妄想凭借南古庄的有利地形，负隅顽抗。我们在当地群众协助下，及时摸清了敌情，于第二天午夜从东、北、西三面向敌人发起进攻，经过激战，陈冠华带着一连保安队狼狈逃窜，南古庄获得了解放。
南古庄解放后，我们首先在群众中开展了热气腾腾的宣传和发动工作。我们走乡串户，召开村民大会，大力宣传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宣传毛主席的游击战和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一开始，有些群众对我们有怀疑，不敢参加我们召集的大会，我们就去挨门挨户一个个请来参加大会，同时还吸收了当地一些青年学生成立了宣传队，演抗战戏剧，唱抗战歌曲。对于地方士绅名流，我们也主动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给他们讲抗战必胜，鬼子必败的道理。这样不仅动员了广大群众积极投入抗战，也鼓舞了地方上层进步人士的抗日爱国热忱。
在广泛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我们着手成立抗日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2月，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郯东北青年救国团办事处；3月，成立了郯东北动委会办事处；4月，在滨南地区苍山到马陵山一带，成立了苍马办事处党的苍马地区工作委员会（属中共山东一区党委第四地委）；6月，我受党的委派离开部队，调苍马办事处任主任兼工委书记（属中共鲁南区第三地委）。以后上级又派刘克文任工委副书记，刘矩任组织部长，石鳌任宣传部长，陈乐善任各救会长。
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刚一诞生，就使敌人惊恐万状，国民党兴师动众，向我反扑；地主武装也蜂拥而起，抢占地盘。这些国民党顽固派与当地封建势力相互勾结，企图把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扼杀在摇篮里。1940年夏，国民党顽固派挺进十六纵队司令兼第十五行政专员梁钟亭，调集了大批部队进攻我苍马根据地。他们三面夹击，逐渐向沭河两岸压缩。不久我们的根据地只剩下沭河两岸北起徐埠前，南到文家埠，西至曹庄，南北长十八华里，东西不过五华里的狭小地带，被敌人称为“一枪可以打穿的弹丸之地”，办事处也随时都面临着被围攻的可能。有一次，驻在大哨的敌伪军进攻我曹庄，我带了办事处的警卫连前去增援，国民党顽军就乘机偷袭了办事处的驻地月庄。那天夜里，大雨滂沱，沭河水猛涨，我们被拦在河西，无法过河，留在办事处的同志和敌人战斗了一夜，敌人没达到目的，天亮时撤走了。相隔不久，敌人又摸到了西沈马庄偷袭办事处，我们的武装科长石涵九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参议会的驻会议员韩瑞三也被抓走。在国民党顽固派疯狂进攻的同时，地主和土匪武装也大肆活动，袭击我基层政权，暗杀抗日干部。有一次青救团办事处主任张克华同志在沭河边上的朱果村工作，被土顽吴硕三抓住，第二天就在店头村被活埋了。夏庄区区长凌竹泉在一次反击土顽的战斗中，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嘴。
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苍马工委和办事处，面对这严重的局势和恶劣的环境，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以革命的武装来打击反革命武装，组织苍马地区的人民起来保卫抗日根据地。1940年7——8月间，我们把地方上的零散武装集中起来，组成了苍马游击大队，编成四个连，由办事处统一领导，加强了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提高了战斗素质，配合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一大队，英勇奋战，顶住了敌人穷凶极恶的进攻，保住了沭河西的“弹丸之地”。9月，驻苍马地区东盘、西盘、朱仓、湖子一带的国民党57军（东北军）调防到日照县的甲子山区，当地的伪政府官吏和地主武装纷纷逃跑，敌伪区、乡政权也随之垮了台。
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巩固，中国共产党开始在苍马地区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冬，我们抓住有利时机，到各区、乡召开群众大会，相继设立了蛟龙、大兴、古贺、巡会、岌山、挂剑、沂滨、夏庄八个区政府和部分区委，任命了区、乡、村长。接着苍马办事处在北沟头召开了苍马地区参议会成立大会。记得那天天气很冷，代表们围着火炉，边烤火边议论着抗日的大好形势。经过充分酝酿和民主协商，根据三三制的组织形式，选出了参议会成员，徐慎弢任参议长。徐慎弢原在当地教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在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望。长期以来，他对国民党政府十分不满，共产党来了以后，他积极拥护党的统战政策，参加抗日活动。特别当选参议长后，不顾年事已高，还经常骑着毛驴走村串户，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对广泛发动群众，团结各阶层人民抗日，起了积极作用。
1941年1月，我党根据斗争的需要，鲁南三地委正式把苍马工委改为苍马县委，并任命我为县委书记。8月，苍马办事处改为临沭县政府，苍马县委改为临沭县委，我任县长兼县委书记。县政府的选举是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的。选举之前，先把候选人名单写在红纸条上，然后把红纸条贴在大碗边上。选举时，每个代表手中拿着几粒黄豆，想选举谁，就把手中的黄豆丢在谁的碗里，以此来计选票。这样的选举方法，既充分发扬了民主，又体现了各阶层人民抗日的共同心愿。当时农民高兴地唱到：“选举好，选举好，大伙选出了好领导。又抗日，又民主，以后咱日子就好过了。”新选的县政府采取“三三”制的组织形式，共产党员、进步力量和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这样的组织形式对于团结各阶层人民抗日是十分有益的。
1941年初，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四团、六八六团（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老四团、老六团）开到了滨南地区，驻在了临沭县。这支部队和我党领导的地方武装紧密配合，不断打击敌人，扩大根据地，成为抗日民主政府的重要支柱。
（二）建县后的斗争（1941年8月至1943年底）
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以后，我们立即发动和组织群众投入了建设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回顾当时的情况，我们的斗争主要是集中在三个方面展开的：
一是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双减”，斗争恶霸地主。由于封建主义的桎梏严重束缚着农民群众的手脚，残酷的经济剥削压得农民抬不起头来，因此，要巩固民主政权，就要发动农民群众，帮助他们从封建势力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就在这个时候，刘少奇同志从华中来到了滨海，住在临沭县的朱樊村，检查指导了我们的工作，为我们的斗争及时指明了方向。
记得那是1942年春，一天，我们山东省、区、县的党、政、军干部几百人，聚集在朱樊村一个地主大院里开会。会议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主持，少奇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他全面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抗战已进入了相持阶段，我们要胜利地度过相持阶段，坚持到战略反攻，就必须迅速发动基本群众，巩固壮大根据地的力量。他详细论述了在根据地开展“双减”斗争的重要意义和在“双减”中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争取地主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少奇同志的报告为我们指出了方向，使我们明确了当前的任务和党的政策，大家都深受鼓舞和教育。会后，省、地、县组织了工作队，在临沭进行“双减”试点。八路军抗日军政大学山东分校文工团的同志，也组成工作队到大兴区和蛟龙湾区开展“双减”。一个发动群众向封建势力进攻的战斗打响了。
当时，临沭县已改成中心县，负责领导海陵县和郯城县的工作。根据少奇同志指示精神，我们三个县委和县政府的干部都组成工作队，分头到各区、乡访贫问苦，调查研究。
一开始，工作队所到之处，农民群众都有些顾虑，不敢接近我们，好容易找到几个雇工，他们也不敢说心里话，后来竟然连雇工也找不到了。原因到底在哪里呢？有一次，进驻大兴镇的工作队员见一个雇农在住房对面卖黄瓜就主动找他聊天，从他家打听到村里的雇工都住在地主家后院的一座破房子里。我们工作队的同志就半夜翻墙进院子和雇工们谈心，终于了解到当地农民之所以不敢接近工作队的原因是地主阶级的威风没有打掉，有些地主到处威胁群众，说：“工作队是外来的，说走就走。”还说：“种瓜得瓜，种下苦瓠捞不着甜菜吃。”因此，广大农民害怕以后地主反攻倒算。
为了坚决把地主的嚣张气焰打下去，我们抓住典型事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处理了罪大恶极的不法地主。大兴镇有个伪村长叫王守标，作恶多端，血债累累，群众见他不倒，都不敢起来。工作队调查清楚了他的罪行，组织群众和他斗争，按照政府法律把他逮捕惩办了。这件事在当地震动很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但有个小地主仍不服气，扬言要撂倒我们某个工作队员来报复。那个工作队员听说后，当天晚上就披了一件蓑衣露宿在那个扬言要报复他的地主家门口。他说，我就等在这里，看他敢不敢来撂倒我。村里的群众知道后，都悄悄在一旁观望，那个小地主被工作队的正气压倒了，战战兢兢地开了门出来，向工作队员连连求情，赔礼道歉。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蛟龙区蛟龙湾村有个地主胡伯衡，曾任国民党临沂五区的区长。减租减息开始后，他逃往附近的山里，暗地里指使人利用修祠堂的机会，把庄上同姓的人找到祠堂里来，大搞祭祖活动，他又放鞭炮又烧香纸，还胡说什么，“如今我受了欺负，姓胡的应该站在一起，对付外姓人”。经胡伯衡一闹腾，这个区刚发动起来的群众又动摇了。农救会把这一情况向县委反应后，我和县委其他同志立即赶到蛟龙湾村，召开群众大会，当场批判了胡的反攻倒算罪行。农救会干部带领群众涌进祠堂，对胡开展了说理斗争，揭露了他的反革命罪行。
地主的嚣张气焰被镇压下去了，他们又变换方式进行破坏活动。大兴区有一个恶霸地主郑德轩，他利用掌握的武装，同土匪串通一气，烧杀抢夺，无恶不作。当地农民为他编了一首顺口溜：“羽山到磨山，土匪万万千，如若还不够，加上郑德轩。”“双减”工作队到了那里以后，他假意腾出自己家的房子，还铺了红红绿绿的绸被子让工作队住，工作队不吃这一套，搬进了一间长工住的破房子里。郑德轩阴谋失败，非常恼火，暗中指使一个寡妇，天天哭闹，企图赶走工作队。工作队的同志们紧紧抓住这个活靶子，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诉苦活动，燃起了广大贫苦农民心中的怒火。在召开斗争郑德轩的大会时，方圆百把里地的农民都来参加，有的农民抱着被地主害死的自己亲人的灵牌，披麻戴孝上台控诉，泣不成声。
由于狠狠打击了地主势力，群众迅速发动起来了，我们在各村组织成立了自卫团、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识字班，进一步发动了群众，根据地很快实行了“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二五”减租，即减原租额的25%；分半减息，即减年息一分五厘。债务人付息达原本一倍者，停利还本，付息达原本两倍以上者，债务取消），佃农分到了粮食，雇工增加了工资，男女老少齐动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日救国热忱空前高涨。
在运动中，出现了不少积极分子。他们不仅自己带头参加农会，还动员自己的亲属参加农会和抗日游击队。还有不少贫雇农成长为党的干部，如徐家贺城的单永和，原在一个地主家当长工，通过双减斗争，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开始参加了民兵，后来当上了村长、区长，抗战胜利时当上了县长。又如大兴区雇工张砚田，也是在“双减”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后来担任了临沭县工会主任和县委的组织部长。
减租减息以后，贫雇农充分发动起来了，他们一心一意拥护民主政府，民主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生了根，也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二是开展武装斗争，反抗日伪军的“扫荡”，保卫根据地。1942年秋，敌人集中了百分之八十的日伪军大举进攻我抗日根据地，临沭县同样处于恶劣环境和残酷的斗争中。为了保卫抗日民主政权，全县广大军民抛头颅，洒热血，奋起自卫。回忆当时的情景，真是每个村庄都燃烧着革命斗争的烈火，每一块土地都抛洒着革命烈士的鲜血。
位于沭河西岌山区的西山前村，是临沭县的边缘村，面对着敌人的大哨据点，经常受到敌人的进攻。村里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抗日自卫团，团长张作洪带领自卫团顽强地斗争，打鬼子、抓汉奸、割电线、攻碉堡，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成为临沭县在沭河西抗击敌人的一个坚强堡垒。敌人把这里看做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1941年秋，临沂城日寇和李庄伪军调集了千余人的兵力，配备了小钢炮和轻重机枪，前来强攻，西山前村群众流血拼命，保卫自己的村庄，自卫团团长张作洪就壮烈地战死在这个村的围墙上。后来，滨海专署授予该村“抗日模范村”，授予张作洪“抗日民族英雄”的光荣称号。
临沭县的黄家庄也是紧靠大哨敌人据点的一个村庄。一天半夜，伪军突然包围了这个村庄，民兵队长尹开玉，带领民兵据守着一个土炮楼英勇反击。他们把火药、手榴弹集中起来，大量杀伤敌人。在弹尽粮绝的紧要关头，尹开玉脱了上衣，光着膀子，操起大刀向敌人冲去。后来，八路军老四团及时赶到，击退了敌人，保住了村庄。
为了加强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保卫新生的抗日根据地，1943年，山东军区从八路军主力部队中抽调了一部分干部，帮助组织和整顿地方武装，八路军一一五师特务营营长陈士法同志调到临沭县工作。那时，县武装力量还是十分薄弱的，一支由民兵组成的“古贺大队”，人数不到三百人，除配备了一挺机枪外，大多是单打一的土枪，弹药也很少。队伍经过整顿，编为一个营，下设三个连，命名为临沭县独立营。陈士法、铁瑛同志担任了这支队伍的军政领导。
有了八路军老四团和独立营作靠山，根据地军民“反扫荡”的斗志更加旺盛了。1942年至1943年，日伪对根据地临沭县的“扫荡”十分频繁。每逢春播夏收，敌人总要四处“扫荡”，县民兵就配合八路军老四团和独立营，英勇杀敌。他们用土枪、长矛、梭镖同敌人搏斗，用麻雀战、推磨战、蜂窝战狠狠打击敌人。抢种抢收季节，中心区的民兵都集中到敌占区的边缘村搞联防、拆桥毁路，切断电线，声东击西，佯攻据点，迫使敌人不敢露面，晚上和群众一起收割播种，常常白天还是一片金黄的麦子，一夜过后，只剩下光秃秃的空地了。
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敌人扫荡的主要目标之一，县委和县政府机关干部经常变换驻地，分散活动，使敌人找不到攻击目标。县委还按上级党组织提出的“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口号，遇到大股敌人“扫荡”，政府各级机关就化整为零和群众在一起，掩护群众突围。敌人走了，我们继续进行各项工作。
1943年夏，一天夜里，我接到军分区一份情报，鬼子、伪军二三千人已陆续在沭河岸边聚集。我们分析了敌情，估计敌人是要搞所谓“拉网”战术，“扫荡”的目标是临沭县。当时县委机关和军分区都在这个包围国内，军分区作了反“扫荡”的部署，我们立即决定分散行动，跳出包围圈和群众一起进行反“扫荡”斗争。我和四五个同志一起乘着黑夜突出了包围圈，第二天天一亮，敌人果然由外向里缩小包围圈收“网”了，而我们的军队、干部和群众都按计划突围了，敌人兴师动众只撒了张空网。
在反“扫荡”斗争中，我们临沭县的地方民兵、区中队也发挥了巨大威力。平时，他们站岗、放哨、递送情报；战时，配合主力，英勇杀敌；还抓住有利时机，用土枪、长矛、梭镖与敌人搏斗，用麻雀战、推磨战、蜂窝战同敌人进行灵活的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有一年冬天，鬼子伪军纠集了两千多人奔袭沭河以东的南古庄，区中队得知后，会同八路军老四团部分战士抢先占据了沿河的高地，待敌人刚到河心，就集中火力猛打，鬼子连人带马倒在水中，打得敌人狼狈不堪，从而争取了时间，掩护了干部和农民群众安全转移。
还有一次，独立营接到民兵送来的情报，说临沂城有一个小队的伪军三十多人，沿着临郯公路准备到边缘区一个村去抢粮。营部当即组织队伍，披着麦秆编的伪装，预先埋伏在临郯公路一侧，待敌人进入射程范围时，土枪、机枪、长枪、短枪突然开火，战斗只用了二十分钟，除跑掉几个敌人外，一个小队的伪军基本被消灭了。这一仗缴获了轻机枪二挺，八八式手炮一门，长短枪二十一只，子弹二百余发，手榴弹四十余个。待增援的敌人赶到时，我们的部队早已带着俘虏和缴获的战利品，离开了作战地。
在那艰苦的年代里，根据地的群众在对敌斗争中也得到了锻炼。儿童团员手持红缨枪，站在路口盘查行人。庄外锄地的、村头卖饭的、坐在大树底下纳鞋底的，都有我们设的暗哨，一见可疑迹象，立即上前盘问。有一次，日军准备“扫荡”，事先派了一个特务装成哑巴，混入我根据地，企图刺探藏粮地点，很快就被我们识破，将他抓住了。
频繁的战斗也锻炼了人民群众，临沭根据地人民摸索了一系列对付敌人的办法。鬼子到村里放火烧房子，群众就用泥巴把秸秆捆成的房椽糊起来，使火不易燃烧。民兵和区中队还摸索出对付敌人的办法，其中最有效的是就地取材，把石块凿上眼子，装上自己用硫磺、土硝、木炭制成的炸药，埋在道口桥旁，安在门前窗后，使敌人一踏进根据地，就提心吊胆。地雷的神威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人民斗争胜利的信心。群众高兴地唱到：“地雷地雷开了花，庄头倒下大洋马，鬼子汉奸哭天皇，我们乐得笑哈哈……”
敌人在加紧“扫荡”的同时，步步为营，对根据地进行“蚕食”。针对敌人的“蚕食”阴谋，县委坚决执行上级党组织提出的“分秒必争，寸土不让”的原则，敌人刚在根据地设下据点，县大队、区中队、民兵游击队就千方百计地把它拔掉。位于沭河以西的醋大庄，是临沭县抗日根据地的边缘村，敌人曾几次到这里安据点，每次我们都去攻打，使这里出现了多次反复拉锯的局面。1941年冬，伪军侵占了徐家贺城村，在村子西南角禚家围子地主的炮楼周围，堆上鹿砦，拆了民房，企图建据点。在敌人脚跟未稳的时候，县大队、区中队和民兵前去围攻，这个据点东北方向有障碍物，西南处又是一大片开阔地，队伍没法靠上去，战斗进行了一天一夜，但进展不大。后来大家总结经验，想出了一个主意，抓来几只大公鸡，在鸡毛上浇上火油，点上火扔进敌据点，烧着的公鸡乱飞乱跳，据点内到处燃起了火，这下敌人又怕又慌，我们趁机出击，终于逼走了敌人，拔掉了这个“钉子”。
在武装保卫根据地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敌占区去建立地下政权。沂滨区（敌占区）的李石河，离敌乡公所马石河不到三里地，这个村的李鸣嵩，是我们的支部书记，公开身份是伪村长。敌人一有动向，他就派地下交通员朱应征装作卖菜的，到根据地送情报。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我们还秘密建立了武装力量，武工队员们白天监视敌人活动，晚上割电线，填封锁沟，还深入到伪军炮楼里去，教育伪军，责令他们必须老老实实，看见我八路军干部过路不准放枪、保证安全。
每年青纱帐起来后，根据地的各级干部还出其不意地深入到敌占区去，通过地下党组织，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活动。妇救会的干部常常带着耳坠子，装上发髻，挎个小花包袱，打扮成走亲戚的样子传送情报。民兵队伍都拉到边缘村去，向敌人发动整治攻势，民兵们用喇叭给炮楼里的伪军上政治课，有时还把伪军的家属请来，对着炮楼喊话：“孩子他爹，你不要再为鬼子卖命了，你看咱家的庄稼都是民兵帮助收割的，还是赶快回来吧！”强大的政治攻势，对分化敌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的伪军听了宣传，就弃暗投明逃到根据地来。
在敌占区内，我们的地下党组织有了一定的基础。如与临沂城一河之隔的九曲店就控制在我们共产党手中。
三是开展大生产运动，建设根据地，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日寇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对根据地大搞经济封锁，妄图把我根据地军民饿死困死。日寇的经济封锁，给根据地的军民造成了极大地困难，不少地方缺吃少穿，部队的供给有时连“穆子煎饼就糊盐”都难以保证。因此，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改善人们的生活，保障政府和军队的供给，是摆在抗日民主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1942年，党中央、毛主席向根据地党政军民地发出了“紧咬牙关，度过最困难的两年”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按照党中央这一指示，临沭军民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临沭县各级党政机关带头行动。大家在炎热的夏天开荒种地，在寒冷的冬天挑担贩盐；白天养猪种菜，夜间纺线织布。记得那时我们政府机关还在店头村开了七、八亩荒地，种了一块棉花试验田，没有水浇，我们就打井；没有肥料，我们就背起筐来拾粪，亩产皮棉达四、五十斤。此外我们还和区乡干部一起，深入每村每户，发动农民群众搞生产，帮助群众订“安家计划”。让群众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把分散的劳力、牲口、农具集中起来，组成互助组，有人出人，有牛出牛，有农具出农具，相互变工种田。当时农民称赞互助组说：“互助好，互助好，粮食打的真不少，你帮我来我帮你，大伙有饭吃，抗战有供给，有饭吃，有供给，打败鬼子迎接好日子。”
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各村都涌现出一大批劳动模范。岌山区有个下中农王殿信，哥哥是临沭县劳动模范，他们很会种地瓜。王殿信在地头搭了个棚子，白天蹲在地里摆弄庄稼，晚上就住在棚子里看护庄稼。收获的时候，他们的地瓜最大的一个有九斤多重，被誉为“地瓜大王”，评上了县劳动模范。行署召开劳模会时，让他们带着大地瓜来展览，又在会上介绍了他们的生产经验，还奖励了他们一头牛。徐家贺城村贫农王松山，植棉中摸索了“打双枝”，“脱枯枝”等一套管理经验，使棉花亩产超过了一百斤，被评为县劳动模范。夏庄有个陈大娘，积极带领村里的妇女纺纱织布，她一个人一夜就能纺一斤棉花，被评为纺线模范。从敌占区讨饭到根据地来的刘兴义，在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中，也当上了劳动模范。
对这些大生产中涌现的劳动模范，行署、县、区年年都召开劳模大会，给他们披红戴花，奖给他们耕牛农具，组织他们到处介绍经验，实地指导。行署、县里还举办实物展览，推广他们的先进经验。这些做法，大大鼓舞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在当时农业条件还很落后的情况下，临沭县的高梁亩产也能达到三四百斤，小麦亩产二三百斤，谷子亩产四五百斤。
八里巷有一块洼地，十年就有九年遭水淹。1944年春，临沭县财粮科的同志到这里，和当地农民一起开展了规模较大的水利建设。通过新挖的渠道，把积水排到沭河里，战胜了涝灾，当年就多收粮食40万斤。行署认真总结了这些经验，又组织各县干部、群众前来参观，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迅速开展。
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开展，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加快了根据地的建设。人民政府还办了轧花厂、造纸厂、卷烟厂。大的集镇成立了供销合作社，小村小庄成立了供销社，集市贸易非常活跃。政府加强了工商管理工作，制定了贸易税收政策，促进了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的物资交流，根据地通用的“北海币”，币值稳定，信誉高，同敌占区物价飞涨、伪币贬值，形成了鲜明对比。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日益提高，脱产军民的粮食供应有三分之一细粮，每年有两三个月能吃上白面。部队和县区机关每人每天还有五钱油、五钱盐、一斤菜，每周有半斤肉，还能吃上猪肉饺子。机关工作人员每月有两块钱的津贴费，部队的指战员也是冬有棉衣、夏有单衣，牙刷、牙粉、毛巾、肥皂，样样都有，会抽烟的每月还发给一条纸烟。临沭根据地军民的生活不断改善，深深地吸引了敌占区的老百姓，不少人跑来参军入伍，也有不少人年年跑来逃荒要饭。临沭县政府开展了“一把粮”活动，各家各户都拿出一把粮食，救济来根据地讨饭的敌占区人民，使他们没有一个被饿死的。
随着临沭县革命根据地的日益巩固和发展，1943年，我党对地方上的抗日民主政权进行了进一步调整。滨海专署在滨南地区的几个县成立了滨南行署。这年10月，我从临沭县调到行署工作，担任行署主任。临沭县人民在新的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下，继续投入保卫根据地，建设和发展根据地的伟大斗争，并不断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三）我的几点感受
我在临沭县工作整整有四个年头，回顾这一段临沭县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心情十分激动，深深感到，根据地所以能够建立、发展直到最后胜利，最根本的靠三条：一靠党的领导，二靠人民军队，三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关于党的领导，前面已经讲了不少，这里着重说说后两条体会。第一，人民军队是抗日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坚强柱石。临沭县自建立之始，一天也没离开过八路军的有力支持和帮助。记得1941年初，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四团（当地群众称为老四团）开到临沭县以后，就一直没离开过县境。八路军和人民群众一起斗地主、打土匪、反“扫荡”、搞生产，为保卫和建设临沭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在武装斗争中，八路军指战员冲锋陷阵，为掩护群众，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这种舍己为人的高尚品质，全县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们地方上的武装力量，也是在八路军主力部队扶持下成长壮大起来的。八路军从干部配备、军事训练到枪支弹药都给了地方武装极大的支持。正是由于有了八路军作坚强后盾，才使得敌人对根据地不能轻举妄动。记得在1942年11月，敌人对根据地疯狂“扫荡”、“蚕食”时，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在海陵打了个规模较大的反“蚕食”战役，仗接连打了一周，最后攻克敌十六个据点，夺回了被敌人“蚕食”的三个半区，扩大了根据地，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临沭县广大人民群众反“蚕食”斗争的信心。1943年1月，八路军继而攻打郯城，临沭县人民群情高昂，纷纷要求参战。县大队、区中队，夜以继日地围攻醋大庄据点，把敌人死死缠在沭河沿岸，并对临沂至郯城的公路作了彻底破坏。战斗打响后，全县民兵抬担架，送干粮，扛弹药，激战两天两夜，郯城被攻克。郯城大捷对发展整个滨南地区的抗战形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临沭县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壮大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是多么英明正确！
第二，广大真心实意拥护抗日的人民群众，是革命根据地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坚实基础和铜墙铁壁。在临沭县革命根据地，我们无时无地不感到人民群众的支援与力量。他们把抗日民主政权看成自己的命根子，为了保卫根据地，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我至今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那是一九四五年春的一天，滨南专署的干部在临沭县蛟龙区动员藏粮反“扫荡”，就在第二天拂晓，二百多名鬼子和伪军包围了蛟龙湾村。当时区政府的一些党、政、军干部正住在这个村的李大娘家。李大娘听到外边有动静，起来开门一看，鬼子把村子包围了，她家门外正架着两把明晃晃的刺刀。她一想到住在家里的八路军干部，就“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一面用力抵住门，一面大声吆喝：“儿子啊！快起来呀！”干部们一听喊声明白有了情况，立即从窗子后面跳了出去。门外的鬼子听到喊声就用力捣门，冲进了院子，当他们看到区干部早已撤走时，气急败坏，竟惨无人道地用刺刀捅死了李大娘。当天，我和专署（注：此时滨南行署已改为滨南专署）的干部一起到蛟龙湾村，专门为李大娘组织召开了追悼会，全区有上千群众参加。像李大娘（注：即陈元君烈士，其二儿子李章曾任南京分局政治部主任、上海铁路局党委干部部长）这样为营救八路军、共产党的干部不惜牺牲个人的动人事迹，在根据地里有很多。有一次，减租减息工作队有位女同志住在一个大嫂家里，鬼子、伪军突然进了村，这位女同志想转移已经来不及了，房东大嫂立即给她梳头，挽上发髻，又给她换上一双花鞋，让她坐在地上摊煎饼。伪军进屋后逼问大嫂：“这是什么人？”大嫂十分镇定地回答：“是我妹妹。”伪军非常狡猾，凶狠地用刺刀把那个女同志的发髻挑掉，拉着就走。那个大嫂急中生智，急忙抢上前，掏出五元钱塞在那个伪军手里，那个伪军笑了笑，转身出来，对鬼子说：“一个城里的学生。”我们的干部就是这样在群众的支持掩护下，进行着敌后抗日斗争。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我们党政干部、八路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结成了生死相依的血肉关系、鱼水关系。村里群众平时遇到八路军和我们党、政、群干部，就像自己家亲人一样，往我们同志的口袋里塞鸡蛋，拿出自己不舍得吃的白面馒头给八路军干部们吃。我们的干部出外执行任务，乡亲们就烧好水，铺好草等我们回来。在根据地，无时无刻不感受到这种浓厚的军民和干群间的鱼水深情。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军参战的革命热情，更叫人永远难忘。当时除了每年春季前后有组织的群众性的参军活动外，只要部队住下，临沭县就有许多小伙子报名参军，真是：“兄拉弟，儿别娘，前呼后拥上战场，齐心协力打东洋。”临沭县有个雇农戚大哥，家里有老婆和七个孩子，平时只靠他做雇工每年挣几口袋粮食养活一家老小，生活很艰苦。可村里开展活动时，戚大哥却拉着动员参军的同志坚决要求报名参军。干部们考虑到他家情况，没有答应，他就整天缠着干部。最后他发火了，对干部说：“八路军是咱自己的队伍，为什么不让我参军？我们家再困难也过得去，可是不赶走日本鬼子，我们就没有出头的日子。”干部们看他这样坚决，只好批准他参了军。夏庄区有一位陈大娘，家里共有四个儿子，第一次她送走两个儿子去参军，先后都在战场上牺牲了。后来发动参军，她又主动提出让另外两个儿子也去 参军，村干部再三劝说，最后她还是送三儿子参了军。一九四五年她三儿子负伤成了残疾军人回到了家乡。日本投降后，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在动员参军时，陈大娘将最后一个儿子也送到了部队。当时，不少青年为了参军打鬼子，一再推迟婚期。青壮年参军上前线又是戴花，又是骑马，有的还坐轿子，老百姓高兴地边扭秧歌边唱道：
送郎送到大门外／满街张灯又结彩／战马叫军号响／司令员来到咱村上／送郎送到十里亭／一队队小英雄勇敢去出征／妹盼望郎哥立功传喜报／为人民保国家万古留英名……
正是由于成千上万的广大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大力支持，临沭县抗日民主政权，才能经受住一个又一个严峻的考验，不断发展壮大；正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前赴后继的英勇奋斗，临沭县抗日的革命烈火才能越烧越旺，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