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白涛身边工作的日子
2013年是刘白涛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尽管他早已离开了我们，然而他那严以律已、宽以待人、清正廉洁、光明磊落的优良品质，以及他那可亲可敬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他高尚的革命情操，严谨的工作作风，高度的原则性和认真负责满腔热情的工作精神，一直激励我，鼓舞我，让我终身难忘。
在纪念白涛同志百年诞辰之际，认真地回忆在白涛身边工作时的各种经历，是对老一辈共产党人身上所体现出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弘扬，也是后辈学习的极好的教材和机会。
初见白涛同志
1965年初，我到北京参加铁道部机要干部培训班的学习培训。时任铁道部办公厅副主任的白涛同志多次到铁道部党校看望培训班的学员。培训班四十五名学员来自各局运输生产第一线，年龄在十八岁至二十岁，多数是人路不久的青年。铁道部党校是我们培训班学习和生活的地方，白涛同志每次来看望我们，首先是了解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其次给我们提出严格的要求。记得在开班典礼上，白涛同志来作动员讲话，他面带微笑、和蔼可亲，打消了我们见到了大领导的紧张心情。他说：“对于机要干部的培养和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你们是经过层层挑选和严格审查才来到这里参加学习的，每个人都要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你们都是共青团员，要发挥团员的先进作用，完成好学习任务，才能胜任今后的工作。”他还说“党的机要工作十分重要，你们今后掌握着党的核心机密，要树立以生命的代价去做好工作的思想观念，守护好党和国家的机密。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机要干部为了保护党的机密，不惜牺牲宝贵的生命。他们的事迹不能得到宣传，他们是无名英雄，你们也要树立默默无闻地工作，甘当无名英雄的思想观念”。白涛同志还向负责培训班工作的铁道部办公厅机要处处长赵继才同志提出要求：“要关心学员的生活，请食堂安排多一些饭菜品种，让大家吃得好，身体好，学习好。”他还要求培训班适当地组织一些参观和兴趣活动，开展体育锻炼以丰富我们学员的学习生活。
在白涛同志的关心和亲自过问之下，我们培训班学员在学习期间，先后多次参加了重大政治活动，如一九六五年国庆游行，在通过天安门前时，远远地看见了城楼上的毛主席、刘少奇和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我们还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届中日青年大联欢活动。在跳集体舞的时候，我们见到了前来参加联欢的周恩来总理，他和我们一起跳舞，大家感到非常激动、兴奋；我们还多次参加在长安街上夹道欢迎兄弟国家领导人的活动。通过参加这些活动，使我们受到了教育，增长了见识。同时感受到了祖国的伟大和对兄弟国家的热情友好态度。我们参加这些活动受到的教育，获取的感受，在以后的漫长人生道路上是有积极作用的，这或许就是白涛同志竭力安排我们参加这些活动的初衷。
培训班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但是充满了活泼与快乐。学习结束之后，我被分配到了上海铁路局局办机要科工作，时间是1965年10月，这段经历虽然时间不算长，却令我终身难忘。
白涛同志重返上海局工作
20世纪五十年代，白涛同志曾经在上海局杭州分局和上海分局担任主要领导工作多年，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又到上海局任副局长，后来调铁道部工作。1972年初，白涛同志由西安铁一局调上海局工作。此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路局、分局和站段各级党组织已瘫痪多年，运输生产秩序混乱，局管内列车运行不畅，压船压车，装不上，卸不下，排不出的问题急待解决。当时，上海铁路局的行政领导机构是“路局革委会”，党的领导机构是“路局党的核心小组”。党政领导班子都是按照“老中青”、“军干群”的组织原则组成的。
白涛同志来到上海局，首先抓了两项工作，一是尽快解决运输生产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二是筹备路局首届党代会，组建路局党委。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党代会的筹备工作由白涛同志负责。在白涛同志的主持下，很快组成了筹备领导小组，下设组织、秘书等若干工作班子，我当时在秘书组工作，参与起草“工作报告”。
白涛同志对筹备工作十分重视。他在花大量时间和精力抓运输生产的同时，亲自抓筹备党代会工作，他召开工作人员会议，作动员提要求。他十分重视“工作报告”的起草，要求我们在搜集情况和总结以往工作时，要坚持实事求是和一分为二的原则，不能参杂个人的私心杂念，要公正地评价以往的各项工作。他满怀希望地对我们说：“拜托大家，你们多辛苦一些，认真地写出一个高水平的工作报告”。
当年，社会上的派别斗争十分突出，铁路系统当然也不例外。上海局同样存在各种派别和不同思想观念的斗争，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必然会影响党内团结，阻碍工作与生产发展，破坏形势的稳定，最终腐蚀党的肌体。
在首届路局党代会上讨论“工作报告”时，围绕某分局对个别事件的提法和观点，有不同意见，并引起了不同思想认识的激烈争论，而且又一时难以统一思想达成共识，直接影响会议的继续进行，于是只得临时休会。休会期间，白涛同志亲自到各代表团，耐心细致地分别做工作。后来，在上级党组织的关心之下，通过多方积极的工作，使问题得到解决，“工作报告”得以通过，会议继续进行。通过此事，他了解到上海局情况的复杂性。这次党代会选举产生了路局党的委员会。第一次全委会选举产生了常委会。并得到上级党组织批准，刘白涛同志任党委书记。
首届路局党委领导班子成员的构成，是按一定比例，由“老中青”和“军干群”各类人员组成，而且有妇女代表。军队代表来自军管会，群众代表多为基层站段人员。
在路局党委班子中，其中一名党委副书记，他原为铁路局某站段的一线职工，后来成为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市工交系统二把手，兼任路局党委副书记。
这种特殊历史时期所产生的特殊结构的党委领导班子，白涛同志作为班长，其任务十分艰巨，考验更是极其严峻的。尽管白涛曾在上海局工作过，但天时地利人和都与当年今非昔比。白涛同志也深知肩上有重担，路上有荆棘，但是，他态度坦然，谨慎行事，从容不迫。
白涛同志经历过革命战争年代的洗礼，又长期在党的领导岗位上工作，因而形成了“柔中寓刚，以柔克刚”的工作风格。出于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千方百计地团结党委一班人。面对部分成员的霸道作风，激进的语言、冲动的行为和不懂不学业务等问题，白涛同志在坚持原则立场的基础上，以大局为重，采取了宽容、原谅和讲清道理的态度，以达到教育和团结同志的目的，并争取逐步得到班子成员的信任与支持。
初到上海时，由于运输生产问题十分严重，给白涛同志造成的压力也非常大。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又十分复杂，因此，解决问题的难度也相当大。由于运输的货物装不上，卸不下，空车排不出，局管内车辆“保有量”居高不下，造成压车压船，港口堵塞，以致引起上海市出现“煤炭告急”、“粮食告急”等问题。为此，上海市工交系统领导和市革会、市委领导经常在夜晚“紧急召见”白涛同志。他们不是与白涛同志商讨如何采取措施解决问题，也不是出谋划策给予指导和支持，而是简单地、粗暴地训斥一顿，有时甚至是漫骂，向白涛同志施加更大的威胁和压力。然而，白涛同志总是坦然面对。
为了尽快扭转运输生产的被动局面，白涛同志采取打“组合拳”的方式，他定期召开会议，在领导班子中讲清形势，任务和T作中的困难，以达到统一思想，群策群力，共同应对。还通过召开电话会议，动员全局力量应对困难和任务。
在路局，他经常找有关人员商讨措施，解决问题。还经常会同路局和上海分局有关同志到上海地区的杨浦、何家湾、上南、新龙华及南翔等车站，实地了解装卸车及列车编解情况，听取基层同志的意见和建议。对存在问题和困难的车站，他当场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使问题得到解决，困难得到缓解。
除了千方百计调动本局的积极因素，白涛同志还经常向铁道部汇报情况，讲明困难，争取支持。他还主动与邻局领导保持联系，争取邻局的支持与帮助。
为了及时掌握全局运输生产情况，白涛同志每天晚上再迟都要到路局调度所亲自了解各种生产情况。他十分重视调度工作，充分肯定调度指挥在运输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他还要求分管领导关心照顾好调度人员的生活和休息，解决他们的困难，使他们能够精力充沛地投人工作。我在白涛同志身边工作的那段时间，为了保证上海局运输生产的正常秩序和路局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他每天都工作到零时以后，即使患感冒发烧身体不适，他也不肯休息，坚持工作。当时，白涛同志家没搬到上海，吃住在办公室。很多同志了解白涛同志患有高血压，关心他的健康，劝他早点休息，他说：“运输生产上的一些问题不解决掉，我睡不着觉”。他头晕头痛，常用手指按揉太阳穴，日子久了，在两侧太阳穴出现两块黑色斑块。他就是这样忘我地.工作，却把自己的身体健康置之度外。
恢复出版《上海铁道》报
在路局分局和基层各级党组织相继建立之后，身为路局党委书记的白涛同志重视和关心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和作用的发挥。对此，党委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措施，还发出相关文件，对党组织的工作做出安排，提出要求。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之后，白涛同志亲自到分局和站段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党组织的建设及作用发挥情况。为了总结经验，交流情况，促进工作，白涛同志提出编发一个工作通讯，发至全局各单位，直至车间。经研究决定，工作通讯名称为《上铁情况》，由办公室秘书处负责编印，路局印刷厂印刷，不定期出版。《上铁情况》主要介绍宣传较为典型的工作经验，交流情况，刊登路局重要工作安排及领导重要讲话精神。为了办好《上铁情况》，白涛同志经常找我们了解征稿情况，并亲自给我们出题目，提要求。他说，《上铁情况》是总结经验，指导工作，交流情况，宣传典型的阵地，要充分发挥其在运输生产和党组织建设等各项工作中的作用。他要求我们多花些时间和精力，多与基层保持联系沟通，努力办好《上铁情况》。
一九七五年三月，中央和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九号文件。为更好地贯彻九号文件，迎接铁路工作春天的到来，根据白涛同志的意见，路局第一时间向各分局派出了工作组。我参加了蚌埠分局的工作。与此同时，遵照白涛同志的指示，将《上铁情况》移交由宣传部编发，进一步加强其工作力度。
一九七八年五月初，白涛同志在一次党委会上提出：《上海铁道》报是路局的喉舌，停刊十年了。报纸有很好的宣传典型，激励斗志，鼓舞士气的作用，是最好的交流经验、沟通情况，指导工作的阵地。为了加强和推动我们的各项工作，有必要恢复出版《上海铁道》报。很快党委作出决定：恢复出版《上海铁道》。并很快组织了编委会，着手筹备复刊工作。
编委会即筹备小组由五人组成，他们是：徐渭森、胡志涵、陈力、邓经纶、吴长富。在筹备过程中，白涛同志十分关心筹备进展情况，帮助解决筹备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使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由于《上海铁道》报是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办的。十年时间，原报社人员早已分散，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年龄大了，不愿再回报社工作。报社原来的摄影器材和暗房冲放设备已很陈旧，加之长时间无人管理、使用，有的损坏了，有的丢失了，有的残缺不齐。原来路局印刷厂为《上海铁道》报排字、拼版人员，有的退休、有的调离，等等困难和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在白涛同志的关心支持下，我们从选配编采人员，组织通讯、发行队伍，购置各种新闻采访，编辑设备都顺利得到落实。然而，我们的人员都是新闻战线上的新手，对新闻摄影、新闻稿件的采写，报纸版面的编排，标题的制作等都一窍不通。于是，唯一的老报人徐渭森同志理所当然的是大家的老师。他手把手地教我们每项业务技术，而且经常利用星期日和晚间休息时间教授和学习。
在白涛同志的亲切关怀和鼓励下，我们当时仅十一位同志（包括驻分局和局直属单位记者）勤奋学习，努力工作，终于在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党的生日这一天出版了《上海铁道》报复刊第一期报纸。这期报纸的报头及头条都用了“套红”，告诉全局干部职工“上海铁道报正式复刊了”。
对工作人员的要求
白涛同志刚到上海局，工作千头万绪，简单地安顿之后，他就把局办公室的同志召集起来开会。在听了办公室情况介绍之后，他对工作提出了要求。他介绍了自己：“我是上海局出去的，现在又回到上海局工作，感觉很亲切。我来和大家一起工作，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职务和分工不同，责任不同。我的工作需要你们的配合与支持，你们把本职工作做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关心和帮助。”
他还说：“我的家在北京，老伴和子女都不在上海。他们如果来上海出差，或者来上海看我，需要时，帮助安排住宿就行了，一定不要派车接送。上海的公交车很方便，告诉乘几路车，到什么站下车，这就行了”。在谈到自己的生活时，他说：“我住贵州路招待所，平时也住办公室里。我就在机关食堂就餐，食堂供应什么，大家吃什么，我就和大家一样吃什么。一定不要给我炒小锅菜，吃小灶。该给多少饭票一分一两不能少付。你们不要给我提供特殊照顾，这是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他还说：“上海局有位老领导××同志是个红小鬼，这么一位老同志犯了严重的生活错误，主要是他的自身原因造成的，但是他身边的T作同志给他提供了犯错误的客观条件，使他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调离上海局。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特别是领导干部更要记取这个教训，这样才能少犯错误，不犯错误。”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次白涛同志的儿子来上海看病，因专科医院（鼻、眼、耳、喉科医院）较远，乘公交车不方便到达，值班室同志就派车陪他去医院就医。事后被白涛同志知道了，他很严肃地批评了当事同志，并告诫以后不许再发生类似事件。
年过六旬的白涛同志工作十分辛苦，一日三餐和大家一样在食堂就餐，食堂都是大锅菜，晚餐就餐人数很少，饭菜也十分简单，有时白涛同志因开会或找人淡话，耽误了开饭时间，我就将饭菜买好带到办公室，有时他只好吃凉了的饭菜。一次，白涛同志因开会不能去食堂晚餐，要我将饭菜带到办公室。当我去食堂时，值班师傅告诉我没什么菜了，你看给刘书记烧什么菜吧”？我说：“刘书记喜欢吃鱼，你有吗？”于是，师傅很快将红烧扁鱼烧好了。师傅收了一角五分钱，我高兴地将鱼送上楼，并放人被子盖好保暖。白涛同志开完会，回到办公室，我端出了饭菜，他见到鱼很高兴地问我，“怎么烧鱼了，多少钱？”我回答：“因为食堂没有菜了，才烧鱼的，收一角五分。”或许是肚子饿了，他停了一会儿，拿起了筷子说：“我先吃了，这鱼一角五分买不来，你明天再交些钱给食堂，钱一定要给足的！”第二天我去食堂补交钱，师傅说：“昨晚那条鱼不大，一角三分就够了，还应该找给你二分钱菜票呢！”类似这种情况，我经常碰到，有时真的感到两头为难。
那个时候，食堂烧菜都是用猪油。白涛同志血压较高，又很劳累，有时食堂师傅用素油给他烧白菜豆腐，白涛发现后就会生气地说：“我要和大家吃一样的菜，你们不要为难我，否则我就到招待所去吃饭。”我只好跟他说：“这次就吃了吧，下不为例。”有几次，白涛同志不辞而别，真的到招待所吃饭去了。无奈之下，我们再也不敢给他单烧菜了。有一天吃饭时白涛同志对我说：“据我了解，路局以往就有个好传统，每人发两个瓷碗，书记和局长都和大家在食堂就餐，其实这样很好，大家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边吃边聊，还可以谈谈工作嘛。
其实，我也觉得若大的餐厅，机关干部都在一起就餐，十分热闹，还可以边聊边吃，食量也可增大些。然而这个好传统不知曾几何时被哪一届领导打破了，他们为自己专设了漂亮的小餐厅，菜也是小锅炒的，品种也与大餐厅不同，还有一道美味的汤，餐后提供两个免费水果，不仅如此，所付的餐费很少，大部分餐费以所谓的“误餐费”或“伙食补贴”给补上了。这样巧立名目的“福利待遇”，像白涛同志这些打江山的革命老干部一定会看不懂。他们那种付了足够的餐费还嫌少，收少了就不愿吃的做法真是“傻”透了。与白涛同志相比，那些想吃好的，又不想掏钱的“白吃客”是多么渺小，多么可耻可笑。
尊重和关心老同志
白涛同志是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长期在领导岗位工作。他尊重人，以诚待人，与人为善，有宽容心，对身边工作人员也从不训斥。他关心别人，尤其对老同志更是尊重有加，关心备至。他经常告诉我们，对老同志的事情，一定要考虑的细致周到一些，照顾的好一些，充分体现出他对老同志的深厚感情，十分令人敬佩。
狄景襄同志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是上海市的老领导。一九七三年上半年在“五七干校”劳动的狄老被安排到铁路局，参加党委工作，但是并没有担任职务。然而，白涛同志对这位老同志的到来十分高兴，热情迎接。
在狄老尚未到路局之前，白涛同志就考虑给他准备一间位置和光线最好的办公室。他对工作同志说：“狄老是一位很老同志，他不仅资格老，而且职位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我就把他的办公室安排在313室，我搬到305室，你们把房间整理一下，清洁卫生打扫干净。”为狄老准备的办公室整理好之后，白涛同志亲自检查一遍，并提出：“狄老年纪大了，再放一张床供他中午休息，再放一台电扇天热时用。”并关照说：“老同志有看报的习惯，多订几份报纸吧”！按照白涛同志的意见，我们忙乎了一阵子。白涛第二次检查时，他满意了。不过他坐了一下办公桌前的椅子，嫌低了一些，又说：“狄老个头较小，椅子再高一点，坐起来更舒服一些”。后来他又关照我们将窗帘换厚一点的，以免狄老休息时光线太强影响休息。办公室安排妥当之后，白涛同志还就狄老用餐和上下班车辆接送问题亲自找有关同志作了安排。并要求我们在狄老今后外出工作时，一定要派专人陪同。
在研究讨论工作时，白涛总是先听取狄老的意见和建议。我曾陪同狄老到南京、蚌埠、上海分局工作。每次临行前，白涛都亲自给分局领导打电话，介绍狄老情况，去工作的目的、内容，要求分局认真接待。白涛同志还要求我外出照顾好狄老，多与分局联系安排好行程，不要太紧张。
狄老十分平易近人，待人温和可亲，说一口山西话。我每次陪他外出时，他都掏出100元交给我，并对我说：“这钱是我们俩外出的生活费。我每月300多元工资，你工资低，又是陪我外出，你不用再花钱了。”到招待所住下之后，我问狄老喜欢吃什么饭菜，他笑笑说：“面食为主，米饭为辅，什么菜都吃，以素为主，你喜欢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多么随和，多么可敬可亲的老同志。关于工作，狄老说：“无论开会还是小范围交谈，需要记的，你就作好记录，回去再整理，我讲话不用你为我准备稿子……”
狄景襄同志在上海局工作期间，总是全力配合支持白涛的工作，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他才回到上海市领导岗位上工作。
王亚山同志是上海铁路局副局长，白涛同志对这位红军长征老干部，十分敬重和关心。亚山同志在战争年代手臂曾被子弹击穿，伤痛一直伴随着他。一九七三年八月，他要去铁道部大连夏家河疗养院去疗养。为了让亚山早日成行，白涛亲自与铁道部有关部门联系，为亚山安排疗养，并电话告诉沈阳局和大连分局领导同志。联系好之后，白涛提出由局办派人陪同亚山同志，选定人之后，白涛同志征求亚山的意见，没料到亚山同志对选定的人都不同意，而提出要我陪同，白涛同志当即答应了他的要求（这是事后亚山告诉我的）。讲定之后，白涛同志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陪亚山去东北夏家河疗养院疗养。亚山点名要你陪他去，你就把工作安排一下，尽快到亚山家里帮他准备一下，商定好出发时间就告诉我，现在天气炎热，最好坐飞机到大连，然后用汽车把你们送到疗养院。去征求一下亚山的意见。”按照白涛的意见，我将工作安排好后，即去亚山家帮他做好了行前的准备工作，并商定乘坐火车，亚山说：“咱干铁路的坐火车不要钱，坐飞机还要花钱买票，钱不能让人家赚呀！”我向白涛同志汇报了行期和乘火车走的意见之后，他立即电话与铁道部同志联系，派人派汽车接站和在部招待所（会议楼）休息及第二天转乘北京去大连的列车等事宜，各环节都向我作了交代，并再三嘱咐：“亚山此次去疗养，你一定要细心照料，到疗养院后听亚山的安排，叫你留下来，你就留，叫你回来，你就先回来，到疗养结束时再去接他。”白涛说：“亚山在东北担任过铁路局长，老熟人，老部下很多，他若要到其它地方走一走，你就陪他转转，一定要满足亚山的要求……”。
在白涛同志的安排之下，我们乘上海14次列车到北京，休息一下，第二天乘上北京开往大连的11次列车，一路顺利地到达了大连。大连分局领导同志将我们送往夏家河疗养院。在11次列车出山海关之后，列车每站一停，都有老同志上车看望亚山同志，有的老同志到下一个停车站才下车，他们在车上谈文革中受冲击的情况，谈自己的处境及家庭情况，谈到动情处，还流下眼泪。分手时，老同志相互祝“保重身体”。在11次列车上，列车长十分礼貌的称亚山老局长，汇报列车包乘组情况。午餐时，专门为我们烧了美味对虾，亚山吃得十分开心。吃完饭，列车长送我们到软卧休息，亚山对我说：“你先付钱，我等你一块走”。付钱时，餐车主任收20元餐费。亚山同志说：“哪有20元一顿的美餐，还吃对虾，不能让你们贴钱。”僵持不下，列车长过来做了工作，最后收取30元的餐费，亚山才肯离开餐车。
在工作接触中，老同志的言行随时教育着我，影响着我。我真实地看到白涛、亚山、狄老他们是老干部的代表，他们真正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实践者。然而，很多老干部，老同志都相继离开了我们，有些后来的新干部、新同志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继承发扬的如何呢？实在不敢恭维。
一个月之后，亚山同志疗养结束，我又将他接回上海。在大连分局招待所，我问他想不想去其它地方看看老朋友，老部下，我陪你去转一转，这是白涛同志的意见。亚山略加思考之后，笑着对我说，以后再说，这次就算了吧，你还有很多事情，我也不想麻烦人家了，咱们回家吧。”重视信访工作
白涛同志十分重视信访T作，要求工作人员定期分析信访情况，并写出书面材料给他，重要的来信他亲自批示处理意见，并关注处理结果。下面回忆我所经历的白涛亲自过问的一起群众来访案例。那是一九七三年春末的一天晚上，我陪白涛同志外出回到路局机关，汽车进入大门刚停下，一男一女中年人立即在车头地上跪下，嘴里还大声说：“你们干部要为我作主呀！”我与白涛立即下车将他俩扶起来。白涛同志说：“你们是哪里来的，有什么话好好说，不要这样下跪。”他俩是从浙江诸暨来的，说一口当地话，白涛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于是交待我了解情况之后告诉他，我把二位来访者领到办公室听他们讲明情况。然而，浙江诸暨方言我也不能全部听懂，两人看我听的很吃力，于是他们把事先请人写好的上访信交给我看。原来他们是夫妻，来自浙江诸暨农村。他们夫妻主要以种田为生，丈夫有时打些零工。家中有一对儿女，女儿16岁，儿子13岁。一九七二年，丈夫在杭州工务段做外包工的时候，与_工友们住沿线工棚。有一天，一位来自义乌的工友在棚里丢了一百多元钱，同工棚的工友怀疑他偷了钱，于是发生了争执，继而在殴斗中将其打伤，造成大腿小腿骨折。后经住院疗治疗，但留下了残疾，走路不便。而他在家休养期间，杭州工务段将他辞退，不再发给工资和补贴，给他的家庭生活造成困难。他们要求丈夫由杭州分局另行安排工作或由他们的女儿接替工作。
白涛同志看完信后，了解到上述情况，于是在来信上批示：请杭州分局查实情况，认真负责地处理好，要妥善解决问题。白涛将来信交我转给杭州分局领导，并交待我及时过问处理情况。后经了解，该同志确系被冤枉遭到工友殴打致伤，杭州工务段有处理这一事件的记录。白涛同志听取我们的汇报后，亲自打电话找到当时杭州分局领导同志，要求他过问这件事，本着对受害人负责的态度作出妥善处理。然而，受害人又曾多次到杭州工务段和分局上访，他们只给一点生活补贴打发受害人，以致受害人再次找到路局上访，我接待了他们。白涛同志了解这一情况后十分生气，即刻打电话给分局主要领导同志，他说：“我们当官的要为民做主，既然人家在我们铁路工作遭到误伤，不能一脚把人家踢开了事，你们抓紧按当事人要求，把问题处理好，不能让他再拖着残腿一次次跪地跑杭州跑上海了。请你亲自落实一下”。
后来，白涛同志到杭州出差，又问及此事如何处理的。当得知将受害人女儿安排到杭州铁路医院工作了，白涛同志欣慰地笑了。他深情地说：“群众来信来访到上级部门是对我们的信任，他们所反映的情况，也是我们应该掌握的信息。处理好群众反映的问题，可以增强群众对企业的信誉，群众会感谢我们，感谢党和国家，我们何乐而不为呢”。我曾经做过信访工作，接触过不少上访群众和他们的来信，其中，绝大多数群众所反映的问题是实事求是的，他们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而造成群众上访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是政策不落实，还有干部的不良作风引起的。
毛泽东同志说，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虚心听取群众的呼声和意见，认真地解决和处理他们反映的问题。白涛同志做到了，而且做得很认真，很负责任。
在春运第一线过春节
每年春节运输是铁路运输工作最繁忙的时候，也是路局领导同志工作最紧张的时刻。白涛同志不主张派春运T作组到下面去，而是采取几位局领导分头到各分局检查工作，指导春运，而且他们在春运第一线过年。
一九七三年，离春节还有三天，我陪同白涛同志从上海到蚌埠分局检查春运工作。
白涛同志到下面检查工作，坚持轻车简从，反对前呼后拥，反对劳民伤财的“热情接待”，更反对铺张浪费的“接风”和“饯行”。他也不愿意打扰和分散基层同志的时间和精力。他说：“我们下去是为了解决问题，促进工作，不要给下面的同志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去蚌埠分局当天，遵照白涛同志的吩咐，我给分局领导同志打了电话，通知我们到蚌埠的车次及工作意图。考虑晚上21时才能到蚌埠，只派办公室同志到车站接我们去招待所，分局领导同志不要接站，第二天我们到分局见面再谈工作。
在蚌埠分局，我们花了两天多时间检查了蚌埠地区和合肥地区的春运工作，特别是安全措施及旅客乘降组织工作。此时，正值节前客流高峰时段，白涛同志特别强调，不要过多牵涉站段领导精力，让他们集中精力抓工作。
除夕的下午，白涛同志召集分局相关领导开了个短会，简要地介绍了检查情况，并就节日期间和节后春运工作强调了几点意见。会议结束前，白涛同志对大家说：“今晚是我国传统佳节春节的除夕，你们就回家团聚过三十，不要管我。我与小吴同志都安排了，请你们放心吧。”分局领导同志本以为我们下午要回上海，听到白涛同志的话，他说：“如果你们不回上海，晚上我们就一起在招待所团聚吧。”白涛笑着对他们说：“现在我们不是聚了吗，不一定吃饭才叫团聚吧。晚上，我俩还有亲人团聚，你们回家团聚，就按我的意见办吧”。大家都笑了，还是七嘴八舌地说了一些。
除夕的晚餐，招待所食堂的同志热情地为我们增添了两道菜，这样就是五菜一汤。白涛同志还邀请食堂两位师傅和我们一起用餐，他说：“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们一起吃个团圆饭吧”。两位师傅不好意思，经再三劝邀，才和我们一起用餐。
晚餐之后，我们稍休息一会，便步行来到蚌埠车站。记得当时地上还有一层薄薄的积雪，气温在零度以下。当时的蚌埠站是京沪线上的区段站，有少量列车编解任务。车站有客运、货运和运转三大车间，站场从西到东大约一公里长。
按照白涛同志的要求，我们主要慰问除夕之夜坚守运输生产第一线各岗位的职工。于是，我们从车站西头靠近机务段的道口，一路向东，走进所有的板道房、道口房以及行车室，列检所、机务煤台。每到一处白涛同志主动与职工们握手、问候。他亲切地说：“你辛苦了”。并简单了解工作岗位情况，告别时，白涛同志先祝福大家春节快乐，家庭幸福。同时，勉励大家一定保证运输生产安全。
晚22时多，我们才回到招待所，刚进门，已经等候多时的分局两位主要领导马上迎上来握住白涛同志的手说：“你们到哪里过年去了，我们问了几个站段值班领导同志，都说没有见你们。”白涛乐呵呵地回答：“我们到车站和当班的一线职工过年去了”。大家一听这话，都哈哈大笑起来。
送走分局领导之后，白涛同志显得有些疲倦，但精神很好。接着他又与路局值班领导通上电话，了解全局当天的运输生产情况。
大年初一的晚上，我们离开了蚌埠前往南京，开始检查南京分局的春运工作。
行前，他只找分局两位主要领导在招待所交换了意见，肯定了分局在节前春运工作中的成绩。他强调：要保证安全地完成运输任务，首先，干部要真抓、实干，要到第一线去；其次，安全措施要认真落到实处；第三，要切实关心职工生活，充分调动工作积极性。我想这三条也许是白涛同志多年抓运输生产的经验总结。
我在白涛身边工作时间并不长，但经历的事情很多。当时正处“文化大革命”时期，环境十分复杂，工作难度相当大。我当时年龄二十多岁，对经历的事情，因为深受教育和感动，所以至今记忆犹新。
在写这篇回忆时，除认真回忆这些事情之外，还查了当年的工作记录，模糊不清的，还找当年一起工作的同志帮助回忆，力争把事情的情节写得更清楚一些。我想这才是对这项工作的负责态度，更是对白涛同志的尊敬。
2013年1月 本文作者曾任上海铁路局离退休干部处副处长，现已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