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两度在白涛同志身边工作，他的言行举止对我影响至深。白涛同志对党无限忠诚，对事业极端认真，为人忠厚老实，对己严格自律，特别是身处逆境，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在我心中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因而深受党的信赖。在我印象中，凡是任务艰巨、环境困难的地方，总是派他去打开局面。
在纪念白涛同志百年诞辰之际，追忆往事深感白涛同志为人民铁路所作的贡献，应该在中国铁路史上留下值得铭记的一页。
（一）
1958年1月1日，铁道部决定成立南昌铁路局，管辖原属广州局的南昌分局、原属上海局的上饶分局和鹰厦线临管处，路局机关由铁道部机关和上海、广州两局抽调干部组成。白涛同志由部基建总局局长任内调任南昌局局长，他要在当地找一名懂生产业务的人当秘书，分局党委就推荐我去担任。当时，江西境内铁路设施比较简陋，鹰厦线又是新线，建局的物质基础很差。干部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生活条件的反差也很大。此时，路局党委书记李介夫同志因病在京治疗而未到任，白涛同志一身两任，团结各路干部因陋就简，很快打开了局面。他在南昌局虽然不到两年，却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并赢得了勤政廉政的口碑。
1、拉开了全面整治鹰厦线病害序幕，保障了国防战备需求
鹰厦线是一条国防战备铁路，地质结构复杂，铁路需要穿越崇山峻岭和急流深涧，当年施工采用大爆破，山体松动，塌方落石滑坡频繁。接管后的第一个月，经常一夜十余处报警，雨季一到可能全线瘫痪。肩负战备重任的白涛同志十分焦急，他在局机关正常运转后，立即带领有关人员单机挂车，由北至南，对694公里的全线进行逐段排查，每到重点病害地段，他都不顾个人安危攀山越岭赤脚淌水实地踏勘，历时20多天终于摸清情况。当时，修建鹰厦线的铁道兵某师仍驻在沿线，由于他曾担任过志愿军铁道兵指挥所副司令员，报经上级批准后，就邀请该师的师长在漳平会商制订整治方案，部党组第三天就批准了第一期690万元的应急整治计划，抢在雨季到来之前，展开整治重点病害大会战，保障了后来繁重的军运任务。
2、胜利完成了“8.23”炮击金门的后勤保障任务。
1958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在福建前线指挥部下设鹰厦铁路军运指挥部，铁道部指定由南昌局抽调人员组建。福建前指叶飞上将任命白涛同志为指挥，派福建省副省长许亚为政委。由于鹰厦线坡道大、隧道多、曲线半径小，运输能力很低，为保障紧急军运，铁道部决定除保留一对客车，全线停办货运转为军运专线，调度所也迁到厦门就地指挥。白涛同志亲自组织实施军运计划，监督军列安全运行，并亲赴重点病害点及时组织抢修整治，为“8.23”炮击金门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受到中央军委的表扬。这年9月，叶飞上将在福州举行庆功会，宴请指挥部全体人员，对白涛同志和南昌局给予很高评价。
3、首创红旗铁路局
白涛同志在南昌时正值“大跃进”期间，运输生产任务繁重艰巨，他大部分时间在基层站段调查研究，随时发现典型总结经验，以典型推动工作。同时在运输、基建、文教、卫生各条战线，广泛发动群众，大搞攻关挖潜和技术革新，取得了显著成绩，使成立不到一年的南昌局被铁道部命名为“红旗铁路局”，南昌至上海的57/8次旅客列车被命名为“红旗列车”，人民铁道出版社也为白涛同志出版了《南昌铁路局群运经验》。1958年铁道部把推行运输综合方案定位为“迎接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法宝”，但由于当时运量上涨迅猛，货源车流变化快，计划跟不上变化的客观情况，使运输方案兑现率低，失去指导意义，许多路局都已流于形式。白涛同志毫不懈怠，亲自组织方案小组研究探索适应形势的途径，积累了以旬方案为中心的运输组织工作经验，形成了“月计划，旬方案三日调整，一日计划”四个环节环环紧扣的运输组织方案，使运输综合方案获得了新生。1959年6月，铁道部在庐山召开了全国铁路运输综合方案会议，总结推广南昌局经验，并由人民铁道出版社出版了会议专书。
就在这次会议结束时，余光生副部长告诉白涛同志工作将要调动。因为1958年大跃进时，中央提出“以钢为纲”，实现1070万吨目标，而作为主力军的鞍钢却因厂内铁路运输滞后影响任务完成，国务院决定由铁道部选派一位最强的局长出任鞍钢副经理兼运输部党委书记，部党组决定白涛同志出任，1959年12月，他离开了南昌局。白涛同志生活简朴，常年穿一身褪了色的路服，脚上是圆口布鞋，夏天更是草帽、蒲扇、老头衫。在南昌局两年，一直住在办公室里，每天和大家一样在机关食堂买菜打饭，工作到深夜，也就啃一两个萝卜充饥。1959年南昌已进入困难时期，他拒绝食堂的照顾，和大家一道排队买面汤，机关干部无不为之动容。他患有较严重的高血压，医院要他注意休息，他不为所动，却对前来问候的卫生处长说：“你不要只盯着我一个人，你要盯着全局几万员工”。“大跃进”时期，机关干部经常要去车站参加抢装抢卸，他也尽可能参加，扛包推车，馒头咸菜，和群众打成一片。有一次鹰厦线华安发生大面积塌方，一列货车被拦腰掩埋，这段铁路沿着九龙江，峭壁悬崖无法拨道修建便线，白涛同志说：“看来只能愚公移山了”，他组织路工、民工抬土清方，两天一夜眼睛充血也不休息，他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南昌局干群一致的赞誉。
1958年“七一”党的生日那天，他要求各处处长当普通劳动者，到车站、列车体验为旅客服务的甘苦，他自己也佩戴“检票员”胸章，站在南昌站检票口认认真真地检票服务。这次活动在南昌市引起很大反响，江西日报和广播电台都给予了热情赞扬。
（二）
1972年5月，白涛同志由西北铁路工程指挥部调到上海局任党委书记，这是他又一次临危受命。他和上海局有历史渊源，1949年，他负责接管浙赣铁路局，以后任杭州、上海分局长，上海局副局长，大家都欢迎他来，又为他的处境担心。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局是重灾区，严重的派性干扰，大批干部不能解放，导致1968年1月实行军管。军代表和造反派把持党政大权，局级干部只有老红军王亚山一人结合在生产办公室，四个分局分属四个不同部队军管，除调度指挥外，与路局已中断关系，全局工作处于半瘫痪状态。鉴于上海局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国务院领导借“批林整风”抓整顿的时机派白涛同志“空降”上海，后来知道这是李先念和谷牧两位副总理的决定，我们理解这是对“四人帮”控制的基地钉进了一个钉子。
在当时极端艰险复杂的环境中，白涛同志单枪匹马，只能依靠党委内结合的两位处长的支持，与造反派和支持他们的军代表周旋与斗争。这段时间，他抓了三件大事：
1、调整机构，解放干部，恢复运输生产秩序。
他首先调整生产班子，将已解放的处室领导干部充实到生产办公室各专业小组，并以军干群三结合的理由，任命他们担任组长。虽然由于“四人帮”的控制，市革委会工交组的阻挠，这批干部不能称“长”，只能叫召集人，但已在实质上恢复了原来路局专业管理的职能。他还通过调度和各专业组与基层沟通，突破了条块分割，使全局运输生产初步恢复正常。客货运输量稳步上升，1973年客运量比上年增长6.6%，货运量增长7.2%，日均装车达到3434辆，比上年增长5.9%。与此同时，大力推进解放干部，顶住压力阻力，将4位局级干部安排为部门负责人。“四人帮”在上海的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市委书记、副书记）对白涛同志的作为十分不满，专门开会训斥白涛同志说：“你到上海不抓路线，满脑子唯生产力论，成天就是‘安全正点装卸排，几个老干部安排安排”’。在当时的形势下，白涛同志苦心孤诣，忍辱负重，守住阵地保障运输，可说是难能可贵。
2、全力贯彻中央九号文件，反派性保畅通，开创路局工作新局面。1975年初，邓小平同志以铁路为突破口，发布中央九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揭开全面整顿的序幕，并派万里同志担任铁道部长。当时徐州是派性干扰的重灾区，造成京沪、陇海两大干线不能畅通，万里同志和江苏省委一道，亲自在徐州发动群众，大批派性，解放受迫害的干部职工，迅速扭转了局面，接着在徐州召开会议，部署深入贯彻九号文件，我作为运输生产负责人，随白涛同志参加了会议。白涛同志回局后，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宣传贯彻九号文件的系列活动，江苏省委书记彭冲同志亲自到南京分局，参加路局广播电话会议，并宣布支持白涛同志工作，以军区政委身份决定将所有军代表撤回部队，为路局对各分局行使领导权创造了条件。白涛同志也乘机恢复了路局处室建制，虽然由于“四人帮”的阻挠不能任命处长，但以负责人的名义使机关工作走上了正规，保证了全局运输畅通，扭转了由于“批林批孔”各地武斗造成的客货运量骤降的局面，1975年客运量比上年增长5.5%，货运量增长10%，日均装车增长7.8%，受到万里同志的表扬。3、在粉碎“四人帮”前后的危难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坚守阵地稳定局面，保障了各项重点运输任务。
周总理逝世的当晚，我看到白涛同志坐在昏黄的台灯下垂泪沉思，他不顾“四人帮”的禁令，在新厦五楼布置了一个灵堂，组织机关职工吊唁，我们运输处全体行动，又在老大楼四楼廊厅布置了一个吊唁场所。对周总理的沉痛悼念，使喧嚣一时的“批邓反右”活动陷于停顿。由于“批邓反右”使贯彻九号文件取得的大好形势骤然逆转，管内蚌埠、金华等地运输又不通畅。当时路局行政领导班子极不健全，白涛同志没有行政职务，只好以书记身份承担行政领导工作，还直接抓运输生产。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形势更加严峻，由于运输不畅，京、津、沪三大城市煤炭供应告急，白涛同志每天亲自主持运输交班会，督促我们顾全大局，压缩自局装车，坚决执行“南车北调”的部令，有力地保证了全路的突击运煤任务。
进入10月，形势表面平静其实暗流涌动。有天深夜，白涛同志从某地打来电话，命我这段时间住在机关，盯住调度确保指挥不断，事后才知道粉碎“四人帮”的次日，他即奉诏赴京，秘密接受谷牧副总理布置的任务，严密控制铁路，防止上海“四人帮”余党策动的武装叛乱。10月中旬，以苏振华、彭冲、倪志福等同志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到沪后，立即派交通部王司长到路局召开大会，宣布中央充分肯定白涛同志与“四人帮”的斗争，表示中央工作组完全信任白涛同志，决定不向铁路局派工作组。白涛同志精神更加振奋，立即带领全局投入揭批“四人帮”、恢复运输生产秩序的繁忙战斗，全力组织突击运煤和生活物资，缓解了京、津、沪城市供应紧张，解除了北京、上海各国使领馆供电供暖的燃眉之急，受到中央工作组的表扬。
1977年2月，中央召开全国铁路工作会议，华国锋主席在会上指出：“上海铁路局的同志，是同‘四人帮’斗争的，过去被‘四人帮’压得很厉害，现在应该扬眉吐气了。刘白涛同志，你们现在应该搞得更好一些”。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信任和支持，给白涛同志和全局职工很大鼓舞，他不顾年事已高，血压又不稳定，夜以继日忘我工作，显著改变了上海铁路局的面貌。不久，他就被任命为铁道部副部长，我们认为这也是对白涛同志奋斗一生的肯定。
这里还要说一下，白涛同志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是与他爱人李秀芝的理解和支持分不开的。李秀芝同志也是抗日时期的老革命，她一人在北京既要工作又要操持家务，抚养五个年幼子女，从不给白涛同志添麻烦。李秀芝同志勤俭持家，在她们家没有“锦衣玉食”，孩子们都是在艰苦朴素的教育下健康成长的，她始终保持了老区人民的优良传统，也让我们尊敬和怀念。
本文作者曾任上海铁路局总经济师，现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