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去世了，当时我正离京出差，没赶上与他告别，很遗憾！我要在家，一定会到上海去为他送别。
我与白涛同志相识是在1948年初，张博铁路局成立时。当时张店（现淄博市）刚解放，济南、青岛都在敌人手里，胶济铁路也不通。张博铁路是一条支线，北起胶济线的张店站，向南延伸，有南定、淄川、大昆仑、小昆仑、博山等站，还有产煤区的几个小站罗家庄、洪山、八徒等都与张博支线相接。张博铁路是当时共产党控制下的山东境内唯一一条铁路，因战争中遭受国民党军队的破坏，已陷入瘫痪。加上张博支线是窄轨，与胶济线的轨距不一致，很难形成好的运输效能。为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支援山东根据地完成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支援解放大军南下的任务，我华东财经办事处决定成立张博铁路局，任务是抓紧抢修铁路，迅速恢复运输，也为新解放的城市培养铁路管理的骨干力量。记得当时从山东老解放区各根据地调来的同志都在坊子集中，然后到张店进点。我是1948年初从胶东军区军政大学学习期满，刚刚留校工作就被调来的，当时还穿着军装，准备随军南下接收中小城市。白涛同志是1947年秋由滨海区抽调到华东局机关集中，经过学习、整党后于1948年初被派到张博铁路局任局长的。当时还有位李刚同志任副局长，我在办公室做秘书T作。
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攻下济南后，10月成立了华东铁路管理总局，徐雪寒任局长，桂篷任政委，随之撤销张博铁路局，设立胶济铁路张店办事处，白涛也改任办事处主任兼党委书记。1949年初军委铁道部成立，根据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需要，又相继决定成立包括济南铁路局在内的几个铁路局，华东铁路管理总局也随之撤销了。解放军打过长江后，白涛同志于1949年4月带队南下，我们就此分开了。我在张博铁路局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白涛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亲身经历了一段领导和群众齐心协力，共同奋斗，胜利完成任务的难忘岁月，白涛同志也给我留下了一个难忘的记忆。
张博铁路局成立之时，上级交给白涛同志的任务就十分明确，主要抓好两件大事：一是改轨，即把张博铁路支线的窄轨改为宽轨，与胶济铁路轨距一致；二是抢修，即把战争中被国民党军队破坏的线路抓紧抢修并恢复通车。这两件大事要求时间紧迫，面临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是困难重重，加上大家刚刚从各单位调来，相互之间不熟悉，对铁路更不了解，心中难免有些顾虑。但是白涛同志面对这一切困难，却很沉着、坚定，他依靠班子集体领导，团结带领干部职工统一认识，干中学习，像完成战斗任务一样投入改轨抢修工作。最终，按质按量按时完成了任务，对支援大军南下和山东根据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白涛同志在以下几个方面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主要是：
（一）考虑问题从大局出发。白涛同志很注重把铁路的建设和发展与当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联系起来，而不是孤立地就事论事，使干部职工政治上方向明确，做到坚决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为解放全中国完成改轨抢修任务。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作用也发挥得很好，困难面前立刻就能形成一支骨干队伍，重活累活抢着干。职工们的思想也非常积极活跃，热情高干劲大，行动上能紧跟形势的发展，做好各自的工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与时俱进”。
（二）重视调查研究。白涛同志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到车站、线路施工一线，找工人和技术人员了解情况，带着问题请教群众，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取得了发言权，使一些难题在讨论时及时得到解决。
关于换轨：张博铁路所处地区盛产煤炭，以前从各小站开出的运煤列车，开到张店站后，还要卸车再进行二次装车，才能上胶济线运行。改轨后与胶济线统一轨矩，从各产煤区出发的运煤列车，可以直接上胶济线了，这就会极大地提高运输效率，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关于抢修：这段线路曾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损伤很大，有的区段连枕木、钢轨都没有了，要在短时间内达到通车水平，实现部队打到哪里，火车就通到哪里，任务重要而紧迫。
但是换轨和抢修对于这些从根据地过来的同志讲，都是外行，完成这两大任务面临两个难题，即时间和材料供应。当时对进度如何掌握，真是两眼一摸黑。白涛同志带着改轨需要哪些材料，现有的能用多少，还差多少，从哪里进料，工期进度如何掌握，参与施工的职工队伍如何组织，技术人员状况如何，如何确保线路质量等难题，带领有关同志深入到生产一线，直接与工人、技术人员交谈，拜群众为师。对于曾经干过铁路工作的副局长李刚同志，他更是高看一眼，非常尊重他的意见。白涛同志就是凭借着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面对不了解的事情，谦虚谨慎，不耻下问，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在干中学习，因此在不长的时间内，由外行变成了内行，取得了领导权。
（三）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很好。白涛同志身居要职，没有官架子。一看到他的照片，就想起我的老领导当年那种生活上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的形象。他是张博铁路局的最高领导，但他和普通干部职工一样，从不搞特殊化，深得群众好评。平常见到谁就停下聊一聊，听听意见，同志们都愿意和他交谈。到沿线基层单位去，都是他和警卫员步行前往，开个座谈会，听听情况介绍，早出晚归，各个车站和线路他都走遍了。
记得当时在生活待遇上实行的政策是：解放区调来的同志，都是供给制，三顿饭都吃食堂，发铁路制服，每月发津贴几块钱（北海币：解放区流通的货币），有小孩子的职工还发补助费；原有的铁路职工均按工种享受不同待遇，每月发小米或将小米折合成北海币。白涛同志的爱人李秀芝大姐也是从滨海老解放区调来的干部，同样享受供给制待遇，两个孩子也有补助。一日三餐吃的就是大食堂打来的粗茶淡饭，孩子穿的衣服也打着补丁。他们两口子没有享受任何额外补贴，和其他同志是一样的生活待遇，尽管当时已经处于和平建设的环境中，但是从老解放区带来的官兵一致、干群一致，同甘共苦的作风一点没变。干部职T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白涛同志好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清正廉洁、艰苦朴素的高尚品德，得到了广大职工的赞扬，并激起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
（四）民主作风好。白涛同志面临的困难不少，却很乐观，也充满了信心。这与他注意发扬民主和团结干部群众的工作作风有着极大的关系。他很尊重副局长李刚同志，领导班子团结协作得很默契，他坚持重要问题开会研究决定。为避免说外行话、瞎指挥，他特别忌讳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家长作风。白涛同志是个谦虚谨慎的人，很愿意听取各种意见。他在主持会议时，一开始就明确提出需要研究解决的难题，鼓励与会同志深入讨论，把各种意见都摆出来，集思广益，不要有顾虑，也不许扣帽子，在关键问题上甚至展开争论也是常有的事。在他的引导下，到会的同志们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充分发表了意见。
我记得当时的机构设置有办公室、财务科、材料科、机务段、车务段、工务段、电务段、抢修队、护路队、职工工会和职工合作社等。各机构也都有明确的任务，在研究重要问题时，除了领导同志外，这些部门的负责人都参加，在产生分歧时，白涛同志从不急于拍板决定，而是启发引导大家，站在大局考虑问题，既调动了干部们的政治积极性，又团结协调各部门同志开动脑筋，献计献策，为了完成换轨抢修任务这一共同目标，统一思想，以利于今后工作。最后，白涛同志总是根据掌握的具体情况，集中大家的意见，作出正确的结论，提出明确而具体的工作要求。与会同志都是心情舒畅，干劲倍增。
（五）善于了解和使用干部。白涛同志很注重调动干部做好工作的积极性，在于他爱护和关心干部，把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视为革命大家庭的成员，了解他们想什么并针对每个同志的具体条件分配任务。对于这点我是深有感触和体会的。
我当时是办公室秘书，和白涛同志是上下级关系，里外屋办公，我们经常接近，他比我年长十岁，我更多地感到他是我的兄长。有时他从里屋出来问问我，对某项工作有什么意见，我就敞开思想讲出自己的看法；更多的是我有什么不懂的就直接去问他，或向他汇报工作。每次他都很和蔼地回答我的询问，我俩相处关系很好，思想也很一致。记得当时党的组织也很健全，但都是兼职的，白涛同志兼任党委书记，共产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的作用发挥得也很好。在党的工作方面，白涛同志发扬了在老解放区形成的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优良传统。为动员干部职工积极参加到改轨抢修任务中，开展了立功竞赛活动，党组织和工会组织都做了动员。1948年12月底，这两项任务完成后，不少同志立了功，我也被评为“三等功”，还发了立功证书。
至今我还记得白涛同志当时交给我的任务是：深入下去，了解工程的进度，做好宣传鼓动工作，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按咱们的计划完成任务。我想这个任务挺重，就对他说“我先下去，了解情况，有什么问题回来再向你汇报吧！”接到任务后，我就经常深入工地，用各种方式向工人宣传“战争打到哪里，铁路就通到哪里”的重要意义，说明战争时期，铁路运输很重要，担负着运送枪炮弹药，后勤物资，煤炭燃料等任务，对夺取战斗的胜利至关重要；宣传当前政治和军事斗争形势；宣传我们工人阶级是最有觉悟、最革命的阶级，鼓励大家团结一心，鼓足干劲，争取早日完成任务。记得我还办过若干期《改轨抢修快报》，从采访、写稿、编辑，到刻钢板、油印、下发都是我一个人干。我把工程进展情况、工作中涌现出的好人好事，以及前线的胜利消息都登在“快报”上。记得头一、二期草稿我先让白涛同志看，他看后说：“写得不错，以后不用给我看了，你自己定就行了，印好发下去。”得到白涛同志的肯定和鼓励，我的信心更增强了，大胆地独立地去工作。“快报”也随着换轨抢修任务的推进，起到了鼓舞士气，交流情况，促进任务完成的良好效果。那时，我充其量就是个中学文化，白涛同志很看重我，他说：“在革命队伍中你就是个‘秀才’了。”他放手让我去干，我知道这是他了解我、信任我、支持我，也可以说是我们党的培养使用干部、关心爱护干部政策的具体体现。
张博铁路局是我党在山东解放区培养铁路干部的基地，还有不少同志也是在张博铁路局这段工作中，受到锻炼，得到提高，后来成了铁路管理的骨干力量。如负责治安的护路队长周子山同志，是个很不错的干部，后来当了青岛铁路分局的局长、党委书记。记得我曾兼任过护路队指导员，在博山站附近一个山坡上，后面有一排房子，我向护路队员作过动员讲话。我和周子山同志共事过一段，他工作很扎实、认真，所以整个线路的治安情况一直较好。我还记得有个韩其仁同志，是机务段的负责人，他乐观，也很能干，什么困难都难不住他。后来他被调到济南铁路局工作，当过机务处长。还有个尹方同志，后来调到青岛铁路分局益都线路任总支书记，管十几个车站。
1949年8月我被组织调到青岛铁路分局，任命我为周村线路总支书记，管着23个车站（包括原张博铁路局所属车站）；之后又调我到青岛分局政治处宣传科当科长。1952年我又被调到铁道部政治部工作了二十三年，曾经在政治部宣传部、政治部办公室和部党组办公室工作；1975年4月又调我到铁道科学研究院政治部任副主任，后来又任党委副书记，直至1986年离休。
白涛同志不仅在铁路有关领导岗位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而且在路外单位也做了一些重要工作，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我记得六十年代初，鞍钢厂内运输不畅，情况较乱，影响生产。中央指示铁道部，派一名工作能力强、懂运输的领导干部，去鞍钢解决问题。经部研究决定派白涛同志去鞍钢“救急”。他去工作几个月，就解决了这个老大难的问题，为鞍钢今后运输畅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今年已经89岁了，回忆起六十多年前这段往事，总是感到很亲切。白涛同志是位领导经验很丰富的老干部，很能干，但从来不张扬；说话不多，但关键时刻能说到点子上；人很朴实，但又很有才。特别是他的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坚定，关心大局，组织观念和群众观念强，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好，善于驾驭复杂形势，团结带领群众，克服困难，完成任务，他为党的伟大事业奋斗了一生，是一个德才兼备的老干部、老党员，很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2012年8月于北京
注：本文作者原任铁道部铁道科学研究院党委副书记，现已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