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是敬爱的父亲诞辰100周年，也是父亲离开我们的第二十八个年头。父亲的音容笑貌，他那慈祥的面容、伟岸的身影一直浮现在眼前。当然作为父亲，他是威严的，但也是慈祥的。
小时候几个孩子都有些“怕”他，当然，父亲的教育方式还是以讲道理为主，比如说，我姐姐，大概是1956年左右，小学五年级期末，她被选为学校的“三好生”上了光荣榜，父亲很高兴，并号召弟妹向姐姐学习，还一起照了光荣照，这对我们的教育是很大的，因为有了学习的榜样，其它几个孩子学习等各方面都表现不错，而且都考上了北京重点中学。由于大妹妹表现好，还在1966年2月加入了共青团，同样也是号召我们向她学习，也照了光荣照，并提词鼓励：“学好毛主席著作，当好革命事业接班人。”后来大妹妹济东响应毛主席号召，到陕北宜川县集义公社插队落户当了普通农民，父亲也鼓励她要向贫下中农学习，要学会吃苦。1969年小妹妹沈东去铁道兵当了兵，在十二师卫生所，零下十几度还坚持到施T -线，为施工部队战士送医送药，还要上山采药，自己胸口长了痈疽也不说，最后发烧39度，被领导发现才强令其治疗休息，经手术挤出半碗浓。经过近三年艰苦环境的考验，18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印象中只有两次例外，一次大概是1959年左右，父亲从南昌回京汇报工作，在家小住几天。周六晚上阿姨已将热水放满澡盆，叫我洗澡，因贪玩我一直未洗，水都快凉了，父亲急了，一把把我拽过去打了我二下，没想到晚上，父亲拿着两个苹果，向我道歉，当时我是很感动哭了。还有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初期，1967年左右，由于当时非常混乱，打砸抢成风，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当时我也和所有学生一样每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为追求时髦，我穿了当时少见的“的确良”短衬衫，还戴了一付墨镜，叫父亲见了，可气坏了，怕我学坏，又是拿棍子，又是举菜刀要打我，还是被阿姨拉开了！父亲当时在铁道部挨整，受批斗，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恨铁不成钢呀，为了培养锻炼自己的孩子，1968年父亲把我送到了他们当年并肩战斗过的老部队38军，我参了军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弟弟和我一样，第二年也到38军当了兵。
我们哥俩还同在一个团——13师337团，也就是当年在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打得日本鬼子闻风丧胆的、赫赫有名的英雄老四团(1941年初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四团)，也是后来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又打得美国鬼子闻风丧胆的万岁军中的一个团。在山东临沭县抗日根据地，当年罗华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铁道兵副司令）是老四团团长，吴岱（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军区副政委）是政委。我们就是在这支英雄部队中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提高。
父亲对几个孩子都寄于厚望，希望我们都能做一个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作为一个老革命，老党员，他具备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立场坚定，斗志昂扬，生活艰苦朴素，工作兢兢业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死而后已！在生活上，工作上都给后代作出了榜样。1969年刚“解放”，他就奉命去三线修战备铁路，记得1970年10月左右，在抢建铁路第一期提前完工后，胜利自豪的心情溢于言表，他还给我寄来一封激情豪迈的信，意思大概是：“十万工农齐上阵，拼命拿下阳安线，打倒帝、修、反，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时的父亲已五十六岁，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感染着、激励着周围的人。我自然以父亲为榜样，在部队奋力拼搏，入伍不到一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了班长，不到三年就提了排长，1971年2月，被保送上了大学，是招收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对于我的进步，父亲当然是满意和高兴的！我上大学后第一年暑假，特意去三线陕西铁路工地看望父亲。大概是1971年7月底，记得当时天气很热，第二天父亲就带我去了工地，看沿线施工进度、质量。他关心职工的生活和身体健康，问寒问暖，中午和工人们一起吃饭。工人们深受感动，纷纷表示一定提前拿下阳安线。每天都是如此，当然是很辛苦的。为了不影响父亲的工作，不到一周我就返回北京了。
一年多以后，大概1972年5月，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父亲受党委托，被派到当时“四人帮”老巢上海，担任上海铁路局党委书记，开始和“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面对面的战斗。
记得王洪文（当时已被定为党中央副主席）每次来去上海，做为铁路负责人，父亲必须每次到车站接送，当时王洪文四十岁左右，他拍着父亲的肩膀问他多大岁数，我父亲回答“快六十岁了”，他大言不惭地说：“好好干吧，要向市委（指造反派）靠拢”。说完扬长而去。上海铁路局管理华东几省的铁路，主要领导干部都是铁道部和中央国务院任命，上海市委（造反派）只能向上海分局派造反派，这样“四人帮”及爪牙视父亲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经常去路局指着父亲，拍着桌子大骂，你个老走资派，老混蛋，不听话早晚有一天揪出来，打倒你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父亲也总是保持冷静的头脑，控制住愤怒的心情，拒理力争，应付这帮造反派。记得1975年，邓小平恢复主持中央工作，他大刀阔斧全面整顿，首先从铁路开刀，1975年3月中央发出整顿铁路的九号文件，全体铁路职工在党的领导下，抓革命促生产，坚决抵制“四人帮”的破坏和捣乱，揪出了一大批“四人帮”安插在铁路各部门的爪牙，很快全路革命生产形势大变样，上海路局和全国铁路一样一派大好形势，“四人帮”疯狂反对并破坏九号文件的贯彻执行，上海铁路局就在南京召开誓师大会，坚决贯彻执行落实中央九号文件，这可惹恼了“四人帮”及爪牙，大骂父亲是“赤膊上阵，紧跟邓小平、万里复辟资本主义”，对他又是办学习班，又是在全市被批判，还说他是“只转圈不转弯，态度顽固”。在这样困难的局面下，父亲仍艰苦支撑着铁路局的运输和安全生产。
1976年，毛主席刚刚去世，“四人帮”急于抢班夺权，以华国锋及叶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坐镇指挥设计捉拿了“四人帮”，但在“四人帮”老巢上海造反派头子企图武装政变，和中央对着干，已抢先发武器，但没有弹药，大概是9月下旬，李先念及谷牧召父亲回京，了解上海形势，如何防备“四人帮”的爪牙搞武装政变等。当时，中央已在上海周围布置野战军，父亲向中央领导表态，上海铁路局控制在自己人的手里，造反派休想往上海运进一粒子弹，回到上海后，父亲住在解放军上海警备区，和他的老战友陈世法、何以祥密切注视造反派的一举一动，在强大的压力下，造反派不得不缴械投降，父亲也露出了由衷的笑容。
上海铁路局的干部职工也和全国一样，战胜了“四人帮”，人民解放了，扬眉吐气了，为大干“四化”早日实现中华腾飞而努力工作着。父亲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012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