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中秋节是9月30日，也是我爸爸刘白涛的第99个生日。每逢佳节倍思亲，真是这样。中秋过后就是国庆节，加上现时的好政策，老百姓的钱包也鼓起来了，忙碌工作的人们团圆之后就出游，日子过得很幸福。我突然想起来，爸爸的生日，我这个做女儿的怎么从来没有想到给他张罗过呢？甚至连封信也没写过，连个电话也没去过？也许我没有和爸爸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也许我工作太忙，也许这些老共产党员从来不讲究祝寿过生日之事……唉！直到他永远地离开我们之后，我才知道爸爸的生日是哪一天。一年又一年，我才意识到作为子女，这样对待老人，太不应该了！
明年也就是2013年，是我的父亲刘白涛诞辰一百周年，他离开我们也已28年了，思念爸爸最好的方式，就是深切地缅怀他在革命征程中留下的足迹，思念他对我们的关爱，努力去传承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为弘扬中华民族之正气，振兴我中华民族之伟业，奉献白己微薄的力量。在此，我不由得想起爸爸妈妈给我留下的难以忘怀的记忆，细细地品味着个中的滋味。
（一）一间小石屋
1993年清明节，我和弟弟妹妹到山东省临沭县时，县委魏本建书记委托县委宋志友副书记带着我们，到父母曾经工作、战斗、生活过的地方看看。走到东八里巷村时，找到了我出生的地方。那是老乡家院内的一个小石屋，高不足2米，长3米，宽3米，房基和墙体都是用大块的鹅卵石砌的，房顶是石板，上面铺了些草和秫秸，还糊了一层泥。门是个一米高的小洞，进去要弯下身子，从里面挡块木板就算关上门了。宋书记指着这个小石屋子说，“沭东，这就是你出生的地方！”看到了这个小石屋子，感到既亲切，又心酸，瞬间眼泪便涌了出来。1945年春天，抗日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根据地得到壮大，我的爸爸妈妈也给了我生命，而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落脚的第一个地点，竟然是如此冰冷的小石屋子。可想而知，妈妈产后的生活条件是何等艰难！宋副书记带着我们向村外走去，正好遇到几位坐在墙根晒太阳的老大娘，跟她们拉拉呱才知道，她们都是当年参加过“识字班”的老乡。“识字班”是山东抗日民主政府组织农村女青年学习的一种形式。闲谈中得知她们都知道“冯三姨”（我妈妈的俗称）就是在这里生的孩子，还告诉我“那个时候能找到这么个地方就很不易了，你爸爸整天忙，生你时他不在这里，都是乡亲们张罗的。”宋副书记感慨地说，“当年你爸爸已经是滨海二专署专员了，看看，专员的女儿就出生在这里。”还有位大娘说，“你娘是八路干部，知道俺这里的风俗和难处，不愿给老乡找麻烦，没出满月就抱着你出去工作了。”她们还纷纷向我介绍，说咱这里解放得早，抗日干部走到哪个庄开展工作，就在当地老百姓家住下。你妈妈也没有固定的家，有时还把你寄养在老乡家，你是婶子大娘们一口一口用嚼碎的地瓜干和煎饼糊糊喂大的。
记得妈妈曾经告诉我，1942年夏，她是古贺区区委委员，参加区的减租减息工作组，当时群众缺粮，工作组决定打开恶霸地主的粮仓，分粮给贫苦农民。由于群众还有恐惧的心理，在犹豫着。妈妈忘记她已怀孕七个月了，脚脖子肿得很粗，领导讲完话，她就起来用肩膀扛粮仓门杠子，接着一些群众也上去帮助打开了仓门。到了晚上，妈妈就流产了，我的姐姐也没能活下来。
我心想，那个年代身为人妻的抗日女干部，居然是这样艰难地走过来的！我庆幸曾经有过这块红色抗日民主根据地，庆幸有这些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乡亲们的帮助，我的爸爸妈妈才得以用更多的精力投入抗日斗争，我也才能活下来，那时的革命大家庭可真好！后来我妈妈把我姥姥从临沂老家接来，因为老家是敌占区，很多人知道我姥姥的两个女儿都参加了共产党，在老家住不下去了，就在临沭河洼找了间老乡的房子安顿下来，我也有固定的家了。
我的妈妈李秀芝曾在临沂李石河上过高小，她在自传中写到：“学校的老师是位中共地下党员，受老师的影响，自己在思想上追求进步，向往着没有剥削压迫的新社会，希望参加到赶走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在老师指引下，她和表姐杨树仁（姥姥的侄女）作伴，于1940年1月参加了革命。当时妈妈十八岁，姥姥杨国芳让大姨李秀兰找到地下党员李鸣嵩带路，从日伪占领区老家临沂肖庄，秘密投奔到临沭县，因为那里已经开展了八路军、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
一到临沭，她就受到了欢迎。先于妈妈参加革命的阿姨帮她把梳在后面的大辫子剪去，留了个短发。妈妈很泼辣能干，斗争性强，不怕吃苦，又有点文化，不到一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革命战士。
1940年10月，组织又派她到山东抗大一分校女生队学习了三个月，时间不长但政治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爸爸当时已经是苍马办事处主任兼工委书记了，他们相识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经组织批准于1941年底结婚，没有举行婚礼，妈妈就在爸爸的办公室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各奔东西，很少见面了。当时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面临极大困难，既要巩固已解放地区的政权，又要通过武装斗争，不断开展边沿区的各项群众发动工作，以扩大根据地的地盘。妈妈的职务曾先后是中共临沭县古贺区区委委员（刘东岑是区委书记）、桃园区妇救会长兼县妇联宣传委员，同样要经常到边沿区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小时候，妈妈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1941年秋冬之交，有一次她和两个女同志到边沿区开展工作，化装进村，被汉奸发现了，引来鬼子搜查。幸好村中地下党员提前把三人转移到村外荒山上，在一处巨石形成的夹缝中斜趴着隐蔽下来。夜里纷纷扬扬地飘起了大雪，直到第二天才停，但雪已积了厚厚的一层。十一月份的雪后之寒还是很难耐的，三个人身穿夹衣，没吃没喝，渴了就舔一点雪含在嘴里，而且只能用一种姿势在石缝中斜站着，还不敢有大动作，因为旁边就有一棵枯树，上边有个老鸹窝，绝不能惊飞了老鸹，引来敌人。村里人又不能上山送食物，怕在雪地上留下脚印。老天爷的这场大雪却掩护了她们，第三天鬼子撤走了。村里的联络员赶紧挎上一提篮煮熟的地瓜上山，三个人又冻又饿，已经说不出话了，见了地瓜就三口并作两口地吞下肚去，吃得太快又噎住了，赶紧抓一把雪才咽下去。以后妈妈落下了病根，经常胃痛。后来，在1942年临沭县蛟龙湾村发动群众搞土改时，一天深夜，我妈妈在睡梦中感到有人进到工作队女同志的屋里，正在黑暗中，摸她的头，要砍她。于是，一骨碌翻身而起，把刀打落在地，那人夺门而逃。1958年听临沭县来家的老房东说，大跃进时，村里耕牛被人毒死，查出是一个不法地主分子干的，他还交待了1942年想杀女八路干部李秀芝没杀成一事。妈妈常说，“我是共产党的抗日战士，不是国民党县太爷的官太太，不能给你爸爸脸上抹黑。结了婚，生了孩子，就不参加工作了，那可不行。”她还说过一件事，从中也可看出当年革命队伍中的年轻人，在艰难困苦中是多么热爱生活。那是我两岁多的时候，由于粮食紧缺，妈妈带着我在地里剜野菜，老远就看见爸爸骑着一匹大白马，从大路上过来。虽然很长时间没见面了，妈妈还是赶紧拉着我背过脸去继续挖野菜。我问她当时为什么这样？她说“灰头土脸的多不好。”爸爸骑着马擦身而过，妈妈赶紧找点儿水抹了两把脸才回到家。爸爸能全力以赴投入抗战，与妈妈的坚定支持和坚韧不拔面对困难的精神是分不开的。当年妈妈还把苏佩兰阿姨介绍给临沭县第三任县委书记铁瑛叔叔（解放后曾任浙江省委书记），把何芸阿姨介绍给老四团政委吴岱叔叔（解放后曾任北京军区副政委），他们都组成了革命家庭。父辈们的革命风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为了帮助临沭县办些实事（融资扶贫），我的儿子王卫星1992年秋，大学毕业后刚工作不久，就主动离京到临沭县挂职工作。在老区的生活和工作实践，使他的思想感情发生了质的飞跃。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解放劳苦大众，并领导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当年那么大的困难共产党都能战胜，掌权后的和平年代，还有什么能难住我们！现在，老区条件还很差，老百姓生活还很艰苦，但一代又一代老区干部，默默无闻地继承和发扬了沂蒙精神，坚持着自己的岗位，实在令人敬佩。从他们身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要共产党的干部多为老百姓谋利益，出点子，办实事，老百姓就会拥护共产党，跟着共产党，咬紧牙关，艰苦奋斗，生活就会越来越好。
（二）这一级工资我不能要
1959年10月1日，爸爸参加了天安门国庆观礼，回家时，送我一枚纪念章。那是个长方形的胸章，中间有一枚国徽，下边写着1949- 1959，底衬为白色，收到这个建国十周年的礼物我真高兴，我说“谢谢爸爸”。并暗下决心，一定在初二年级这个新学期努力学习，提高政治觉悟，争取加入共青团。那几天，爸爸的心情非常好，他穿着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与妈妈合了个影，又在家门口与姥姥和我们五个孩子合了个影，这真是难得的一张全家福。因为，爸爸太难得和我们在一起了，他很珍惜这个机会。
记得1958年9月1日，我背着书包，第一次从西便门家中走到二龙路边上的北京实验中学（师大女附中）上初中一年级，每天来回要走八十分钟。无论刮风下雨，我都是走着上学。爸爸说，走着上学既安全又锻炼身体。那时候，社会治安状况很好，小学中学都没有大人天天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按照爸爸妈妈的收入水平维持一家八口人的生活，还是要精打细算的。但是我妈妈不擅长精打细算。那段时间家中经常来客人，如临沭县的老房东或老乡们来时，大都是妈妈热情接待他们，因为爸爸在外地的时间较多。妈妈或协助他们办事，或带他们去医院看病，有时还得住在家里，走时还给他们买车票，再给点钱，妈妈说他们来一趟不容易。爸爸妈妈还让我们吃过乡亲们带来的全麦煎饼，一人半张。我高兴地咬了一口，还挺硬，因为里面带着一些磨碎了的麦壳，嚼的时候很扎嘴，咽一口下去嗓子眼被扎得生痛。老乡说，这种煎饼算最好的，才拿来让我们尝尝。我只吃了一口，就借口吃饱了，把剩下的一块放到桌上了，弟弟妹妹们连一口都没咽，把咬下来的一口吐到桌上了，爸爸似乎没看见，教着我们应该怎么吃，他把煎饼打开，卷进菜去，两手握着，边吃边说：“这比抗战时吃的穆子（野草籽）煎饼就糊盐（炒过的大盐粒）可好吃多了。”现在回忆起来，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没吃过苦头，哪尝出甜头！”有时爸爸妈妈在京工作的临沭老战友，还经常来家作客，如刘东岑（国家进出口包装公司总经理）、李克继（煤炭部局长）、王更生（抗战时曾任临沭中心县民政局长、建国后任中国农科院党委书记）等各位叔叔，他们聊起当年在临沭县的战斗生活，有说不完的话，我记得他们对我姥姥很尊重，吃饭时，请她坐上座，还夸赞我的姥姥杨国芳是位爱国老人，说一个寡妇（我的姥爷1938年就病故了）把女儿都送去抗日，后来又都参加了共产党，真不简单。还说他弟弟杨国栋也是抗日老战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腾县水泥厂党委书记。知道了这些，我更加敬佩姥姥了。
当年，家里还常有南来北往的老战友好朋友，在北京转车时都会来看爸爸妈妈。妈妈又是个热心肠，总是说朋友来了，就要留下吃顿饭，这是山东根据地的规矩，经过家门口，哪怕进门喝碗热面汤也是好的。这样，妈妈也经常当过“月光族”，真有急用，还得到邻居家借10元钱，做上两个菜，买上一瓶酒，边吃边聊，非常高兴。
还记得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孩子穿的鞋，都是阿姨自已做的，她用自己打的麻绳纳的鞋底很结实，穿上一年后钉上前后掌，又能穿两年，但总感到大脚指顶得很。穿的袜子也是棉线的，阿姨经常一边补我们的袜子，一边嘟囔“别人家都买尼龙袜子了，又好看又耐磨，你们家还老穿这补丁袜。”可我们几个孩子冻不着饿不着，有爸爸妈妈的关心呵护，充满了幸福快乐。爸爸虽然经常在外地工作，但只要一回北京就会带我们去公园玩玩，给我们照个像，留个纪念。跟爸爸出去玩，是我们几个孩子最开心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想过穿什么好，吃什么好，更没张口要过什么。只知道要好好学习，热爱劳动，听老师的话，甚至还和同学比谁更艰苦朴素。
记得1958年8月的一个周日，妈妈突然接到爸爸来的电话，说他早上刚到北京，在部里办事，20分钟后就回家，吃碗面条就去飞机场，返回南昌。同行的有秘书胡志超叔叔。放下电话后妈妈赶紧和面，滚烫的两碗面条刚盛出，爸爸和胡叔叔就到家了，二话没说就开吃，不到十分钟就吃完离去，说要赶飞机。我站在一边，爸爸连一句话也没来及说。这真是部队的速度，一生的习惯，但是对胃的损伤很大。
到了1959年11月，妈妈告诉我“你爸爸要调到鞍钢工作了，这回咱们家也要搬过去，不能老让你爸爸一个人在外面，生活上没有人照顾”。我心想这以后可以经常见到爸爸了，也挺高兴。妈妈还说，国庆节刚过，腾代远部长和吕正操、武竞天、余光生等几位部领导，在北京饭店宴请他，肯定了他在南昌局的工作“成绩突出”，说现在鞍钢又有紧急任务等着他去完成，部里也舍不得把他调离铁路系统，但是国务院对铁道部有要求，必须保证派去的同志到了就能打开局面，经研究还是选他去了。还告诉他部里研究了，把他的行政级别由十级提到九级，工资也长一级。这顿饭吃得很愉快，虽然调离了铁路，有些不舍，但也难得这么多老领导为他饯行，情谊至深，期望更大。但是妈妈告诉我，对提高一级待遇，你爸爸谢绝了。我问道“他为什么不接受呢？领导不是决定了吗？”妈妈说，你爸爸向领导诚恳地表态说“现在国家遇到了困难，这一级工资我不能要，去鞍钢工作是组织的需要，是大局。无论路内路外，我都坚决服从组织分配，胜利完成任务，不会给铁路丢脸。”妈妈说，你爸爸就是这样一个人。
其实我妈妈也是这样一个人，她曾在铁道部机关计划局做过党支部和人事工作，当时有一部分同志可以上调一级工资，局领导研究时认为我妈妈资历较深，工资偏低，确定增资人员中有她，但她在经办上报调资名单时，把自己的名字去掉，建议领导换上了另外一位同志。
（三）一两饭票也不能动
1960年秋，我们家搬到了鞍山市，住进台町区一幢二层楼的房子，还有一个大院子，四周长满了大树，中间是一片绿草地。在途中，妈妈让我拿好一个提篮，上面用布遮起来，四周缝在篮子边上。篮子里有三只小油鸡，已经长到半斤重了。因为当时买鸡蛋很困难，要凭票供应。妈妈说养大了好下蛋，给你姥姥吃。当时我姥姥得了重病，需要营养。一转眼到了1960年10月底，我转学在鞍山二中已经上到初二了，大家还选我当学习委员，我也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各方面都不甘落后。当时学校组织我们到千山劳动，任务是每人拣一大麻袋干的橡子树叶，还要塞得结结实实的。那个学校的学生90%是鞍钢职工子弟，劳动中都不惜力，不少男生很快就完成了任务，我的麻袋也装满了橡子树叶，累得我出了一身汗。但经检查，用脚一踩压，只有半袋，加上我早上只吃了一碗稀饭，一着急，头有点晕，还是大家帮助我才完成了任务。这些橡子树叶，经学校组织工友加工，磨成粉面，沉淀后会形成黑色的一坨“淀粉”，可以与粮食制成的面粉混合后烙饼吃。千山上长满了橡子树，树底下积了二尺厚的干树叶，是取之不尽的补充食源。第一次我们每个同学都分了10斤一坨的橡子叶淀粉，大家都高高兴兴地用布兜着拿回家。那时候我的粮食定量每月才29斤，油只有3两。我家请的阿姨因不适应北方的寒冷环境，得了关节炎，经爸爸妈妈请医生给她针灸治疗，病情缓解后就回南方老家了。家里又请来一位帮忙做中午饭的阿姨，是当地人，每天还要从我们的定量中（加拿大的大麦米）私自拿去三分之一给她的孩子，因为她往裤兜里放时，被我看到了，但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爸爸妈妈都是早出晚归，平时极少和我们见面，更不知道家中的情况。当时妈妈任沈阳铁路分局鞍山地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每月都要到辽阳、海城、立山、灵山等二十来个沿线小站去了解情况，开展工作；爸爸更是没有时间过问家里的事。
日久天长，我感到总也吃不饱，喝的大麦米粥都能数出米粒儿。我经常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感到头晕，两眼冒金星，只好坐在路边休息一会儿，有时候能碰到路边一些人排队凭票领煮黄豆，我就跟掌勺的叔叔要一茶缸煮黄豆水喝。有一次在台町院子里，弟弟看到邻居家孩子拿了一袋白面豆包之类的东西，一问才知道，原来鞍钢每位经理家都发了补助饭票，凭票可以到东山宾馆（原苏联专家住的地方）领。还说“你们家也有，回去找找”。弟弟告诉我后，我高兴地到爸爸妈妈住的房间，翻了半天，果然在床垫下面找到一叠几种颜色的饭票，但是我又不敢去领。等到很晚，终于把爸爸等回来了，便问他“可以拿这些饭票去领馒头吗？我们挺饿的”。他想了想和蔼地说，现在一线劳动的叔叔都吃不饱，他们虽然定量高点，但油水太少，还要干重体力活，我看着都很难过。你们就是上学，饿了减少点活动就行了，可不能动这些饭票。你们还可以到职工大食堂去买饭，那里有用增量法做的大发糕（那是用过量的水与玉米面和好蒸的面食，只能用勺子挖着吃）吃了就会感到挺饱的。”爸爸还问我学校发的橡子叶淀粉吃得怎么样？我告诉他“第二天就拉不出屎来，毛头（七岁的小妹妹）还憋的直哭。但是每月都发，我们一直在吃。”爸爸说“以后就不要吃了，但也不要用那些饭票，一两也不能动。”第二天我告诉弟弟妹妹们，大家说，今后不再用阿姨来做那顿午饭了，我们五个孩子一起到食堂吃大发糕，谁也不许再说饿了，更不要提饭票的事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晚上妈妈说今天地区党委开会布置工作，沿线支部书记都来了。散会后党委书记让党委委员留下，到里屋说点儿事。当时，妈妈就进了里屋，看到桌上摆了几碗红烧肉，碗上边还有个大馒头。妈妈便悄悄地对书记说，“要注意影响，如果不是说工作上的事，我就回家了。”
我心想，这大馒头就着红烧肉，可真香啊！我有两年多没吃了。但一想到妈妈说的“影响”，也就很理解她了。
（四）承担了不该承担的责任
1985年5月29日，爸爸因在上海胸科医院住院治疗中发生的一级医疗责任事故去世了！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我看到办公桌的抽屉里有一封4月底刚收到的来信，因第二天爸爸就住院了，还没来得及回信。来信署名是陆俊生，当时是沈阳铁路局工程处的处长（后任沈局副局长）。信中写到他就是1966年夏季一个深夜，在四川峨眉山上，向铁道部派驻唐山铁道学院的工作组组长刘白涛同志的住处，塞入门缝一张报信纸条的那个青年学生。信中写道，当天夜里，他得知唐院造反学生刚刚开完会议，决定第二天要批斗刘白涛，而且一定要让刘白涛在撤离唐院前交待：往毛主席专列的煤堆里藏两袋西南各大专院校工作组整学生“黑材料”的问题。如果不说，就打断他一条腿。得知这一情况，陆俊生想到自己是劳动人民的后代，是共产党把自己培养成大学生，现在怎么忍心看着共产党的老干部被批斗，被打断腿呢？！况且自己心里明白，唐院工作组并没整什么“右派学生”，那有什么黑材料可言。于是连夜写了那张纸条，恳请刘白涛组长立刻离开唐院，躲开这场灾祸。
唐山铁道学院于1966年初内迁到四川三线，在峨眉山下落脚。这是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的方案。爸爸于1966年6月受铁道部委派担任该院工作组组长。这期间，工作组牢牢把握党的政策，避免激化矛盾，直到7月29日中央决定撤出派往大专院校的工作组，唐院工作组也奉命撤出，第二天就返京。爸爸接到了这张报信纸条后，向工作组其他同志做了安排，当夜就离开了住处，翻了两座山，在一个小站上了返京火车。不料，车到石家庄后，上来一伙自称北京铁道学院的造反派，爸爸被他们找到后，到了北京就被押送到铁道部八楼进行批斗。他们推着爸爸站在一个台子上，由于长期患有高血压病，加之火车上的劳顿，爸爸又困又饿，被批斗几个小时后，就晕倒摔下来，鼻子流出很多血。这些人只好放他回家，但扬言批斗还将继续，好在腿没被打断。
很多年后，妈妈告诉我说，你谷牧叔叔在被“解放”后第一次生活会上谈到，“我这一生中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不该让我最亲密的老战友刘白涛同志，在文革初期承担了一个不应该由他承担的责任，使他吃了不少苦头。”妈妈说谷牧叔叔给你爸爸来电话说，“藏黑材料”一事，其实是铁道部的部长让办的，如果被江青知道了，又会借机狠整一通，如果这位部领导的正常工作不能坚持了，整个铁路的正常秩序就难保了。而白涛同志，江青不认识你，你就承担下这个责任吧！当时谷牧在国务院协助总理抓经济，分管铁道部等八个部委。听了老领导一席话，爸爸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为使部领导不因比事受冲击，坚持在领导岗位上抓好全路运输工作，他按照谷牧同志的要求，在以后的批斗会上就“承认”了这件事是自己安排的，从此，便引火烧身，更频繁的批斗和人身摧残接踵而至。从1966年8月开始的所谓“审查”和批斗成了家常便饭，有一段时间，还不让爸爸回家，集中交待问题，真是度日如年。爸爸被专案组诬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残酷镇压群众的凶手”、“黑干将”、“牛鬼蛇神的保护伞等”。在“文化大革命”恶浪刚刚袭来时，爸爸就在工作一线，遭受到林彪、“四人邦”极左路线的迫害。但是，他对别人从未解释过真相，为了大局利益，在关键时刻，默默地背着这个黑锅，走完了最后的路程。我的老父亲就是这样一个面临险境，顾全大局，牺牲自己，敢于担当，为人厚道，重情重义的人。
（五）知难而上，奔赴重灾区
1972年6月，爸爸还在参与指挥着阳安线的铁路三线建设，这条修建了近三年的铁路，很快就要接轨通车了。这时，他接到了铁道部的通知，“和铁一局李荣村局长办好交接后即刻回京，接受新的任务，到上海铁路局主持工作。”众所周知，上海铁路局是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造反派冲击和破坏的重灾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却是造派掌权，老干部靠边站，专业技术干部被排斥，运输管理陷入混乱。
记得我曾问过爸爸，“上海是造反夺权的大本营，你去那儿怎么开展工作？”他告诉我说，“组织上已经找了两位老同志谈话了，都表示不能去。现在找到我了，我能拒绝吗？”爸爸严肃地对我讲，“现在组织已经把困难的工作摆在你面前，你能临阵逃脱吗？不要光想着自己，困难的时候组织需要你挺身而出，你就不能后退。胜利以后都往那跑，有什么意思？你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好好工作，不要靠关系，要埋头苦干，在山东打好基础。不要担心我，上海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将来真的不行了，再到山东打游击去，山东省的各级领导权大多数还在老干部手中，像临沭县这样的老区，那里是咱们的老根据地，什么都不要怕”。还说“天塌不下来，不要怕，我相信上海局的广大干部职工，关键时刻，是听共产党的！”听到这些话，我心中很不安。回到济南铁路局后，便经常关注上海铁路局的动向。1976年8月，我到上海出差，到铁路局去看望爸爸，在办公室正好遇到路局公安处处长徐健叔叔，那时的局势已经很紧张了。徐健叔叔打开爸爸办公室的后窗，指给我看，说“这是我们给你爸修的一个水泥梯子，一旦大楼前面有紧急情况，可以从这里转移。”看到这每登只能放一只脚的近10米高的垂直水泥梯子，又想想这令人担忧的局势，心情很沉重。这些年，我还常常想到临沭县是什么样的？在我心中那里是个神秘而又神圣的地方。后来，我担任了济南局财务处副处长、济南局纪委副书记（山东省纪委委员），临沭县的同志听说我在济南局后，经常来找我帮忙办理运输，我和铁路局、徐州分局的同志们每次都热情地帮助老区政府解决了难题。
爸爸去世后，妈妈曾经告诉我，1972年到上海局上任前，先念副总理找你爸爸谈话说，“白涛同志，你是三下江南，49年解放杭州时，你带队南下接管浙赣铁路局，你是军事总代表，后来杭州分局、上海分局的书记兼分局长你都干过；抗美援朝时你是新建铁路指挥局副局长，后来又是志愿军铁道兵指挥所副司令员，回国后又任上海铁路局副局长；这次去就是第三次了”。“你熟悉上海局的情况，又是可信赖的老同志，听谷牧同志介绍，在山东滨海根据地，你对付复杂的局面很有经验。”先念副总理还特别嘱咐要注意把握住的原则和方法，说“谷牧同志很了解你，你的性格是柔中有刚，外柔内刚，能以柔克刚。现在到上海去工作，太刚了不行，站不住脚，三天就会被人家赶回来。”当时铁道部对铁路局一级的干部仍有任免权。这个权力作为政府抓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四人帮”制造乱中夺权阴谋的多次冲击下，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直接物色并安排一个铁路局一级的干部到上海赴任，恐怕在国务院领导的工作史上也是少有的，由此可见铁路工作的重要性。爸爸深知他即将担当的责任是何等艰巨，他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牢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信任和嘱托，义无反顾地奔赴“四人帮”盘踞已久的重灾区。
（六）危难之际显身手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在文化大革命内乱中苦苦支撑了十年之久后，离开了我们。听上海铁路局离退休干部处袁茂红处长介绍，1976年1月，他当时在路局党办工作，一天晚上他值班，看中央电视台播放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新闻时，他看到白涛流泪了，白涛当时吃住在办公室。是啊，我们的周总理处境太困难了，一方面要抓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一方面要对付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身患重病还要坚守住阵地，爸爸的心和总理的心是相通的。如今，他所敬仰的领袖离去了，局势的发展怎么不令人担忧14月4日，清明节前后，冲破四人帮的压制、阻挠，北京天安门广场十万群众秩序井然地自发地悼念周总理。当时，我正在北京铁道学院运输与经济系财会干部班学习，有幸亲临现场，那种民心不可辱的氛围，在我心中留下的烙印，恐怕今生今世都无法抹去。4月2日下午，我骑着车从西直门北方交大（当时是北京铁道学院）来到天安门广场，很快找好了座标，按顺序放好自行车。那个存车场可真壮观，几千辆自行车，横成行竖成列，没有人管理，却井然有序地静静地排列在广场的西北部。这是一个极大的“气场”，每一个踏人广场的人，都会油然产生一股顶天立地的能量：一幅巨大的标语横贯在广场，远远就能看到，“总理回眸应笑慰，斩妖自有后来人。”哀悼周总理的一个个巨大的花圈、横幅、诗词，紧紧围绕着人民英雄纪念碑，依次摆开；汉白玉栏杆上挂满了一首首既让人心痛不己，又蕴酿着巨大反抗力量的言志诗词。4月4日早晨（星期日），我又去了天安门广场。两天中，我在人挤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台阶上，抄了两小本诗词和挽联。不时有人流着眼泪发表着演讲，偶尔有人用相机偷拍人群和演讲者。当人们明白过来后，逼着拍照的人把胶卷曝光。我看到一个落款是财政部国外局的十分精致的花圈上的挽联，心中顿时涌出一股暖流，“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一幅落款是国家历史博物馆部分革命同志的挽联是“总理功逾泰山人民拥护，英雄志超星月后人继承。”还有一幅挽联是：“灰撒江河看不尽波涛涓滴都是人民泪；光华日月信无际光焰浩气长贯神州天。”一首挽诗道出了大家的心声：“丰功伟绩盖千秋，叱咤风云震全球。丹心一片如明星，青史千行万古流。死后更觉君伟大，英灵光辉照神州。挥泪继承总理志，不除妖魔誓不休。”这天是清明节，广场群众达到高峰，人们在绵绵细雨的陪伴下，更加深了悲痛的心情，更增强了斗争的意志，更感到自己和总理的心是相通的，是相印的。这一天又新增了许多的花圈和挽联，战斗的意志似乎更多地体现出来了。一首落款是首都一工人的挽联诗写得真好“花圈层迭层，仰慕人探人；纵观五千年，未有此盛景。动情发肺腑，日月失彩明；英名垂中华，永活后人心。爬虫百般抵，岂损半豪分；要冒大不违，莫忘八亿人！”还有个落款是“星云仪表厂四室全体”的诗也道出了大家的心声：“悼总理忠于马列革命到底；念总理热爱人民忠心耿耿；学总理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继总理公而忘私艰苦奋斗。”紧挨着还有一巨幅挽障尤为醒目，“若有妖魔兴风浪，人民奋起灭豺狼。”当天夜里，我从中选出二十多首诗词和挽联，工整地抄了一份，给爸爸寄去，为防丢失，用的是挂号信。我还介绍了天安门广场的整个氛围，说明这些诗文的作者是普通百姓，但是人们共同表达的是一种鲜明的爱憎和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精神。爸爸还没收到我的信，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就被定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背后有人指使的，妄图扭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还有一些同志在工作岗位上就被抓走了。那几天，爸爸天天注意查收我寄出的挂号信，终于有一天，他在电话中简要地对我说，“来信看到了，很好。现在说话要谨慎，头脑要清醒，要努力学习，回济南局后要坚守岗位。”后来，爸爸还顶住压力，巧妙地保护了张贴悼念周总理大标语的上海局七．二一大学的师生们。
1985年6月，爸爸去世后，他的秘书告诉我，1976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他在路局值班室，接到铁道部办公厅值班室电话，说“政治部黎光主任通知白涛同志，当天立即动身来京，先念找他有事，直接去怀仁堂。当时他们（指马徐王一伙派的‘暗哨’）看着你爸，行动受到很大限制。我们俩人，避开他们的耳目乘飞机去北京。结果还是在飞机场被发现了，但他们不知道干什么去。一到北京，部里派车把我们送到中南海，进院后车到怀仁堂门前停下，白涛同志进去了，我就在外面等着。”谈话的具体内容秘书不知道，但是他告诉我说，“你爸一生中最突出最闪光的就是“四人帮”横行时，与‘四人帮’一伙搞的‘名堂’进行坚决斗争。万里说‘他是反四人帮的，是给我提供信息的。”’我问他当时的信息渠道来源是什么？他说“来源是每次市里开会，他们的讲话，我和交通部港务局局长（指李伟中同志，也是一位老干部，粉碎四人帮后，任交通部副部长）的秘书，会后核对会议记录，誊清后交你爸看过，连夜托福州局或南昌局的列车长捎去，列车到北京后由万里的秘书进站接车。内容还有市里单独叫他去训他的那些话，不听他们的就会经常被叫去训。”他说“这次我和你爸是星期天从北京乘飞机返回上海的，一到飞机场市里就有人来通知，说王秀珍让白涛立即到市委汇报。你爸去后，王秀珍一见面就问他到北京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临走不报告市里？白涛说‘到部里要追加车皮计划了，因为上海存煤告急，仅有十天的储备了。时间太紧，来不及报告。’王秀珍问‘解决了吗？’白涛说‘我亲自去还能不解决吗？’这样你爸不动生色地就掩饰过去了。”
爸爸去世后，妈妈告诉我：1976年9月底，你爸爸去北京，回来后心情很好，高兴地悄悄地对她说，“中央要解决‘四’的问题（伸出四个手指），先念受华主席委托，向我了解上海的情况，也想听听有什么建议。”你爸爸向先念详细汇报了他所了解的上海的情况，提出建议说“只要中央采取措施，把马天水与徐景贤、王秀珍分割开，上海的造反派便翻不起大浪来。这些年和他们打交道，除了马天水点子多，那些人还是没什么头脑，但是，还有不小的破坏能量，他们手中有权，不可小视。另外，他们发给上海民兵的枪支，是空枪，没有弹药，他们没有弹药来源。上海警备区的副司令员陈士法、政委何以祥，都是老红军，抗日战争时在山东滨海我们就是老战友，现在我们也经常联系，这些老同志政治上很可靠，关键时刻会起作用，请中央放心。”返沪后，我爸爸就以加强国庆节期间的运输生产领导为由，对公安系统和关键运输生产岗位做了全面安排，他亲自带队并组织可靠的同志，到上海周边各铁路站段明察暗访，掌握动向，以防不测。后来，中央采纳了爸爸的建议，把马天水调到北京，做了工作，讲明了政策。马天水向中央交待了与徐、王的联络暗号：如果马去电话时说“感冒发烧了”，徐、王就在上海行动，如果回答“身体健康”，他们就按兵不动。经过党中央的精心组织和周密策划，特别是老帅叶剑英和先念同志的坚决支持，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之后，上海市没开一枪，没流一滴血。在粉碎“四人帮”、稳住上海局势这一仗中爸爸是立了大功的。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后，爸爸便挥笔写下了一幅书法作品：共产主义思想永放光辉。并亲自挂于家中客厅中央，以言心境。这就是一个老共产党员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历经磨砺并取得胜利后发出的心声。
再有两年，我就进入古稀之年了，我出生在山东临沭这块红色抗日根据地的土地上，跟随着父母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于1965年7月在北京铁路第二中学由校团委书记任文学和班主任丁乙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校长魏莲一同志在2005年2月告诉我，当时，中共北京市委在中学生中发展党员还是少有的。并为我作了“退休纪念”诗一首：当年铁二第一人／宦海沉浮不染尘／未冠早逢家国恨／日寸艰奋起道义身／平生肝胆忌鬼域/拍案何辞险难辛／四十年来人未老／珍重人间第二春。当时我任铁道部离退休干部局副局长，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4月1日就进入了退休行列。自从有了共产党员这个政治生命以后，我便更深刻地了解了我的爸爸妈妈。
在我心目中，我的父亲母亲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深受人民爱戴的好干部，是在关键时刻，能够临危受命且不辱使命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爸爸妈妈，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真的好想念您们！我永远敬仰您们！永远以您们为楷模，当好中国共产党队伍里合格的普通一兵。您们的子孙后代也会以您们的光辉一生为动力，跟着中国共产党，为国为民奋斗不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永远向前进!
2012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