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乌云笼罩着全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当时山东军阀张宗昌残害百姓，抓共产党，无恶不作，使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党号召人民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山东区执委根据中央的指示，为了更有力地开展对敌斗争，决定在全省重要地区迅速建立党的组织。聊城地区是鲁西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具有战略地位。从历史上来看也是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就开展了反帝斗争，当时的博平县就曾组织了工、农、商、学、兵救国十人团（其中有商会代表张士伦、驻军代表马营长、两个高小代表李仲义和我）。学生们纷纷上街示威游行，反对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传单遍全城、口号震长空，使各阶层尤其是青年的反帝爱国主义思想有了很大提高，有了革命基础。为此，山东区执委决定在聊城地区开展工作，进行党的建设，壮大革命力量，开展革命斗争，并派张干民同志到这个地区组织领导工作。
一、县委成立的前后
为了迅速建立党的组织，尽快发展壮大革命队伍，更有效地开展对敌斗争，党号召共产党员回家乡闹革命，山东省籍的王寅生、赵以政、杨一斋、聂子政、孙大安和郭庆江等先后回到了鲁西。从一九二七年七月份开始，相继在各自的家乡发展了一些党、团员，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由王寅生、郭庆江同志介绍入党的。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共鲁西县委正式成立了。张干民同志为县委书记。王寅生、聂子政、赵以政和郭庆江为委员，县委分工郭庆江负责开展博平县的工作。郭庆江从县委回来后，当时袁家楼已有七、八名党员了，他宣布了县委的指示：在博平县以袁家楼为中心成立党支部，由县委委员郭庆江担任支部书记。
翌年的二月，在省委的同意下，县委领导了坡里暴动，各县都积极组织党团员和农会会员前往参加。县委指示博平县由郭庆江带队先行，由我组织后备队听候调遣。各路队伍到达后，首先攻占了坡里教堂，扣押了传教士，收缴了枪支，开仓放粮。把几百担被洋人榨去的血汗粮放给了穷苦百姓，震慑了敌人，扩大了党的影响。坡里暴动虽然开始取得了很大胜利，但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只好撤出教堂，坡里暴动失败了。
由于形势的变化和工作的需要，省委将张干民同志调走了，并指示由赵以政同志代理县委书记。
根据中央关于让工农党员担任书记的指示精神，省委派马守愚同志到聊城。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在凤凰集重新组建了中共鲁西县委，马守愚同志宣布了上级的任命：由贫农出身的林梦白同志任县委书记。我任组织委员，郭庆江任宣传委员，袁平之、孙大安和宋占一为县委委员。由于形势的需要，县委就从以聊城为中心转移到以博平为中心，在县委会上决定郭庆江去省委汇报请示工作；由我到莘县、阳谷、聊城等县找党员取得联系，了解情况，开展工作。由于当时地主豪绅、军阀武装、官府和帝国主义等互相勾结，环境很恶劣，我没有找到人。回来后向县委作了汇报。郭庆江去济南后，一直没有音讯。得不到上级的指示，新县委成立不久又缺乏经验，开展工作有困难。县委决定再派我去济南找省委，带着组织上交给的重任，踏上了征途。
当时济南的形势是：国民党反动势力已到济南并向全省蔓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恫吓蒋介石，为它的侵略服务，沿着胶济铁路出兵济南，杀了蔡公使，制造了“五•三”惨案。整个济南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在这样险恶的情况下，怎样才能顺利完成重托呢？去济南的路上，我结识了穷友李鹏飞。李是堂邑人，家里很穷，仅有一点点地糊不上嘴，想去济南寻点活路。攀谈中，他告诉我有个仁叔住在离黄河渡口不远的潘家店。他仁叔为人很可靠，有副穷人的热心肠，我们决定投宿潘家店，先摸摸情况。在那里，我们得知：黄河渡口有国民党的卡子，他们也主要是借口抓嫌疑，查走私来搜刮民财。对于穷百姓们，因无油水可捞，倒也容易过去。我们本就是一身破旧土布衣裤，每人还拿着一件木工工具。但来到渡口后，看见一些人被拉到一边，不许过河，也还是感到了不安。大约是看我们确是一副穷相榨不出油来，就横眉立目地把我们赶过了卡子。过了渡口，还不敢松气，一路紧赶，天刚过午，进了城。因为仁叔叮嘱我们：鬼子在城外围重要道口早晚都要放卡子，天不黑就戒严，千万不要在戒严时间进城。我找旅馆打听了城里哪些地方戒严，哪些路口放卡子后，来到省委设立在趵突泉以算卦摊作掩护的联络站。我扮作算卦的，用规定的暗语和联络站的同志接上了头。他安排我在指定的地点住下了。第二天，省里来的两名同志找到我，为了不被人发觉，我们先后来到城南的四里山上。我首先汇报了去各县没找到党员的情况，接着又谈到：新县委成立不久，斗争经验不足，遇到政治形势的变化，又得不到上级的指示，不知如何开展工作？省委同志说：“回去你们就先干着，今后的活动一定要采取秘密方式，不要公开活动，防止敌人破坏。”我又问：“郭庆江为什么没有回去？”省委的同志说：“郭庆江在省里有工作，暂时不能回去。”
我从济南回来后，将省委的指示和郭庆江没回来的原因向县委做了汇报。县委的同志们表示：今后的工作，以后和党员单线联系，就不召集党员集体开会了。
在那种腥风血雨的环境下做党的地下工作，随时都有被捕被杀的危险。记得是一九二八年秋天，省委派郭庆江去高唐县联系工作，他在和共产党员金谷兰同志谈话时，不幸一起被捕，随后将郭庆江解回原籍博平入狱。同年秋的一天，我来到袁果家，刚进门不久，突然闯进四、五名警察，恶狠狠地问：“谁叫袁果？”随即把他抓走。
从袁果家跑出后，为了避免敌人继续破坏党组织，保存革命力量，我让人转告林梦白同志，安排暂时隐蔽。我也离开本村，到亲戚家住了一个时期。郭庆江、袁果出狱后，就离开山东去东北了。由我兼任党支部书记。
由于郭庆江和袁果的被捕，组织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再加上长时间得不到上级指示。我们县委的同志们都很焦急。于是二九年三月，县委决定派我再赴济南。这次到济南后，找到了联络站，发现联络站已被查封。那时党的秘密工作都是单线联系，联络站被破坏，接不上关系，就无法找省委，我只好怀着忧虑的心情回到鲁西，向县委汇报了这个情况。县委决定：等省委来信或来人做指示再说。可是等了好久，还是没有音信。大约在同年的六、七月份，县委又一次派我去找省委。到济南后，省委联络站仍被封着，怎么办呢？上次没有经验，看到联络站被封就回去了，这次还能就这样回去吗？我一定要千方百计找到省委，尽快得到省委指示。于是我怀着希望在街里转开了，看能不能碰到省委内我认识的同志。真是巧的很，转着转着一下看到上次向省委汇报的赵同志，我当时高兴激动的心情是无法形容，恨不得一下拉住他吐吐几个月来找不到上级组织就象离娘孩一样的饥渴心情。我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激动赶紧问道：“为什么找不到你们了？”赵同志边环视周围边紧张地说：“省委其他同志都走了，我也要马上上火车，你不要跟着我，这样危险”。这突然的情况，我立即感到，省委一定遭到破坏，但我向省委请示工作的心情太急切了，还是一边跟着他走，一边请示工作。赵同志也不顾危险地边走边向我交待说：“还是和从前跟你们讲的那样，一定要注意，不要暴露组织，防止敌人破坏，回去你们先干着，等有机会，再联系。”我和赵同志就这样分手了。后来，我们又几次找省委都没有找到，县委和省委就此失掉了联系。但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县委仍然坚持党的活动，团结广大群众与敌人进行坚持不懈地斗争。
二、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坚持革命斗争
郭庆江和袁果的被捕使组织上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和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又使我们摸不清方向。同志们陷入焦急、忧虑之中，今后怎么办？为了统一大家思想，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县委及时召开了会议，根据当前形势及省委指示的秘密原则，研究了几项具体工作：一是坚持开展隐蔽斗争，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二是对党员要单线联系；三是发展党员一定采取慎重的方针，同时发展会员也要秘密的进行。
在这期间，我们根据县委的决定，利用亲友关系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在得不到上级指示的情形下，在实际斗争中，摸索前进，发展壮大革命力量。
我听说杨一斋已回阳谷县七级镇当教员，县委派我们又先后到博平、聊城和堂邑等县，发展了袁绍之、林梦河、袁本固、林梦祥和李鹏飞等十几名秘密会员，其中谢尚庆因替人放羊，受剥削、压迫深，阶级觉悟提高快，就先发展为党员。虽然事隔几十年，对于当时发展会员和党员的情景，至今回想起来却还是记忆犹新。如袁绍之：他家住袁家楼，家庭贫困，对反动势力的压迫剥削的社会极为不满，有一定反抗精神，是我们发展的好对象。因此，我就经常接近他，给他讲些革命道理：穷人为什么世世代代受穷，一年到头给地主老财当牛做马还食不饱肚，衣不遮体。富人为什么不劳动，却鱼肉满腹，穿绸裹缎？这就是有钱人和反动势力相勾结，压迫剥削我们穷人的结果。我们穷人要想翻身求解放，就只有抱成团，拧成一股绳，和地主老财们斗……要想做到这些，首先应加入我们农民自己的组织——“农会”。通过这些浅显的革命道理，逐渐启发了他的阶级觉悟，他坚决要求加入农会，入会后他积极热情的工作，成为农会中的骨干力量，经过实际考验和教育他又加入了共产党。以后担任袁家楼村的党支部书记。在实际斗争中证明他能较好贯彻党的政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中没有犯过左的错误。
一九三五年秋后，我们村的村长调到乡里去了，有人提议让我当村长，因为我是党员，又是县委委员，当村长是否合适？我将这一情况向县委书记林梦白作了汇报，县委正式研究后同意我担任村长。理由是：可以更好地维护群众利益，团结群众，为穷人办事，替穷人说话。把合法斗争和秘密斗争结合起来，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我自从当了村长后，处处按县委要求办事，经常深入到农民家中，了解他们的疾苦、要求。农民们说：“乡政府经常要‘花费’。不管地多地少，不管是穷是富，一律均摊，咱穷人那点地打下的粮食都糊不上口，哪里交得出‘花费’钱？”我把这一情况汇报到县委。县委研究，若是按土地多少分摊“花费”就能减轻贫农的负担。我按着这一精神立即召开了闾长会议，经过讨论决定按土地多少分六等摊“花费”。这办法实行后，土地少的贫雇农高兴极了，他们到处奔走相告：“这下好了，我们穷人有了为自己办事的村长了。”但实行按地多少分等不久，富户又提出恢复按地平均摊的办法。我向县委书记汇报后，县委决定发动群众向富户做说理斗争，团结中农，孤立少数顽固势力，坚决维护群众已得的利益。于是布置党、团员秘密发动群众，把群众都串连到一起由党员出面带领大家和几个富户斗。富户看我人多势众，吓得不敢再坚持平均摊派了，只好乖乖地按群众意愿实行了分等摊派。这次斗争的胜利，有力地保护了农民利益，使农民看到了团结的力量。
三、积极壮大革命力量，迎接革命新高潮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革命发展到新阶段。根据形势的新变化，县委及时召开会议，决定恢复党员的集体组织生活，要求党员积极开展活动，发展党员，并在会员中积极发展党员，以便扩大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为迎接抗日战争的高潮打下了基础。
根据县委的决定，不仅县委委员都进行了分工，而且党支部对党员也进行了分工。我当时除了负责袁家楼党的工作外，还负责分工博平城西一带的徐官屯、大何庄、大桑庄、八里庄和于庄等村的工作。平时经常到这些地方去，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找一些农会会员、积极分子谈话，条件成熟的就迅速发展入党。如徐官屯的刘法文,他当时是农会的联络员，负责附近十几个村的联络工作，工作非常积极，由他发展了几十名农会会员。刘法文出身在一个铁匠家庭，曾念了几年书，好穿一件蓝粗布衣，性格稳健，待人温和热情，对敌人非常憎恨。我看他工作积极热心，就经常和他谈心，启发他的阶级觉悟。和他谈共产党是我们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领路人，正领导我们穷人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而英勇斗争，只有共产党领导我们推翻这三座大山，穷人才能翻身得解放，才能过上好日子。要想革命，就必须加入共产党。一次次的谈心使刘法文同志的阶级觉悟有了逐步的提高，不久我就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进一步培养他，组织上又送他去南宫八路军办的政治训练班学习。学习回来后，思想上有了明显提高，同时也增加了对敌斗争知识。由于他积极工作，他又先后亲身发展了六名党员。现在，刘法文同志正负责一个地区的工作。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爆发了抗日战争，由于统一战线的形成，使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阶段。面对这一新的革命形势，县委会议及时作出关于动员党内外一切革命力量，积极开展公开的革命活动，不断壮大革命力量，投入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决定。这样一来，县委各方面的分工都增加了力量。如：增加一人和林梦白同志去博平城南；我与袁栋等去城西；谢凤和等去城北；袁平之、袁绍之和袁本固等去袁家楼一带；袁敦颐按染布串乡的路线和当地的会员共同开展活动；党员骨干林梦河和林梦海加上杨家集的原有会员，以杨家集为中心，积极向聊城和茌平两县边区开展活动。并首先在杨家集发展了党员，成立了党支部，以杨家集支部为中心，先在张庄、孟家营发展了党员，并在蒋官屯等多数村庄发展了农会会员。这对发展聊、茌边区的革命力量发挥了积极作用，使党组织得到发展，党支部由过去的一个发展成为两个，党员人数也由过去的十几名发展到四十多名（其中我发展了十几名），为党增加了新鲜血液，壮大了党的队伍。而在这同时，农会会员也有较大发展。一九三七年底在博平县城内召开了会员代表大会，口号是：“团结互助，发展力量，抗战救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当亡国奴”。在这个大会上，群情振奋，口号声和歌声此起彼伏。会上成立了以袁本恒、谢凤和为会长的“博平县抗日救国农民互助会”，使革命团体有了更快的发展。这些革命力量在参军参战等抗日战争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以后，就在鲁西北特委和博平县委的直接领导下，为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九八二年九月修改于哈尔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