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成了沦陷区
我从小特别喜爱上学,因家里欠了高利贷,所以只能供大哥邱高恒一人上学，一直等到10岁我才进了学校门。1941年秋，距我村三里远的高陵镇被日伪军占领了，修碉堡、建炮楼、抓人抢粮、建立伪政权，从此我的家乡被日伪控制，成了敌占区。此时，我已读完了小学。家乡沦陷前三年，我们店子村还活跃着许多游击队，记得有苗占魁、张建训、安庭庚、丁綍庭等部，他们都受国民党统治，也喊了些抗日口号，打了些游击战，印象较好的有丁部、安部和苗部。张建训后投敌当了日伪军，其他的一些国民党部队一个个要么垮了，要么逃跑了。在这个时期最活跃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宣传活动。
1943年6月，共产党的敌后武工队活跃在我们村，其宣传队在我们高年级学生中演讲，讲到解放区中学正在招生，敌占区的学生去那里读书一律公费，并由武工队保送，吃穿都由公家负责。这个消息令我很是兴奋，我打算去那里继续上学。
我在沙巷村有两个同学曲绵鸿和曲延忠，他俩家虽是地主，但也是共产党武工队常住掩护之处，他们的父亲是两面都能应付的保长，有更多的解放区的消息，他俩也都有心前往，正合我意。我把这个想法说给父母听，可是他们苦苦哀求我不要去，说离高陵鬼子据点太近，很危险等等。村里的小学教师于建民和沙巷小学教师倒是很赞同，鼓励我们去解放区上学。
我当时思想并不是对共产党有了什么认识，而是只要能给我上学的机会就行了，只有学到文化知识，才可以决定自己的前途，上学成了我唯一的追求。就这样，我瞒着父母，同曲绵鸿和曲延忠一起在武工队的带领下，夜间通过新安大河高陵据点封锁线，顺利到达了边沿区根据地上潘家庄。两天后，又从范家庄等村来了6名学生，和我们汇合后一起由一位姓曲的老交通员护送到根据地去。一路上都按武工队队员待遇，由群众派饭并安置住处，十分顺利。走之前，区长牟民、副区长曲延喜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纱布书包和十五元解放区通用的北海币。我第一次有了这么多钱在手中，心中十分激动。
奔向解放区
一路上经过牟海县（现乳山市）解放区的村庄，处处都能听到歌声。每晚村中都有演出，我这初出茅庐的少年真是兴奋极了，凡有演剧的地方，我一定要去看，这和敌占区连大声说话都不敢的沉闷气氛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这首歌真实唱出了解放区的新气象。这一切，使我兴奋地忘记了自己的家乡还被日寇占领着，心里只盘算着如何把所见所闻告诉家人和同学们。
经过长途行军，终于到了终点--牟海县由古村，这是个上千人的大村（现在这个村已搬迁建成水库），来报名的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参加入学考试。所有的学生一律编成分队，吃公粮大锅饭，馒头做的像枕头似的，用桶领菜，由值日生轮流打饭分饭。因我来的早些，后面来的同学把我当成了这里的老同学，推举我为队长，组织大家打饭分饭。从未经历这种集体生活的我，感觉一切都十分新鲜，真想把自己现在的一切尽早告诉父母，让他们放心。
考场设在一个大河滩上，学生都坐在地上，用夹子当写字桌，考试内容中属于解放区的知识，敌占区的学生可以免答，文化知识则一视同仁。不久，录取榜公布了，我们一起从敌占区来的9名同学，只我1人正式被录取，后补录取的有沙巷村的曲延忠、范家庄的丛培民，未被录取的敌占区学生，一律公费到解放区实验小学复读。
大考结束后，参加考试的各地学生均回家，录取者回家带上学习用具，未录取的回原校继续学习。我和曲绵鸿、曲延忠3人也要回家，特别是我,想尽快把考取的好消息报给父母。我们3人翻山越岭，晚上偷偷地回到各自的家，并约好开学前一同返校。
我兴奋地向父母说着这一路经过，不料父母仍苦劝我不要再去解放区了，理由是我们家距离高陵据点太近，村伪保长警告过我父亲，说：咱村没有一个人到南面（指解放区）去，高陵镇对咱村很满意，称上治安模范村了，你儿子一走，给咱们全村带来不安定……
父母是胆小怕事的人，听了这些话，心中七上八下很是不安，所以就哀求我不要去南面了。我心里很急，把这些情况和于建民老师说了，他安慰我、鼓励我，但又无可奈何。我偷偷地到沙巷村找曲绵鸿、曲延忠商量计策，不料他俩均变心了，不想再去解放区上学了。其实，他们两家都是地主，两人又都已结婚，不愿再去睡草铺、吃大锅饭，这也是我能理解的。
我处在这种孤立的地步，思想斗争激烈。
我很留恋解放区那歌声嘹亮、红旗招展、处处阳光的天；留恋解放区的群众对我们这些敌占区来的学生的亲切关怀；留恋解放区的同学对我们敌占区同学的热情友好。继续上学的念头占据了我整个脑海，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了，我一定要抓住！我果断地决定了：第二次奔向解放区。
为了安抚父母，我跟他们说：不要为我操心了，沙巷村的两个同学都不去了，你们就放心吧……
大约是八月底的一天，我和家里的长工一起去凉水湾（我家田地所在地的名字，隔河就是高陵据点）锄高粱，那时高粱已长得超过人头高了，我把小锄头交给长工，赤手走了，淌过大沙河，直奔距高陵据点最近的根据地--上潘家庄。外祖父母家就在上潘家庄，但我无心向他们告别，只身投向了解放区，翻过大山，直奔我向往的学校而去。
自己一个人走在荒山野岭里，碰到过几只野兔，还有野獾窜入草丛，我心里虽然有些害怕，但急于到校报到也就顾不了那些了。这是我走向革命的关键一步，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步。
二牟联中求学
这个中学是由牟平、牟海两个县联合组建的，故叫“二牟联中”。开学后，学校搬到了乳山河南面的村子，同学们分别住在周边一些村里。我和几个同学住在离校约3里多路的北勇家村，这条川沟由南勇家、中勇家和北勇家3个村子组成，每天我和同学们早出晚归，过着走读的生活。
学校有规定，每个学生都要和房东搞好关系，根据房东家庭成员情况把自己当成家庭一员来称呼，这样也以备鬼子来扫荡时打掩护。
学生按分队编制，每个分队下设3个小队做为一个教学班，一个班约36人，我所在队是初中四分队二小队，分队长是解放区派来学习的工作人员，名叫姜泽光，他还是个党员。姜泽光对我们从敌占区来的同学十分关心，全国解放后他在烟台市任工会主席， 1952年从部队探家时我曾拜访过一次，现在他早已去世。
教室设在一间空屋子里，大概是个祠堂。上课分三排坐，按小队编制坐在小板凳上听课和记录，膝盖成了我们的课桌。
我还记得校长叫胡祥夫，教导主任叫刘仁，还有总务主任宫老师，政治指导员丁宁（女），军事教员王素之。几个同班同学的姓名：分队长姜泽光，小队长孙武，女同学有郝斌、于桂训、周凤、王瑞云，男同学有王书勤、王世云、冷本斋、孔宪诰、张世泽等。
在学校我们过着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早晨要跑操，吃饭就像现在的部队，全分队排队坐好，准备好碗筷，由值日生领饭后逐个分饭，一声号令大家一齐动口吃饭，再一声号令停止吃，由此锻炼快吃，我们称这为“战斗化生活”，我吃饭速度快的习惯就是那时练出来的。
同学们分散在各村的群众家，在反扫荡准备工作中，要帮助房东挖好藏粮洞，还要帮着村办夜校和识字班、训练民兵、征收公粮等。这些群众工作，我们从敌占区来的同学根本不懂、也不会做，而从老根据地来的同学因在自己村里做过这些事，所以做起来既熟练又顺手。
1943年秋，我学习期间收到了牟平区长的来信，信上要我安心学习，并说家中一切安全事宜都由组织安排好，让我放心学习，不必挂心等。我这个农村出来的少年第一次感受到组织的温暖，有这样大的后盾支持着，我还怕什么呢？一些党员同学也经常来鼓励我，在这样一个革命大家庭中，我的心里始终感到热乎乎的。
寒假和暑假，我都是和上潘家庄的徐鸿胜、曲辉番、曲康番等同学结伴而行，我们一路上翻山越岭，有说有笑，一点也没觉得累。
从“学兵团”到胶东抗大
1944年春，二牟联中和东海中学合并，改名叫“文牟联中”（牟平、牟海、文东、文西四个县的联中）。
东海中学是座闻名胶东的老中学，二牟联中才成立一年多，各方面基础很薄弱，能和“东中”合并，同学们听了都十分高兴。我们各自背着自己的行李开始搬家，像部队行军一样，步行经过育黎马家、小观北黄等有名的大村，顺利到达“东中”所在地--牟海县小观村。
两校合并后重新编班，我被编到初四甲班，住在离小观村约三里路的七甲村，记得校长是王本贤（原东中校长），副校长是胡祥夫（原二牟联中校长）。
1944年秋，年龄大的男同学要集中到胶东根据地的核心崖子村接受军训。在那里，全胶东各中学的大龄男生被编成了一个团，叫“学兵团”，所有的营长、连长、教导员都是胶东“抗大”派来的，指导员是我们学校带队的政治指导员。“抗大”派来的干部，军事和政治素质都过硬，他们的一举一动，处处为人标兵。
在“学兵团”受训一个月，我的政治头脑大有开窍，比如原先在学校时，我从来不发言，都是听人家发言，现在我却能在班务会上发言讲话了，这对我来讲是一大进步！
“学兵团”完全是八路军的作风，军事上学的是地雷战、麻雀战、游击战等理论和实例。我们也都穿着军装，和部队生活一样。学校还特别重视体育锻炼，我印象最深的是跳木马，连长和指导员一直都在木马旁扶助，谁跳得好就当面表扬，我能并腿跳过木马，因此大受领导表扬。在伙食方面，我们经常能吃到面条和包子，自己偶尔也包饺子，这使我这个从小过着艰苦生活的少年十分欢喜。
由于日寇秋季大扫荡迫近，我们不得不提前结束了军训，连最后的每人三发实弹射击也取消了，真是十分遗憾。
1944年秋，家乡解放了，我从文牟联中回家过第一个解放后的新年。因为村里只有我一人在根据地生活过，所以我一个小孩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一些小伙伴都来向我问些根据地的新鲜事。我那时十七岁，我这个平时很腼腆内向的人，不知从哪来的一股用不完的劲，性格也变成开放型的了。
我尽其所能想把在解放区知道的、学到的统统传给本村的父老乡亲，父母亲也满脸笑容地支持我的一切活动。在夜校、妇女识字班上介绍解放区的情况，教他们唱解放区的歌曲，其中最流行的是“毛泽东之歌”，几乎人人会唱，还有歌曲“战斗英雄任常伦”，当时教唱给妇女识字班，唱到“长沙铺战斗中，光荣地牺牲，他的名字人人记心中，任常伦，敬爱的英雄……”时，不少嫂嫂姐妹们都含着眼泪，泣不在声了。全村人长期受日伪压抑的沉闷的生活，一下子迸出了灿烂的火花，人人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
家乡成为解放区后，一贯激进的大哥邱高恒带头加入了八路军区中队，我家成了军属。大哥一贯积极向上，我去南边解放区上学，他是第一个支持的，他还随着我把名字改成了邱敬永，三弟也改叫邱敬德，我们兄弟都积极地投入到抗日运动中。
在家乡度过了解放后第一个欢快的春节，假期结束了，我心情愉快地返回文牟联中。不久，学校一批批的学生唱着“毕业上前线”的歌曲走了，第一批挑选的是政治上成熟的男同学，去威海刘公岛海军起义部队。第二批挑选的去山东抗大学习，还有一批到胶东公署工作，轮到挑选去胶东抗大学习的学生了，我兴奋极了，因为去胶东抗大在年龄等方面比去上述地方条件宽松些，特别是经过“学兵团”一个多月的训练，我对抗大十分向往，能到抗大去那真是一生中的大幸，所以我踊跃报名了。接着我被批准了，由学校指导员带领我们一百多名同学，步行数百里，从乳山县小观村的学校住址，奔赴到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胶东抗大所在地牙前县（今烟台栖霞市）陈家疃，那里集中了胶东解放区来的各所中学的学生，我也从此都穿上了军装，成为一名正式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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