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平淡一生(90高龄老志愿军的亲笔记述)

安尼 发表于2015-07-18 20:47:51
我是1923年腊月26日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县大海晏村(石子河)。
记事时家有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和我们弟兄妹9口人,排行我是老二,大哥吴承祖。那时老人们都想家中儿孙满堂,老大出生时,取了个小名叫继生,我出生时算了个命,我属“火”命,小名就叫“火生”,学名是7岁上学时取的,叫吴耀祖,光宗耀祖是长辈的希望。老三属“金”命,小名叫“金生”学名叫吴培祖,四弟小名叫“卜生”学名叫吴绍祖,弟兄四人都贯名“祖”字派。小妹叫存弟,上学时取名吴玉英。
当时家境一般,自耕中农,殷实家庭。随之祖父、祖母、父亲在两三年内相继去世。祖父、祖母死时已过60岁,唯有父亲是英年早逝,死时还不足50岁,死时是突发心脏病。那时社会上缺医少药,乡亲们都说是死于“火急胸”。
之后,家境每况愈下,母亲含辛茹苦拉扯我们兄妹5人,还供我们上学念书,我念了个高中毕业,上大学就没了指望。老大高小毕业后,居家混世,不务正业,染上恶习,每天抽大烟,害的全家苦不堪言。记的我念高中时就知道家庭困难,即想半路辍学,于是就在此间,瞒着家中老人独自跑到昆明,见报纸上登有开明书店招聘员工,我应聘当了店员,每日开门营业,没有星期休假,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凡有对外业务还得跑邮局提货运书,我和另一员工担此任务,那时候力小体弱,頗感劳累,但我仍然咬牙忍受。时不过一月家中发现,父亲又跑去将我叫回,最后念完高中。毕业后,又没就业机会,居家赋闲,幸得我的恩师——呈贡中学校长昌景光荐我到城内古晟乡中心小学(高小)教书,旧社会教书生涯叫做“秀才落没, 下乡教学”,一个学期过去,小学校长却因病去世,由我代理,一年后,我正式当校长,那时只不过20岁,转眼三年后,我又有同学约我到邻县初中去教英语,当时他是江川县合作社金库的主任会计(省财政厅会计训练班毕业),这是我谋生的另一个机会,因为我念高中时英语有点功底,那是抗战期中,国内局势紧张,许多名牌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与云南大学相继从北方搬到昆明,后来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呈贡是昆明郊区,当时清华大学国情普查所就在呈贡县城文庙,于是不少教授即去呈贡中学兼课,义教英语和文科类,我们都赶上了好时机,得益匪浅。我在江川县初中任教还算可以应对,有时还要补个缺,我还兼授化学课程,期间,我在这里与同行相处甚密,校长李近泰十分器重我,连续待了三年,局势转为内战后,滇、黔、桂活跃游击,昆明开始动荡,江川地处玉溪专区东南,我每年往返两个来回交通十分不便,两地相继150公里不到,路途是从澄江县坐抚仙湖帆船经一个夜晚才能达江川县东,上岸又得徒步30里,另外,从晋宁县乘骑马匹随马帮而行,又得两个白天,(第一天下午、第二天上午)方可到达,老母亲颇为牵挂,劝我不去为好。时至48年春,我去函与江川中学辞聘,转到昆明想另谋职业,巧遇在江川结识的高广佑朋友,那时在江川县他是县合作社金库的会计员,原来他也年前离江川到昆明。他是宣威人,昆明有个表兄——吴应标,在昆明市西火车站蔡家园,与上海一建筑公司姓韩的老板,合伙经营木材,高广佑投靠他表兄,在市区顺城街木材店当会计,由于我与高广佑交情甚厚,通过他的表兄介绍我去西站货场落脚,这里只有两个工人,一个做饭的四川人和我共四个人,当时我就是这个货场的先生,记个流水帐,随时进城催收货款,我们虽未明确我的月工资多少,可还能过活,当然,这不是长久之计,有机会还是想在昆明另谋它途。           49年10月,昆明报端登有云南省政府通信兵营交通兵大队招收第三期无线电训练班,简章注明:年满18——25周岁男青年,持有高中毕业证均可报考,我乘机报考,经过体检、笔试合格,于11月12日正式投入。该班规定半年毕业可获少尉官衔,月工资20元大洋(艮元),这门差事说来是当兵,可其20元艮元的报酬,按当时社会来说确属不菲,就此我为了纪念三次的职业转变,把我原名吴耀祖改为吴光示,其意是将耀祖留个左偏旁,弃掉右偏旁即为光示。时局不稳,入伍不过百天,仅一月多昆明已向解放军宣告起义,时为49年12月9日。
原训练班实招100个高中毕业生,解放军四兵团进驻昆明,竞将我们悉数留下,无一遗散,那时我们进入西南军政大学的南分校,学习政治,主要内容是社会发展史学,学员按需逐步调入其它部队分派,我去了军区司令部政治教导队学习,期间50年抗美援朝开始,全军掀起学习高潮,个人立志申请参加,我应愿到了新编志愿军三兵团政治部(三兵团共三个军:12军、15军和60军)。当年3月初,我便从昆明南郊机场直飞重庆小住7天后又继飞武汉稍等休编又抵北京,行迹均属保密,可每到一地西南军区(重庆)中南军区(武汉)都是热烈欢迎,精神很受鼓舞——抗美援朝光荣!
武汉到北京是专列火车直达,到达后驻北京前门站,北京城刚解放,部队人员增多,华北军区只能让我们就住入前门外的旅店,吃住一起,每到一处均听报告、开会,闲下逛逛,在北京我逛过故宫、北海,那时故宫是开放的,勿需门票,入内参观的人稀少,我们都是走马观花看看,不识故宫三宫六院,皇上宝座的殿登,印象深的是看钟表展览,见到外国新贡的十分考究,有的是钟内鸟鸣唱语,有的出现山人跳舞,看个稀罕特感新鲜。去北海能直奔白塔鸟瞰中南海。
三月末,从北京直达丹东省,(那时东北设5省市),行车均为专列至安东市下驻,也就是鸦绿江东北岸边。在安东住下,人马齐集,整装待命。我编入三兵团政治部秘书处总务科,这个科有管理、文化、卫生及军邮、收发等,附驻一个通讯班,秘书处为机关服务。文化教员共三人,另两个女同志(何静仪和陈德昭),她俩来自四川省重庆市,我们当时担任机关战士扫盲,利用业余组织通讯班和炊事班战士学文化,当时部队推行速成识字(祁建华),政治部统一印制教材,从汉语拼音学起,每期三个月,按学习进展倒是快,可学员都是成年文盲,巩固或使用就很慢。部队打过第五次战役,战场分东西海岸和中线穿插,这次战役约40来天,夏秋两季转为阵地驻守,反击李(李承晚)美敌军攻击,52年秋上甘岭战役开始,由12军和15军共同作战, 我军以上甘岭战斗作为与敌人和平谈判的筹码,我军以强烈反击迫使敌人于9月27日在板门店谈判桌上签字,战火停息,就此划“三八”线分南、北,北方由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驻守,南线归李、美军驻守。整个朝鲜半岛北部即朝鲜人民共和国,南部即韩国统治。
回顾三年多的抗美援朝生涯,本来留有许多回忆,可因时光久远,记忆摸糊了,时间地点记忆不清,不好再往下写了(当年跨鸦绿江时,从雄纠纠开始,我倒有个日记本,开始记录具体经过(时间、地点)可就在我回国之际不慎丢了日记本)。
抗美援朝我在朝鲜共度过3年4个月,(51年4月至54年7月),回国后,我们一行20多人已初步确定转业地方,可当时部队仍末回国,零星回来的由华北军区负责办理转业事宜,我们便来到训练四团学习待分配,训练团驻在忻州城北,一个叫匡村的地方,住了约半月时间,我们就分到运城专署逐步分到各县,18人分到芮城,我们5人到粮食局,这就成了我的后半生。转眼40多年过去了,我该告老还乡。89年元月正式退休,至今是个耄耋老人。
54年从部队转业芮城,分到粮食局工作,57年秋经局长张明锁介绍,我与崔焕香结婚,随之成立小家庭,那时机关没住房我俩租民房,由东到西、从南到北把四关住遍了。58年焕香还在鞋帽加工厂做工,60年退职成了家庭主妇,不时做点零活,尚有微薄收入,但我俩生活节俭,86年经多方积资筹款达万元,其中还有老家妹妹、妹夫李耕云资助千余元,借政府在城南圪塔庙建家属院之际,经申请批得地基2.5分,筑墙围院构屋3间得以安身。古人诸葛亮在卧龙岗居茅卢,我住的小院名曰“默卢”。
时光荏苒,转眼几十年过去,想到2017年我与焕香“金婚”六旬,我若能活到那时(顺其自然),心想择一吉日,邀请各位至亲密友,设家宴稍事小聚。想如今儿女都敬孝道,定能入愿。
家母去世多年,回忆老人家身经封建社会,从小双足裹缠没有上过学,大字不识一个,死后墓碑上刻的吴郭氏(母亲姓郭),病患期间,我还不在身边,当临终前一天,游子回到家中她已不省人事了,想起我没能侍俸她老人家,亦是终生憾事。
尚记得43年至45年间国民党抓壮丁,我家兄弟四人,当时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大哥吴承祖被抓当兵,因他不堪旧军队的虐待,半路逃跑,(部队驻开远市)国民党通过政府到我家要人,可我哥形影无踪,于是把母亲抓到县政府坐牢,那时妹妹还小,(大约4-5岁)也得跟随母亲坐牢,当家人前去探望,妹妹从牢房窗口爬出来和家人相见,当时惨状难忍,一家人哭作一团。
45年春父亲暴病死于昆明,后经祖父搬尸回葬时才请保长李加才将母亲保释,回家简单埋葬,这事真是刻骨铭心。
90年光阴枉逝,想来想去我确没什么可值得再写的了,一来时间跨度太长,二来年事已高写起来东拉西扯,没有文体,脑子又迟钝,提笔忘字,实难继续,望后人看后,尚不明之处,或有疑意,可以口述沟通,就此搁笔。2014年清明之际(耀祖)
作者吴光示同志曾为志愿军三兵团政治部秘书处总务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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