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由於敌人的扫荡破坏与经济封锁，抗日军民的物质条件，进入更为困难的阶段。如何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事业，以克服困难，便成了当时的严重任务。记得当时部队已经普遍唱着这样的歌曲：
“抗战第四年，需要打算盘！不怕艰和苦啊！节约运动没困难！戒酒少抽烟哪！吆嗬”…吆嗬”…”
其实，这不仅是没烟抽的问题，也不是只从节约方面所能解决得了的，不过节约是一个重要方面罢了。困难实际严重得多，必须从根本上加以解决，物质上的严重困难。
当时的困难状况，是现在很难想象到的。棉衣两年一套（地方三年），单衣一年一套，根本谈不上衬衣，一般是单衣冬天成了衬衣，换洗是很困难的。有毛衣的同志还是战前的东西。再加冬天洗澡困难，所以不生虱子的同志几乎是没有的。我洗冷水浴就是那时候锻炼出来的。冬天有大衣的无被子，有被子的无大衣，干部两者都有是优待。1940年冬天，我没有穿上棉裤，多亏部队后勤部门给了我一件狗皮大衣（那时为便于部队夜问行动，普遍打狗，收购狗皮），得以度过冬天。至于毛巾更是靠不住了。一条毛巾用破了，就当擦脚布，洗脸的毛巾又用破了，还弄不到新的，直到破得没法用了，发现擦脚的比洗脸的还好一点，又把擦脚毛巾洗干净，再掉换过来洗脸用。冬天无棉鞋，夏天无蚊帐，到1942年才每人发三尺蚊帐布遮掩头脸和上身，比没有好得多，但也挡不住蚊虫的袭击。我这个有失眠症的人，听到蚊虫的声音就睡不着觉，所以弄得疲惫不堪，在两年的冬季和秋季发过两次疟疾。因挨蚊子咬而患疟疾的同志很多。每人一个月发津贴费二元五角，是买不了什么的，战士一月发半斤黄烟不够，年令大的同志没办法时就检芝麻叶、豆叶吸。
子弹、西药、电料更缺、当时每人有十几发子弹就很好了。行起军来，看每个战士的子弹袋横在腰间，披在肩头，都是满满的。其实只有胸前或腰间两三格是真的，其余都是把秫楷杆截成子弹大小填满的。每逢作战时的口号是“三发子弹解决战斗”，结束战斗时还要照交弹壳。部队靠近战夜战、刺刀、手榴弹发挥威力。因为西药缺乏，不得不发挥民间单方验方的作用，如接骨丹等。作外科手术时无麻药，有的单位便采用“催眠”办法，伤员实在太痛苦了。电台发电报，完全靠手摇马达发电。所以子弹、电料、西药基本是靠战斗缴获和通过敌区商人的物物交换来解决。
至于纸张、油墨等印刷及办公文化用品也很困难，能得到杭连纸、白报纸就很好了。我们为解决小学课本、田赋税收票据等问题，不得不采用雕刻木板印刷办法。办公纸用两面，旧报纸糊信封，用桑皮纸印书、报、文件。可以说一切可以用的办法都用上了。
1941年春荒期间，又当春旱，青黄不接，敌区灾民又逃来根据地需要安置，军食要保证，贫苦军属要有饭吃，灾民要救济，除了群众团体发动群众向富裕户有组织地借粮外，地方机关提倡吃粗吃稀。那一段，带皮的糁子和大麦带芒烙成的煎饼，成了主食，但比起鲁南天宝山区用柿子皮推的煎饼还是好得多的。
农业生产的基本问题
敌后抗战靠农民，农民生活靠农业。所以农业的稳定与发展，是关系抗战军民的根本大计。但是，由於战争带来了若干情况的变化，农业生产是降低了。就莒县来看，1928年蝗灾之后，有十年未遭灾荒，日寇入侵以后的几年，一般收成不好，只1941年秋谷子、高粮糁子特别丰收。而1941年和1942年的小麦、1942年的高粮、糁子却因冰雹和旱灾特别歉收，农业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仍然是很大的。同战前比较，农业生产的社会条件却大大变化了。除了日寇的扫荡、抢掠、破坏所加给的困难之外，主要是：(1)抗战负担增加，农民生活较前困难，生产能力减弱，生产热情降低；(2)农救会游击小组等群众活动占去拾粪和一部分耕作时间，如大店区下河村游击小组，一个月中开会二十九次之多，还不包括解决其他问题和个别谈话等占用的时间，各村干部耕作情况都很不好；(3)牛少、猪少，喂得不好，肥料减少，狗都没了，粪也没的拾了。(4)吃食条件降低，吃不饱，营养不良，种地气力小；(5)有些青壮年参战，人力减少（多的村占壮丁的十分之一，一般占百分之三、四），但也有另方面的情况：(1)已开始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部分佃农、贫农和雇农的生产热情高，了；(2)代耕互助解决了不少问题；(3)外出谋生更困难，不能下关东了，只好在家种地；(4)粮贵生活困难，只有好好种地，二流子少了。
两方面情况对比，突出的是生产热情问题、负担问题和耕牛问题。占人口百分之六点四八的地主，却占有百分之五十三点八二的土地。而占有全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贫雇农，却只有百分之十四的土地，他们在抗战以来还继续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生产热情怎么能提高！抗战负担完全靠土地，除公粮外，田赋也占全部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点九。由于征粮办法照顾生产积极性不够，很多中、富农卖了土地改营商业，大批解雇工人。关于耕牛，一是大量走私，赣榆海头，一天之内即向敌区走私八十头。二是大量屠宰，莒中小店子，一百六十户居民中，宰牛的即有十一家。这都是因为草料贵，喂养不起。当时这些都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农业方面的几项措施
一切政策措施的出发点，是认真执行党的经济政策，调动群众的生产劳动积极性。
(1)随着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工作的开展，佃农、贫农和雇工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已另作叙述。
(2)调整负担政策，使中、富农能够多劳多产多得，以调动其生产积极性。把雇工作为雇主家人口计算负担，以解决富农乐于雇工经营生产。另凡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所得每人产量总数先打八折，除去百分之二十的农本，然后再计算负担。这样就使生产农民大大减轻了负担量。例如某一农民收入五百厅，不八折，征收率为百分之二十九，应征公粮一百四十五斤，八折后再计算负担，则为四百厅，负担率降到百分之二十三，应征公粮八十八斤，少负担五十七斤。对生产农民来说是很有鼓励生产意义的。
(3)贷款扶持生产：从1941年起至1943年止，全区先后发放春耕、棉种、麦种、凿井等贷款四，一八五，一一七元，油业、纺织等贷款及生活救济款均不在内。对农民起了相当的支持作用。1943年以后，虽无资料可查，因为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数目是不会少的。
滨海区向无种棉习惯，自1941年开始提倡种棉，当年推广二千九百八十亩，四二年为六千九百二十七亩，1943年发展到一万零八百四十四亩，但产量仍低，亩产只二十多斤。
(4)奖励开荒：规定生荒无偿垦种， 抗属、贫民有优先权，按照不同情况确定三年至五年不纳负担。四年内先后开荒一万五千二百七十五亩。
(5)兴修水利：共凿井四百七十九眼。筑堤三处，共二十五华里（一般宽八公尺高四公尺）保护良田四千九百八十亩。开渠两处，长十二华里，受益田二万零六百亩。
莒南沟头区八里湖，有两万亩低洼良田，每年受灾，只能收一季麦，是周围十六个村群众百年来的大患，从来无人解决，旧政府根本不管。1942年春，我们派人勘察后，由政府召开了十六村的代表、村长及各团体的会议，研究了开渠办法，十六村群众全体参加开渠，占用士地折价付款，由受益土地照情节轻重、远近区别负担。计用地十一亩折款八百八十元，每受益亩最多负担三元。以同样办法，又在临沭八里庄至沈马庄开渠一道；沭水陈家庄至尤窝村筑堤一处。
(6)禁宰耕牛，严禁耕牛出口，提倡伙养牛：专署布告保护耕牛，禁宰耕牛及耕牛外流。老牛需要宰杀要经区政府批准，不得私宰。走私耕牛，查获后即予没收，照民兵：游击小组查获后走私物资规定给奖。
伙养牛在群众中有习惯，与搭犋队、包工队、互助队等均有发展，但已无统计资料。
(7)提倡植树：1943年春共植树二十七万一千六百六十八株，成活率百分之八十。因苗圃太少，树苗不足，尚未形成植树护林的群众运动。但是，在战争中能开展植树工作，可以说明根据地人民对战争胜利的充分信心。群众在打长谱了。
发展纺织业与手工业生产
滨海区抗战前没有机械工业，手工业比较普遍的是榨油、酿酒，手工造纸、织布、制鞋，食品也只是糕点、酱菜、冬莱、农村副业也不过是编席、织蓑衣等，矿业生产有小煤窖采煤及晒盐等等。抗战爆发后，除了酿酒、榨油及家庭副业之外，基本上都已停止。特别是织布业，农村有靠织布为生的机匠，也因棉纱被敌封锁而停业。日照申家村二百多张织布机，维持生产的仅四十五张；莒南三百多张织布机，活动着的不过百张。当地又不产棉花，形成了布价高涨，与粮价悬殊过大的剪刀差。照战前粮、布比价，一般是一升粮（五斤）一尺布，到一九四二年则形成了二升粮一尺布。不但部队用布问题很大，农民更是忍叫身上多几个补钉，也不买布做新衣服。到1943年小麦特别丰收时，夏天出门无上衣穿，宁肯披着蓑衣。所以当时流行着一句俏皮话：“穿着蓑衣吃馒头”。
为了解决穿衣困难，一九四一年即提倡纺线织布种棉。1942年为了开展纺织事业，专署成立了纺织局，以路雨亭同志为局长， 领导纺织工作。
首先解决棉花供立。从沂蒙武装护运棉花四万多斤，后又从盐城运来十余万斤，以棉作款贷给纺户，每户三斤；每张布机，铁机贷款不超过四千元，木机不超过一千元。当年铁机发展到五百五十八张，木机发展到一千零四十二张，纺车发展到二万二千九百八十五张，弹棉弓六十四张。
其次是随时收购产品，提高纺织积极性。学手好坏纱照收，每斤棉纱加工费由三元到八元。并组织纺纱小组、纺织业联合会。解决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在莒南、莒中、临沭等地分设土线土布市场，由银行设商店收购土布，供应部队采购。
据莒南延宾区略庄调查：纺车平均三天纺线一斤，每斤加工费八元，可维持一口人的生活，织布机一张木机三天可织布一匹，按一九四二年秋天价格，每匹三百元，除四斤线的成本约二百二十元，计盈利八十元，按当时粮价，可买高粮二十六斤，能养活四至六口人。该村有布机一百零四张，每张机需三个人；一张机用线，需有五辆纺车供应，一百零四张布机，至少要有八百人从事劳动。因此，除本庄人力外，还要外庄供纱。只织布盈利一项计算，全庄每月收入七万至八万元，全村共贫民一百户，生活可以解决。又泉龙头杨玉祥五口人（两大三小），无一亩地，只有一张木机，即能维持生活。
这种情况，大大推动了纺织业的发展，到1943年末，已达到铁机六百二十张，木机一千六百四十五张，弹棉弓八十五张，纺车二万六千一百四十一辆。全区年产土布五万匹，供给了全年用量的三分之一。打破了土线不能织宽布和毛巾的观点，提高了生产自给的信心。五万匹布，群众可得到加工费二千五百万元。莒南邢家水磨，一年得到百万元，妇女的地位也提高了，丈夫婆婆转变了态度。
群众性纺织业的发展，还起了如下几个重要作用。
一是，在对敌经济斗争上减少了入超。即是说有相当于五万匹约值四千多万元本币的交换物资节省了。
二是，平抑了市场物价．按照一九四二年七、八月间的市价，洋布每匹由六百四十元涨到八百二十元，土布由六百二十元涨到八百元。市场如无土布，洋布将继续看涨。
三是，刺激了睡眠资金投入纺织事业。按每张布机最低周转资金为两千元，两千多张布机需资金四百万元，纺织贷款只贷了二百二十万元，最低有私人资金一百八十万元投入了纺织事业。
四是，推动了植棉。一九四三年植棉一万零八百四十四亩九分，照莒南平均实产量二十一斤半计算，共可产棉二十三万三千一百六十五斤，数目虽小，但已是空前的了。
公办手工业工厂
当时专署自办织布厂一，毛巾厂一；沭水县办织布厂一；日照县办鞋厂一，袜厂一；赣榆县办织布厂一；临沭县办鞋厂一，纸厂一。1942年专署布厂、毛巾厂，日照、临沭鞋厂均先后停办。原因是：布厂、毛巾厂原料棉纱靠进口，成本太高。如毛巾每打三十八元，比市场贵百分之五，不得不停业。其次非群众性生产，也是成本高的原因之一。结果不得不贷给群众生产，共贷出五万多元。
工业实验室
工业实验室在日用品方面，从实验制肥皂开始，1941年实验成功，1942年试产，原料就地收集牛油，购进一部分盐，方法简便， 日产二百条，共产一万二千条。价格低于市场。还制造了提水工具鸳鸯罐，每日能灌田五百亩。
此外，还扶持群众合作打油，贷放油业贷款四十万元，以解决军民吃油问题。
开发盐田与发展盐运事业
1942年秋，成立盐务署后，即废除了旧政府统制盐产办法，原来旧政府是限制盐田开发的，开发权操纵在富豪手中，群众无开发自由。在我控制区，由灶户自由开发，对沿海贫民，举行低利贷款，或合资经营，扶持其发展。我只分五个等级累进征收救国公盐。一九四二年，从拓汪以南、北至安东卫沿海二十个村庄，扶持了一千一百六十七户盐民，新开盐田一千九百零五亩。发展盐运事业。滨海产盐，行销鲁南、鲁中及晋冀鲁豫边区，为我友邻抗日根据地军民食用所必需。抗战爆发后，运销不畅，再加敌人的破坏与控制，各处盐槽子层层剥削，盐的运输、交易，很受影响。因此，在我控制区发展盐运事业，很关重要。
为了发展盐运事业，首先改造盐槽子，建立盐业交易所。海陵、赣榆、日照、临沭是盐运要冲，在农历二、三、四、九、十、十一月旺季，运盐的驮子、小车络绎不绝，地霸流氓在沿途设槽，强迫交易，从中剥削。收百分之二十的手续费；并在每百斤盐中挖出一碗，叫做“挖汤盐”；大秤入小秤出。以致盐价步步提高。我们经过1941年的登记整顿过渡，1942年完全取消，而以盐业交易所代替。交易所由政府举办，统一分运单，手续费定为百分之六，买三卖三，从中提百分之十作为奖金。全区在九条运盐路线上共设交易所三十处。并吸收农救会员成立盐业合作社，收集市上停滞的食盐，以调剂买卖余缺。
由各县农救会、职工会组织运盐队，解决小车及运盐资金，从赣榆到日照，由东而西的九条线路上展开活动。日照全县即有二十三个运盐队，二百一十人参加，解决了被雇主解雇的工人冬春季生活困难、活跃了工会工作。日照工人赵吉利，当雇工七、八年，1943年下工后，全家四口，又患伤寒病，只剩二斤地瓜干，眼看一家过不了冬，工人运盐队帮他治好了病，参加了运盐队，每月收入二百五十元，解决了全家一个冬春的生活。其他各县大体相同。赣榆十九岁的姑娘运盐队员董力生，身材魁梧，一车推六、七百斤，表现很好，被评为滨海区的劳动模范。
奖励劳动模范
以上这些，不仅生产了财富，解决了生产生活上的需要，增强了对敌斗争力量，同时也解决了群众的生活困难。据1942年不完全统计，兴修水利、开荒扩大耕地面积，开垦盐田、纺纱织布以及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等等，共解决了三万五千人的生活问题，约占根据地人口的百分之二强。虽然为数不大，但是，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
为了推动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区党委、专署于1943年秋收后，召开了全区的生产展览会和生产座谈会，有各县劳模一百零三人、军队劳模八人、机关部队团体八个生产单位、群众集体二十七个生产单位代表参加，并有十名妇女劳动模范参加了大会。在座谈会上交流了经验，宣布了各自的生产计划，提出条件，挑起竞赛。
省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黎玉同志到会作了报告，指出了生产的方向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组织起来”，并提出每亩地多打五至七斤粮为1944年的奋斗目标。
劳动模范除在会上受到口头表扬以外，并得到物质奖励。特等劳模老红军、荣誉军人、原二旅四团团长王永禄同志，莒南的郑信各奖骡子一头；王殿信奖大、小牛两头；甲等劳模刘兴义等十二人各奖马一匹；妇女劳模陈大娘、 董大姐（力生）各奖驴一头。乙、丙等劳模也各有物质奖励。二十七个劳动互助组织也分别奖励了牲口、旗子或三至五百元钱。发奖时，劳模们高兴得说不出话来，有的只高喊了一声“好啊”。观众有的低声说； “这是真事吗？”这是前所未有，也是群众根本想不到的事情。
经过这次大会，提高了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教育了群众，提高了人们的劳动观念。劳模回乡途中，沿途各村群众锣鼓喧天欢迎他（她）们，男女老少争看戴着大红花，牵着骡、马、牛、驴、荣誉回乡的劳动模范，鼓舞了劳模，也教育了群众。劳模在回村的欢迎会上，介绍开会情形和自已的生产计划，鼓舞了群众的生产热情，打好好干，明年看吧！”
劳模回去之后，既是劳动生产的积极推动者，也是各项抗战工作的带头人，陈大娘亲自送子参了军。
经过各项工作的发展，再加选模奖模，推动了群众生产热情的向前发展。
（成稿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