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是宝中之宝，粮食问题是一切问题中最为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坏，关系到军民的生存与能否取得战争胜利的大事。但问题复杂，经过多次实践与改进，才得到公平合理地解决。
公平合理政策的执行与发展
旧政府的一切负担，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都是按地亩银两摊派，抗战中国民党政府仍然是执行这种摊派制度，无论有无负担能力都得照银两负担公粮，这是极不合理的。实际是：越是贫农土地越瘠薄，越是地主土地越肥沃；地越多黑地（无银两地）越多，贫苦农民有一亩是一亩，毫不隐瞒。因此照银两摊派极不公平。何况又有农民有粮无地（田赋册上有，实际没有了，地主有地无粮（田赋册上没有）等情况，更是向农民转嫁负担的苛政，我们必须坚决废除这种制度。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我们按照先进地区实行过的简便易行的甲种合理负担办法，征收救国公粮。区里按照各村应负担的分数计算出应负担的公粮总数分配到村，然后按照本村的人口土地情况按分数负担公粮。这即是：平均每人不到一亩地的户免负担，平均每人一亩地以上的户分为十等，按分数累进负担公粮。土地特别多的户，还可以作为“特户”计算负担。例如：一户五口之家的贫农，有地五亩，平均每人一亩为十等户，一亩的负担分数为、一分，共五分，假使每分负担公粮为五斤，共负担二十五厅。另一家地主平均每人有地十亩为一等户，分等累进为三十分，每分负担公粮五斤，全家五十亩一百五十分，共负担公粮七百五十斤。结果免负担户到百分之三十左右。负担过于集中。从十等户累进到一等户，则十倍的财产三十倍的负担，累进率显然过高。所以上层反映强烈，说什么“特户”实际是“驮户”。再加村政权未改造，在执行上也有出入，对各村分数估计根据不足，执行上不易公平，一九四一年后即改行乙种办法。
乙种公平负担办法，纠正了上述缺点，按土地产量多少将土地折成标准亩（中中亩、即五级地，最高产量一百斤，一亩等一亩；一级地最高产量四十斤，三亩折一亩；十二级地最高产量争百斤，一亩折三亩），然后按该户每人平均标准亩数，作为累进征收根据。即除去每人一亩不负担，其余每人平均亩数，分为每级二亩，计十一级计算负担，第一级一亩为一亩，二级以上每亩递增一分，至十一级一亩作二亩计算，十一级以上不再累进。然后乘一户的人口数，即为一户的负担亩数。乙种办法，在村政已经改造，群众工作有基础的地方，是可以做到公平合理的。但是不仅计算太复杂，也存在着很大缺点：一是免征人口太多，照顾学生入学、妇女放足也规定了免征地亩，以致免征户仍在百分之三十以上，结果把绝大部分负担放在中农以上少数富有者身上，有些过左；累进差额过小，最低征收率一亩作一亩，最高征收率一亩作二亩，只相差一倍，而收入则相差十倍以上，又显得过右。特别是一九四二年夏征，因小麦歉收，各县反映负担太重。只好临时又决定了如下原则：地主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已减租者不超过百分之四十，富农不超过百分之三十，中农不超过百分之二十，贫农不超过百分之十，已减租佃户不超过百分之十，予以补救。
1942年秋，按照省战工会决定，废止了甲、乙种合理负担办法，又改行了按产量征收的《征365粮新办法》，新办法的基本要点是：
(1)严禁按地亩摊派，实行按产量计算负担。
(2)以户为单位，以人口计算，大，小口都各算一口。
(3)每人秋粮收入不足六十斤者不负担，六十一斤为起征点，六十一斤至九十斤征收百分之一，九十一斤至一百二十斤征收百分之二，一百二十一斤征收百分之三。自一百五十一斤起至三百三十斤，每多三十斤增加累进率百分之二（一百五十一斤至一百八十斤征收率为百分之五，三百零一斤至三百三十斤为百分之十五）；自三百三十一斤起至四百五十斤，每多三十斤征收率增加百分之三（四百二十一斤至四百五十斤征收率为百分之二十七），四百五十一斤至四百八十斤征收率为百分之三十一，四百八十一斤至六百斤征收率为百分之三十五。六百斤以上不再累进。
(4)佃户负担按其全部收入计算，抗属，鳏寡孤独确无负担能力者，由县批准酌量减免。
(5)为奖励农业生产，雇工列入雇主家人口计算负担，雇工超过三人者以三人计算。
(6)秋粮以高粮谷子为标准，杂粮不得超过五分之一，其他杂粮折合标准粮征收之。
(7)公柴公草每年征收一次（一九四二年秋至1943年秋之柴草于1942年秋征收），每公粮一斤负担柴草二斤半。
(8)游击区及敌占区按征收率减征二分之一。新办法似乎又前进了一步，但是，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
(1)因为征粮办法多变，心中无数，执行结果，比乙种办法还重，照莒南县材料比较如下表（略）：
这说明了执行新办法的村庄负担加重了一倍还多。如日照碑廓村参考数为六万斤，按新办法征到十二万斤；莒南延宾区实行得最好，征九十多万斤，朱边区最差征三十多万斤，也可说明。尚未实行新办法的村庄，因黑地问题未解决，也是畸轻畸重。
2)正因为比乙种办法负担重，也就难怪群众怕吃亏发生了假分家、分散雇工、企图减少负担，甚至多报入口，新娶儿媳和已出嫁的姑娘都报人口；以至假出租土地，改变粮食品种、花生报糁子，借口备战埋藏粮食、逃避检查等等花样。
1943年接受了这个教训，对新办法作了如下修正和补充：
(1)为奖励生产，对生产农民一律在总产量中，扣除百分之二的农本，然后计算负担。
(2)在计算产量时，改地瓜四斤为七斤折合标准粮一斤。
(3)提高起征点，由六十斤改为七十六斤。即七十五斤以下免征，七十六斤以上每十五斤为一级征收百分之一，第二级百分之二，依此类推，至三百斤为百分之十五，六百斤为百分之三十五，过此不再增加。
同时在征收工作上，也由征粮队过渡到依靠群众，在征收中，反出黑地四万三千三百四十七亩，海陵．个村即反出黑地十一顷。延宾区一个村一天即交齐公粮。莱敌据点的群众，瞒着敌人，偷着给我们送公粮。
正因为是估产，工作好群众觉悟高的区村，负担就特别重，汲书田同志任区长的延宾区如此，劳动模范郑信所在村更重，村干部为了起模范作用，首先带头把自己，的地多报产量，群众也照样跟上。而莒中张家崮西村，一亩地瓜实产四千七百斤，评议时仅定为二千三百斤，又多报歉收庄稼，少报丰收庄稼。这就形成了工作差的地区少征。工作好的地区多征，狡猾的人少征，忠厚老诚的，人多征。再加新办法的计算太复杂，，从各种作物分别登记，各种土地等级分别计算产量、把各种秋粮折合成标准粮以至除去地租除去百分之二十农本等等，常常一个村要计算十几天，很易出错误。所以到1944年为了解决计算的困难，就改为按标准亩计算产量了。对歉收的县区，则按照不同情况，打八折或七折计算产量。紧紧掌握免征户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负担最高额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五。既吸收了乙种负担的优点，也保留了新办法奖励生产的政策，比较简便易行了。
1945年夏收前，省行政委员会总结了几年来的经验及根据地大发展的情况，又制定了《山东征收公粮条例》，肯定了按地亩数（负担亩）计算办法与按土地收入计算办法，其中对按地亩数负担计算办法，规定：一、调查每户所有土地等级，折合负担亩，决定其负担率，并计算全户应负担之数额；二、出租地及租种地，其租额为千分之三七五者，均按二亩折一亩计算公粮负担。在人口计算上，还增加了“抗日军人及抗日脱产人员均作为其家庭人员计算”一项。对于佣工也作了新的规定，即“长年佣工，雇主供给伙食在十个月以上者按雇主家一口人计算，不足十个月者，雇主雇工家各作半口人计算。一。其．负担率（如按地亩计算，亦可按其所评产量计算收入）如下表：（略）
此外还规定了游击区酌减．半或三分之二。公粮田赋合并征收，并实行平均每人一亩地者不负担。
至此，抗战时期的征收救国粮的合理负担办法才更加完备最后固定下来。
征收救国公粮中的几个政策问题
(1)评议地级问题。地主与贫农土地肥瘠悬殊，为了负担的公平合理，必须首先评议地级。一般是以县为单位找一个区为典型，确定最好最坏与中中地的标准后，再由各区根据这个标准去组织由村长、各团体和老农等组成评议委员会的工作，分片评定地级，然后登记落实到户（自报数量结合抽丈）。
每亩以市亩为准，一亩二百四十方步，每步营造五尺；每亩全年产量，是指二年三季收获折合而言，不是以麦季为限，全年产量以小麦为标准，其他产物按规定比例折合小麦，折合的比例是：小麦十斤等高粮二十斤、谷子十五斤、豆子十二斤。花生地瓜按时价折合。
根据莒南延宾、沟头、大店三区十二个村的调查，他们在一九四二年办乙种合理负担时，按照省战工会一九四一年十月公布的《山东省清查地亩登记人员暂行办法》草案、规定的折合标准估算折合的。他们折合的结果，与规定的产量标准，比较如下表：（略）
延宾区多沙地，适于种地瓜花生，不适于种高粮；沟头区、大店区有一部分黑土和洼地，适于种黑豆和高粮，不适于种地瓜花生，有一部黄沙地，各种种植都好，通常说是三季田。另外也有一些靠山地和沙地，适于地瓜、花生。
另据十二村统计，地主占人口的百分之六点八，土地则占百分之五十三点八二，而其余占百分之九十三点五二的人口，只占土地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一八。
照以上情况看，一九四二年中心区推行乙种公平负担时，所做的地级评议工作是很艰巨的。确定地级是很不容易的，是综合了各种情况才得出比较正确的结果。但也不是没有出入的。
不论怎样，关于地级的评定，是给公平合理负担打下了基础了。这比不问土地好坏都是一亩比一亩平均摊派公平了，明显地使人们了解到好地一亩比坏地一亩产量至少多三倍。但这只是公平的基础，如果按照真正的负担能力来讲，还必须分级累进负担，才能做到合理。不评议好地级，一切都将无从说起。
(2)反黑地斗争：所谓“黑地”，就是被匿报了，的，政府田赋册上没有的土地。常常是一户地主有三百亩地，政府田赋册上只有二百亩，其余一百亩都是黑地。比如沭水县甄家沟的大地主甄安乐，因为佃户甄德普在荒年时吃了他两片半豆饼和欠交二斗四升租谷，被准去十七亩半地，破了产。母亲讨饭，兄弟出雇，甄德普本人下了关东。地成了甄安乐的，但他却不过户，这十七亩半地，在政府的田赋册上仍是甄德普名下，找不到人，就以死亡逃户报结，这十七亩半地就成了甄安乐的黑地。大店敦善堂有五百多亩地，只纳一百五十亩的粮，黑地占三分之二以上。地主越大，黑地越多。滨海区的黑地，约占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因此，在征粮办法中规定，匿报之土地，按应负担公粮加一倍处罚。因而在结合征粮整理土地反出之’’黑地每年都有一些。一九四二年六月废止甲、乙种征粮办法后，在临沭试办土地陈报，至十月反扫荡止，古贺、岌山两区十九村陈报出黑地一万四千三百八十一亩。约占全部耕地百分之三十七。
一九四三年全区反出黑地四万三千三百四十七亩半。因工作中心是查减，这项工作是结合进行，以后即无专门统计。在基本群众发动起来取得了农村的政治优势之后，黑地很快就解决了。只反黑地是解决不了基本群众在农村中的优势的。
(3)双减后的新问题。
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以后，群众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跟上，就会在群众头上泼冷水，挫伤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繁荣抗日根据地是有利的，所以富农在双减、改善雇工待遇之后，对其发展生产还是要保护与鼓励的。富农雇工经营土地从事农业生产，是当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为了解决他们在雇工问题上得到照顾，避免解雇工人或少雇工人，这就产生了负担政策上雇工在雇主家计算人口的问题。这样做对主、雇双方生产都是有利的。
在负担政策上的另一个问题，凡是劳动农民（包括贫、中、佃、富农）都在总产量中除去百分之二十的农本，然后计算负担。这样对生产投资给予照顾，完全是合理的。因为不这样做，就会使既投入农本又投入辛勤劳动的农民；加工施肥多增产，自己得不到好处，反而与不，劳而食的地主一样计算负担，那是极不公平的事，所以对农民在计算总产量除农本之后再计算负担的奖励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4)关于征收中的粮种折合问题
新办法规定以高粮、谷子为标准外，杂粮折合标准，定为黄豆四斤合标准粮五斤，穆子斤半折标准粮一斤，地瓜干一斤二两合标准粮一斤，花生米一斤合标准粮斤半。但在计算产量时，为了照顾贫苦农民，地瓜七斤折合标准粮一斤、对群众生活是有帮助的。
(5)粮赋并征问题
各县田赋，有的按银两，有的按地亩征收，标准极不一致，但都收现金。因为物价不稳，田赋收入不能确保税值。又省行政委员会指示，田赋要改征土地统一累进税。所以在一九四三年改田赋制度为土地统一累进税，按公粮征收比例征收百分之十（佃农除外），实行粮赋并征。既保证了税值的稳定，也省去了重复征收的麻烦。只内部划拨用途即解决了。
有关制度问题
为了统一征收重量，专署制造标准秤一百支（十五点五砝码），分发各县使用，并以此为标准校正其他民用秤。
粮食统由粮库负责保管工作，有保管权无支拨权。两个区一个粮库，主任一人，会计、出纳各一人。以后又定为三等县六人，二等县八人，一等县十人。一九四二年全区共二十九个粮库，莒县、赣榆、临沭各五，莒中、沭水各四，日照、海陵各三。
改进粮柴票制度。成批支粮用支票，不能解央打白条问题，从一九四二年麦收前起，多印小粮票，工作人员出发、小部队活动，避免了开白条．部队及机关使用支粮票，反扫荡时期，部队、机关活动，可以就地以支粮票支用粮草，事后由村到粮库报销，商民使用粮票，不予兑换粮食。
由于这些制度的执行，使白条子逐年减少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党和政府、军队对粮食问题十分重视，除了建立严格的用粮制度、核实人数之外，还提倡节约反对浪费．在吃麦粮时，吃小麦煎饼，这即是除去极少的尘砂之外，连麸皮在内全部吃掉。在吃馒头时吃一拉面，每百斤只出麸子八至十斤，只这一项全区可节约二百万斤，换馒头每百斤小麦只换七十五斤，自磨自食能出九十斤面，八斤麸子，每百斤节约五十八元，全区可节约七百五十万元。为了同群众一起调剂生活，有的单位还以细换粗。一一五师为了解决节约粮食，还从节约所得每个伙食单位买驴一头，做到自磨自蒸自食。
一九四三年全区共节约粮食五十二万九千五百二十三斤，救济了太行区灾民（由省调拨）。仅各级政府机关即节约十四万斤。
同时，在干部中还存在着重财轻粮的观念，经费解决不了时，便以粮食解决问题，或者在粮食上打主意改善生活。例如蛟龙区邮站，把粮食支票通知和支票命令裁开，作两次领粮；郯城公安局过春节用粮票换肉吃；莒中高坊区完全吃麦粮等。甚至莒南县团林区过中秋节用小麦换月饼二百斤，莒中青山区秤粮食大秤入小秤出，就是直接贪污了。发现后即作了严肃处理。对区、树干的思想教育，还是很不够的。
反扫荡与藏粮
日寇在扫荡中的“三光一政策，首先是抢粮与破坏我军食粮，所以藏粮与护粮工作在战备中是 先要解决的问题。取得的经验是：
一、藏粮的群众性。开始我们采取了清河区粮食搀沙的经验，即粗粮搀细沙、细粮搀粗沙，但未形成群众性的，只个别搀了，形成了明显的目标，一看即知是公粮，因而在敌人扫荡时，公粮与个别搀沙的粮食，敌人破坏最重，以后接受了教训，一般公粮均由基本群众分散贮藏、严格保密。
二、分散性。开始时有的一处窖藏两三万斤，损失很大，霉烂也多。后来改为各户分散贮藏，一处不得超过千斤，即被发现，损失也不太大。
三、避免在交通及集镇上存粮。1941年冬，敌在汀水、夏庄安据点后，两区存粮损失很大。后来避免了这点。特别是改为各户分存后，“有民粮即有公粮”，加重了群众保护公粮的责任感。
四、防止公粮的霉烂虫蚀。藏粮地点：地基干燥，窖藏时下铺草木灰、麦糠，粮食四面不近土，并防止漏雨。夹壁墙藏粮，要解决好上面不怕火烧。
五、做到安全荫蔽。藏粮多少，要看村庄大小，一个小村不能藏几万斤。不使存粮户发生横的关系。并组织护粮小组，平时防止盗窃山僻地存粮，战时打击敌人的抢粮活动。六、开展对敌粮食斗争
为了防止粮食资敌，专署于一九四一年秋规定了《禁粮出境办法》，禁止粮食流入敌区。办法规定：粮食五十斤以下在本地买卖者不须经过任何手续。五十斤以上百斤以下者，必须有村公所证明；百斤以上五百斤以下者，必须持有区公所发给的运粮证；五百斤以上必须持有县政府的运粮证。违禁运粮出境者，按情节轻重予以就地拍卖或没收。对查获私运粮食者，给予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提成奖励。
执行结果，使群众懂得了私自运粮出境，是一种资敌行为，是很不光彩的。也提高了边沿地区民兵、游击小组查禁粮食出境的责任感，便于我根据地对敌区贸易的统制。
关于支差制度
关于战勤负担问题，因为要发展生产，对于节用民力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除了自卫团、民兵的训练、值勤，以及参加大破袭、战时的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以外，对平时的人力负担，如后勤部门运送物资、医院转送伤病员、机关部队搬运粮草等等。如不规定制度加以制约，则用工负担的不合理现象，将给生产带来很大不利。专署为此规定了支差制度。首先规定春耕春种、夏收、秋收期间，无特殊情况一律不准支差。其次，机关、部队的粮食柴草，在二十里以内者，一律由本单位自行搬运，二十里以外需要群众搬运者，必须经过所在地县政府批准发给支差票，由区公所按照各村人力负担情况予以安排。
在实行支差制度中，给了机关部队以节用民力、爱护民力的教育，提高了干部战士的建设根据地观念。
粮食问题及公平合理负担问题，看起来很琐屑。其实，在当时是很细致而又反映政策很敏感的工作，又年年在变，好象是缺乏政策的稳定性。事实上，一切工作都是在新的条件下前进，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又死抱住老一套不放，是不能适应革命的实际需要的。在前进的道路上勇于实践，调查研究，向群众学习，吃一堑长一智，才逐渐摸索出一套比较完整的适合当时情况的经验，最后使办法暂时稳定下来，是化费了不少代价的。
公平合理与奖励生产的政策，从建设根据地出发，保证了军需民食，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在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速不能不使我联想到当时的粮食工作的同志们。为专署和各县的粮食科负责干部申平、邢捷三（莒中）柳贯一（莒南）高小亭（日照）张级（赣榆）王厚甫（临沭）王恒康（沭水）宁学曾（日北）陈士璞（莒北）等同志，他们勤勤恳恳，为保证军需民食的粮食政策的贯彻，费尽了心力，是难以令人忘怀的。
（成稿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