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春，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后，我们开始办学，以占领思想阵地，大量争取知识分子。从适应建设根据地的斗争形势需要出发，我们办了乡村小学、高小、冬学和中学。到1943年，才摸索出根据地文教建设比较可行的经验。1944年10月，党中央在《解放日报》发表了《普通教育改革》的社论及典型介绍；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群众需要和自愿的原则、为战争和生产服务的方向、文教工作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一切都强有力地指导了我们的教育改革和文化工作，使我们的文教建设出现了新的面貌。
壹、在实践中摸索前进
从1940年夏天开始，农村小学开始恢复，到1942年，全区已有抗日小学四百七十处，六百个班。而且有些地方的小学比战前还多。如临沭县，抗战前只有高级小学三处，这时已有六处；初级小学战前只有八十处，这时已有八十八处了。
学生免费入学，贫苦抗属及贫苦儿童还享受公费待遇或补助。教材也有所改进，具有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内容，进行抗战民主及时事教育。但是，由于教材不及时，教师质量低，在办学初期也存在一些问题。有些教师还教“子日”“诗云”或国民党时期的旧课本；有些教师政治、文化水平低得可怜，解释不清“三三制”是怎么回事，袁世凯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五、九”国耻，也全然不知；有的教师还用体罚或变相体罚对待学生。1942年曾鉴定过一次小学教员，在四百二十个人中，二十岁以下二十人，六十至七十岁的二十五人，初小程度二十五人。为了提高他们的教学能力，以县为单位一年两次，利用春秋农忙时间对教师进行集训，并形成了制度。每个区建立一至几处中心小学；由政治文化水平较高的教师担任校长或教师，以加强对一般小学教师的辅导。后来为了创造经验，加强对抗小的领导，各县都设模范小学，由县教育科直接领导，各区的文教助理员配备较强的干部，以加强对学校工作的领导。
为了解决教材问题，省战工会教育处审定了抗日小学教材。专署统一印制的课本有语文、算术、自然、历史，地理及其他辅助教材。为此还扩大了滨海印刷厂，建立了木刻部。庄鸿壮（庄岩）同志和庄华亭同志为教材的印制，动了不少脑子出了不少力气。临沭造纸厂专为课本造书皮纸（这个造纸厂，一九四四年已由日产五百帘，提高到日产一千二百帘），还自制了简易石板数千块。
有些农民的孩子参加农业辅助劳动，不愿入学。看到学龄儿童入学人数减少（沭水胡子小学学龄儿童六十八人，入学只二十七人），有的县使用减免家长负担的办法来刺激，赣榆、沭水两县1941年麦季，一个学生免征二十斤公粮，赣榆谷阳区甚至多筹公粮，发给入学儿童每人二十斤。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后来又纠正了。
1943年，因地区扩大，小学已发展到一千四百多班，学生三万五千八百多人。这时提出了教育群众化的方向，即教育为群众的需要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已经多少有些成绩。在临沭、海陵，有些教员学生参加了开荒、纺织、拾粪、拾草等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海陵开荒四十亩，拾草六千七百筐．拾粪九百六十筐。沭水教师帮助群众订兴家计划；在生产中解决了外地抗属学生的棉衣问题；莒南模范小学通过生产劳动解决了三个月的办公费。但是学校教育仍然与家庭劳动脱离，出现了学生不愿参加家庭劳动的问题。
在职干部教育
党对在职干部教育是抓得很紧的，海滨区普遍建立了每天早晨两小时学习制度，主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各个时期的重要著作、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和文件，以及《解放日报》社论和山东分局的重要文件，如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论政策》，《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等。高级干部还有《共产党人》杂志、分局历次工作总结、华中局有关工作总结等小册子。前一个时期曾学习过《共产主义理论》，党员干部还经常学习山东分局的《斗斗生活》，学习内容是极为丰富的。除两小时学习之外，时事政策学习还不断听政治报告，或听专门问题的报告，并进行讨论。为了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区党委还出版了油印刊物《支部生活》（不定期），由组组部主办，孙汉卿等同志曾为刊物写了不少文章。
为了训练党内区以下干部，从1939年起即办了党训班。为了加强干部整风学习，从1943年开始，区党委又建立了党校，轮训县级以下干部（县委书记到分局党校）。专署建立了干部训练班，至1943年止，共办了三十二期，训练了一千七百多人次。
为了加强整风学习的思想领导，在机关中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学习中心组，在学习上有了改进。学习反主观主义之后，初步写反省自传，以小组为单位作个人反省，在整风中解决了不少思想问题。临沭县的五月反官僚主义大会，正确处理了区对县的领导意见，县对专署的领导意见，使上下级之间工作上更加融洽。在拥军工作中，干部不仅进行反省，并在农村中进行良心检讨，有些村子在动员生产、订兴家计划之前，先开家庭会议，作到自我检讨，开展批评，将整风精神贯彻到农村中去，一直影响到家庭。
举办滨海中学和建国学院 为了培养青年干部，从1941年春开始，成立了滨海中学，地委决定由我兼任校长，高燮宸同志任副校长（不久即任校长），管日常工作的是教导主任管戈同志，1941年夏天，管戈同志又调专署办区长训练班，另调莒中行署主任主纪先同志任教导主任。聘请了教育界知名人士庄佐臣、孙俊生先生及卢兼三、李德贤等同志担任文化基础课教员。招收年轻的文工团员，抗、工属青年学生及进步青年入学，男女兼收。管理上军事化，分男女生两个队，文化课按文化水平分班授课，政治课则采取上大课形式。刘泽宣、王震、谢刚及庄淑明、牟韵文、张建华等同志，都是滨中的先后同学。宁林、余松若、郭砥等同志都曾在滨中任过政治教员或作组织工作，赵军同志也曾任过女生指导员。为了培养小学教师后来并附设师范班，共办了三期，模范教师张建华（男）就是师范班毕业的学生。
1945年，为了专门培养与轮训在职干部，迎接发展以至反攻的新局面，在滨海中学基础上，建立了滨海建国学院。由刘导生同志任院长（后为丁梦孙）、李葵元同志任教育长一直办到日寇投降以后。四六年改为滨海公学。
群众教育
从1940年冬开始，每年都开展冬学运动，到1943年参加冬学学习的人，已有九万二千四百三十三人（女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九），以中心工作为基本内容，备战时积极帮助备战，拥军时积极进行拥军宣传。大生产提出后，五杨村冬学就号召早起拾粪、三天内就添了十三个粪筐、水泉头冬学在备战时，严格学习站岗放哨、整顿民兵，春节前通过冬学进行良心检讨，开展拥军教育，在春节文娱活动中，形成了普遍的群众运动，使冬学成为宣传、教育、组组群众的重要活动形式。
在冬学运动中，发动了在乡知识分子九百二十七人，在进行训练后担任冬学教员。小学教师兼冬学政治、文化教员的也有七百五十二人，小先生教冬学的也有二百七十六人。
县、区、村三级冬学委员会及村干的模范行动，对冬学起重要作用。青年偏重文化教育，成年着重生产知识。在政治教育上则与中心工作取得一致与本村情况结合起来。
冬学的一般规律是：十一月份大量发展，十二月份充实内容，一月份提出竞赛，达到高潮。春节后很难全部恢复。有些冬学，还按照原有群众组织分队、分班、按程度进行复式教学，并能按群众各种劳动岗位分散教学，，教员不足则多使用小先生，加强对小先生辅导，及时帮助研究解决问题。
因为教材不及时（文娱材料也同样），降低了政治教育效果。因没有公产收入，冬学经费解决得不好，也发生了物质处罚的现象。如赣榆、莒南有的村规定：(1)在校调皮三次罚铅笔十二支； (2)三次不到校罚粉笔一盒；(3)考试不及格罚纸七张；(4)破坏妇女识字班罚油二斤； (5)不守校规罚粉笔五盒。这些办法是以处罚来办学的典型例子。
贰、群众教育的新方向
经过几年的摸索，我们发现了教育的旧型正规化思想还在统治着人们的头脑。小学教育同办冬学的群众教育对比是很明显的，教育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需要，脱离了群众的劳动生产活动，以致群众因为上学耽误生产劳动，入学率很低，不从办学方向上去考虑，而采取免负担的办法去刺激，便是旧式正规化思想的反映。
省战工会教育处、专署文教科从1943年春，直接领导了莒南洙边区的教育工作，建立了实验区，使教育工作接近群众、深入群众，把多次垮台的小学恢复起来，加以改革，打开了局面。肯定了莲子坡庄户学的教学形式，使战时教育走上了教育群众化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道路。洙边教育实验区莲子坡的庄户学是最成功的典型。
1943年初，滨海中学师范班十八岁的毕业生张建华同志被分配到洙边区莲子坡小学任教员，刚到校的时候，他按照一般的教学方法教学，照本讲课，按题作答。不久原有三、四十人的学校，只剩下四、五个学生。他很苦恼，便想尽一切方法使学生回校上课，结果完全无效。后来，他寻找孩子们的去向，才知道有的拾草，有的拾粪，有的回家看小弟弟小妹妹去了。他暂时放下教学，到山坡地头同孩子们混在一起，慢慢地相熟起来了，就趁机教他们识字，而且是首先教同他们生产劳动有关的字，孩子们都很高兴。张建华就把他们编成小组，安排好劳动和学习时间，平日在地头教课，雨天回教室读书。村干、家长发现后，纷纷称赞说：又千活、又学习、对咱庄户人很合适，象个庄户学堂。因为这种办法为大家所接受，又陆续成立了成人班，妇女班，民兵班，村干班，都是根据群众的需要和习惯，确定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和组织形式。大家都说，既是采用新办法，不妨起个新名目，经过讨论，都觉得“庄户学”这个名子最恰当，就定下来了。接着邻近村庄的识字班、小学也推广了莲子坡的经验，或者照样子办起了庄户学。《大众日报》作了专门介绍，、山东各根据地也来参观访问。莲子坡庄户学这面群众教育的旗帜，便为山东根据地所公认。有人把庄户学的特点编成了快板：庄户学，真正好；群众办，党领导。边识字，边拾草；庄户活，误不了。又写算，又读报；天下事，都知道。大组大，小组小；看忙闲，看老少。子教母，姑教嫂；自动学，互相教。要自愿，随需要；人人夸，都说妙。庄户学使教育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在战争形势和抗战前途、人民生活和双减斗争、拥参军运动和大生产等等方面，群众有什么思想问题，便都可随时反映出来，因此，庄户学的教学内容与政治结合。与中心工作结合，也越来越紧密。在双减时，就遇到“谁养活谁”的问题，在拥军时就遇到“靠谁反攻”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讨论得又热烈又深刻。在讨论“谁养活谁”的时候，群众说：“财主们说，是他们养活了咱们，田地是他祖上留给他的，可是，他下生的时候带来几块坷垃？哪一粒米上沾了他一滴汗？他知道在高梁地里干活是个什么滋味！”以雄辩的事实，生动的语言，讲出了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在讨论“靠谁反攻”的时候，大家根据亲眼看到的事实，指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反动本质，见了老百姓是老虎，见了日寇是兔子，靠国民党领导取得反攻的胜利是办不到的。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自己的军队，才能取得胜利。这些对于推动双减、拥军运动起了积极作用。
在政治教育中，除漫谈、讨论外，还运用辩论不下去就再准备，再辩论，或者一人讲众人插话帮。同时结合读报，写黑板报等，形式多种多样，都贯串着“民教民”的精神。
在大生产运动中，把遇到的思想问题和科学知识问题，也拿到庄户学里去学习讨论，使成人教育的内容又着重转到生产方面。如变工、互助的好处和原则，劳动光荣反对二流子思想，生产技术上的选种、积肥造肥、灭除害虫、打井开渠等等。在庄户学里群众交流生产经验，教师在授课时介绍生产知识，外行的教师也学着农民荷锄下田，有的学会了改良鸡窝、防治猪瘟。石门涧的年轻女教师过去草苗莫辨，五谷不分，这时也学会了几样农活，也认真钻研了植棉技术，给群众上植棉课。群众说：“前两年老师上课总是用小孩子念的书，大狗叫，小猫跳，真叫人不耐烦。现在她讲：种地瓜，种棉花，这才对咱庄户人的口味”。
区里开教师会议，教师们一路拾粪而来。开会的时候，会议室门口摆满了粪筐粪叉。农民见了说：“过去老师见了粪堆捂鼻子，绕路走，那有象现在粪筐不离身的。”通过生产劳动，群众与教师之间增进了互相了解与信任感，“我们的庄户老师”成了群众对教师最亲切的称呼。
庄户学的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是灵活多样、因时而异、因人而异的。在反扫荡中，民兵也利用战斗间隙学习，或由庄户学教师讲课。农闲集中学，农忙分散学，大忙停止学。姑娘们家务劳动少，学习热情高，在中午或晚间集中学；中年妇女在饭后收拾锅碗瓢盆，或推完磨后分组学；年纪大一点的在家里个别学；老人们冬天爱晒太阳，在墙根组织读报；村干部工作忙，在会前会后教一点，然后自己抽空温习；民兵有时要集中生活，便在他们集中住的地方教学。生产运动中，妇女们组织了纺线组、鞋底组、搓棉组、结蓑衣组等，这些小组也就成了教学组。儿童们除了集体授课之外，农忙时则改为半天上课，或半日集体半日分组；对劳动负担多的儿童，则采用分组教学，如割草组，拾粪组、放牛组等，他们利用休息或午歇时问读书写字。
这些各式各样的形式，完全靠教师负责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这就产生了“小先生”和“群众教师”，他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 “百字师” “千字师”到处都是。在家庭中，夫教妻、妻教夫、子教母、孙教祖、弟教兄、妹教姐、媳教婆、姑教嫂等等，小两口灯下共读、老两口互相教字是常有的事。不仅促进了学习，还促进了团结。
这样庞大的学习阵容，没有坚强的领导，是办不到的，村文教委员会发挥了巨大作用。它的成员不一定识字，都是群众认真选出来的办学热心人士。他们负责聘请教师，动员学生、制订庄户学的各种制度，筹集经费，管理学校。庄户学是民办学校，实行民办公助，村文教委员会尽量自行解决经费，实行勤工俭学，减少政府困难。政府派去的教师，学校也实行群众管理，使办教育真正成为群众自己的事。
后来省教育处洪林同志概括了六个字，来表达送办庄户学的群众路线。这六个字是：民办、互教、自学。群众中有学习的积极分子，有教学的积极分子，也有办学的积极分子。三者相辅相成，形成了庄户学的巨大力量。
在进行改革期间，也曾出现过某些偏向。有的村庄过分否定了原有形式，把课堂教学一律废除，把可能集中教学的组织也生硬地拆散，以至于不重视文化知识教育，任意删。改原来采用的教材等等。事实上，这种简单化的做法，是同庄户学的要求背道而驰的，是违背群众意愿的。还是群众说得好， “不管用什么方法，总是要做到干活又学习，学习又干活，既不耽误活，也不耽误学。”
1945年一月，黎玉同志在山东全省行政工作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时，特别指出： “模范教师张建华和他创造的庄户学，是群众教育的新方向，张建华教师具有群众观念，走群众路线，推行新教育，他起了极大的作用，应该受到表扬，应当赠以教育英雄的头衔。庄户学的特点，首先它真正是为人民服务，它与群众的生产结合，它领导学生开荒生产，他领导人民翻身，领导人民反迷信，领导人民反扫荡……它初步做到了动员群众去服务战争，加强生产，创造新生活，而且灵活地适应了落后农村的环境，又进行了提高。”
按照庄户学的方向，后来有些地方还发展为“村学”。例如延宾区金沟官庄纪玉福办的“村学”。戴白韬同志到滨海区后，曾以此为典型写了一个报告，发表在《山东教肓》上，省教育厅厅长杨希文同志亲自去作了考察。省青委的同志并在金沟官庄作为建立新民主义青年团的试点。这都是后来的事。
因为方向对头，又得到省里的充分肯定，到日寇投降前后，据不完全统计，滨海区就学儿童已有十六方多人，成年人参加学习的，太石路以南各县即有三十三万四千人。有的冬学占全村的百分之八十五。农村男女青年大部分都识字。这是历史上所没有的。
叁、群众性的文化运动
滨海区的文化运动，还是从我们的部队开始的。
首先是我们的军队走到那里，把革命歌曲传播到那里。地方工作者，既是地方工作人民，又是我军分散活动的战士，他（她）们也是走到哪里把革命歌曲传播到哪里。在群众组织发动以后，就形成了从军队到地方、从机关学校到村庄大唱革命歌曲的群众性活动。无论是在机关或部队、农村，群众集合时，都有啦啦队鼓动唱歌，此落彼起，歌声不断，很是活跃。哪个村庄的歌声有无或多少，几乎成了判断那个村庄工作好坏的标志。黑板报、识字牌一识字岗在各村也是普遍的。特别是识字岗，儿童团站岗放哨时，旁边也挂着识字牌，任何人走到那里，光有路条不行，认会了牌上的字才能放行。大大推动了识字运动。
报纸方面，除了《大众日报》被干部和群众看作是每天不可少的精神食粮外，滨海区还有两种报纸，一是部队的《突进报》后来的《民兵报》，另一种是地方的《滨海时报》，后为《滨海农村》。《滨海农村》从一九四二年春起到滨海区撤销，都一直在发行，为指导农村各项工作和群众活动发挥了作用，深受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欢迎。该报自始至终受到了王众音同志的关注。《滨海时报》的一位编辑写了一篇评论苏德战争的文章，未经审阅便发表了。山东分局发现后，认为这样对国际问题随便发表议论的做法是不允许的，遂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滨海农村》一创刊，一切稿件均由王众音同志审阅，对报纸工作抓得紧紧的，报纸的质量得以很快提高，受到群众欢迎。有的大村，一订就是若干份，适应了群众读报组的需要。
在剧团工作上，如山纵二旅的突进剧社，抗大文工团、一一五师的战士剧社等，先后演出一些短小精悍富于战斗性的小节目，如《老太太的觉悟》，《张大疤背乌龟》、《兄妹开荒》一类的小剧，或演活报剧，都为战士群众喜闻乐见。朱明（男）同志扮演《老太太的觉悟》中的老太太，维肖维妙，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这些剧团配合当时形势演出小节目、快板、山东快书等都给农村俱乐部、农村剧团的发展以很大的启示。他们自编自演的小节目，给人以力量，推动了抗战、团结、进步。最普遍的是春节期间的秧歌队、高跷队，以活报剧的形式进行宣传活动。稍大一点的村庄都有农村剧团或俱乐部，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宣传教育，有力地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抗战必胜信心。每逢重大节日或春节和群众大会、庆祝大会、拥军大会等活动，这些农村俱乐部和剧团就活跃起来。有的到部队慰问演出，到医院慰问伤病员，有些配合政治攻势，随部队到边沿区进行宣传演出，有力地发挥了宣传群众、教肓群众、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战斗作用。
活报剧和简单的独幕小剧，渐渐不能满足于部战士的要求了，文工团便演起大戏来。可是在演出艺术性、思想性比较高的大型剧目时，大都是失败的。如1941年演出《李秀成之死》《雷雨》等名剧，弄得战士们胡里胡涂，有的战士看了《雷雨》之后，说梦话喊起“四凤”来。1941年演出的《阿Q正传》，花费了很大气力，群众看了之后，不是骂假洋鬼子，而是纷纷议论“这个阿Q真该死”！尝试失败了。这才都下去参加双减工作队，深入群众生活，学习群众语言，开始编写群众喜闻乐见的剧本与画册。如《过关》、《庄阎王》等。特别是战争后期，民兵剧团在部队、机关中演出的两个大型话剧《前线》（苏联剧本）和《李闯王进京》都获得了成功。《前线》批判了将军戈尔洛夫的自满保守思想，随军记者克里空的阿谀逢迎作假报道的腐朽品质。因此， “戈尔洛夫”、 “克里空”便成了同志间互相开展批评时使用的术语。《闯王进京》深刻地批判了农民军迸城以后，忘了还有敌人，一味享乐的腐化思想。使我们的干部战士在迎接战略反攻进入城市，取得最后胜利方面，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我们对旧剧团的改造，也相当成功。抗战末期，省里争取了一个京剧团到根据地来，成为抗战剧团，由爱好京剧的地方干部马祥符同志担任剧团团长。这个剧团的主要演员是崔碧云同志，唱、做、武打都很出色，她的拿手好戏是扮演《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演男时完全是个雄纠纠的青年将军，演女时又是一个柔声细气的姑娘。加上剧情与唱词，以及她的艺术形象，可以说思想性，艺术性都是感人的，对群众特别是男女青年教育很大。这个剧团演出了不少有意义的戏，如《将相和》、《火烧赤壁》、《八大锤》、《反徐州》、《童女斩蛇》、《汤怀自刎》等剧目，受到机关部队和群众的欢迎。
值得提到的是战前的诸城乡师教师臧一蘧同志，他从抗战开始就从事曲艺创作，最早的一部是《焦土庙子弹词》，写出了日寇入侵时的狂轰滥炸，老百姓流离失所的情景。可惜老先生没有继续下去，后来又以白话诗的形式写了厚厚的一大本书，从抗战写到胜利，写到共产主义，一直写到世界大同，最后是非洲妇女，坐上飞机走娘家。这就脱离了革命的实践，脱离了现实的群众斗争，陷入了主观臆想。他如此热情地向往共产主义，又绞尽脑汁去写它，而且始终同革命同志在一起，毫不动摇，受到了同志们的尊重。可惜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到诸城北乡活动时，受到国民党散匪的袭击，不幸牺牲了。
战斗性最强的是连队的文化活动。战士们的快板诗，没有空谈，没有高论，确实是富于鼓动性、战斗性，是切切实实的作品。在大练兵中，俱乐部响亮地提出：“不磨滑，不偷懒，提高技术靠苦练。” “人往高处走，水向洼处流，好同志不能落在人后头！”有的提出：“人有脸，树有皮，人人都争一口气，谁加油，谁偷懒，比赛场上金看见”。旁边画一幅画：一个人正在，睡觉，另一个人高喊：起来！消灭死角！有的则含有指示性，如冬天练兵，脚冻手冷，俱乐部提出了： “早起喝稀饭，手冷扔炸弹，脚冷不必怕，围着操场转”。他们见机而作，随手拈来，风趣而恰当。如在生产劳动中，大家累了，马上有人提出：“劲是外来财，用了还会来”！休息时也有人提出：“休息时，不疲劳，文化娱乐多热闹，你打锣，我唱戏，大家同志乐逍遥”。
练兵中，一为了伙食，炊事班门口便贴上对联：“保证练兵情绪高涨，全靠伙房改善给养。一横批是“清香美味”。文化活动便深入了伙房。在诸城攻坚战斗中，炸药包上贴着：“炸药最重要，须要勇敢与巧妙！”“开路先锋”等标语。梯子上贴着：“梯子架成功，一排突进城！”“梯子架得好，敌人跑不了！”突击排中也有歌谣：“突击排，要勇敢，不怕敌人冲向前，占领突破口，坚决不放手，敌人反冲锋，坚决打他走。”这都是在短时间内写出来的，传开去，立即变成力量。
俱乐部、小剧团、墙报、黑板报以及歌谣、快板、山东快书、漫画、大鼓、顺口溜、杂耍、话剧等艺术表现形式，很快影响到农村群众，在开展双减斗争、大生产运动以及反对封建迷信、反对靠天吃饭、反对日寇汉奸、反变天、反独裁的斗争，发挥了作用。
肆、卫生工作从1942年起，专署即设立了卫生科，负责发展社会卫生工作，组织指导社会上的中西医活动。由焦诚同志任科长，黎萍同志任卫生队长，从事巡回医疗工作，抢治瘟疫，训练产婆用新法接生，突击防治传染病，1943年5月各县也设了卫生所，到年底治疗病人一万九千一百三十人。组织起来的民间医生，仅莒南一县即有中医九十九人，西医二十八人，并有十五个药商。团结了中西医生，成立了医药界救国联合会。可见社会上的潜力还是相当大的。他们当中有具备相当水平的医务人员；如临沭县王家宅的王正甫先生，抗战前曾任过临沂平民医院院长，这时，临沭县也动员他参加了地方医院工作。有些老中医医道也很高明，如日照青墩秦佩三同志的父亲秦文若老先生，医道很高，为人治病，有请必到，特别是机关部队请他时更是如此。（可惜在后来的土改运动中因为向贫雇农交权后，群众运动失去党的领导，在混乱中这位名医老先生竟不得其死。）他们在组织起来以后，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不少地方办起了医药合作社，群众治病问题开始得到解决。又与反迷信结合。使巫医失去了市场，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健康。
1943年在原山纵二旅一个体养所的基础上扩建了滨海区医院，安发祥同志任院长，方志学同志任支部书记，使地方干部患重病后的医疗问题得到了解决。在农村妇女病的防治上、县、区妇救会起了重要作用，在妇女卫生及接生消毒、育儿卫生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使妇女病发病率得以减少，婴儿成活率得到提高。这也是我们不少女同志和农村妇女得以建立亲密关系的原因之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我们军队的医生，无论在哪里，群众有病，均予以悉心治疗，发扬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事实上地方的医务工作者，骨干力量都是从部队输送来的。我们军队在讲究卫生方面也是群众的榜样。山区群众缺乏卫生习惯，常常是猪在住室、厨房走来走去，很不讲究。而部队无论住在哪里，都是室内室外、院子大街打扫得千干净净，并在门前砌上痰盂。久住地方，还修上厕所，收拾得干干净净。这点，抗大一分校做得特别突出。这种爱清洁讲卫生的好习惯，对群众影响很大。
沂水的名医、原二支队军医处长孔雨田老同志，从二旅五团转到地方后，在界首办了农场，困难时期又回到沂水家乡工作，未能在医药卫生方面发挥他的专长，至今想起，我还感到内疚。滨海区文化教育工作，最使人难以忘怀的是，抗大一分校给了很大的支持与帮助。例如建国队代训干部，教学经验及教材的提供，文娱活动的指导等等。特别‘是调出干部到地方训练干部，如李维一，管戈、周抗、宁林、余松若、山智忠等同志，都在滨海区做出了贡献。
<本文曾在山东《史志丛刊》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