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滨海区减租减息群众运动（文/崔介）

壹、减租、减息与复查

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以后，山东省战工会曾制定了五一减租，分半减息、改善雇工待遇的法令，但并没有认真宣传，更没有实施。刘少奇同志1942年四月来山东检查工作后，五月四日，中共山东分局即作出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议》，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也相应地公布了《租佃暂行条例》，《借贷暂行条例》，《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指示法令下达后，。战工会秘书长李竹如同志即在省直及滨海区有关干部和社会人士参加的大会上传达动员，并组织抗大文工团及滨海区的地方群众工作干部，分别在临沭县的大兴镇、莒南的大店镇进行试点。李竹如同志在沭水县的吴家界墙传达时，着重指出了“山东是孔、孟的家乡，是封建的堡垒”，“封建剥削的种类和残酷性”、“要发挥农民的抗战生产积极性，必须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并讲明了要实行三个法令必须依靠群众的道理，接着展开了发动群众的工作。

工作每进行一段，分局书记朱瑞同志都要亲自了解情况，听取汇报、召集各工作团及各县领导同志和群众工作干部开大会作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对抗大文工团的工作表示满意，在表扬他们的工作有创造性时，曾特别提到团长袁成隆同志和女同志林立等同志出色的工作。这样从基点抓起，抓莒南、临沭两个重点县，推动全面，搞了一年，使双减工作有了初步进展。

1943年经过深入检查发现，还存在着严重的明减暗不减现象。党中央“十、一”指示下达后，滨海区党委又抓紧查减，进行“谁养活谁”、“算地瓜帐”的教育；到1944年夏天，仅莒南较好，其他都是零零星星地搞，经过检查，找出原因，下半年才开展起来。1944年分局下达了七、八、九、十四个月群众运动指示，省行政委员会又下达了“八、十”训令，对各级政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又进行了“想当年、看今天”的回忆对比教育，使双减、增资和发动群众的指示得以普遍贯彻。

1942年执行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劳动政策的一般情况

减租减息：据莒南、临沭、沭水、赣榆四县统计，共减租土地三万一千二百七十四亩，实减数量无统计。如按亩产．量最低一百斤计算，每亩减租为十二斤半，共减租额十万九千二百十二斤。照贫苦农民最低生活、每人年口粮按三百斤计算，即解决了三千六百四十一个农民的吃饭问题，但是，这个数目实在太小了。原因是普遍存在着明减暗不减的现象，例如道口村农救会长，没有进行教育、发动群众，就简单地从场里把粮食按“五、一”减租分开了（非基本区），但到晚上，佃户又偷偷给地主送了回去，并说：“穷人政府”多管闲事，给俺得罪人。”同时，也因农会对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双保证宣传不够，出现了地主不愿减，佃户怕惹事等情况。在执行中，也出现了不分大地主或鳏寡孤独小土地出租者，一概按“二五”减租；不分二东家或租地较多的佃户，都实行拨地，强迫执行定租制，限期五年不变；以及向前追到若干年等情况。

没收汉奸土地：赣榆县王一山，及傅莱等三个汉奸的一百七十一亩土地没收后，由政府交贫苦抗属及部队耕种。莒南大店的山东伪建设厅长庄维屏等的土地数百亩，也交抗属及贫苦农民耕种。在没收王一山财产时，没有考虑他还有家属，一亩未留，发现后按每人二亩共十六亩留给维持生活。

逃亡地主土地的处理：对无人耕种管理的逃亡地主土地，政府组织代管委员会代管，原逃亡地主王林汉有地三十余顷，逃亡后，都被大佃户中间剥削了，代管后，佃农减了租，王林汉收入有了保证，结果他被争取回来了。

处理黑地：

黑地占很大数量，地主越大，黑地越多。据临沭县岌山，古贺两区十九个村的土地陈报结果，陈报前土地数为两万四千零三十二亩，陈报后为三万八千四百零四亩，黑地约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三十七。这还是土地不太集中的村。大店地主敦善堂五百多亩地，只一百五十亩有负担，黑地占三分之二还多。莒南朱边也有六十多家，在按新办法征收公粮时，清查出二百多亩，每亩要罚公粮八十斤，在征收办法中明确规定：匿，报数按应征公粮加一倍处罚。结果坚决按照规定办了。

整理庙产：

专署曾规定，凡非自己耕种或以庙产作为俗家资产（僧道有的有家属）之僧道庙产，按照以下办法整理为学田：(1)按照土地好坏，每人留三亩至五亩作为生活田；(2)有耕种能力者收为学圈后，仍由他们耕种；(3)一般整理的学田交抗属、贫苦农民租种，租额最高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太石路南各县共有学田一万二千九百七十三亩，大部分为整理庙产所得。  

官荒处理：1941年春耕前，滨海办事处布告规定：(1)公荒田农民无偿耕种，抗属、贫民有优先权；(2)垦种荒地按照土质情形确定三年或五年内不纳负担；(3)抗战前已由旧政府给价作为海青、台潍公路路基之土地，由抗属贫农垦种，来给价者由原主垦种，至1942年，共垦种六百六十二亩。

关于地权保障：在莒南、莒中、临沭十几个月处理的民荆条件中，土地纠纷即有四百二十七件，占案件的三分之一。其中“利涨准折”霸占土地、粮地纠葛等也占不少数量。这些问题的妥善处理，使农民感到自己的土地有了保障。

关于劳动政策：一九四二年，基本区内比较普遍地执行了战工会《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雇工粮食工资一般增到四百斤至四百五十斤，最高五百斤，最低三百斤。女工最低二百斤，童工最低一百斤。仅莒南、临沭、沭水、赣榆四县统计，增资人数为九千零六十一人，比过去增加粮食九十六万一千五百三十四斤，平均每人增加一百零六斤强。沭水县二千二百三十四个工人中还有款三万三千三百元，雇工待遇比以前改善多了。沭水朱苍区胡子村雇工李若志，原工资二百元（与战前同），战前能买粮一千多斤，1941年春还买不到一百五十斤，增资后提到五百斤，使雇工待遇得到适当改善，勉强能养活一口人。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接着就是雇工失业。如胡子村二十个雇工，留雇的只有两个。原因是：(1)按一九四二年秋季征粮办法，人口计算雇工不得超过三人，在执行中，由于某些同志的思想片面，唯恐地主，富农沾光，有的连一口人也不算了，使雇工遭受很大打击；(2)征粮办法使富农负担太重，富农不愿多雇人，因为增加生产也得不到多大好处。(3)雇主中的富农或地主，很多参加了劳动，妇女儿童也大部参加了劳动；(4)雇工工资骤增数目较大，生活待遇上要求过于烦琐，如逐渐要求烟叶、鞋袜、衣服、手巾等；(5)雇工参加群众运动、民兵活动过多，影响生产的提高，有些不履行劳动纪律，雇主害怕下午再增加工资；(6)难民求雇的多，也是原因之一。

1943年开始的查减斗争

1942年开始减租减息，群众运动还没有引向深入，也暴露了不少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最主要的是右倾思想（却被领导上错误地认为主要是包办代替），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以致双减法令的执行很不彻底，明减暗不减的现象比较严重。尤其是在政府干部中，把双减斗争看成是群众团体的事，与己无关，“布告一出，万事大吉”的思想依然存在。各项工作与双减斗争脱节，以致发生如前面指出的一些问题。封建势力经济上没有受到显著的削弱，政治上没有受到严重的打击；群众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政治地位也没有得到真正提高，生产与抗战积极性的发挥也受到影响。

自滨海区党委提出以查减为工作中心以后，十月又贯彻了党中央的“十、一”指示，党政军民干部明确了政府不但要制定双减法令，还要检查法令实施得是否彻底。

当时一切工作围绕查减进行，纠正了各项工作孤立进行的状态，征收公粮、改造村政、检查租约，制裁抗拒双减法令的分子，使工作得到全面推动。

据1943年不完全统计：减了租的佃户，沭水（三个区）、临沭、郯城、赣榆（二个区）四个县即有二千一百四十七户。减租土地，沭水（四个区）、临沭、莒中（十三个村）、赣榆（二个区）四个县，即有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三亩三分。减粮食、沭水（二个区）、海陵、临沭、  莒中（十三个衬）、赣榆（三个区）五个县即有四十五万六千一百八十斤。减息：莒南十四个村一百二十五户债户减了患，以借物还物原则减了、三十二万斤“米子帐”（借花生米，春借秋还，当场作价，随涨不随跌）。按息借条例，清理了旧债，回了二百二十五亩地。

改善雇工待遇：据不完全统计，增了资的工人，海陵、临沭、沭水（五个区）、赣榆（一个区），四个县，即有五万零三百九十人。海陵、临沭、沭水（五个区）、郯城、莒中（二十六个村）、赣榆（一个区）六个县，增资粮五十七万五千四百四十斤，北币四千一百六十七元。

在查减工作中，群众组织大大发展。据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统计，共有职工会员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五人，农救会员六万一千二百五十一人，青救会员九千四百二十九人，妇救会员二万二千八百二十八人，自卫团员十一万九千一百一十九人，儿童团员一万二千八百四十七人，民兵三万八千九百九十九人。多数是一九四三年组织起来的。民兵原有一万二千三百八十五人，一九四三年就发展了二万六千三百八十五人。

 经过查减，群众要求地主减租、退租，并提倡定租制。揭发了高利贷者变象剥削贫农的“放米子账”，规定了借物还物原则，解决了群众的借贷纠纷。秋收后，正值解雇留雇之际，专署对留雇规定最低年工资不得少于四百斤标准粮，在征粮办法中，富农以下得在应负担数内，扣下百分之二十的农本，雇工并得按雇主家人口计算负担。、既奖励了富农生产，也照顾了失业的雇工，同时，组织了运盐队。日照的雇工们，计算运盐比当雇工合算，在雇工工资达不到要求时，他们宁肯去运盐。雇工社会地位的提高，也促使雇主相应地改善了雇工待遇。

经过查减，提高了群众的生产热情。莒南卢家沙沟佃户，在未减租前，荒了地也不着急，减租定约后，下大雨就到地里垒地堰。临沭某村雇工，增资后，早起晚眠，结果多打的粮食比全部工资多两倍。留雇的时候，有三家雇主争着雇他。但也有些地方对群众教育不够，以致个别地方群众反映说“快实行啦”（指分田），因而不积极生产。莒南蛟山区，凡是经过借贷关系买卖的土地，一律指为“利涨准折”，都准赎地，甚至富农赎了中农的地，一度弄得生产不安心。发现后即纠正了。

经过查减，双减与增资工作认真了，群众也活跃起来。经济斗争的胜利推动了政治斗争的积极性，使村政改造工作也取得了进展。据不完全统计，对八百五十个村政权进行了改造和改选，占全区自然村的百分之三十五。不但中心区，就是赣榆县金山区的两面政权，也全部改造或改选了。使不少政权工作人员从实践中受到教育，懂得了民主运动的实质，没有群众斗争的胜利，就没有真正的民主。

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群众发动起来了，减了租息，又改造了村政，．发展了群众组织，根据地有了新的气象。但是，一部分顽固地主虽然表现的恭敬驯服，骨子里却并不甘心向群众退让，时时刻刻寻找机会，进行反攻复辟。他们施展各种阴谋手段，企图打垮我们的村政权和群众团体，搞垮党的组织，．或使之变质；以达到其复辟的目的。他们常用的手段有以儿下种：

打击、搞走、蒙蔽村千、操纵群众，改换村干；制造宗派斗争，转移斗争目标；利用抗属，打击村干；腐蚀收买村干部为自己服务；打入我组织，．破坏群众团体。更毒辣的是利用民兵成分不纯，打进狗腿子，掌握武装，组织民兵叛变。滨北地主利用区干部的思想麻痹，曾煽动民兵叛变投敌。

凡是群众已经起来的村庄，各种群众组织已经完备，村政权已经改造，双减已经完成，各项工作已经正常，基层干部往往自满麻痹起来，对地主更荫蔽的阴谋活动。失去警觉。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发生异常的情况，如干部不团结、谣言破坏，只要清醒地追根究底地查下去，往往与地主的复辟活动有关，这在群众翻身后几乎是一般性的规律。

贰、封建堡垒大店的突破

查减中，虽然开始了“谁养活谁”、“算地瓜账”的教育，从思想上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但是，群众运动的声势还不大，还没有形成普遍的运动。为此，滨海区党委决定采取突破一点推动全面．的做法，选择涉及三个县、十个区、六十四个村、六百一十二户滨海区最大的封建堡垒大店地主为典型，发动群众起来斗争。遂即组织了力量强大的工作团，经过长时间的调查研究，教育发动，于一九四四年五月间，开展了两次斗争，斗争果实达二千多亩，双减相当彻底。

每个历史时代的大店地主

大店是个封建堡垒，明、清两代均有人为官。其中包括巡按、道台、知府、知县。还有秀才、拔贡、举入、进士，最后还有翰林。他们有七十二个堂号，占有土地四百八十顷，以双榴堂，知松堂各一百二十顷为最多。具有雄厚的封建基础，丰富的统治经验。

辛亥革命和北伐革命战争，影响了群众，也震撼了地主，为了继续维护其统治，他们不断变幻花样。辛亥革命，翰林庄陔兰等成了民国的山东省大绅士。北伐以后，庄半门当了农民协会会长，挂起了国民党旗，他们办学校、派子弟出外就学。有中学生四十人，大学生十人，到法、美、英留学生各一人，到日本的留学生五人。旧统治加新形式，更吓坏了群众，南方的农民暴动震动了他们，不得不把“吃分子粮”改为“双出种”。

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大店地主的气焰表面上有所收敛。1942年双减中，群众历史上第一次组织起来向地主及大佃户进行拨地斗争，拨到地瓜地几千亩，斗争初步胜利，建立了各种组织。但双减不彻底，群众并未彻底发动，地主仍然暗中统治。一年收买了三个农救会长。如大店东村农救会长宋桂山，过去就是狗腿子，1942年投到农救会当了会长，经常在地主家吃吃喝喝，给地主送消息，当挡箭牌，软化群众。同地主大吃大喝，几乎是大店村干的风气。

经济情况不同，政治态度上也不一样。部分中小地主，尤其是青年子弟，有了进步要求，参加了抗战工作，但另一部分地主留恋过去，憎恨群众翻身，反对政府法令，制造谣言，威胁群众，散布“中央军，快来了”，“快晴天了”等谣言。或者拉拢群众，“从你老辈就在我家种地，没花的这里有钱，没吃的这里有粮，就是不减租还能难为着你吗？”欺骗佃户说“我给你包拿给养，不用减租了”。甚至拿酒肉金钱收买村干，挑拨干部的关系，以达到明减暗不减，维持地主的暗中统治，阻挠群众翻身。

抓住发动群众的关键

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在经济上、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在人们头脑里根深蒂固，要削弱以至打破它，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更不是出一个布告公布一下双减法令所能解决的。要经过深入细致地思想教育工作，才能发动起群众，使群众敢于起来向封建势力进行斗争。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便是提高群众阶级觉悟，使群众敢于起来坚决向地主斗争的关键。

地主经常以“地主养穷人”的歪道理欺骗群众，这道理弄不明白，群众就不会起来向地主斗争。大店民校测验的结果：三分之一举手认定“地主养穷人，人家不给咱地种，不就饿死了吗！在讲明”  “人原来都是平等的，劳动创造世界，没有穷人劳动，地主就没得吃，没得穿，没得住，不是饿死。就是冻死。这样究竟是谁养活谁呢？”然后才又举手说“是穷人养地主”了。用“算地瓜账”的办法，具体讲明“谁养活谁”的道理：一亩地瓜，要花地瓜种三十元，两车粪四十元，九个工（种、锄、翻、刨），每个工十五元，要一百三十五元。饭钱每天十元，要九十元。共花费二百九十五元。一亩地瓜收一千二百斤、平分共六百斤，每斤三角五分，共值二百一十元。结果种一亩地瓜佃户赔上（地主剥削）八十五元，二五减租后，多分一百五十斤，虽然还是赔钱，每亩就可以多得五十二元五角。这就进一步揭露了地主的剥削本性，使得佃户恍然大悟。

“谁养活谁”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一系列的思想障碍着他们，不敢或不愿减租；由于地主的威胁，佃户怕抽地，怕“变天”，不敢减租；由于地主的软化麻痹手法，碍情顾面，不愿减租；怕算账，不会减租；听天由命，根本不想减租。针对第一种思想，为了巩固斗争信心，加强订立合同的教育，必要时先订合同后减租，“拉住驴笼头”就不怕了。同时进行时事教育，今天群众能翻身就是“晴天”。对第二种思想，强调揭露地主的残酷剥削，打破佃户的旧道德观念。用具体事实作启发：  “为什么刮大西北风还穿不上棉裤？为什么过年吃不上饺子？为什么春天吃树叶子？”从他的切身痛苦启发觉悟，激发减租斗争要求。对第三种思想，用具体算账办法，算出减租的实际利益。对第四种思想，进行“天下穷人是一家”的教育，要翻身就得你帮我、我帮你，同心干。讲说“穷无种、富无根”，只要联合起来干，又有共产党领导，就能翻身有饭吃，用以启发群众的觉悟，提高思想认识，推动他们积极投入查减斗争。

政府以查减斗争为中心进行工作

召开村干会，检讨过去“光向群众要东西，不给群众东西”的错误，表示今后改正，从查减入手，已查减的要抽丈土地，未查减的先搞查减。

召开教员联席会，研究怎样配合查减，为工农劳动大众服务，纠正地主子弟对查减的曲解，明确佃户养活地主这条道理，以及怎样在学校、民校识字班中进行教育，配合查减，动员地主出身的教员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首先退租。在召开斗争大会之前，召开地主座谈会，宣传政府减租减息法令，进行遵守法令的教育，讲明佃户养活地主的道理，并宣布有关法令规定精神：(1)减租减息是政府照顾双方利益的法令，地主减租减息，佃户交租交息。(2)减租减息的真实意义是有利于团结抗战，增加生产。穷人有饭吃才能打鬼子、保家乡，对地主也有利。(3)驳斥退租五年的谣言，讲明退租是从法令公布之日起。会中可由开明士绅发表意见，以鼓励一般地主遵守政府法令。典型突破

1944年五月×日召开了数千人的“减租大会”，有大店区各村群众参加，还有沟头区、斗山区、莒中、莒临边的有关群众。要求发言的在百人以上，发言内容广泛，涉及五十多家地主都是斗争对象。

最后大会决定，抓住典型人物、典型事例进行说理斗争，主要是要从政治上打掉大店地主的威风。终于迫使以打人闻名的“八老爷”庄景楼、甘愿为日本人充当汉奸的“七老爷”庄英甫，当场向数千群众低了头，认了罪。其余地主也被群众追问得闭口无言。“七爷”、“八爷一是大店地主的代表，斗倒了他俩就等于斗倒了大店的地主群。

为了分化地主的联合，对其中十几个地主，分成表扬的，中立的，并在打击对象中分出轻重，开会不久，即宣布庄晓光、庄洪来，庄景来为开明进步士绅，他们并向群众讲了话，愿立即减租，群众立即喊出“保证减租，保证交租”的口号。与此同时，向最坏的地主展开激烈的斗争，每一件无理的事，都要向群众认罪赔礼。最后，集中力量斗争罪大恶极的庄英甫，斗得他蹲在地下低头认错，由情怒的群众，送往政府法办。对那些剥削严重，但还不是主要分子，既不严厉斗争他，也不表扬他，使他感到宽慰而疼痛。这个会控诉了地主的罪恶，给了群众以政策观念的教育，也分化了地主的联合。

最后，魏大娘发言了，要求大家为给鹰出殡所受压迫和被气死的老人伸冤，一提起出鹰殡，群众的怒火马上烧满全场，要中和堂给死者烧纸祭坟，刨鹰坟出气。当即整队去王家庄子，一路高呼“穷人要翻身，就得平鹰坟”！在六响土炮声中，千百群众怒平鹰坟。哀乐声中，中和堂烧纸叩头祭冤魂。四处看的群众，拍手称快。“可翻过来了”！“早就盼着这一天，这一天真的来了”。

几百年来，大店群众第一次面对面地和地主撕破脸进行斗争，依靠自己的力量斗倒了地主。群众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感到了农会组织的重要，坚定了斗争性，增强了胜利的信心。滨海区的查减运动开始向纵深发展。

严格照政策办事

l、退租：佃户二O二户，租地一至二十亩者一七O户，二至三十亩者二十户，三十至六十亩者十二户。地主四十五个堂号，百亩以下十六户，五百亩以下十六户，一千五百亩以下十一户，减租土地八二六二亩，减租粮食七万八千四百三十厅，柴七万零五百斤。退租年限，退两年略少于退一年的。

退租办法：自1942年公布法令以后，未实行减租的一律退租，由各村农会发动算好账，到善后委员会登记，然后集体按堂号退。地主多以拖的办法应付。群众提出：“无粮要钱，无钱要地”和“一个退不下，大家都不走”的对策。又打击了一个最坏的，才完成了退租斗争。

订合同：为保证佃户，废除一切超经济剥削，并保证交租，努力生产，减租后订立租约，是主佃双方的共同要求。制度有三种：(1)二五分租，为一般出租户所欢迎，想在好年成多收些。(2)按季定租制，为一般佃户及中小地主所欢迎，可以刺激生产，对地主收入也有保证。(3)按年定租制，一年交一定数量的租额，将二年三季收入总数用二除，二五减租的数即为一年的定租租额。为较大地主，一般佃农所欢迎。佃户生产机动范围及积极性大大提高，地主也省许多麻烦。

定约办法：经地主、佃户代表讨论确定。分地段定产量是困难所在。大店分为四级：一级一年定产量一八O斤，二级一五o斤，三级-二O厅，四级七十斤。都低于政府征粮的实产量。问题有三：(1)两个产量，征粮不便；(2)如按地段征粮，地主负担必超过百分之三十五；(3)如按产量定租，佃户收入反少于不减租时所得。应在废除额外剥削后，说服佃户把定租产量一般提高到平均实产量。

 2、找工，找工佃户二五O户，找工三六五0四个，找工钱三五O，九九O元，找工堂号四十五家。佃户找工最多的六五O个工，最少的三十五个工。最多的找出七O三七个工，最少的二百个工。干拨工是超经济剥削，种类多，剥削重，农民痛苦最大。平均每家佃户一年要拨二三百个工，要求找工甚于退租。调处原则：①当时答应一工给一升子，不给可找。②抗战开始以后的可找。③只限于逃难，挖煤窑、送兵、修据点等最重的拨工。算好账，经善后委员会讲明办法，数目且由双方谈判方式解决。

3、找“大抹头”（即锁门赶人，财物全部没收）：被大抹头佃户十六户，被抹土地九一七亩，菜园七亩二分，牛三头还有农具。找回赔偿费五O九六八元。调处原则：民国以前不找，当事人或直系儿孙不在者不找，经地主佃户双方对质承认者可找，如不承认需有人证方能找。

找“大抹头”，对地主野蛮地掠夺镇压农民是个有力的打击。群众反映“可把头找回来了”！这是保障佃农佃权，财权、人权的斗争。4、处理“利涨准折”（息借关系）：

回地户三十五户贫农，共回地一二二亩，宅子九处，园五处。准地堂号二十个。回地年限：民国元年至十年七户，十年至二十五年二十八户。平均二十八元回地一亩。

回地原则：①已付利超本二倍，无代价将地回给农民交出文书。如系死契活尾、利高期短，无力还债的，可按现地价半数左右回地。③如借钱数与地价悬殊太大，农民吃亏过重者，如王德庆民国十三年取仁寿堂钱四百吊，硬折去树行子一处（值一千三百吊）及二亩地，处理时将本利坐下，钱数作现价，全数或半数赔偿。③如系强迫准去土地，应无代价回地。

叁、查减后的新气象

滨海区最大封建堡垒大店的突破，解决了干部思想上很多问题，首先是解决了领导干部思想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方向问题；“发动群众便有了一切”，使领导思想更加明确与自觉。一定要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树立基本群众在农村的优势，什么“右倾思想”，“特殊论”、“自满情绪”等等都迎刃而解了。以查减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在滨海地区轰轰烈烈地普遍开展起来。

掀起了群众运动的高潮

根据莒南统计：1942年群众说理斗争会七十次，1943年二百五十一次，1944年突然升到一千一百七十一次，而且是大的说理斗争，延宾区统计，1942年到1944年共有群众说理斗争二千五百次，主要是1944年。

在群众斗争的性质上，和以前大不相同，“反破鞋”、“反小偷”小题大作转移目标等问题很少了，主要是减租与反恶霸的说理斗争。莒南县减租说理会一百八十次，反恶霸说理会五百八十次，反贪污说理会四百三十三次，反破坏说理会一百八十四次，反黑地说理会一百三十九次，反会门说理会一百二十七次。涝坡区1944年十一、十二月贯彻查减，开展了找工（地主的干拨工）运动，找钱五十三万七千六十七元，多以猪、牛、驴、衣物折价，找地四千五百九十七亩，找牛七头。小山前地主“五大门”有四十多家农民来找，共找出土地三百六十亩。

斗争形式，一般在反封建大地主，高利贷者、大恶霸时，往往是一、二十个村子，五六千到一万人的联合大会，其他本村的斗争，在未开展的村子中，也是借用外村力量的。斗争会进行说理斗争是很文明的，有组织的村庄，工、农、青、妇救国会，妇女识子班、儿童团、民兵各按系统排队入场，唱歌、贴标语、呼口号，啦啦队，敲罗打鼓，异常热闹，在会上讲理、诉冤，坦白反省，一般是成功的。但也出现过武斗的情况，这主要是恶霸的杀害人命、欺压良民、霸占妇女…等等引起了群众的愤怒报复。出现了拖、绑、戴绿帽、披狗皮、游街等。斗争之后，押送政府或由民兵临时看管起来。但这只是群众运动中的一时现象，并不是运动的主流。

经济上的变化

根据1944年不完整的统计，滨海区基本区的二千七百六十五个村中，已减租的有二千一百二十四个村，但深度不同，彻底查减的有二百六十个村，空白村尚有六百四十四个。其中新老地区也有很大差别。以滨中最好，滨南次乏，滨北新区更差。具体统计如下：滨中基本区一千七百四十六个村，查减彻底村-百九十三个，不彻底村一千三百二十个，空白村二百五十个，滨南基本区四百八十七个，查减彻底村四十七个，不彻底村三百三十三个，空白村一百零八个，滨北基本区五百-十四个，彻底村二十九个，不彻底村二百个，空白村二百八十五个。

查减进展程度以莒南为最好，在五百一十三个自然村中，有四百三十个村有租佃关系，据十一个村的调查，平均每村有租佃关系的二十八户，专租户最高村有二十户左右，约占全户数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每。户承租土地二亩半至五亩左右。

另据1943年合理负担、莒县延宾、大店、沟头三个区十二个村的典型调查，在二千七百三十二户、三万八千九百六十五亩土地中，有地主一百七十八户，占户数的百分之六点四八，占有土地二万零九百七十亩、占有总地亩数的百分之五十三点八，贫农一千三百四十七户，占户数的百分之四十九点三二，有地五千四百六十五亩，，仅占总地亩的百分之十四。可惜这个材料，没有1944年的统计，不能说明以后的变化情况，但对1943年土地仍然高度集中的情况，是可以充分说明的。

另据莒南十一个村七百四十六户，从1938年到1945年夏天的阶级变化情况调查，可以说明，随着查减群众运动的发展，各阶层土地增减的变化是很大的。（附表如下）

上升原因：在七百四十六户中，一百一十七户不详，得斗争果实三十四户，得到租地三十九户，增资二十四户，找工一百一十三户，减租二十六户，折地十二户，经营付业上升二户，勤俭上升一九七户，经商得利一百零二户。上升阶层：富农八户，中农十二户，贫农四百一十七户，雇农一百二十九户，手工业二十五户，商人七十户，自由职业九户，流氓十九户，外来五十七户。

1937年至1944年阶级变化比较，沭水，临沭、莒南十一村三千一百二十户调查的百分比如下表：（此表略）

 以上这些情况，都可以说明封建地主在经济上大大削弱，基本群众在经济上的上升。特别是对大地主恶霸的斗争，在政治上打垮了他们的统治，使基本群众在经济上都翻了身。尽管还有些空白村和查减不彻底的村庄，但群众运动发展的声势是任何力量阻挡不住的。

根据地的新气象

基本群众在农村中的优势逐渐树立，政治积极性空前提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精神面貌，风俗习尚等等都起了变化。

广大群众真正懂得了八路军是自己的军队，对八路军是发自内心的诚挚的拥护，完全改变了。

开始阶段“八路军不打人、不骂人、纪律好、能打仗“那种表面看法，自觉地拥军、参军、优待抗属。在拥军运动中，各团体按组织系统进行良心检讨”，反省过去哪些地方对不起自已的军队。订立拥军公约、个人拥军计划，对部队进行慰问、慰劳，军民联欢，男女老幼对军队的行军，驻防、生产等给予各种帮助。有计划地优待抗属、抚恤烈属、爱护荣誉军人，帮助生产、挑水、拾柴、做零活。帮助贫苦抗属、烈属过好年，保证吃上饺子，送光荣灯，光荣牌、光荣匾、送春联、拜年，发动一碗粮运动解决抗属困难，给烈士上坟，号召给烈士报仇等等。这些鼓舞了抗属，他们努力生产自给，不接受公家优待。并写信鼓励战士安心作战，军民关系更加密切了，军队成为人民的子弟兵，彼此建立了血肉不可分的联系。从一九四四年春节开始，每年的拥军运动都掀起了群众性的热潮，参军人数逐年成双倍的增加。在主力作战回到根据地后，民兵主动站岗放哨，让军队休息，过去部队到村，村干部临时安排房子，部队得不到及时休息，这时中心区所有村庄都经常准备好军队住房，打扫得千干净净，铺上用麦秸秆打成的厚厚的草苫子，部队一到马上就可以住下。征粮的时候，各家把粮食晒筛干净后再交。有这样一个故事，交粮时，一般由识字班的姑娘们到场挨份检查，她们洗干净手插进粮口袋，如手上沾土，就说明粮食不够干净，有位姑娘恰恰在检查她父亲送来的公粮时，手上沾了一层土，气得她大哭起来，马上退回簸干净再送，家庭会上展开了对她父亲的批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生产运动。男女老幼投入生产，开垦荒地，种棉植树，打井筑堤，纺线织布。代耕队、劳武结合，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劳动组织形式，如变工队、搿犋队、合作组、‘运盐队、纺织合作社等等。二流子也得到了改造，提高了耕作技术，．改良了劳动工具。男子种地增产，妇女纺织也可发家了。涌现出郑信、刘兴义等全区性的十七个劳动模范。根据地群众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

基层选举出现了认真讨论候选人和自己为自已竞选的场面。选举领导人，首先看根子正不正、立场稳不稳，脱离群众的人立即受到群众的反对。竞选人在竞选时，首先在会上报告自己为群众翻身进行斗争的事迹，并检讨自已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群众选举真正能代表自己利益的人当代表或者当干部，那种只讲漂亮话，投机取巧不办真事的人“吃不开”了。

群众武装迅猛发展，民兵队伍比一九四三年扩大一倍以上，达到六万多人。作战能力大大提高，保卫春耕秋收，加紧边沿活动，配合主力作战或单独作战次数增加，参加了临郯公路万人大破袭、沭河二百多里的大戒严、围困醋大庄的伪据点等斗争。在一九四四年的反扫荡中，展开了麻雀战，爆炸战，追击、袭击等，使敌人进庄不敢进屋，夜里不敢睡觉，行军不敢走路。敌人的半月扫荡计划，不得不提前七天结束。

群众性的文化运动也开展起来。普及了民校识字班，学习写路条、记账。增加了“劳动创造世界”世界为劳动者所有等知识，冬天各团体上课或上大课，春夏天田野里挂识字牌、小黑板、村子里经常有墙报、黑板报，儿童团出现模范小先生，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时，也添上了识字牌，教会了才能走。到处歌声嘹亮，农村剧团自编自演新人新事。春节到来，到处锣鼓喧天。秧歌队、高跷、龙灯、小车、旱船十分热闹，甚至有的老大娘也高兴得扭起秧歌来。文化娱乐活动把农村朝气蓬勃的气氛完全表现出来了。

也出现了新式结婚。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新式结婚，已经到处出现。结婚那天，双方村庄的妇女识字班扭着秧歌欢迎欢送。废除了坐花轿、坐花车、拜天地、女方三天不出房门的老一套封建旧礼俗，出现了开会举行婚礼，亲友祝贺、新人答谢仪式，一个中农家庭办次喜事可节约一千余元，贫农也可节约五、六百元。

群众翻身的事实，拆穿了迷信菩萨、命运注定的欺骗性，出现了自动拆庙、拉神破除迷信的行动。村头的土地庙不见了，打卦算命的先生少了…说唱新人新事，讲革命故事的人出现了。参加过道会门的人，也，自动反省参加道会门上当的经过了。有的村过春节不买香箔纸马，全村节省两万元，这是件大事。过去拜年说“恭喜发财”，这时说“翻身翻身”了。在群众集会和闲谈中，‘随时可以听到共产党是救星”、“八路军是恩人”、”拥护抗日民主政府”、“感谢毛主席”的口号和议论。妇女识字班的：姑娘们说：“过去封建社会过年才吃饺子，现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改善生活就吃饺子，到社会主义社会，天天吃饺子。”反映了广大群众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地主也不得不接受来自各方面的影响。最明显的是，过去佃户不尊称他“老爷”他就认为佃户“无礼”而加以报复；这时候如果再称他“老爷”，他就马上面红耳赤，认为是对他的讽刺挖苦了。

经过查减发动群众，人们对抗日民主政府的法令观念也改变了，认为民主政府的法令马虎不得，必须照办。1942年公布的双减法令，当年不执行，过后迟早也要执行，还得追退到1942年，这是含糊不得的。抗日民主政府再不是“穷嫌富不要”的政府了。就是地主不同政府靠拢也是得不到群众，的谅解的，他们也赞成减租减息、交租交患的双保证。对农民来说，政府再不是“八路政府”而是群众自己的政府”了。

以查减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发展了基本群众的优势，使滨海区发生了巨大变化，抗日民主根据地日益壮大巩固起来了。

本文发表在《山东史志丛刊》第三期。其中大店地主的剥削方式在《补阙集》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