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的建立，到今年8月已经是50周年了。战工会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伟大胜利，是抗日民主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抗日民主政权适应当时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特殊形式。它和1943年8月改称的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以及1945年8月改称的山东省政府一样，都是山东省的人民民主政权。名称不同，是适应斗争形势需要的结果，也展示了我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力量发展壮大的艰难历程。下面，谨把我在滨海区政权建设中的一些感受记述下来，以纪念战工会在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作中的功绩。
战工会创立前后
战工会是在山东广大抗日军民的要求下，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迫切需要建立起来的。1939年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顽固地执行蒋介石的限共、溶共、反共政策，限制我党我军活动，封锁我军给养，破坏抗日群众团体。当时，我任中共鲁东南特委统战部长，不是忙于向国民党的县、区、乡长交涉粮草，就是同国民党的杂牌武装疏通关系，或抗议他们制造的磨擦。1939年夏季日寇大“扫荡”中，沈鸿烈的各级政权相继垮台。凡是我军和群众组织能够控制的地方，都先后建立了县、区、乡政权。滨海区也于1940年三、四月间先后建立了日照、莒县的县、区、乡政权。抗日民主政权废除了苛捐杂税，统筹抗日救国公粮，实行了初步合理负担，“庄户”县长、区长、乡长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同时也遭到以沈鸿烈为首的反共顽固派操纵的反动武装的摧残，斗争异常尖锐。
1939年11月，国民党六中全会宣布：于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党借此大肆进行欺骗宣传。党中央为了揭穿这种欺骗阴谋，成立了宪政促进会，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2月20日延安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演说，成为向蒋介石、国民党争取民主自由的武器。随后，鲁东南及山东各地也成立了宪政促进会，展开了宪政的宣传，大唱促进宪政的歌曲“……今天已不是昨天，谁还能忍受这长远的欺骗！我们要做国家的主人，大家的事情要大家来办！”接着试选了抗日根据地参加国民大会的初选代表。不久，就成立了鲁东南的工、农、青、妇救国会的领导机关，并选出出席全省联合大会的工农青妇的代表，参加了联合大会。联合大会召开后，选出了山东省的国大复选代表，以抗战老人范明枢为议长的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并由临参会选举产生了以黎玉同志为首席组长（后改称主任）的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在政权组织中实行了“三三制”的原则，特别是在复选的国大代表中，更包括了各党各派各军的代表人物，如于学忠、牟中珩、周毓英以及山东耆宿张雪门和同盟会山东元老亓养斋等。民主宪政运动的全面开展，实现了山东人民的心愿，在政治上也给蒋介石实行宪政的欺骗宣传和山东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破坏抗日民主政权的活动以有力的打击。
在这种民主与宪政的气氛下，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统一领导机关的鲜明旗帜打出来了。
战工会成立后，立即于1940年9月召开了全省行政会议。战工会秘书长陈明同志根据《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检查总结了山东的政权工作，部署了今后各项工作任务，着重阐明了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各种政策的基本原则等十四个方面的问题。从此使山东的抗日民主政权工作走上了巩固发展的道路。
滨海区的政权建设工作
省战工会成立后，主要活动在滨海区，直接领导滨海区政权建设的各项工作。
关于民主制度的认真执行。日照、莒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时，并未建立县参议会。为了健全民主制度，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权，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建立后，江华同志即向地委机关干部做了“抗日根据地各项政策的报告”，高克亭同志召开地委常委会，决定建立莒县、日照两个县的参议会，提议以县委书记白炎波、郑子久分任莒县、日照县参议会议长，进步人士王东年、开明士绅徐干卿为莒县副议长，进步人士高燮宸为日照县副议长，并责成我帮助两县建立参议会的工作。莒县参议会于1940年9月建立，日照参议会于10月建立，并照以上拟议提名选举了议长、副议长，仍选举谢辉任莒县县长，刘鸿若任日照县长。为了坚持民主制度，1941年初，地委根据对敌斗争形势需要，建立莒中县委时，因来不及召开莒南、莒中参议会，只好在政权形式上莒县参议会，莒县政府的名义暂不改变，莒中县的政权机关以“莒县县政府莒中行署”的名义出现，在工作上直接归滨海区各县行政联合办事处领导。莒县县长仍由谢辉兼任，由副议长王东年代理工作。直到是年7月莒南县参议会成立，肖华同志又证明了王东年同志在冀鲁边一段党的组织关系，才选举王东年为莒南县长。
关于发展战略的指导。1940年12月，鲁东南召开了莒县、日照、赣榆三县及临沂东部两个区的代表会议，选举了莒、日、临、赣四县行政联合办事处。战工会主任黎玉同志指出：这个名称不妥当，应改为“滨海区各县行政联合办事处”。当时的地委是沿用一区党委第五地委的名义，而政权则系滨海区各县行政联合办事处。到l941年8月，又召开了，滨海区参议会选举了行政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成立了滨海区行政专员公署。从表面上看是个名义上的问题，实际上这是滨海区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战略问题。1942年3月又与鲁南四地委合并在一起，地委也改称滨海地委。1943年又成立了滨海区党委，发展到下属南至陇海铁路，北至胶济铁路以南、诸、胶、高，东到沿海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三个专署，15个县政府。
关于村政权的改造。为加强政权建设，战工会推行行政村及划小区的制度，加强了县对区的领导，把工作重点放在行政村的改造上。因为，县、区两级民主政权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村政权仍然为封建势力所控制。公平合理负担政策一到村就变了样，他们还是按地亩摊派；减租减息法令公布了，他们当作耳旁风。相反，在村财政的处理上，他们却任意摊派，群众苦不堪言。经过发动群众选举成立村政委员和优救、 调解、财粮、战争动员、文教等委员会，在组织形式上比旧的村政权有了变化。但是，由于封建的经济、政治势力没有削弱，村政还是被封建势力所操纵，对抗日民主政府法令的执行是阳奉阴违的。工、农、青、妇、民兵等群众组织虽然组织起来了，并没能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减租减息是明减暗不减，贫雇农在农村中的优势还没树立起来。后来，经过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在经济上削弱了封建地主，在政治上摧垮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以贫雇农为主体的村一级“三三制”民主政权，才真正建立起来，抗日民主政权的进步法令畅行无阻地推行开了。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生产和抗日积极性大大提高，推动了参军参战、拥军优属、经济建设、文化教肓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与发展。
特别是经过整顿三风，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提高了各种组织的战斗力，深入查减斗争，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得到充分发动，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发展变工互助，推广植棉，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开发盐田，组织运盐队，发展纺织等合作社，奖励劳动模范，改造二流子。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在机关部队中也开展了生产运动，初步实现了丰衣足食。由于生产的发展，也推动了文化教肓，改革了封建礼俗。庄户学（村学）、妇女识字班、村头识字牌、黑板报、读报组、农村剧团、俱乐部普遍发展，在不少村庄的青壮年中消灭了文盲，红白大事中的封建习俗大大改变，医药卫生条件也有发展。群众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出现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局面。这些蒸蒸日上的新气象，也吸引了外来的难民，并得到安置。群众拥军的热情更高了，每逢敌人“扫荡”，受到民兵游击小组的阻击与袭扰，我军主力则机动打击敌人，深入敌后摧毁敌伪据点，粉碎敌之“扫荡”。
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战工会的若干法令，都是先经过试验，加以充实修正或反复修正后再普遍推行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救国公粮公平合理负担办法》的实施，先后经过甲种办法、乙种办法，以后发现免征人口太多，累进差额过小，又作了补充规定。到1942年秋，战工会决定废止甲、乙种办法，改行了按产量征收的《征粮新办法》。新办法在发展生产的作用上前进了一步，但因征粮办法多变，大家心中无数，执行结果比乙种办法还重。因此，1943午对新办法又作了修改补充。到1945年夏收前，省行政委员会根据解放区大发展的新形势，又制定了《山东省征收公粮条例》，肯定了按负担亩计算办法与按土地收入计算办法，分作五个等级计算负担。至此，抗战时期的征收救国公粮合理负担办法，才更加完备地固定下来。以上可以看出，战工会对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如何的费尽心力，反复实践，不到完美的程度，决不休止的负责精神了。
省战工会与滨海专署合署办公
战工会常驻滨海区，虽然人员不多，派出人员到滨海区帮助各项工作，则是常有的事。如秘书处对征粮合理负担办法制出换算表，民政处抽出干部加强专署民政科工作，财政处派出干部任专署财政科副科长，实业处则在大店区兴办水利，教育处在洙边，区与滨海教育科合办教育实验区等等。
1942年，实行精兵简政，省战工会在秘书长李竹如同志的主持下，与滨海专署合署办公，一个机关，两颗印信。滨海的事需要行文时由战工会秘书长和正副专员联署；全省的事需要行文时，则以战工会的名义单独行文。在这种情况下，滨海专署也调出不少干部加强下层，我到日照担任县长，迎接甲子山区的解放。战工会司法处副科长刘锡九也到日照县府任司法科长。专署财政科长王子谦到莒中任县长。省司法处的姜斌同志同时负责专署的司法工作，戚铭同志同时负责专署的财政工作，两个秘书处更是一套班子了。这个做法，使滨海区的政权工作得到大大加强。可惜试行不久，日寇即发动了1942年冬季大“扫荡”。战工会机关为了机动转移，除将老弱留滨海区秘密疏散外，李竹如同志率领战工会机关及警卫连转移到沂蒙山区，不幸于11月2日与山东军区机关一起被日寇8000余人合击于对崮峪，竹如同志在战斗中光荣牺牲。在他向沂蒙转移前，还写信给我，嘱咐在反“扫荡”中应注意的问题。他关心别人胜过自己，令人终生难忘。
第二次全省行政会议
第二次全省行政会议，是一次准备反攻、迎接抗战胜利的会议，于1944年夏天在莒南县的坪上开始，到1945年1月在小山前结束。会议由整风学习，交流经验到检查领导，总结工作，整整开了半年。滨海各行署（后专署）各县负责人和全省的主任、专员、县长，省行政委员会机关共200多人参加了会议。夏天，会议在树林里，冬天在村子前面，下雪天就找个四合院，院子里放张桌子，发言人戴上苇笠披上蓑衣讲话，四周门洞里的人都在倾听。有时还要半夜里紧急集合转移，避开敌人“扫荡”。就这样，解决了“民主思想、民主政策、民主作风”迎接抗战胜利的反攻大计。参加会的同志都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老同志至今回忆起来感到自豪。
联想到的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人民群众为什么选举党的干部担任县长、乡长，以至选举全省的人民民主政权机关？无非是因为这个政权的干部是代表他们利益的自己人。为什么在生死斗争的严重关头，群众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卫抗日民主政权的利益？这是因为抗日民主政权的利益就是他们的利益。有多少群众为了保护干部、公粮和其他物资，受尽了酷刑甚至牺牲了生命。在严酷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为了战争的胜利，无论任务多么艰巨，干部党员总是身先士卒，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同群众建立了血肉不可分的密切联系。所以在任何困难面前，总是万众一心，上下一致，克服了种种困难，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三座大山”的被推倒，就是在依靠党与群众血肉不可分的关系中取得的。我们是来自群众，为了群众，是群众中的一员，是群众的服务员，而不是骑在群众头上的官老爷。回顾历史经验，只要按照中央决定的要求去做，同群众建立起血肉般的关系，那么，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住我们前进的步伐。
第二，关于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根本条件。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所想不是群众所想，所急不是群众所急，把精力放在讲求个人享受上，甚至为了享受，不惜超前消费。这就必然脱离群众，在思想上同群众筑起了．堵隔绝的墙，他们还那能同你讲真话！你去访问群众，他们也是敬而远之，所谓深入群众，不过是走过场、搞形式而已。战争年代的“庄户”县长、区长、乡长，“老张老李”，官民不分，最根本的．条是艰苦奋斗，生活上不搞特殊化，能同群众打成一片。这条经验我们是要牢牢记住的。第三，关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列主义武器。战工会成立不久，即公布了《惩治贪污条例》，条例规定“贪污财物在五百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之有期刑徒”。这个条例公布以后，对贪污分子是个威慑，以身试法的很少见。根本原因，在于互相监督很严，特别是同志之间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现某个人的不良思想倾向，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教育大家，不仅防止了不良倾向或自私自利行为的发生，还提高了大家的思想。近年来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用的少了，同志之间或上下左右之间，互相维护面子，唯恐冒犯了别人，与己不利。甚至在某些人中互相包庇，以致发生了严重问题，也很难查出真象。贪污受贿、营私舞弊等犯罪行为，以及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给党造成了极大损失。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我们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同时，必须在党的一切组织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形成风气，以保证全党思想一致，保证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法令畅行无阻，达到令行禁止，以保证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此文作于一九九O年春，先后发表在《纪念专刊》、《征集与研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