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推动山东省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全面发展各项工作，为胜利反攻做好准备。
1944年夏，中共山东分局决定：由山东省行政委员会召开一次全省行政工作会议。会议于1944年7月初在莒南坪上集合，开始整风学习，八月六日正式开会，至1945年1月16日结束。会议开了半年，收获很大。是一次整风学习的会议，总结交流经验的会议，也是一次上下通气的会议，提高政权干部思想的会议。
群英荟萃
这次会议，到鲁中、鲁南、渤海、胶东、滨海各地区行政干部一百多人，其中主任、专员处长、县长六十余人、县科长四十余人。行政委员会委员及各处处长秘书全部出席。开大会时，行政委员会的直属单位及北海银行的男女干部全部参加，多时到二百余人。
鲁中的同志有：行署主任马馥塘、沂山专员徐元泉，处长何方宏、沂蒙专署秘书主任王均治，县长张仲玉、袁子扬等多人。鲁南的同志有：行署主任李乐平，副专员栗培元、陈筹、县长马鸿祥科长赵芊等多人。渤海的同志有：行署主任李人风、专员冯鼎平，县长门金甲等多人。胶东的同志，行署主任曹漫之未到会，由财政处长孙揆一代表，威海市长于洲及县长、科长多人。滨海的同志有专员谢辉，二行署主任白涛，三行署主任丁梦孙、莒南县长高风林，千于县长朱明远，临沭县长张云榭、海陵县长蔡放，郯城县长傅伯达，莒临边县长薛翰亭，日照秘书李争，日北县长古敬安，莒北县长王更生、诸莒县长王东年（因莫正民起义，调独立二旅政治部主任，未参加到底），我因讨李战役工作紧张，整风阶段只参加了末尾。诸城县长张苏平，诸胶县长杨凌波、藏马县长于云光等同志因新开展地区均未参加。会议在滨海地区召开，在讨论有关工作时，专署有关同志都先后出席了会议，如王子谦、赵焕文及工商局石英、周纯全等同志。
分局调查研究室主任兼行政委员会实业处长薛暮桥同志及王更今、贺致平等同志也参加了会议。省参议会的副议长们及前战工会副主任李澄之也参加了。
参加会议的人三十岁左右的占多数，最年幼的十八岁、极少数五十多岁。行署主任以李乐平同志最年长，县长中以沂东县长袁子扬同志为最年长。在文化程度上，有高小、中学、大学、留学生，虽然水平不一，但都是庄户人或八路军干部的打扮。在老百姓看来，不过是一群群众工作干部在开会，不同的是驻地多了一些骡马和警卫员而己。
无限大的会议厅
会议是流动性的，隔上几天迁移一个地方，住的虽然是较大的村庄，各地区共五个代表团都住在一个村庄，代表团自己开会可以找到一个大的房子，而开大会却没有容得下的大房子。特别后一段，又是寒冷季节，不得不找个避风向阳的地方。有时在村子围墙的南面，有时在山洼的前面，能借到群众的小凳子坐就很好了，有时不得不找个石块和砖头来当座位。有时下雪飘着雪花照常开会；有时雪下大了，就找个地主油坊的小四合院、各代表团在四个屋里听，院子当中放张桌子、发言的同志戴上苇笠、披上蓑衣在那里放开嗓子讲。
会议虽然时间长、仍然开得很紧张，在八月下旬日寇对滨海区的报复性“扫荡一中，因为掌握了情况，机动转移后，会议并没停止，驻下来照常开会，因为到处是“礼堂”“会议厅”可以开会啊！
当时有个比方，这个会议厅或“礼堂”是无限大的，它是“以日月为户牖，八荒为庭衢，幕天席地，呼吸自如。”这个会议厅的空气是特别清洁而新鲜的。在那种冰天雪地的季节里、并没有那个病倒，只是在会餐后发现个别同志犯过肠胃炎。在这样的条件下，同时解决了全省的抗战建设大计，至今回忆起来，感到自豪。
放下包袱、开动机器
经过整风文件的学习讨论、深刻领会文件精神、提高思想以后，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刘居英同志做了动员反省报告，大家在提高思想的基础上，作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开动脑筋、挖掘思想深处的肮脏东西，发现大家虽然情况不一，但都有大小不同的这样那样的包袱，都是来自旧社会，又都是大小知识分子，突出的表现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英雄主义，有暴露的斤斤计较的，有不暴露的清高自负的，而虚荣爱面子又是揭发自己错误思想的最大障碍，总想有错误偷偷改，盖上被子割尾巴；整风是思想上的革命，只有感觉到疼，才能真正把尾巴割掉。可惜我只参加了整风的尾巴、没有得到大家的帮助，比其他同志收获不大。收获最大的是赣榆县长朱明远同志，他是非党进步人士，包袱也相当多，经过激烈地思想斗争、把自己的思想包袱都无保留地赤裸裸的揭发出来，他感到思想愉快了，成了以后他加入共产党的起点。
在坦白交代登记没有参加其他党派、团体、道会门的时候，使我这个没有政治包袱的人不得不深入回忆了，如果少有遗漏、便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而我对于一九二八年参加冯玉祥部西北军先后担任过少校秘书、中校秘书，而对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时，宣布全军参加国民党，从来在思想上是没有当作问题的。因为从1929年起，我是一直搞反对国民党的活动的，所以在1933年入党时，也并来意识到这个问题。这次整风如不讲清楚，将来就要背政治包袱。经过回忆，我是西北军的一员，而且西北军在1926年以后每逢“九.一七”都要开“五原誓师”纪念大会，并宣读冯玉祥的宣布誓师北伐全军参加国民党的电文，我自然是由冯玉祥介绍参加了国民党的人了。因此，在开封训政学院填履历表时，在“党派关系”栏内填“国民党”，在“何人介绍”栏内填冯玉祥。（说是冯介绍，冯并不认识我；说不是他介绍，却每年宣读一次这个电文）。这些客观事实，经过回忆，只好在登记单上写上“参加过国民党，只填过表、未参加过组织活动”。但很长时间又找不到证明人，以致每次审干，这个填在党员干部登记表上的事给组织添了麻烦，都成了重点问题。解放后见到全国人大的副秘书长余心清（曾任西北军牧师、训政学院院长、冯玉祥的秘书长）他说：“冯先生参加基督教全军都是基督徒，他参加国民党全军都是国民党员。”经他证明，问题才算解决。现在《辞海》的冯玉祥条也有冯在五原誓师宣布全军参加国民党的记载。一个党员尊重客观事实、毫不隐瞒，是对党忠诚的起码表现，这次整风，是对我的一个提高。
会议总结整风收获时，总结了四条收获：
(1)打通了某些思想、立场、即民主实质、群众观念、战争观念。小资产阶级本质、个人主义思想得到初步认识，初步克服了一些盲目自高自大、英雄主义、使干部质量提高一步。
(2)使与会干部更加朴素老实地考虑工作，纠正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因而给这次会议打下了更踏实、更实事求是地研究指导工作的基础，同时，锻炼了许多干部放开思想、考虑问题，培养了民主争论问题的习惯，这在总结中、表现了高度的责任心，纠正了许多干部只听只记“西天取经式”的开会思想。
(3)提高了与会干部。使大家在思想改造中找到了门路，对政权干部的思想改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4)消除了干部的思想负担。这些负担成了干部思想上的重压，障碍着自己前进。例如违反政策法令、政治动摇、贪污浪费、政治历史问题、隐瞒其他问题等等。对熟悉一般干部倾向，进行改造提高是有益的。
丰富多彩的献礼
会议的第二阶段是交流经验，研究工作。
会议分作几个小组汇报研究问题， 如土地组，民政组，财经组、教育组，对敌斗争等等。有些典型经验则在大会上介绍，然后在大会上进行讨论。各地都有很多好经验，例如鲁中区在日寇渗酷的铁壁合围、拉网“扫荡”中，领导群众空舍清野、充分利用高大地堰将其挖空掩藏粮食、人、畜的经验，临朐无人区群众斗争与恢复生产的经验；渤海区抗日沟村村相连，四通八达以利我军民活动，粉碎敌人“扫荡”，以及在碉堡林立的情况下、建立革命的两面政权的经验；鲁南区敌区工作经验；胶东区对敌经济斗争、打破敌人封锁、进行海外贸易的经验；滨海区对敌政治攻势坚持边沿区与发展纺织合作社以及庄户学的经验。经验是丰富多彩的。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渤海区的灭蝗经验和胶东的兴修水利。
渤海区灭蝗经验
这个经验是李人风同志在全体会上介绍的。黎玉同志在总经时说：“渤海区集中力量灭蝗，是一件功在华北的贡献。因为渤海区是蝗虫的发源地，如不消灭，蝗虫就可以横行冀、鲁、豫三省平原地区，所以渤海去年灭蝗后的大丰收为数年所未有”。在内地治蝗的经验很多如：(1)冬耕杀卵(2)春刨蝗卵(3)扑灭飞蝗(4)多种毛豆等。但总的经验可归纳为如下几条：
第一、掌握蝗虫孳生规律。蝗虫第一次繁殖在春夏之交，约二十天即由蝻成为飞蝗，又交尾产卵在地下，因夏季湿度高，十八天又孵化成蝻，出土为害。如气候适宜，一年之内即能繁殖四次。
蝗蝻第一次发生时、高梁、玉米苗正半尺来高，小麦正秀穗，春豆苗刚出土，谷苗正定棵，正是农民生命所寄的黄金季节。蝗蝻喜吃玉米苗（有甜味），也喜吃高粮、谷子和麦苗。大豆叶有纤毛，它本不喜吃，但因豆苗出土不久，枝叶幼嫩，也难免于难。蝗蝻到处，这些禾苗霎时间即被吃光，甚至连根也不剩。这些密集的蝻群，小则数十亩，数百亩。大则纵数里、横百里，它是爬行逐步蚕食的，所到之处，禾苗无一幸免。农民叫它“蝗军”“扫地军”。蝗蝻发生的地区是蝗灾最严重的地区。长翅成蝗以后，即成群起飞数十里，降落觅食，吃饱又飞，飞蝗落处、人民遭殃，祸延华北。正是此时，民谣说： “生处苦，落处苦”，这是实情。
第二次蝗蝻发生时，正是高粮没牛，谷子打苞，它能把高粮、谷子吃成光杆，并进一步吃掉穗子。继续繁殖，一直到吃掉新生的麦苗，霜降以后才死掉。
渤海区的垦利县沿海，有长达二百余里宽四十余里至百余里的荆荒，是飞蝗产卵和幼蝻成长的源地。同时这片荆荒，人迹不到、离居民点太远，又无饮水，也是扑蝗的客观困难。事实是如不消灭蝗蝻于蝗源、一切灭蝗办法都将徒劳无功。
第二、消灭蝗蝻的基本办法是：(1)打晚不如打早，打大不如打小 (2)打少不如打了 (3)各扫门前雪，谁也扫不了。 蝗蝻初生，小如苍蝇，密集成团，活动不灵，一鞋底能打死数千，一把火能烧死上万，抓紧这个时机动员群众，组成小组分区包干扑打，就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如到成长会跳、费力就大了。一九四三年因没经验，行动晚了（打时一斤约八千个，初生时一斤两万二千个），结果用了三十万工日，挖了三千里扑蝗沟、费时三个月、未能歼灭，仍然受害。1944年春有了经验，掌握了时机， 结果，在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用了两个星期、即全部歼灭无遗，消灭了一大祸害。
第三，深入荆荒、消灭蝗源。一九四四年春，内地蝗蝻消灭之后、即组织人力、深入荆荒，消灭蝗源，以垦利沿海的行动为例。下八大组（村）是荆荒边沿的居民点。从下八大组到县的西境村庄约六、七十里，要消灭深荒中的蝗虫，还须从下八大组东下三、四十里。县里党政军民就在下八大组设了指挥部。并在上八大组(在下八大组西三、四十里)设立后勤部。从全县动员人力。远征蝗源。这片荒，无村庄，无饮水，各村的灭蝗队各带锅碗造饭，各带芦席架棚住宿，并带武器自卫。为了不违农时，规定一批三个大队（每队五百入）扑打五天，即由后来的三个大队接替。后勤部负责调动民工，供给饮水、蔬菜、给养，由县治蝗费统筹，每天用十五辆大车送水。此外还要把侦察、通讯、联络、统计工作做好，以免浪费人力。两个星期即全部消灭。
其他如怎样挖断沟？怎样挖长达四、五里遮断荆荒蝗源的防蝗沟？怎样把沟看守好？蝗蝻满沟时，怎样挖新沟埋旧沟？内地如何扑打？如何迎风挖沟，顺风点火，或四围挖沟、成片封锁等等具体经验，很是丰富。
垦区治蝗两年、共用工四十五万个，挖沟四千五百里，扑杀蝗蝻有统计的为二百九十二万八千斤，至少抵九十五万亩高梁免遭蝗害，约保护了三十万人吃用一年的粮食。如再有蝗蝻，可完全保证于1945年内根除。
黄县的打井灌田
黄县的代表张科长介绍农业发展情况。黄县群众的特点：一是肯向农业投资，二是善于经营，三是精耕细作。就水利来讲，都很重视打井灌田，黄县在国内外做生意的多，每逢春节前都向家里汇款，全县就汇进几十万大洋，所以有力量向农田投资，打井是投资的主要方面。黄县打井都是砌砖井，砖从那里来？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善于经营。除了可以买到的搜罗到的以外，地里的老坟墓既占地又妨碍耕作，其中埋着大量的墓砖、也被利用起来。他们在平坟采砖时，有的还举行告祭的仪式，在墓前烧上香、祷告说：“老爷爷、老奶奶！您在世的时候，是盼着子孙后代过好日子的，现在我要打井了，您如有灵，一定肯帮我些砖把井修好，多打粮食，让我们过好日子。”所以农民打井比较普遍，产量大增，有井灌的土地成倍的增产。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在那时候，黄县节约用地平坟打井、开风气之先、是很难得的。
民主大检查的插曲
会议的第三阶段，是检查领导，帮助领导整风。
在民主大检查期间，大家畅所欲言，我认为还是健康的。大家对行政委员会的领导还是肯定的，特别是滨海区近水楼台，受到直接领导帮助，获益独多。但大家对某些领导干部的机关作风，夸夸其谈的“茶馆”作风、封建思想与作客思想，提出了不少批评，尤其是对省参议会在发言中，行政委员会机关干部了解情况，也涉及个别人的不少思想作风问题。马馥塘同志对干部政策、李人风同志和我对参议会个别人的思想作风都提出了意见。我的发言，因为涉及党外人士提的还比较含蓄。大家发言之后，我们认为还是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可是从来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习惯的人，却认为大大伤了自己的面子，接受不了。有的一言不发；有的睡不着觉。这大概是触到了疼处，引起了内心的斗争吧。经过黎玉同志的民主检查总结，对我的发言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又对他们进行了个别谈话，最后才达到团结的目的。后来两位老先生在任何严重的局面下，始终同我们合作到底，直到全国胜利。
民主思想、民主政策、民主作风
会议最后，由黎玉同志做总结报告，题目是《民主思想、民主政策、民主作风》。
第一部分讲的是关于政权干部的思想建设问题，第二部分讲各项政策及今后任务，第三部分讲今后领导问题与作风问题。讲得都很具体。《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4辑已经全文刊载，我这里不作详细记述。它总结了半年会议在思想政策作风上讨论的成果，并加分局提出的要求，对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完成大反攻的准备任务，各项工作都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 推动了1945年的工作发展。这次会议，对政权干部的思想建设，可以说是一场革命。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的群众观念、群众路线在认识上打破了残余的旧政权旧型正规化思想，解决了“三三”制政权中以理服入团结共事的思想；发动群众树立群众优势，改造村政权的思想，都解决得比较好。政权中的旧型正规化是表现在多方面的，例如教育方面的旧型正规化，这次表扬莲子坡庄户学的经验，教育为政治服务，与战争生产相结合，并授予了18岁的教师张建华以教育英雄称号。特别是在司法工作上“坐堂问案”“六法全书”观念受到了深刻批判。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使司法方面的旧型正规化彻底垮台。这只是举几个例子，总之大家通过会议总结收获是巨大的，清除了不少旧的影响，在若干问题上理解清楚了。从若干实际工作中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大家对会议的评价是很高的。
会议闭幕时，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同志到会作了重要讲话，肯定了黎玉同志所作的总结报告，也肯定了各地同志在工作中努力的成果。鼓励大家回去之后在各区党委领导下努力实现会议提出的任务要求，为准备反攻做出新的成就。不过，罗荣桓同志湖南口音很重，不能每句话都听得真切，但大意是可以听懂的，再加他的态度垦切，使到会的同志都感觉受到鼓舞。
闭会时，还由事先推举众望素孚的鲁南行署主任李乐平同志，代表各地区同志讲话，表示了回去之后一定要按照分局指示和总结中提出的要求，认真贯彻执行，做好工作，以做好准备反攻的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回答分局对大家的期望。
活泼团结的感受
各地区的同志，无论识与不识，都是一见如故，会议间隙互相访问交谈，问长问短，亲密无间。
八、九月间，天还不冷，休息时间，老老少少都到河沟里洗澡。开完会时，组织节目。行政委员会的机关同志组织了一场京剧“法门寺”，居然各种角色都凑起来了。韩××演刘瑾，刘梅岑演贾桂，刘居英同志也扮演了其中一个角色，鲁南的孙理辰副县长自动跳上戏台，唱起地方曲调来。李澄之则上台说了一个幽默的故事：“一个说书的在台上说完了书，被一个台下听众抓住不放。他问“你抓我干什么”？这个听众说你是小偷。他说我说书怎么或了小偷？这个听众说我打了个盹烟袋没了，一定是你偷的。他说：你怎么知道是我偷了？这个听众说，我虽没抓住你的手脖子，可是这里就剩咱两个，不是你趁我打吨的时候偷走的还能是谁？”情节很简单，可是把这个说书的技艺的低劣、描绘的淋漓尽致。一场子人都走光了，只剩一个听众还打起盹来，不打盹也就走了。说得全场哄堂大笑。
会后，全体还在小山前东围墙根摄影纪念，大家不分职位高低排在一起，有座有立，洗出之后，才发现黎玉同志是站在一个角落，不详细看是找不到他的。
最后一次丰盛的会餐，是四个脸盆四样莱，无非是猪、鸡、蛋加白菜，再加一斤酒、八个人一围，有吃有喝，又说又笑，能喝酒的，还找其他代表团的同志敬上一杯，这就惹起了被包围式的回敬。
同志们就要分别了，都期待着做好反攻的一切准备工作，解放了济南、青岛之后，再满饮三杯！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五日初稿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