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举几个方面的事例，可以看出武工队和小部队活动，在敌占区是怎样打击敌伪，激动人心，争取了群众的。
活跃在日东的武工四队
日照东部，从涛雒以北到石臼所，丝山、海青公路东一带敌区，我们的工作长期没有发展起来。一九四三年八月，滨海军区从部队抽调连以上干部、地方抽调区以上干部共十六人，组成了以于镜清、刘希涛为队长、政指的军区第四武工队。刘希涛是石臼所人，他们深入敌区，利用社会关系，首先活动在奎山东北一带的几个村庄，逐渐向外扩展。到年底，发展到涛雒以北到城关周围的敌占区。一九四四年发展到丝山、河山一带，继续发展到两城、王家滩附近。三军分区又建立了三十余人的二十四队，一九四五年春在日照县委领导下，建立了日东工委，以于镜清同志为书记，工委统一了两个队的领导，直到抗战胜利。他们昼伏夜出，分散发动群众，创造了基点户，基点村，由点到面，发展了敌区工作。不少基点村建立了党的组织，领导了隐蔽的民兵，配合了武工队的斗争。
武工队员同群众建立了情同骨肉的鱼水关系，使敌人无可奈何。武工队员薄子禄，住在双庙开展工作时被敌发觉，日、伪集中兵力在双庙一带村庄包围“清乡”。薄子禄同志正在双庙贫农家休息，群众立将紧急情况告诉他，要他迅速到村后做坟子的人群中去，他立即拿起铁锨挖泥，敌人来搜查时，工匠们若无其事的只顾用力砸石头，石渣崩出好远，敌人很快走开了。在村里翻遍各户，却找不到武工队的影子。
他们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教育争取社会上层人物，建立革命两面派政权，对作恶多端，民愤很大的汉奸特务分子，坚决镇压。对较顽固的伪乡、保长，有时则住在他家，他们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便不得不为我们工作，他们通过一个伪乡长同日寇翻译孙某接上头，迫使他给做了些工作。先后以六八六团独立营的名义出布告，在石臼所、奎山前等地，枪决了几个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打击了汉奸特务的气焰，并教育释放了一般分子，逐步在敌伪据点建立了内线关系。
夜袭城后敌碉堡
日照敌在城东北角修了一座较大的炮楼，伪警备三中队三十余人驻守，有小炮一，机步枪三十余支。一九四五年“五一”节，内线关系伪中队长的传令兵孙某，向我们报告了伪中队长当晚要出外喝“喜酒”的情报。武工队立即决定，由他带路趁机拿下炮楼。晚十一点，十六名队员绕道接近了碉堡。哨兵问：“干什么的？”传令兵答：“是我，局散了吗？”哨兵说：“散了”。武工队员故意大声说：“散了，我们就回吧！”传令兵说：“已经来了，进来赌几盘吧！”武工队猛扑上去，按倒哨兵，嘴里塞上毛巾，迅速进入炮楼，伪军在睡梦中当了俘虏。进行了抗日即将胜利和爱国主义教育后，一枪未发，即缴获了全部武器，胜利而归。当时日照城还驻有两千多鬼子。第二天就严密地清查户口，天不黑就关城门，守炮楼的伪军中队长也被撤职禁闭。这次行动，震动了敌伪，鼓舞了群众，神话般地在敌占区传播开来，受到滨海军区的通令嘉奖。
巧俘“剿共班”
一九四四年秋，日照伪军“剿共班”，在山后村喝酒，当晚将回城。被我武工队侦知，十几名武工队化装宪兵队，牵着狼狗追入山后村，他们见了“宪兵队”，恭恭敬敬地说，“我们就要回城，一起走吧”。武工队将计就计，行至离城七、八里处，天黑下来。武工队一人靠上一个，一声令下，一枪未放，十几个“剿共班”特务，全部被俘。
奇袭张家围子
我地方武装，在此期间，按照“敌进我进”的方针，以小部队活动深入敌区，奇袭敌据点，打击敌人的事迹，也是很动人的。例如1944年青纱帐期间，莒中独立营一个连，奇袭莒县城东十余里的张家围子伪据点，便是一个范例。
一天中午，张家围子的伪区长接到电语说：“皇军”要去张家围子部署一次行动，要他作好准备。不久一队日本兵，在日军头目的带领下，由翻译官陪着到了张家围子。哨兵赶忙立正敬礼，伪区长毕恭毕敬地迎接“皇军”进去，日军头目“叽哩古鲁”说了几句，翻译说：“太君要你的队伍马上集合训话。”这时，炮楼和围子门的哨兵都换上了“日军”。队伍集合后，“日军”头目又“叽哩古鲁”讲了几句，翻译说：“太君说，让弟兄们架枪以后，向前十步走。”伪军头目照办了，突然“日军”一涌齐上把枪收去了。收枪以后，“日军”头目就讲起了中国话：“我们是八路军，日本鬼子很快就要完蛋，你们都是中国人，应该拿出中国人的良心，为自己留后步。再不要跟着鬼子糟塌中国人，这次给你们立功赎罪的机会，如果以后再为非作恶，是不会饶恕你们的。”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把一个伪军中队缴了械，这个连队大摇大摆地回到根据地。在莒县城敌人发觉时，我军早已无影无踪了。此事《大众日报》曾作过专题报道。在敌占区更是神话般地传播着，鼓舞了敌占区群众的胜利信心。
宋纪柳
这是武工队员中神枪手勇士的典型。宋纪柳是赣榆武工队的队员。《大众日报》曾为他发表过一篇《宋纪柳》的特写。
他经常活动在青口到干于城和青口到新浦的敌占区。他曾经在除夕的前三天，带几个队员，在夜间乘敌不备，将夏口四桥（青口南一里）的伪军一个班，连人带枪一起抓来。也曾带领几个同志化装“阔人”，坐着洋车，打死从青口到新浦的三个鬼子，缴了三只手表，百多万伪币；打死新浦两个鬼子，缴了一支手枪。还化装老百姓，趁鬼子叫他推汽车的时候，毙伤敌伪五名，缴了三支大盖，两支匣子枪。他曾化装到海里捉蟹子，从下港路上（青口、新浦之间靠海的公路）捉回活鬼子。最漂亮的一次，是他一个人指挥了追击他的一、二百伪军互相打起来，他在一旁看热闹。他领着几个人的行动，打死了十几个鬼子，活捉四十几个伪军，缴到四十支长枪，十七支匣枪……。
宋纪柳的名字严重地威协着赣榆的伪军，成了敌伪的心腹之患。在伪军中，因分赃不均和吵架赌咒时，流传着这样的语：“谁要不凭良心，出门叫他碰上宋纪柳。”伪军碰上宋纪柳，就立即亡魂丧胆。
有一次，从青口到赣榆的公路上走着两个伪军官兵，忽听背后大喝一声：“我是宋纪柳，你们是要枪还是要命，要命的话，乖乖地把枪放下”。这两个伪军便规规矩矩放下枪支，头也不敢回，沿着公路逃命去了。
伪军出动，抢了某村的牛驴，晚上他到炮楼前喊话：“明天你们要把牛驴送回去，不的话，可不要怨我宋纪柳不客气：”答话的伪军仗着在炮楼里，不服气地说： “你不客气怎样！”宋纪柳向后退了几步，朝着炮楼上的亮处一甩手，只听一声枪响，那个伪军哎呀一声，再无声息了。第二天这个据点的伪军就把牛驴送还某村。
青口敌宪兵队掌握的保安中队，到处抢掠，绑架百姓，弄得敌占区民不聊生，宋纪柳决心要教训他们。1944年十二月大沙逢集，宋纪柳带了四个武工队员去赶集，想收拾这伙来赶集的伪军。好久没发现。理发匠正在给他刮脸，听到有青口十来个伪军正在集上抢粮抢柴，并抓人往青口送，他便向装粮食的大车走去，一个伪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吆喝宋纪柳替他拉车送到青口去。这一威胁激怒了宋纪柳，蓦地一伸手就夺过伪军的步枪，另两个伪军也连人带枪做了武工队员的俘虏。宋纪柳背上大枪，掏出匣枪，又向抓老百姓的八个伪军奔去。当伪军看到宋纪柳时，问道：“跑什么！你是那一部分的？”宋纪柳直爽的回答：“没外人，我是宋纪柳。不准跑，谁跑打死谁！”八个伪军一听是“宋纪柳”，马上像触了电，都呆住了。在听到“把枪放下”的命令后，才清醒过来，把枪轻轻放下。两个没枪的也被抓住了。
为了不叫俘虏跑掉，发生意外，五个人绑十三个人不好办。宋纪柳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不打死你们，也不要你们的枪，可是必须到保长家，听我讲了话才放你们走。”伪军老老实实到了保长家里，宋纪柳堵住门口，命令他们“都解下绑带，互相绑起起”。“谁不绑我打死谁。”十三个伪军只好互相绑起来了。宋纪柳五人背着缴的十一支枪二十九个手榴弹，带着俘虏安安稳稳走出大沙。大沙只离碉堡里多路，离柳口第四沟、墩上据点六、七里路，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在敌人的心脏地区把十三个伪军缴械活捉了。
第二天，青口伪军发现大沙集上没了十三个人，气得发疯，要大沙一带老百姓限六天内把人枪送到青口，要不，就出来清剿。宋纪柳听到后，一个人到青口河南向伪军据点喊话：“你们向老百姓要人要枪，我就把人头拿来挂到树上”。被捉的伪军家属慌了，都到据点哀求。伪军不要人了还要枪，十一支枪要大沙一带老百姓拿六百万伪币，最后落到二百六十万还嫌少。宋纪柳知道后，又去青口向伪军喊话：“你们要钱还是逼我杀人！以后捉住哪一个，就杀哪一个。”这一喊，钱也不再要了。伪保安总队部给各乡、保长写信说：不要凑钱了。从此，伪军不敢出村骚扰了。
宋纪柳就是这样，每天带着几个同志，活跃在碉堡林立的敌人腹地，他活动的地区，也就不断发生伪军失踪的事。杨步仁的突击队、伪七十一旅的军官，捕捉我工作同志的龙门会头目，就是这样连人带枪，作了宋纪柳的俘虏的。
瓦解敌伪军
在坚持边沿区，开展游击区，深入敌占区的斗争中，广泛开展了政治攻势，加强了对敌伪军、伪组织人员的争取瓦解工作，和对敌占区人民的宣传工作，在经常的政治攻势之外，每逢战争形势发生变化，或敌人的传统节日，都开展大规模的政治攻势。在边沿区，包围据点喊话，散发张贴宣传品，召开群众大会。在敌伪控制严的地区，采取荫蔽方式进行，以免暴露力量刺激敌人。开展政治攻势的主要力量是小部队、武工队、地方武装和民兵。主要任务是瓦解敌伪军。对敌伪军喊话和利用敌人的电话线路与敌人通话，是开展政治攻势的重要手段。对伪军揭露日寇利用伪军的“推完磨杀驴吃”的阴谋，揭露国民党错误的“曲线救国’’政策，说明人民力量的强大，给他们指明出路，在喊话中，以说服教育的口气，不使用讽刺谩骂的词句，使敌伪受到感动。经反复喊话后，敌伪据点之敌伪敌视我军的态度，逐渐改变，有的在喊话后鼓掌致谢。利用伪军家属，、做争取瓦解伪军工作，很见成效。一九四三年起，根据地普遍进行伪属登记，开伪属座谈会，宣传我军胜利和抗战形势，要求伪属劝说亲属改邪归正。在伪属中开展“唤子索夫运动”。山东军区制定了《伪军携带武器归来的奖励办法》，印制了“伪军归来通行证”。对瓦解伪军起了一定作用。
对伪军还建立了点“黑红点”记“善恶簿”争取伪军的办法，登记事实，红点多的可以赎罪，黑点多的要受惩罚。事先向伪军喊话宣传，不断宣传记录结果。作恶多而不接受警告的坚决打击镇压。很多据点伪军在我武工队打击下，不敢胡为了。伪军怕惩罚，利用“关系”问我武工队“作了坏事改了行不行？”有的伪军官怕点“黑点”，注意了约束伪军士兵。这些办法，限制了伪军作恶，保护了群众利益，推动了瓦解敌伪工作。
宽待俘虏的政策，对争取瓦解敌伪军起了很大作用。对俘虏不没收私人财物，不侮辱其人格，对伪军俘虏，经过教育，根据本人自愿，愿留者欢迎其参加抗战，愿去者发给路费欢送回乡。大大削弱了伪军战斗力。我军在赣榆先后释放俘虏五、六百人，有的伪军被我军捉、六、七次之多，所以在打赣榆城时，伪军大批投降。政治攻势在敌占区，针对敌区人民开展宣传运动。秘密召开群众会，士绅会、知识分子会，传递宣传品或咬耳朵（耳语）等方式，宣传抗战形势和对敌斗争方式，鼓舞了敌区人民的抗战热情。
在1943年冬的政治攻势中，滨海区向三十一个敌据点送了宣传品，二十八个据点反映良好，三个据点写了回信。在宣传品的印制上，对伪军和敌区人民，采用年画、唱本、戏考、历书等不引起敌人注意的形式，和“岳飞传”“八月十五杀达子”等故事书，在敌占区很易流传。
经过政治攻势，仅一九四三年就有不少伪军被瓦解回家。例如：沭水一个伪军到县府报告后，声明在家当好老百姓，又动员了一个伪军的父亲到据点把儿子叫回来。在伪属登记中，经耐心教育，号召唤子索夫回来，即有孙水福、王成众等归来。日照一个村妇救会长也争取了一个伪军回家。赣榆县某区中队班长李全泽也争取本村赣榆伪军李焕广回家并要求参加区中队抗战。此类事例各县都有。特别是在醋大庄围困战中，伪大队长张成俊的父亲、舅父和伪军的父兄家属们叫着伪军官兵的小名，向他们讲明政策，张成俊的父亲、舅父并且进入据点做工作，使他打破顾虑，这股伪军终于全部投降。
“敌进我进”的正确方针及大规模的政治攻势，也推动了大股伪军的争取工作。给1944年秋大股伪军莫正民以后张希贤的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对敌斗争中的教训
滨海区的对敌斗争，在“敌进我进”与政治攻势的正确思想指导下，取得了伟大胜利，但由于我们对新区工作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群众发动不充分，对於敌特活动缺乏应有的警惕，先后发生了莒北县石场区、管帅区两起民兵叛变事件。
1944年十二月三日石场区民兵叛变事件。
莒北县石场区青山顶，是日照大汉奸、特务头子陈成功（陈逆是伪日照和平军头目，1944年任伪日照县长，济南解放后被捕获，一九五O年被我政府在涛雒处决）的老窝。讨李战役前，青山顶有两个汉奸从陈成功处回来，开始引诱联防大队长陈书林去陈成功处。讨李战役后，陈书林即秘密去栈子陈成功处，回后即开始叛变活动。到十二月三日，上芦沟民兵首先叛变，接着青山顶、下芦沟、东西石墓、岳町等七个村庄民兵先后叛变。叛变分子共一百九十一人，计岳町四十九，青山顶二十六，上芦沟四十四，下芦沟四十六，东石墓六，西石墓七，大鱼台一，×××四，带走枪五支，子弹七十余发，手榴弹三十六个。
陈书林原计划活动一营伪军到陈成功处当营长，但被我军先将船坊的胡长吉逮捕，陈书林害怕了，走的更快。他对民兵进行欺骗说：“到陈司令（陈逆成功）那里有大米吃，有匣枪带。阴历十月三十就回来。日军分三路到石场、青山顶、街头安据点。”对基本群众则欺骗说：“万仙会起来了，中央军快来了，八路军快完了，后汤家沟一带民兵也拉到沈町据点去了。这次谁要不去，回来扫荡杀他个鸡狗不留。”陈逆这些活动，在叛变前半月就特别紧张，叛变前三天已是半公开状态。在岳町、芦沟一带召集民兵公开活动。另在前后胡、船坊等七个村子事先也有酝酿，因为船坊首要分子胡长吉被逮捕，又在这几村的群众中进行了揭发和宣传，所以没有继续发展。从事件发生的原因看，教训是深刻的。
第一，严重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丧失了政治警惕性。
陈书林，讨过饭、干过雇工、闯过青岛，后来又治了几亩地。一九四四年春大生产运动中受过训。能说会道，迷住了干部的眼睛。被任为联防大队长。区干部甚至称他为群众领袖。忽视了他混过青岛和青山顶一带的复杂情况。青山顶是陈逆成功的老家，大鱼台联防大队副的弟弟在沈町当伪军中队长，上芦沟村长被斗后，临走前给村里财主讲：“到沈町，那里好了就来信，你们也去，如不好就算了。”岳町被斗的×××也跑到沈町去了。船坊有人是敌伪的情报员，前后胡也有人当汉奸。青山顶当汉奸的夏天曾回来两趟。可以说明敌伪在这些村的社会基础。但都未引起石场区委的重视，而迷惑于陈书林的阿谀奉迎，思想上太平麻痹。地委指出后，又犹豫不决，未执行上级指示。以致造成工作上政治上的严重损失。
更为严重的是，在发现情况后，仍然麻木不仁。十月中旬，地委将日北公安局得到的石场区有人活动拉走二百人的情报，派骑兵送信给莒北县委，县委也未引起重视，未立即动手处理，只将地委指示转给区委注意了事。地委明确指示，即由×科长以谈话名义将陈书林软禁，莒北公安局长王贵平把石场各村公安员反映陈书林勾通敌人的情况，报告县委后，县里派赵田人同志去石场区处理，区里又提出，为了慎重，要再调查一下，只派几个群众工作干部加强青山顶工作，使陈书林更加警惕，拉走得更快。陈书林从陈成功处回后，告诉了青山顶庄长，又收买了民兵队长。房占春向区干徐××反映了情况，徐反说：人家做伪军工作，你说是汉奸。”陈书林向青山顶庄长讲了之后，庄长暴露出来，群众都知道了，村公安员反映给区书刘××，刘还认为“是地方上的坏蛋看着陈书林积极进步，故意造谣。接着又在石场区征粮总结大会上表扬了陈书林，说他是特等模范干部，并发给他毛巾、肥皂等奖品，又进一步麻痹了群众。以致他公开向群众说“区长要提拔我到区里工作，到南边去做伪军工作”。就更肆无忌惮地到各处作反革命活动。为了打掩护，他向区书哭诉说： “有人造谣说我通敌。”区书反对他加倍安慰。在上芦沟民兵叛变后，还未警惕起来，认为是干部的工作态度方式问题造成的，仍不作断然处置。以致发展不可收拾。
石场区书、区长虽然表现工作积极，但是工作不深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比较严重，只走村干路线。总认为陈书林这个联防的民兵一调就到，识字班很活跃，什么工作都搞得很快。而实际是强迫命令、在联防中吃吃喝喝，依靠地方的流氓无赖统治群众，无所不为。基本群众认为他在区里吃得开，就更不敢向上反映，他就更加发展个人势力。他伪装积极，骗取信任，区干部就对他更加倚重，竟将这个联防区的全部责任交给他，使他掌握了这个联防区的党政军民的全部组织，为所欲为，居然成了当地的“土皇帝”。在陈书林叛变前一周，得以在各种组织中进行公开的欺骗宣传。在当地工作的工作人员，却丝毫不知，直到叛变时捉他才慌忙跑掉。说明了某些同志只看表面，不看本质，不调查，不研究，脱离群众，孤立封锁了自己。
第二、基本群众并未真正起来，基层政权仍在封建势力的操纵之下。
石场区在反贪污反恶霸之后，斗争果实并未到群众手中，更未进一步发动查减斗争，基本群众并未发动起来，封建势力经济上并耒削弱、政治上并未打垮。村政权仍然操纵在封建势力手中。反了旧贪污，又出现了新贪污。石场区有二十余村开展了反贪污反恶霸斗争，斗争果实大部分被村干部用来做生意、吃喝、嫖女人贪污了，少数原来并非坏人也变坏了。他们脱离了基本群众，造成了被地主万仙会余孽收买的便利条件。如上芦沟民兵队长郑子文吃喝嫖女人，欠村中一万多元，后来就不干工作了，地主乘机收买，终于叛变投敌。
莒北石场、桑园一带，经过1940年的残酷斗争，积极分子被封建势力（万仙会）残害不少。1943年收复后，基本群众起来斗争顾虑重重，反贪污反恶霸中的积极分子，多半是二流子、兵油子、街滑子和封建势力的狗腿子，他们混水摸鱼，投机取巧，只看他们表面积极，而忽视了他们的本质。放松了进一步查减，发动基本群众，打垮封建势力，树立基本群众的政治优势，从根本上改造村政权。这就给封建势力，敌特分子造成了向我们反攻的有利条件。使我们的工作，实质上处在封建势力所操纵的政权基础之上。
第三、石场区历史上遗留的问题，未进行认真的清理，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分清是非，使群众从敌伪顽的反动宣传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在抗日民主的旗帜下团结一致。这一点是我们的领导责任。一九四O年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势力与汉奸活动三位一体，组织起“万仙会”反对我们，事实是压迫全村参加，基本群众是无可奈何的。我们收复滨北以后，在反动派的阴谋欺骗宣传下，好多人害怕我们，出走逃亡，以后虽然逐渐回来，但有些坏人已经投敌当了汉奸。受他们影响的人，不说陈成功是汉奸，而说是“陈司令”不说去沈町当汉奸，而说是在沈町“当兵”。而过去受害的进步群众或村庄，对万仙会也存有仇恨。但基本群众卷入“万仙会”的情况，并未为大家所谅解；当年我军反击“万仙会”时，少数在战场上死亡的“万仙会”家属，又对我不满。收复以后，我们对“万仙会”事件，并未进行家喻户晓、人人明白的宣传，讲明“万仙会”的反动性，罪恶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少数为首的“万仙会”头目身上，一般会众只要认识错误，同他们划清界限，是没有责任的，概予既往不咎。至于已经公开投敌的分子，那就是认贼作父的无耻汉奸，但只要立功赎罪也可以不咎既往，与家属无涉，动员他们回来，则是家属的责任。至于死在战场上的“万仙会”，本人公开向八路军武装进攻，他们是罪有应得的，但与家属无涉。至于甲村压迫乙村加入“万仙会”形成的仇恨，也应归罪于国民党反动派，双方应言归于好，不要算这个旧帐。这些问题都解决得不够好，甚至有些问题的处理上起反作用。如石场区前后胡的万仙会，压迫过三庄区的上下卜崮落。1944年夏天，上下卜落崮和前后胡算帐。叫前胡赔偿三万几千元，后胡赔偿一万三千元，使“万仙会”余孽在群众中得到支持，以致对“万仙会”的政治斗争转化为群众间的宗派斗争；受“万仙会”蒙蔽的群众把责任转移到我们身上，认为有八路军在他们吃不开。使他们更加同情到沈町投敌的汉奸分子，易接受封建势力的欺骗，形成了对我们不满。这又是事件发生的更为深刻的原因。
1944年夏，我参加了讨李战役，接着又去省参加全省行政会议，至1945年春节回后，得知此事，使我深受教育。时地委已作了善后处理，改进了莒北县的工作。(1)深入发动群众，立即进行查减，在斗争中树立群众优势，调整干部，教育村干，作思想反省，民主处理斗争果实。(2)普遍进行宣传教育，揭穿敌人的毒辣阴谋，揭露“万仙会”余孽破坏分子为敌人服务的汉奸本质，一清除“万仙会，，思想的影响，使群众明白是上了坏人的当，提高民族觉悟。同时，通过时事前途教育，提高群众的胜利信心。(3)对有叛变分子的六、七个村进行整顿．党员民兵进行审查登记，叛逃民兵，多数是被诱骗去的，他们有被争取的条件，对其家属要正确对待，教育家属瓦解他们回来。(4)在群众中普遍进行锄奸教育，提高对敌特国特的警惕。(5)县、区委分别给予批评和警告处分，做出深刻地思想检讨，改变不执行上级指示、不倾听群众呼声的错误态度。并通报各县引以为戒，转变作风、检查工作、纠正错误、深入查减，树立群众优势。
1945年三月间的营帅民兵叛变事件
1945年三月间，行署住在日北的冯家坪，这时莒北县为加强边沿斗争，已将中支区西部划为管帅区，而以中支区副区长××同志为管帅区副区长（区长缺），在辛庄一带领导民兵，进行边沿斗争，辛店子炮楼伪军经常出来骚扰，而这股伪军不少是这一带人，辛庄一带受到很大威胁。××同志是从建国学校分配来不久的学生，虽然在抗敌自卫军任过文化教员，并无战斗经验。区中队尚未发展起来，并没有在民兵中树立起领导武装斗争的威信。一天，县长王更生同志突然打来电话说：“管帅区民兵叛变投敌，与副区长××有关，已把××调来县府，我们意见是撤职送行署审查处理”。我同意了。第二天即把××送来，他向我口述了详细情况后，即作了批评教育，要他彻底反省所犯错误，接受组织审查。经过滨北公安局会同莒北有关人员一个多月的审查结果、认为××同志虽是政治错误、但属於政治幼稚，缺乏斗争经验，受骗上当。因此，既已撤职，不再处分，分配在行署民政科继续工作。事情的经过如下：
辛庄、门楼、郭家崖头一带的民兵，并不是经过群众斗争组织起来的，成分不纯，在尖锐的对敌斗争中，有两个不坚定的分子，同辛店子炮楼伪军原来即有联系，在伪军几次对辛庄、崖头的袭扰中，他们动摇了，在伪军的引诱下，要他把民兵拉走当伪军。但又不敢向其他民兵公开讲。便向××献计说：我们可以打进去，从内部把这个炮楼搞掉。××的错误，就在于不立即将情况向区委或县大队报告，就草率表了态，认为是个好办法，当时因领导这支民兵的支部书记也是赞成的。就这样被这两个坏家伙把几个民兵，以打入的名义连人带枪骗进了炮楼，被解除了武装。因此说，××是犯了政治错误，但又是出于政治幼稚、受骗上当，他本人没有被绑架走，还是侥幸的。
此事从领导责任上检查，对干部的使用是个教训。××之所以在中支区任副区长，一因他缺乏边沿斗争经验，二因他未经过斗争考验那时还不是党员。因此，把他调到边沿区独挡一面是不适当的。如果让张约、王宝经等同志去独挡一面，不只不会闹出笑话，相反，会干得很出色。“量材器使”对领导者来说，是何等重要！
注：<滨海八年》载滨海区人民武装部负责人马骅同志《八年滨海人民子弟兵》一文有如下记述：“张步云部数百包围了荆山区刘家庄，孙得起率领全庄民兵，激战终日，终于将敌击退。”同书也提到孙得起是民兵英雄、劳动英雄。但据当时区长祝剑锋同志谈：孙得起是小河湾人，劳武模范。又据诸城的调查刘家庄民兵领导人是孙洪奎，祝说是刘德洪。应以祝说为准。
摘自《敌进我进与政治攻势》下半部分（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