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得天独厚
省战工会与滨海专署合署办公后，分局决定我去日照担任县长，副专员仍然保留，原代理县长牟友民同志改任县府秘书。李仲林同志原任特委组织部长，1940年冬调分局党校任总支书记，分局准备解决甲子山问题，才调他到日照工作。副书记范梅圃同志、组织部长赵明德（即苏贻群）同志、宣传部长辛玮同志，随后张涛同志也由分局派来任民运部长。分局调查研究室的安鼎铭、刘曼思、张华等同志和省妇联的戈明、孙涛同志也来帮助工作。可谓人材荟萃，都为迎接日照工作的发展作贡献来了。日照依山临海，文化水平较好，穷山沟也很讲清洁，穿破衣服也洗得千干净净。又有革命历史传统，举行过1932年有名的日照农民暴动。真是个山明水秀、人民勤劳的好地方。况且在地委工作多年了，到县里工作比在地委实际得多，又是迎接新的发展，我有幸到日照同大家一起工作，可以说是“得天独厚”了。
（二）反“扫荡”忙
提起反扫荡，要先看我们的班子。县大队副大队长李子厚同志、老红军，调地区战邮局工作。后任亓善本同志（莱芜人），副政委马大卫同志。公安局长王元昌同志，人武科长林岗、民政科长赵凯（原二旅突进剧团团长）财政科长张晶江、粮食科长高小亭、经建科长秦克青、教肓科长李旦复。司法科长只有一个干事宋茂甲、后来专署司法科科科长刘锡九同志疏散来县帮助工作。都是比较精干的好同志。基本区只有两个，碑郭区长庞焕、申日新，巨峰区长古方亭，区书丁波；边沿区两个，汾岚区长张靖寰、大坡区长孙春浦；接敌区三个，涛雒区书孙树礼、区长尹新坡，高兴区长牟益民、太平区副区长孙××。其中除碑郭区太平区的两个副职缺乏战斗经验之外，其他同志都是久经考验的同志。（甲子山战役后，又发展了黄墩、沈町两个区，以陈际可同志为黄墩区长、寇文斋同志为沈町区长。大坡、太平等区也扩大了）其中古方亭、牟益民、孙树礼、尹新坡，张靖宸等同志都是对敌斗争的能手，在作战方面亓善本和中队长丁履学同志都是勇敢而稳重的。可惜大队只有五个中队装备也差。
研究好工作后，县委县府的干部都到各区帮助工作，机关只留仲林同志和我以及牟友民、王元昌、许溪南和参议长高燮宸同志等，机动到重点地区检查并联系指导各区工作。总的方面是结合冬学运动向群众进行坚持反扫荡斗争的教育、检查健全民兵组织训练爆炸射击技术，战时做好空舍清野、掩护好伤病员及群众转移等等，做到平战结合搞好基本区的双减及征粮与藏粮。我们并直接抓三项工作。
一是征粮与藏粮。粮食必须征起，但不能集中保管，而是分户保存秘密埋藏。只要各户粮食不受损失，公粮也不能损失。照乙种办法征粮已经习惯且竞问题的暂照执行，碑郭区可以试行新办法。结果新办法收的比乙种办法加重了串农负担。只好照中农负担比数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来纠正。接敌区不能征粮的可征代金，原则是照顾群众负担，不能重于基本区，可紧密配合打击敌人的抢粮活动。
二是安置老弱妇孺及伤病员。日照是边沿县，安置任务特别重。部队及地方的休养所转移来了，而且必须在工作好的村庄安置，一般是在碑郭区安置下了，但未来“扫荡”起来，碑郭区是个大目标，还要做好向有荫蔽工作地区转移的准备；是令人担心的事。省里还有些老弱妇女，如辛葭舟、刘锦如等同志，只有向敌区秘密疏散了。这方面的工作、涛雒区的同志做得很好。他们还借疏散同志的力量向地方党员进行了政治教育。辛葭舟同志虽然准备了疏散地方，因为没有大的情况，始终同我们或贸税局一起。至如省里其他老年人如马保三、张伯秋等，则由莒中县委书记杨维屏同志负责疏散到伪据点五花营围子里的地下党员家里，一个多月安全无事。
三是抓好情报联络工作。县委以边沿区工作较好又隐蔽的村庄为进入反“扫荡”的必要机动位置，并密切同各区的联系，以指挥战时工作。曾练习了一下，我和仲林同志带了一个小部队到青墩北山岭地带十几户的小村赵家庄子暂住，是既荫蔽又机动的。可惜那次练习中我又犯了疟疾；如果发生情况，少不了又给同志们添麻烦的。有次夜行军到目的地，正在村头休息，忽然火光一闪，我吆呼说“是谁”？近前一看：原来是高燮宸同志打火石吸烟了。弄得两个人都不好意思，可是，从此以后，他再不在夜行军中吸烟了。
（三）痛苦的回忆
我到日照后，很快得到通报说，敌将大规模
地“扫荡”滨海区，便投入了反“扫荡”的准备。很快接到李竹如同志给我的信说，战工会就要去沂蒙了，敌大规模“扫荡”滨海，这还是第一次，要我注意在反“扫荡”中，避开敌人的包围圈，要迎着敌人来的方向前进。不要顺着敌人行进的方向后撤。他为了避开敌人的靠扫荡”目标，把战工会转去沂蒙，临行前还关怀着我和同志们的安全，可算是对同志关怀备至了。想不到他到沂蒙之后，敌人便开始了对沂蒙的“拉网合围”大扫荡：后来敌人“扫荡”滨海的计划，是敌人通过他的特务机关“鲁仁公馆”向我情报人员故意泄露的。以诱使我山东领导机关转去沂蒙，投入他们安排好了的合围圈。
不久，我得到第一个不幸的消息是汪洋同志的牺牲，第二个不幸的消惠是李竹如同志的牺牲。这两位同志的牺牲，一给我很大刺激，一个是老战友，一个是直接领导，他们同我都有较深的革命友谊，而且都是聪明过人，才思敏捷。竹如同志才三十几岁，汪洋同志还不到三十岁；而且都是独当一面的干练人材。这样两位好的领导干部，竟被日寇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只有使我增强对日寇的仇恨。后来朱瑞同志为了悼念竹如同志，曾在《大众日报》发表了一篇《悼念竹如同志》的文章，表彰他对党对人民的贡献。我迟钝得很，而且是迟钝得比较有名，甲子山战役期间，有一次九号（朱瑞同志的代号）为什么事向我打招呼，我一时反映不过来，他说“你总是松里松气的”。说实在的，我很羡慕他们两位的聪敏特别是对党所作的贡献。只有做好工作，以实际行动来弥补这个损失。
（四）一次成功的调解
机关疏散了，只几个干部和几十个武装，行动很灵活，有一次在梭罗树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一对三十多岁的农民夫妇找县长打官司，看样子都是劳动人民，女的大脚板（日照妇女多天足），两人都要求离婚，问他们理由，都说是合不来。怎么劝说也不行，只是要求给他们办离婚手续，但都提不出正当理由，只好批评了他们。我说，你们多年夫妇，小日子过腻了。都是自己给自己过不去，大敌当前，共产党可以放下血海深仇，和国民党共同抗日，你们却不能在日常生活小事上彼此互谅互让，搞好团结，努力生产，给抗日工作增加力量，却打起离婚来了。如果说你们之间的关系已经闹到同日本鬼子一样，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程度，请你们讲出道理，我马上就给你们办离婚手续。请讲吧！这一下两个人谁也没话讲了，我说，好吧！回家去好好想想，还是和好起来，都找找自己的毛病，不要互相责备。想不通再来，我们还可以谈。和好了就不要再来了。结果没有再来，大概是和好了。
（五）敌人的新花样
日照敌人搞“总力战”，一是在沿海建立据点向南“蚕食”推进，同我争夺岚山头海口，封锁沿海，从经济上窒息我们，并向我区倾销法币：伪币、伪造北海币，掠夺根据地物资，二是搞特务伪化活动，在敌区组织伪“青年协会”向我边沿区发展，伪装抗日的面目出现，在敌人眼皮底下唱革命歌曲，诱惑青年接近他们，并借“打球”联欢等话动同我边沿区青年交朋友，以掩护他的特务活动。住在栈子的日特头目和平军头子陈成功，在这两方面都向敌人大卖气力。在针锋相对的斗争中，都被我们一一粉碎了。我五团打下岚山头等据点后，敌始终未能再南进一步，值得称赞的是桥南头抗日模范村的民兵在支书李其沛、队长牟敦荣带领下劳武结合，全民皆兵，筑起街垒，安装石雷、严阵以待，打退了伪军的进攻，把守住汾岚区的北大门。我加强了贸易税务局的工作后，对敌经济斗争也掌握了主动，进行了经济上的反封锁与反掠夺，控制了物资、严禁伪币，挤出了法币。伪“青协”的活动，一经揭发，在群众中便没了市场，“敌人搞的东西没有中国人的好事”，群众是很清楚的。
（六）教五旅的同志们
甲子山战役前，抗大一分校的一个大队是经常在日照巨峰这一带活动的，政委杨大易同志对地方工作给了很多帮助。甲子山战役开始，教五旅就到了日照，他们穿的是黄军装，战斗勇敢，他们参加了甲子山战役，又在车沟、巨峰打垮了扫荡日照之敌七百余人。敌伤亡近百，并俘伪谍报队五十余人。很受群众的称赞，说他们是“黄老虎”。
（七）反动派的罪恶
孙顽占据甲子山区后，一日照受害最重，据群众及士绅控诉，主要是：搜扑我抗白军人家属，破坏抗日，黄墩区几天之内即抓去抗日家属百余人，吊打非刑，强迫苦役。横往暴敛，搜刮财物；每到巨峰集要花二千多元招待顽军头目，要多少粮必须立即运到，索取无奇不有，每田赋银一两交铜铅十两、粮食六百斤、棉花半斤、生米五十斤、木柴八百斤、锅铁十斤、服装费九十元、鞋袜各一双、子弹八粒、茼杆一斤，如交不上即以“私通八路”论处。非抓即罚。其他临时勒索，无法计算。又勾结李廷修投降日寇：与日、伪信使往还，互通情报，配合行动。十一月十二日他们派便衣孙某与涛雒敌联系，被我地方武装查获，十三日涛雒敌向范家村出动，孙焕彩部到黄埠抢掠、岗哨相望、相安无事。
土顽李延修在孙焕彩支持下，更是罪恶累累，联日反共，派特务姜某经常联系日特，互通情报，结成联防。我六八六团进军崖头，李逆得患后立即派特务报告日寇，日寇即从日照、涛雒向西出动，李逆两个营向南行动，形成两面包围。日寇遭我阻击后，李逆孤军深入，遭我歼击伤亡过半，溃逃北去。李逆疯狂捕杀我抗日人员，曾在万家坪集体杀害我工作人员十余人，并先后杀害我大坡、山旺两乡工作人员及榛子埠农救会长等多人。抢掠抓丁更为群众所愤恨，编成了歌谣：“ 刮民党，万税队 ，拿上税捐免了罪，要是拿不上，猪狗鹅鸭抢个净，抓去人还要钞票回。”摊派壮丁，经常抓丁，曾先后包围过南湖、街头等集，把赶集的青壮年抓去当兵。在李逆部队中，吸大烟、赌博、嫖女人之风盛行，每到一地，无恶不作，李延修就接连娶了三个小老婆。甲子山战役后，我曾到新区召开了几十个村的村长座谈会，揭露顽固派的上述罪恶，宣传党和政府的法令政策，宣布财粮制度，廉洁奉公，并要他们发表意见。这本来是好事，他们是应该‘
欢迎的。但是，回答的却是愁眉苦脸，一言不发,口齿伶俐的人，也只答了“县长讲的都很好，我们照办”的官腔。原来这些人大部分是地主的“狗腿子” ，都是向群众趁火打劫的一伙，只有少数是““轮流坐庄”的村长，我讲的这些并没有他们的油水了，而且他们之中不少是骑在群众头上、贪污盗窃的人，怎能不愁眉苦脸？ 这也是顽固派的罪恶后果之一。
（八）好心的耆老们
甲子山战役后，我军声威震动了日照全境。以至敌占区。我们召开了包括接敌区的士绅名流座谈会，宣传我党的各项政策，到了不少年老的知识分子，看样子“三角斗争”的形势变化之后，只剩下团结对敌的问题，他们的态度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曾经在文教界里干过事的先生们，发表了不少意见，揭发顽固派，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善意的建议。至于敌区的人士，我们不好公开邀请他们一起开会，以免对他们不利。我动员高燮宸同志，设法把高佩琅（战前省督学）的父亲高举人（燮宸之叔）等，凡是能请到的都请到专署去谈谈，对开展敌区工作是有利的。结果高老先生秘密地同走亲戚一样，一站倒一站来到了根据地。他情绪很高，在专署座谈会上真心实意地发表了意见。他说： “共产党得天下是没得说了。要说的有两条：一是要得民心，人心向背是根本，日本鬼子长不了。国民党违民心也不行，国民党之所失，正是共产党之所得，这是大事。二是要多养兵，哪里来钱？千万要多印票子，有了票子军费就不困难了。”他临回高家村之前，还一再嘱咐“可多印票子啊！”老先生热情感人，可他哪里懂得票子越多，币值越低，甚至成为废纸，国民党的钞票政策就是达样失败的。
一九四三年三月，区党委要成立了，组织调我回专署。半年日照，使我对日照的人民和山山水水有了深厚的感情，至今对它还有些眷恋。
（一九八二年七月三日初稿，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定稿）
摘自《转变的开始主动的开始》下半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