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二月，毛主席发表了《整顿三风》和《反对党八股》两次演说以后，领导干部开始学习整风文件，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又经刘少奇同志来山东检查帮助工作，传达了山东分局四年工作总结，并开始了减租减息，明确解决了思想上过去认识不到的问题，同志们对许多问题豁然开朗。思想提高了，就产生了力量。这就是一切转变的开始，一切主动的开始。当然，这不是说已经深入整风了，也只是认识整风重要性的开始，学习掌握解决问题的钥匙。分局对四年工作能够正确地认识，自然“兵随将转”，下边是容易接受的。因为，对许多问题，过去不少同志思想上是有问号的。不过当时在于部战士中，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延安来的领导干部，存在着高度信任感，只要是来自上边，便认为是正确的。当然在“下级服从上级”之外，还有一个“全党服从中央”，只要是中央指示或毛主席讲了话，那才是真正的标准。当时，对刘少奇同志的话那样尊重，第一是道理讲的对讲得透，第二是中央的代表，而且学习过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些年，大家对《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新阶段》以及毛主席对若干问题的讲话，经过实践证明，更是佩服得难以形容。现在处在“黎明前的黑暗”这样的严重关头，毛主席提出那样深刻的整风报告，刘少奇同志又具体帮助总结山东工作。九月上旬中央又下达了《关于统一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和发表了毛主席《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所以这种转变的劲头就更大了。
精兵简政与一元化领导
本来1941年十二月中央就提出了“精兵简政”指示，但下面看着上面。例如，1942年滨海我控制区的人口是一百零三万人，“八三”事变后少有扩大，也不超过一百一十万人。地方机关、部队、团体、教师、抗生、行政村吃粮人数为九千四百人，主方部队为二万五千人，合共三万三千四百人。已经超过百分之三，地方虽不到百分之一，战斗部队约两万人，也不超过百分之二，但是上级领导机关及后方的人数也计算在主力部队之内，共为二万五千人则大大超过了。此外，尚须将所收粮食代金调剂沂蒙，计三次调剂沂蒙粮食代金六十一万七千余元。1942年，滨海讴共征收夏粮一千零二十四万一千零七十三斤，秋粮一千九百七十三万七千七百四十七斤。如按一百一十万人平均计算负担，则滨海区每一口人负担公粮为二十七斤四两强。事实上照莒南县调查，一九四二年各阶层秋季照新办法征粮，贫农每人平均负担二斤，中农每人平均负担一百三十七斤，富农每人平均负担一百四十一斤，如再加上夏粮计算，中农每口人的负担则在二百五十斤左右，负担是相当重的。按照当时的物价计算，一个脱离生产人员的一年开支，包括粮食、被服、菜金、津贴、医药等，共需三千二百七十九元，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日照县经过精简根据不同情况组织生产或回乡生产，精简干部二十五人、地方武装七十八人，共一百零三人，一年可节约公粮四万五千九百斤，连同各种开支共节约开支三十三万四平四百余元。最重要的是一一五师直属队，由十三个机关伙食单位缩减为五个，全部取消勤务员，科长以下取消牲口，减少了炊事员、饲养员，师直由一千三百九十人，减为八百八十余人。影响最大的是原二旅四团团长老红军王永禄同志，因负伤十余次身体虚弱且有眼病，带头到地方安家生产，成为滨海区的劳动模范。原二支队军医处长名中医老党员孔雨田同志，由五团到地方后，我们应该组织他在地方发展医药卫生事业，却安排他在界首办了农场，未能发挥他的所长，后来回到他的故乡沂水去了，当时大家评论，他的医道是在刘惠民之上的。他在农场中养了几百只鸡，很有成绩。他做了一面小红旗，鸡群是完全看他的旗号行动，这点很受同志们的称道。
最重要的是主力地方化，主力实行精兵主义，加强地方武装与民兵，大大精简了机关和加强了党的领导一元化。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归一一五师建制，与分局、师部一起行动，山纵后勤与师部后勤合并，滨海独立军分区由山纵二旅机关改建，省战工会也于十月初与滨海专署合署办公。党政军民都减少上层机关人员，加强了下层，加强了工作。师部统战部科长赵焕文同志就是从这以后来专署任民政科长的。省战工会财政处科长戚铭同志也是在这以后留在专署工作的。可惜因为日寇要扫荡滨海，战工会机动到沂蒙区，合署办公就夭折了。到1943年春进一步贯彻党的-元化领导之后，更体现了毛主席《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所提出的要求，毛主席说：以这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简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那时主力和地方完全融合在一起。教二旅、山纵二旅的番号都撤销了，滨海军区直接指挥主力兵团和地方武装。没有什么主力和地方的关系了，也不用组织什么军政委员会了。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区党委书记符竹庭同志工作很深入，他既是区党委书记和军区政委，同时还兼财委书记和锄奸委员会书记，而让谢辉同志和我分别参加这两个委员会，所以情况了解得具体，解决问题很及时，更没有各自为政的现象。
由于这种从思想到行动的转变，一切来得主动了。
“八三”事变东北军百十一师，自1940年发动了“九二二”锄奸后，内部抗战派与顽固派之间的斗争，十分尖锐，以旅长孙焕彩、参谋长陶景奎为头目的顽固派，在师长常恩多患病期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1941年二月十七日，孙、陶等以阴谋手段逮扑了“九二二”锄奸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万毅同志，关押起来（后又关押在苏鲁战区总部），制造了“二一七”事件，扣押了常恩多的秘书曹靖华及张苏平、李政宣，杀害了万毅的警卫人员。又扣押了一一五师前往该师联络的民运科长彭亮送总部杀害（一说是在鲁南被114师扣留的），并搜捕我地方党员，杀害我抗大一分校民运科干部。此后，策划了三月二日朱逆信斋的叛变，杀害我日照独立营政委董振彩等及地方干部二十余人，使我失去两个区九个乡的政权。四月十日，向我马髫山区大举进攻：四月二十五日，在沟洼袭击了我日照县委、县政府，我当场牺牲八人，干部战士五十多人被俘后，干部大部被杀害。八月十日，在前横山袭击我莒中行署，行署主任王玉璞同志在战斗中牺牲。制造了一系列的反共投降事件。
1942年七月，蒋介石密令于学忠“即将万毅秘密处决”，于学忠迫于舆论，则要“明正典刑”，已由军法分监进行了多次军法会审。八月二日上午，宣布终审判决。万毅已作了越狱准备。恰在此时，苏鲁战区总部政务处长郭维城去看了万毅。万毅同志当夜脱险后，奔向我根据地，到达山东分局。郭因于学忠追查万越狱事，却将万毅越狱情况告知常恩多师长。常虽病重，深感事态严重，便当机立断，决定立即行动。于八月三日扣留了反动军官刘宗颜、刘晋武、陶景奎等，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派。由于反动军官的逃脱，下层不了解情况，造成了混乱局面。
八月五日，山东分局获确息后，朱瑞同志即率万毅、王振乾等同志靠近百十一师，相机行事。八月八日夜，因有反动军官向师部进攻，常师长感到局势不利，即率部由纸坊一带向我根据地王家坊前转移。行动终于胜利了，两千多人顺利到达安全地带。常恩多师长病逝在转移途中。他们到根据地后，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八月九日起，万毅、王维平（王振乾）等同志，根据分局、军区指示，整顿了部队，选定了百十一师的领导成员，由万毅任副师长代理师长，郭维城为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王维平为副主任。孙立基任331旅旅长，关靖寰任333旅旅长，于文清任参谋长。
专署闻讯后，即派行政委员文教科长刘震同志于八月九日赶往坊前，表示慰问与欢迎，并征求需要帮助解决问题的意见。万毅同志首先提出了因无适当棺木，常师长尚未入殓，要求马上解决。我们立即物色了大户中的上好寿材送去了。后来在我们见面时，除了郭维城同志是初相识之外，两个旅长孙仰田、关靖寰都是一九三九年他们进入滨海时的老相识了。一九四四年十月，百十一师改编为滨海支队后，支队长由滨海军区副司令万毅同志兼，王维平同志任政治委员，郭维城同志担任山东省行政委员会委员。
百十一师到根据地后，有许多工作需要地方去做。除了粮食供应粮种调剂要-食部门特别注意之外，还要在群众中进行若干宣传教育，所以当时群众称他们是“新百十一师”，以表明他们是进步的坚决抗战的百十一师，以区别于顽固派。他们还有些家属是知识分子，滨海妇联去慰问她们，向她们进行工作，宣传根据地妇女的抗战进步情况，以稳定她们的情绪，争取他们参加抗战工作。王新宇、王盈等同志都参加一了她们的座谈会。在听到王新宇同志口齿清晰、滔滔不绝的发言后，就认为她是大学生；在王盈同志发言时，有人介绍说“这是崔专员的夫人”时，她们报以惊异的目光，认为专员的夫人还不是同老百姓一样吗？事实上多数人看到根据地各方面的进步情况转变了，只有个别人习惯于旧的生活方式，在根据地待不下去，终于离开了，同丈夫各走各的路。
新的百十一师在进步，经过短期整顿，立即投入了英勇的抗日斗争，改编为滨海支队后，即担负了坚持与发展滨北抗日根据地的光荣战斗任务。后来组成东北挺进纵队，进军东北，因为骨干多数是东北人，成了发展东北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
反“蚕食”与“翻边”战术
1942年十月，日寇在山东又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进一步实施其军事打击、政治欺骗、经济破坏、文化麻醉、特务统治相结合的“总力战”。企图达到他巩固占领区、继续摧毁我根据地、聚歼我有生力量的目的。它在军事上进一步综合运用了“铁壁合围”、“梳篦式扫荡”、“分进合击”、“突然奔袭扰、“清剿抉剔”等手段，发展成为“拉网合围”的扫荡战。特点是：以强大兵力，多路出击，梳篦式快速推进，在广大地区内先后构成若干合围圈，边压缩，边搜索，白天摇旗呐喊，夜晚四处点火，以张声势。遇我军民突围，即行射击，力图聚歼我部认于狭小地区。是相当毒辣的。但他兵力分散，便于我突破一点冲出重围。又受我空舍清野限制，不能持久。十月至十一月中旬，我鲁中区军民粉碎了敌一万五千余人的“拉网合围”大扫荡，鲁中根据地也遭受严重损失。在这次反扫荡中，十月十七日，敌首先扫荡太山区，分区政委汪洋同志等百余人在茶叶口之吉山被围牺牲。十一月二日敌八千余合围对崮峪，我军区特务营及鲁中二分区一团顽强抵抗，山东军区、战工会等机关人员得以分路突出重围。刘团长王政委壮烈牺牲。特务营剩下十四名同志，誓死不当俘虏，全体跳崖，六名同志壮烈牺牲，其余八人后被救回。毙伤敌六百余人，我伤亡散失三百余人，省战工会秘书长李竹如同志及鲁中二地委书记潘维周同志等英勇牺牲。十一月十五日敌五千又合围淄河流域住有我伤病员的马鞍山，在数十门大小炮和六架飞机的轰击下，我休养员王风麟副团长率一个区中队坚持抵抗向山上进攻之敌，最后打完子弹，毁掉枪支，用石头抗击敌人，最后大部牺牲。活着的同志全部跳崖。被围在山上的冯毅之同志的父亲县参议长冯旭臣老先生，率领儿媳、女儿、三个孙女全家跳崖，壮烈殉国。日寇对鲁中区进行大规模地扫荡，是在我山东军区得到敌-特送我军的假情报（扫荡滨海区两个月作战计划）后，我领导机关及抗大一分校转移鲁中区后开始的。但对滨海的蚕食并未放松。敌人的蚕食，一般是先平原后山区，由边沿到腹地。重点是交通要道两侧，经济资源区和对其威胁较大又便于分割我们的地区。“蚕食”办法，一般是在边沿安设据点，由点而线，由线到面，进行伪化，变我区为敌占区。或在扫荡之后，安设大量据点，企图使我大片地区迅速伪化。滨海区之敌，从九月开始，首先蚕食了我靠近陇海路的海陵地区，六个区被“蚕食，得只有两个完整区。接着又开始“蚕食”沂沭河之间的地区。莒电县。原十一个区，被“蚕食”后只剩一个区。日照从涛雒到岚山头沿海一带，也被敌人“蚕食”，日照只剩西南一隅，到1942年底，全滨海区敌伪据点已增到一百四十处，比1940年增加了三倍。我只在莒南、赣榆、临沭之间保持了基本区。
面对这两方面的严重情况，罗荣桓同志根据党中央指示“敌进我进”的方针，提出了“翻边战术”，也就是“敌打进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我教二旅为配合沂蒙，清河等地区的反扫荡，先后进行了海陵战役和郯城战役，是“翻边战术”反“蚕食”的范例。
海陵战役：海陵是我山东和华中根据地联系的重要地带，日寇为建立自赣榆至郯城的东西封锁线，割断我南北联系，极力向我根据地“蚕食”。以韩湖、横沟、罗庄为中心向外伸展，至1942年十一月已安设据点十余处，致海陵上层人士日益动摇，基本群众情绪不安。我教导二旅在大量民兵的配合下，于十二月三日向陇海铁路附近挺进，当晚即攻克罗庄，四日克横沟，俘伪军百余人，伪大队长罗保成在逃跑中被民兵捉获。声威所及，亭子埠之敌闻风而逃。五日克管圈沟、乘胜前进，包围据点，开展政治攻势，宣传我党政策，敌恐慌万状。新浦敌五百余来援，怕遭歼灭，半途折回。韩湖伪军百六十余人，泉沟伪军百余人全部缴械投降，上林伪军四十余人全部反正，丁旺、茼庄湖、大小齐庄．东西小店等十余据点之敌，有的缴械投降，有的闻风而逃。六天内摧毁敌伪据点十六处，恢复了三个半区，完全粉碎了敌人在海陵的“蚕食”，我仅伤亡四十余人。
在此以前，我滨海军分区五团，于十月二十日，经一昼夜战斗，拔掉了日照南部沿海岚山头、安东卫、泮家村、朱家庄等敌伪据点，歼敌一部，俘获五十余名，缴获长短枪五十余支、军用物资一部，及准备运青岛的皮猪两千余头，粉碎了敌打通海青公路，从沿海封锁我们的企图。郯城战役：郯城是敌人的兵站基地，城墙工事坚固，但因离我基本区较远，仅住日军一个小队，伪军数百人。进攻前，我为牵制迷惑敌人，动员了几千民兵配合主力一部，围攻了醋大庄等据点，进行了沭河二百多里的大戒严，把敌人紧紧缠在沭河沿岸。还进行了临郯公路万人四天大破袭。
1943年一月十九日，我教二旅一部，以奔袭战术，深入敌人后方，进攻郯城，经三日激战，于二十一日攻克。俘日军官兵七人，伪军伪政权六百余人，毙伤日伪四百余。我仅在爬城突破中伤亡三人。缴获轻重迫击炮各一门，轻机枪三挺，掷弹筒三个，步枪八百余支，汽车四辆，炸弹八千余，土炮五十余，短枪二十七支，各式子弹五千余发，及其他各种炮弹、大刀、棉大衣、帆布袋、布鞋、牛皮鞋料等以百、千、万计，并修械所、炸弹厂各一处，粮食四十万斤。法币、伪币、银元共百余万元，其他军用品数十大车。郯城攻克后，又乘胜攻下城周围的码头镇、归义、榆林、大埠、红花埠、陈家埠、小围沟、东围子、高峰等十八处敌伪据点。有力地配合了清河冀鲁边的反“扫荡”，并迫使“蚕食”沭河沿岸之敌全部撤退，敌临（沂）青（口）公路及重沟至郯城的堡垒封锁全未修成。
郯城、海陵两战役，我争取了主动，收复了广大地区，变敌后方为前线，改变了敌我斗争形势，但斗争是艰苦的，重要地区还须多次的反复争夺。海陵、郯城战役后不久，敌又重占郯城，一月下旬，敌人又在茼庄湖、横沟安设据点，我又包围这些据点，开展政治攻势，斗争任务仍然是艰巨的。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百十一师顽固派孙焕彩，一贯反对我党我军，连续制造惨案，捕杀我工作人员。“八、三”以后，他重整残部，戴上了东北军百十一师师长的头衔，南越太石公路，勾结土顽朱信斋、李延修等两千余人，抢占了原百十一师驻地甲子山区。我一一五师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于八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发起反顽战役，向顽军反击，将其击退。十月初，孙顽又大举南犯，我军又发起第二次反击战役，因敌“扫荡”，我部队转移，甲子山，区再次被其侵占。为了收复甲子山区，打击其反动气焰，我军在一一五师陈光代师长、罗荣桓政委和分局书记朱瑞同志亲临战地指挥下，于十二月十七日发起第三次反击战役。战役之前孙顽以五千余人、盘据甲子山区纵横五十余里地区，凭借围寨工事，步步向我进逼。战役开始，我集中教五旅、．教二旅六团，滨海五团、六团、军区独立团、抗大一分校及百十一师等数倍于敌的兵力，四面包围该敌，逐渐压缩分割在朱陆、石场、纸坊的狭小地区，经十二天的围困激战，顽部粮弹将尽，士气颓丧，分路突围，在我分头截击下，歼俘两千余人，残部窜回太石路北。日照土顽保安十六团李延修部经甲子山东坡独垛子向东北突围，被我滨海警备团截击，李部溃乱逃窜后，，投降了伪滨海警备军当了汉奸，朱逆，信斋投降了日寇，缩进了石沟崖据点。我收复了太石路南大片地区，使莒、日两县联成一片。
经三次战役，甲子山区这个战略支点，终于牢牢地控制在人民手里。滨海区太石路南的“三角”斗争形势起了根本变化，对敌斗争形势变得对我更有利了。
（一九八二年七月三日初稿，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