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力量向南发展
1940年6月，地委撤退到太石路南，与九支队二团在草岭后会合。这时候，原许黑子的独立营，本是我地方党员马骅同志兄弟发展起来的武装，在二支队来到莒县前，已被迫接受了许部的名义，因许已公开反共，此时即改变为八路军莒县独立团的番号。再加县大队、区中队千余人，日照县大队、区中队六百多人，地委特务营及南撤武装四、五百人，总不下五、六千人。以后孙继先同志又从沂蒙地区带来之原津浦支队一部，九月末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旅，组成了四、五、六三个正规团，一个直属营（由地委特务营改编）。旅长孙继先同志（大渡河十八勇士营营长）。政治委员江华同志兼（原井岗山时期的县委书记，曾任军委局长、现任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副旅长刘海涛同志（曾任东北义勇军师长，六支队、九支队司令员）、政治部主任孔繁彬同志（长征干部，曾任集总俱乐部主任）、参谋主任刘国柱同志。四团团长王永福同志（长征干部）政治委员杨道和同志（长征干部）、政治处主任董超同志，五团团长刘涌同志，（长征干部）、政治委员刘仲华同志，六团团长马跃伦同志（原莒县独立团团长）、政治委员王建青同志（原九支一团政委），特务营营长王云武同志，教导员谷凤鸣同志（原营长李鄂同志调任旅部军医处长，教导员蓝瑞生同志调日照县大队副政委）。十月，部队进入赣榆后，又争取了县保安一团参加我军，与临郯赣东边区支队合编为海赣独立团。团长朱其王璠（原团长）、政委赵昭同志、副团长张树仁、政治处主任牟景途同志。共四个团一个直属营的兵力。山纵二旅的壮大，打开了滨海区的局面，给地方工作以空前支持。在日照击退了反共顽固派保安十六团李延修的南犯，在此以前还粉碎了日寇的九月扫荡。
原来、中央军委四月份就下达了八路军支援新四军的任务，八月又指示山东部队：“坚持山东根据地，并在将来准备再调-一部向苏北发展。山东是你们的基本根据地，华中则是你们的发展方向。”这就是当时军事活动的指导方针。
“九．二”锄奸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即在敌后战场、配合敌寇的诱降政策，加强了反共投降活动。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缪激流，积极奉行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政策，和日寇鹫津师团订立反共投降密约，接受了日寇“鲁南十八县剿共军”的番号，当被五十七军百十一师旅长万毅等发觉，在百十一师师长常恩多领导下，于九月二十二日发动了锄奸的正义行动，武装‘解决了，军部。由于一个营长的告密，缪激流逃脱，他的副官长李亚藩跑去赣榆公开当了汉奸，大汉奸荣臻的儿子五十七军百十二师三三四旅旅长荣子恒后来也当了汉奸。常恩多师长发表了抗日锄奸通电，这一行动，粉碎了缪潋流的反共投降阴谋，震动了全国。
事件发生后，紧接着开始了敌寇扫荡，大家对常恩多师长这一正义行动都很兴奋，我告诉莒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同志，发动群众劳军，县里同志照办了。那里知道，同志们在送慰问品时，还贴了不少“拥护常师长坚决抗战到底。”欢呼‘九二二’抗日锄奸的胜利……等标语。这时百十一师正驻在相邸，常师长见到这些标语，便亲自撕掉，这时山东分局正驻在相邸附近的甘林，我去分局找政府部长霍士廉同志请示工作，江华同志正好在场，他向我传达了分局指示，指出：你们不应该贴标语，常师长见了就撕，是很不高兴的。要懂得他的处境，反动派就是要在他同我们的关系上造谣攻击他。我只有接受这个批评。
常恩多师长的这一行动，给滨海南部解决了很大问题。原来莒、临、郯边区的一些顽固武装集团，像梁钟亭、陈冠华、郑德顺、王复初、李继六等部，都是以缪激流的军部为靠山，搞反共活动的。这一下都四散奔逃了。此外，十月间又在八路军的配合下克复了大店、碑廓两个敌据点。这对滨海区工作的开展，都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是，由于该师内部顽固势力的存在，在该师进入莒、日边山区以后，控制了莒、日山区，未能进一步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以致顽固派在该部终于复辟，使以后的工作遭受严重损失，是很可惜的。
山东省联合大会的召开
山东省工、农、青、妇、文、动联合大会于1940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沂蒙的边联县（今沂南）的青驼寺开幕，八月二十六日闭幕，共开会一个月，会议前分别产生了各自的群众团体领导机关，会中联合选举产生了以抗战老人范铭枢为参议长的山东临时参议会及其驻会委员，并由参议会选举以黎玉同志为首席组长（后改为主任委员）的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还复选了山东省出席全国国民大会的代表。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工作的机关诞生了，这在山东抗日民主事业的发展史上是件大事。所以，我虽未参加，但报道、文件都学习了，印象是深刻的。记得鲁东南的代表范梅圃同志还代表山东农民在开幕会上发了言，宋铮同志也在会上发了言。
这次大会对团结抗战民主的党外人士起了重要作用，许多知识分子、社会名流，受到了教育和鼓舞。记得朱瑞同志在参议会选出后，曾到会祝贺，并说杨汉章老先生和杨希文同志同时当选为山东省参议员，是“父子登科”。
联合大会的召开，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酝酿与工作准备过程的。
在党政运动中，各地成立了以动委会为基础的宪政促进会，通过各县工、农、青、妇的群众性活动，展开宣传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宣传孙中山先生讲过的话：“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的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公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样来揭发国民党反动派一党专政、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并针对国民党六中全会宣布于一九四O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准备行宪的欺骗宣传，以促进宪政的实现。原来1939年九月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经我党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提议，通过了要求国民党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的央议，国民党便这样宣布，借此搞欺骗宣传。这样一来，我们便根据孙中山的话，揭破他们的欺骗阴谋，宣传人民民主制度，试选国民大会代表，促其实现。在宣传中，给我们建立民主的“三三制”抗日政权制造了舆论。在国民党的法律里，不识字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我们在选举国民大会的初选代表时，群众却创造了好的选举方法，初选代表候选人是本乡本土人，经过大家讨论后正式作为候选人，进行选举，不会写字，便采取投豆的办法解决，认真地选出了初选代表。
其次，工、农、青、妇各团体，从下而上建立各级领导机关，由区而县，以至最后成立了鲁东南工、青、妇领导机关，并选出出席省工、农、青、妇代表大会的代表。虽然，我们农救会基础太差，未成立地区领导机关，只选出了出席省的农民代表，在紧张的莒、日北山区的斗争中，却感到有些吃力了。况且又走了很多骨干，民运部干部王乃征同志也担任了代表团的秘书，民运部成了光杆。他们在我们未撤出莒、日北前己去沂蒙。可见当时执行上级指示是多么坚决。因为建立各团体的全省性领导机关，特别是全省性的政权领导机关，的确是很重要的。职工工作负责人之一的张福林同志，在群众集会时，每次都喊口号：“我们打鬼子要吃饭”，“我们打鬼子要当家做主”，光用抗日口号发动群众而不去改善群众生活，基本群众是发动不起来的。可惜我们开了这样多的会，又成立了各级领导机关，基本群众却没有发动起来，结果群众组织和领导机关都流于形式，回想起来，是可笑的，也是痛心的。
七月底，朱瑞同志在联合大会作的形势报告《从国际到山东》印油本，很快发下来，成了干部政治学习的重要文件，没料想到有的县，区同志在作报告时，就变成了“从国际到××县”或“到××区”。脱离实际，夸夸其谈，在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几乎是流行的通病，《从国际到山东》讲的头头是道，正适合大家的口味。一经传达，群起仿效，是很自然的。
联合大会以后，并召开了一次全省行政会议。这两次会议推动了政权工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顾名思义是推行战时工作，不能说明它是山东建设抗日根据地政权的领导机关。要知道，这在当时是为了避免刺激国民党而命名的。到1943年我们在各方面占了优势之后，才改名为“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日寇投降以后，才改名为“山东省政府”。这个命名的过程，也代表了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过程。在这以前，胶东已经建立的北海专署，在国民党省主席沈鸿烈提出异议之后，就马上取消了。这时候建设政权的行动还是进了一步的。国民党无论怎样反对我们建立政权，我们还是坚决建立的。
建设区、乡政权
日、莒两个县政府建立后，一直处在和地方国民党反动派紧张的斗争中，我们到太石路南以后，如何把政权稳定下来，树立广泛的群众基础，是极为重要的。先后抓了如下几件事情：第一、健全区、乡政权，加强区、乡政权的领导。把有威望的群众领袖人物吸收到区、乡政权担任重要工作，并抓紧了对区、乡长进行短期训练。利用开会的方式，了解情况，提出问题，向区、乡长讲明根据地的各项基本政策。当时地委政府工作部只有我和干事刘子玉同志两人，每到一个区，就同区、乡长一起开会，讨论研究情况和问题，使大家树立政策观念，解决工作中的问题。时间三、五天不等。筵宾乡长纪书田、石门乡长盛玉璞、朱边乡长刘怀川等同志，就是那时候认识的。看来那时的乡长一般选拔的一些忠实可靠、联系群众、能挑重担的好同志。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后来都担任了重要领导工作。这样一来，我们了解了情况，乡长们思想上也明确起来，怎样把抗日民主政府同旧政府在民主思想、民主政策、民主作风上区别开来，取得群众拥护，支持和依靠群众团体，进一步对村政权加，以改造，以巩固政权的基础，心里有了底。
第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秩序。首先是统一财粮收支，克服过去那种走到那里吃到那里、造成负担极不合理的现象。例如摊一批公粮，每亩应负担多少，各村应负担多少，超过这个数量，区、乡政府就从别村调剂，没有新的负担任务，这个村即不再负担。这样初步建立了负担方面的秩序。再如也有小土匪和抢劫案件，区、乡政府就发挥区中队、乡分队的作用，马上进行逮扑送县惩治，安定了地方秩序。建立各村的抗日自卫团，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初步建立了抗日秩序。
第三、恢复和建立乡村抗日小学。只要能办学，群众便认为你这个乡政府就能站得住脚。因为这是作长期打算了。不但这样，有些知识分子，出来抗战，离不开家，恢复了小学，请他当教员，就给他解决了生活与工作问题，团结了他，又通过他团结了一大片。这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是一项很关重要的工作。例如郑家相邸郑世统，青岛铁中高中毕业，二十多岁，很有能力。我们一再动员他参加抗日工作，他因为腿有病，一直未同意，就地教书他就同意了。积极宣传抗日，对一些知识分子也有影响。
至于区、乡政权关心抗属、优待抗属，适当解决抗属的生活困难，把他们当作政权的依靠力量，也起了重要作用。
部队的吃穿问题
过去没有政权，吃饭穿衣也是打游击。走到那里吃到那里。遇到了解我们的地方还好，知道八路军是坚决抗战的队伍，对我们．热烈欢迎，吃饭自然不成问题，但时间久了群众负担不了，便成了问题。远处给养来不了，临时各家派饭送煮地瓜。我们实在吃不下去，这不是嫌饭不好，而是群众穷到这种程度，还分出口粮给我们吃，心里实在不是滋味。有些富裕的寨子，为封建势力所掌握，他们既不完粮纳税，又不接待八路军。我们到了那里，硬是寨门紧闭，不让进去。不让进，我们就露宿在树林里，照常开会、上课、唱歌。他们宁肯将饭送到寨外，也不让进去。这中间，群众了解了我军的纪律严明，封建势力对我们的造谣破灭了，在群众中受到孤立，才终于解决了进寨问题。吃菜没有菜金，但花生米便宜，几分钱一斤，送给养就带些花生米，煮咸了当菜吃。穿衣靠募捐，天冷了还穿单衣，天热了还穿棉衣，没办法，只有棉衣变夹衣、夹衣变单衣，根本谈不上衬衣。后来活动比较固定了，又有了半政权性质的民众总动员委员会，这种状况才略有改善。在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反共高潮之后，便对我们进行封锁，逼得我们再不建立政权，就无法存在了。现在有了政权，如何统筹解决军需民食的大问题，便提到日程上来。
首先是公粮问题。在我控制区克服粮食负担的混乱现象，实行统筹统支的初步公平合理负担办法。鉴于区、乡政府机构不健全，又无征收保管经验，只按照部队、地方大体吃粮人数，框算出基本需要量，参考旧有地亩数量，按照山区、邱陵、平原不同地区的产量情况，规定各区负担比数，依次分配到村，再按户分等摊征，不到起征点的户免征。但由于村政尚未改造，结果形成了某村应负担公粮多少，按地亩平均负担。用粮单位必须持有县政府的支粮手续。临时用粮，也要有粮食部门印发的支粮票。这样做，并没有解决公平负担问题，只解决了乱支乱要、畸轻畸重的混乱现象，满足了部队需要，初步照顾到群众的负担能力。比以前总算前进了一步。
再是财政收入。田赋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1940年日照每两银征收八元，莒县征收七元。旧的田赋制度，沿自满清，若干亩地征收银一两，折成现币计亩征收。因为币值的变化，又县县之间田赋轻重不一，日照四十四亩征银一两，莒县四十五亩征银一两，我们又无土地户口登记，只有按照旧有田赋底册作为根据核算征收田赋，就一时很难革除旧制度中的弊病，如有粮无地、有地无粮、轻重不一等。好在种地纳粮群众有此习惯，很快就收起来了。在税收方面，开始建立政权，“废除苛捐杂税”口号叫得很响，又不知什么是苛捐杂税，所以把很早就有的屠宰税也废除了。在货物税的征收中，因为没有统一的税收机构，各县收各县，出现了重复上税，集市上按摊收税，一担地瓜一担蓑衣也收税的“百货捐”等现象。有的区中队到敌区活动、查住商人也要过路钱。出了许多笑话。这都没有什么奇怪，初次掌握政权、在摸索中前进嘛！发现了就马上纠正。停止了“百货捐”，只要是民主地区只收一道税。总算有了收入，再不上门募捐了。军政费用和冬衣用款，都有了着落。布可以买到，棉花可成了问题，多亏莒县县政府和各区公所以及县参议会等地方人士，号召群众捐献了多年不能用的旧棉套一万几千斤。这些旧棉块，有呈黑色的，有的硬得像饼子，在撕碎用弹棉机弹开后，虽然颜色是灰色的，却松软得像新棉样。就这样解决了部队和地方的冬衣问题。
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发展文化教肓事业，是占领宣传阵地、开展社会统战、稳定地方局面的一个重要方面。区、乡政权尽量做些恢复学校或举办村学的工作。县文教科则利用秋忙时间，开办小学教员训练班，即使是未教过书而志愿从事教青工作的人，也吸收参加学习。所以训练班中老老少少，学过“子日、诗云”、ABCD的人应有尽有，后来担任涝坡区委书记夏密同志的父亲夏虎臣老先生也参加了。他已是五十开外了，学习。积极，不懂就问，是训练班中的活跃分子。对大家的学习推动很大。训练班的主要课程是《新民主主义论》，再加其他必要的报告，学习时间半月。由文教科长钮新农讲课，我也被拉去讲了一次课。只是针对当时的时事问题和思想问题讲了点认识论上的常识问题。学习的结果，使教师们在思想上开了生面，在他们的人生观和抗战态度上起了很大变化。他们的大多数向党和民主政府靠拢了。就这样一连训练了四期一百八十多人。其中私塾出身的即有六十二人。莒县办了小学二百一十处，日照办了一百零九处，在当时的农村宣传与占领思想阵地上起了重要作用。
新文字实验区。刘震同志（即刘建吾，这时任鲁东南文协宣传部长）是抗战前青岛山大文科毕业，对推行新文字（拉丁化）扫盲有高度热情，可以说是新文字推广迷，积极要求办新文字实验区，按照他的设想，有一个星期就能教会农民，对扫除文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很有帮助。再办点新文字刊物，就可以推广起来。我们被他的热忱所感动，支持了他的意见。在马髫山东边的粉町乡的三十来个村训练了骨干，教会了一批人，教材是自编自印。利用这批骨干加以推广，他巡回辅导，一时薛庆等村的新文字学习推广起来。据他的实践经验，一般农民三十小时可以教会。后来因工作需要将他调回，实验区工作就结束了。究竟是使用面太窄，其他的报纸书籍用不上，书信、文告、账目看不懂，一场实验成果也就付之东流。
办冬学是扫盲和开展宣传教育的好时机好办法。无论是基层党组织还是基层政权或各群众团体，凡是有工作的地方和有教员的地方都要求办。结合识字进行抗战的政治宣传教育。因是初办，没有形成普遍的热潮，也收效不小。
在群众的文化活动中，大唱革命歌曲是很重要的一项内容，针对每个时期的政治形势，都有革命歌曲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例如在“九二二”锄奸事件后，从部队到地方群众反投降的歌曲唱得很普遍。
“谁是乌龟大王八？江精卫和他的爪牙。跪倒鬼子的裤裆下，签了字，画了押!一心一意要亡我中华。咳！打倒他来，打倒他！打倒他来，打倒他！打倒汉奸江精卫！打倒那些乌龟大王八！！！”
开辟赣、榆、沭水
十一月，山纵二旅向南发展，先后打开了赣榆及临沂沭河以东局面。拔掉了胡子据点并控制了城头以北地区，反击了赣榆县顽固派县长董玉佩所部，争取了赣榆县保安部队一个团参加我军，改编为海赣独立团。并于十二月一日成立了赣榆县抗日民主政府，以朱明远同志（党外人士，以后参加党）为县长，由秘书李克济民政科长徐耀青、财政科长王德先、粮食科长张级、教育科长陶君彦等同志组成县政府。这时赣榆县党的工委已改组（原工委书记刘寄萍因病获准回诸城原籍养病），建立了新的县委，书记邱也民同志，组织部长李华林同志，宣传部长王士超同志。临沂沭河以东地区也建立了板泉、青云、蛟龙三个区政府。
值得一提的是赣榆的历史和自然情况。赣榆原属江苏省，西北部山区与莒县、临沂山区相连；东南部为平原，东部有柘汪、青口等海口；沿海一带，自青口以北六里的杨坨到柘汪，有盐田七四七八亩，是有名的产盐区。平原盛产稻麦，比莒县、日照富庶。朱樊的王佐良，大革命前曾任赣榆县长十二年，霸占荒山，草营人命，大革命后才被撤换。国民党内部分西南和东北两派。抗战开始，国民党书记长王秀三比较开明，朱爱周任县长时，组织了抗日武装自兼旅长，吸收知识分子组成政治工作大队，以朱的侄子朱明远为政工大队长。我干于工委刘寄萍、陶君彦、张树人、李克济等同志以政训处的名义进行工作。日寇扫荡时，朱爱周被敌机轰炸殉职，赣榆局面一度陷于混乱。西南派以顽固分子董玉佩为县长，打击进步力量，坚决反对我们。我反击董玉佩后，地方知识分子很快向我党我军靠拢，如徐子真、范树平、张伯杨等。
赣榆县府成立后，我曾去大莒州县府了解情况，第一次认识了朱明远同志，他是一个具有知识分子风度而且比较拘谨的人，秘书李克济同志则是比较开朗活跃。党内怎样团结好县长发挥他的作用，当即同县委和县府的同志，交换了意见。既要实现党的领导，又要尊重县长的职权，这只有党内的同志常和他交换意见了。
莒、日两县政权的建立及赣榆临沂沭东地区工作的发展，与郯城东北部地方人士王卓人，魏平斋等在我一一五师部队的支持下，于一月间建立的郯东北办事处（八月间改为鲁南专署第一行署第一办事处），形成了滨海区南部工作发展的基础。，这些地区工作的连成一片，鼓舞了滨海区人民的胜利信心。
充实政权组织形式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
至一九四O年十二月初，滨海区已先后成立了三个县政府，还有临沂东部的三个区公所，正在筹建临东行署。其中，莒县于九月二十三日建立了第一届参议会，并正式产生了县行政委员会，选举白彦波同志为参议长，王东午同志及徐干卿先生为副参议长，谢辉同志继续当选县长。日照也于十一月建立了第一届参议会及行政委员会，选举郑子久同志为参议长，高燮臣同志为副参议长，秦寄萍同志为驻会委员，刘鸿若同志继续当选县长。这两个参议会及行政委员会的成立，我都是会议的参加者，并代表地委讲话祝贺。
莒、日两县的工作初步上了轨道，县一级政权机构也比较健全了。为了政权工作的开展，十月间，地委书记高克亭同志还请滨海区军政委员会书记江华同志，给地委机关干部作了《建设抗日根据地各项政策》的报告，对当时的各项工作都有指导意义。
高克亭同志调鲁中工作后，王众音同志继任地委书记，以后组织部长李仲林同志调分局党校学习后，孙汉卿同志任组织部长。张洪范同志任地区公安局长。分局并指示即成立“滨海各县联合办事处”的政权组织形式，以统一领导各县政权工作。地委决定由我负责筹备召开莒、日、临、赣四县代表会议。
会议于十二月十五日在莒县的坪上镇小学开幕、到四个县的各群众团体代表及开明人士代表五十余人，共四个代表团。各代表团的负责人是：日照杨心培、莒县钮新农、干于李克济、临东李伴农等同志。党外人士代表有：莒县徐干卿、日照高燮臣、赣榆汤××、临东吴雨亭等。开幕时，山东纵队二旅旅长孙继先同志到会并讲了话，表示对抗日民主政权的坚决支持与维护。在请他讲话时，特别介绍说：请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旅旅长孙继先将军讲话。也是向代表们显示我军的力量。我在会上作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各项政策》的报告。会议作了讨论，并在充分酝酿候选人名单的基础上选举了办事处行政委员会和主任、副主任。
在酝酿候选人名单时，各代表团都贴出了竟选的墙报。是醒目的是钮新农同志支持谢辉同志为办事处主任候选人的打油诗。他写道：
马髫山下常扎营，庄户县长大有名。若问要选那一个，姓谢名辉我赞成。也出现一个小小的纰漏。即是在讨论候选人名单时，对候选人条件，曾有一条规定：“抗战坚决卓著成绩者”。因而在讨论候选人名单时争论得某些开明士绅面红耳赤。这样抽象规定，对“三三制一的执行起了限制作用。尽管选举结果还是符合“三三制"原则的，毕竟已使党外人士感受到：这种条件是盛气凌人的。
在会外活动中，在延安学习过的杨心培同志还教会了大家两个歌曲：一是《延安颂》，一是《宪政运动歌》，两个歌曲给会议添了生动活泼的政治气氛。《宪政运动歌》的歌词，有这样儿句：
……今天已不是昨天，谁还能忍受这长远的的欺骗！ 我们要做新中国的主人，大家的事情大家来办！
会开过了，谢辉、崔介当选为正、副主任。但是办事处的组成和正式办公，还需事一段时间。便确定于1941年1月1日“滨海区各县联合办事处”正式成立和正式办公。
地委决定的干部配备名单是：秘书主任钮新农，民政科长尚立斋（以后任地委秘书主任），财政科长王子芹，粮食科长莫星五（国民党员）副科长申平、文教科长刘震（民主人士）武装科长武中奇（未到职）。莒县县长由副参议长王东年同志代理。办事处的负责党员组成政府党团，地委决定由我担任党团书记。
联合办事处的成立，使滨海区抗日根据地有了统一的政权组织。
（一九八二年五月九日初稿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