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
“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发表宣言，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同长城，抵抗日军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军的新进攻！驱逐日军出中国！这时滨海区的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及一切爱国人士，受压制多年的爱国热情迸发出来，他们奔走相告，发动武装，共赴国难，接着，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谈话。此后，滨海区先后出现了我党领导下的几支武装力量。
（一）1937年9月，莒县进步分子谢辉、张子亮（以后均被吸收入党）利用他们的合法身份，开始组织武装、到11月份发展到一、二百人。他们在拒绝了莒县县长许树声的整编合并的情况下，被封锁了给养。年底谢辉去临沂，与地下党员崔介取得联系。经研究决定，这支武装与进步分子杨复晨、老党员赵昭，在临沂兰陵组织的近200人的武装，同时暂以第五战区第8游击队（张里元任司令）各一个大队的名义出现，使两支武装在闲难时期得以维持发展到各200多人枪。为了争取就地发展，我们对张里元进行了多次斗争，但到1938年1月仍被迫编为独立营，并由张的亲信任营长。张里元为发展个人势力，在莒县城关失守前，将独立营开往博山，并另任命县长。我党抓住有利时机，在博山夏庄驱逐了张的营长，到淄川马棚村与八路军第4支队会合，摆脱了张的控制，独立自主地发展了党的武装。
（二）1937年11月，郭有邻找到省委，在入党后，被派回莒县，积极组织武装，领导高坊乡乡长刘克诚组成高坊乡抗日自卫团，以后又在老党员孔福亭、张百川等同志的积极活动下，发展为莒县抗日自卫团，保存了力量，1938年4月集中到沂水泉庄，与沂水党发展的武装会合，编成4支队第6大队，向莒县、日照发展，8月扩编为第2支队（司令员刘涌、政委景晓村）。1938年冬，高树勋指定莒县、安丘边界柿树园一带为2支队防区，命令我军向柿树园开进。2支队按照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原则，拒绝了这个命令，径向诸城开进，机动地打击了瓦店、朱解据点之敌，扩大了我军影响，开展了莒、日、诸山区工作，并建立了胶县工作。
（三）1938年春，莒县北杏党支部王东年、王乃征等同志，拒绝了国民党28支队的欺骗拉拢，独立自主地搞起了武装，并团结了莫正民，发展到2000人，因未能与省委直接联系，终被高树勋改编，不得不开往冀鲁边区。在国民党反共高潮中，许多干部被杀，部队被合编，终于被搞垮了。
（四）马骅、马跃仑在莒县崮西一带发动的武装，虽然在当地没有我军的情况下，接受了许树声部独立营的番号，但在1940年反共高潮许部向我军进攻之后，也毅然打出了我军的番号，成为莒县独立团（后编人2旅6团）。
（五）高密8区王家岭芝进步人士王麟阁先生，清廪生，同盟会员，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七七”事变前任蒲台县长。1938年冬，他发动抗日武装，接受我军任命，为9支队司令员（改名王林肯），计划争取张步云的武装未成，将所发动的100余人枪交给8支队。本人继续进行张部的工作，并建立对张部的情报工作。1944年任山东军区参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我党我军得到发展。如果不能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我们就要吃大亏。严酷的事实，奠定了我们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思想基础。
一、军事统战的发展与变化
没有武装力量，就没有根据地；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在统一战线斗争中就没有发言权，就不容易打开局面。
2支队打击了诸城敌伪，又打击了入侵溃口的海上敌人的活动，进入泊里，控制了海口，在诸胶边区树立了声威。我党及时召开了各游击队的代表会议，建立了以我为主的“诸胶抗日部队联合指挥部”，扩大了我党我军影响，开展了诸胶工作。五莲山区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胶县虽无我军，也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但是，由于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采取反共措施，加上我们准备粉碎日军的大“扫荡”，2支队西调保卫沂蒙，鲁东南没有地方主力，军事统战就没有继续发展下去。
1940年春，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这年4月，莒、日、诸边区以梁钟亭为首的顽固派，向我莒、日山区发动了联合进攻。由于1支队2团（原2支队）回到莒、日山区，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慑于2支队的声威，在进攻中都是有所畏惧的。另外，他们各自保存实力，各有各的打算，互相之间存在矛盾。因此，来自南面的李延修在张兰附近一触即溃，北面的张希贤被郭家崖自卫团一打即退，来自正面的梁钟亭未与我接火，即被张步云抄了后路。粉碎了他们的联合进攻。另胶高没有我军活动，更没有主力，徐明山、周考三部无所顾忌，徐部竟杀害了他请求派去工作的负责干部何建华，周在高密边界杀害了我高密工委书记孔楚白等同志。张希贤扣留了诸城县委书记钮新农等同志，既不敢杀，又不敢放，交给了张步云。张步云亲自审问时，只说：2支队刘司令我是闻名的，很多人都认识他。并不追问其他，也是不杀不放，交其县府看押，直至乘机逃出。两相对照，更说明了我军事力量的作用。
1940年秋，我山纵2旅在莒县南部建成，标志着鲁东南我军力量的壮大。在攻克碑廓敌据点后，部队南进，有力地反击了赣榆反共顽同派董玉佩部，原与我党合作的朱爱周县长的侄子朱其蹯率所部参加我军，与临、郯、赣、东边区支队（支队长朱爱周的侄子朱明远，后任赣榆县民主县长）合编为海赣独立团，开辟沭河以东至赣榆广大地区，与115师开辟的陇海路以北地区联成了一片，控制了柘汪海口。
对东北军，我们以友军相待。特别是111师，自l938年底进入鲁东南以来，在常恩多师长领导下，对我们是友好的，在反扫荡中互相支持，1940年“九二二”抗日锄奸后攻克了大店敌据点。他们所到之处，我地方政权在给养、驻军等方面都给予积极支持；皖南事变后，常恩多因病休养，该师以孙焕彩为首的反共顽固派复辟，扣押了万毅同志（蒋介石密令处决，于学忠拒未执行），盘踞在甲子山区，控制了马髫山区和大山山区，伙同地方反动派朱信斋、李延修、许树声等，袭击我地方政权武装，先后制造了黄墩、沟洼、前红山（莒中）事件，捕杀我工作人员。我军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山纵2旅坚决打击反动派许树声、朱信斋的进犯。该师借口武装调停，出动两个营向我军挑衅，当即遭到坚决回击。事后我们以发还人枪的办法，以打击、孤立该师的顽同派，迫使该师向大店占以东柳沟一带撤退。但是，他们对我根据地的侵犯仍未根本停止。
1942年4月，刘少奇同志来山东后，中共山东分局在指导思想上有了转变，我们对常恩多师长领导的“八．三”起义，给予积极支持；对111师顽同派的进犯，采取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积极方针。孙焕彩乘日寇扫荡之机，重占我甲子山区，修筑围砦工事，步步向我进逼。为打击其反动气焰，我115师集中优势兵力，于12月中旬发动了第三次甲子山反击战役，将其四面包围，步步压缩，迫使其残部窜回泰石路北。甲子山区的收复，对巩同滨海南部，收复滨北地区具有重要意义。
中共山东党对东北军坚持了疏通团结方针，贯彻了对国民党军队“友好者坚决团结之；顽固而暂时未向我进攻者设法中立之；向我进攻者坚决打击之”的原则。1943年7月初，东北军撤退皖北，我军进军滨北，收复了莒、日山区，开辟了泰石路北工作，与鲁中沂山区接连起来，打通了与胶东的联系，改变了三角斗争中的复杂形势。
三、社会统战
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我军对日作战的光辉战绩，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改变了在十年内战巾被同民党歪曲了的形象．，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蒋介石的“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都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谈话，是我们进行社会统战的重要武器和合法根据。在社会统战中，知识分子、地方领袖、士绅名流等重要人物，都是重要的工作对象。（一）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我们党的领导干部，深知知识分子对革命的重要性。一开始我们就特别重视争取知识分子。以后中央下达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更提高了大家的认识，推动了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初期，我们分别与莒县大店的庄佐臣（莒县教育界知名人士）、毛家堰的毛星帆（日本留学生）、石崮后的刘筱山（留日学生）、卢家孟堰的卢兼三（老教师），日照高家村的高燮宸（县中校长），下元的秦寄萍（留日学生），诸城的臧一蘧（乡师教员）、张中珩（大学生）等，赣榆的徐子贞、张伯杨、范树平等，都建立了联系。我们或通过亲友师生关系，或登门拜访，或邀请参加座谈，抓住他们的民族自尊心、爱国热情与正义感，介绍我党的政治主张，赠送宣传品或书报，取得他们的支持或邀其参加工作。“拨亮一盏灯，照明一大片”。在许多知名人士的影响下，不少知识青年坚定了参加我军的信念；一些人也对我党我军有了正确的了解。莒县的封建堡垒大店，由于庄佐臣倾向于我党我军，这里的很多知识青年参加了我军。这当然首先是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但庄佐臣的态度也起了很大作用。高燮宸也影响了不少学生和亲友。刘筱山虽然没出来工作，但对我人员去工作时，也主动召集群众，并批驳某些人对八路军的诬蔑，消除误解。张笃生（大学生）因有病不能参加工作，但影响了他当乡长的哥哥张学苏，在国民党封锁我军给养的情况下，照常供应我们。在莫正民部工作的刘震见到高树勋时，高要他推荐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他推荐了解方，高立即让他担任了政治部主任。在我党钟辉同志从高部撤出后，解方维持了莒县民众动员委员会的局面，对我党我军的工作开展，起了一定作用。
在路雨亭从许树声部撤出后，我们于1939年冬组成了鲁东南民众动员委员会，与王东年一起做了一段知识分子的工作。
（二）对地方领袖人物的争取
这里所指的地方领袖人物，既不是封建势力，又不是搞封建迷信的道会门人物，而是急公好义，组织地方自卫力量，不受国民党扰害，在群众中有威信的人物。如莒县7、8区的卞子策、王玉璞、王香亭，日照3区的古敬安、古方亭，诸城连五村的郑冠五，胶县杨家山里的杨左泉、杨焕林等，都倾向进步。他们在我军到达当地后，积极靠拢我党我军；通过工作，有的被很快地吸收入党，有的其子女被吸收入党。这就为我们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使我们打开了局面。
莒县7、8区在1933年间，即有金钟罩群众武装自卫组织，曾反抗过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欺压与骚扰。王玉璞、卞子策、王香亭等在这个组织中很有威信，他们思想进步，在我军到达之后积极协助工作，先后参加了我党，并带动了原金钟罩的群众积极拥护我党我军，建立了初期的群众基础。在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中，许树声的部队始终不敢进入7、8区的部分村庄。
日照县的北部在抗战前即有大刀会，同金钟罩一样是农民的自卫团体，原由古家沟的古兰芬创立，以后逐渐发展到全县。张宗昌祸鲁时期，因涛雒沿海盐巡卡私盐枪杀群众、盐业资本家“益泰”等商号克扣运盐工人工资等，激起了群众的愤怒，大刀会曾提出了“杀盐巡”“灭益泰”的口号，发动数千群众围攻过涛雒。以后，古敬安、古方亭把它保持下来。我军到莒、日边山区后，他们积极拥护我党我军；不久，两人都参加了党。由于他们在日北有威信，在他们带动下，大刀会便被抗日自卫团代替了。在未建立政权之前，日照三区北部即为我党所控制，大小古家沟也是我们的基点村。
诸城马耳山西的前后长城岭、宋家庄、阎家庄、胡芦柄等5个村都姓郑，人称连五村，阎家庄子郑冠五，虽不是族长，但也是连五村出头露面的人物，旅长郑五老汉对他言听计从。由于他倾向进步，积极拥护我党我军，不久也被吸收入党。他动员了一批青年到训练班学习或参军，连五村成了我党诸城的基点。
胶县杨家里东南崖的杨左泉兄弟3人，二弟杨焕林有正义感，三弟杨德斋由教会资助留学美国。杨左泉是老中医，思想进步，关心时事，在当地很有影响，其子侄也受到熏陶，1939年春，杨家山里建立党的组织，他侄子杨金星（即杨凌波）、杨金月、女儿杨鲁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为抵抗伪军及国民党游击队的骚扰，由杨焕林组织了杨家山里团练（自卫团）自卫。杨家山里6村（西北庄、东南崖、墩上、大下庄、黄泥巷、上沟）处在铁橛山北三山环抱的谷地，易守难攻，杨姓多，团结力强。此后，杨家山里即成为胶县T委的秘密根据地和山东分局与胶东区联系的跳板。1944年春，姜黎川部以一个多团的兵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袭击了杨家山里，烧了杨左泉的家，也未使他们屈服。诸胶边支队到达后，建立起诸胶办事处，杨家山里周围即成为游击根据地。杨左泉、杨焕林两先生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地方领袖人物的争取，起了“团结一个，带动一片”的作用。
(三)争取团结名流士绅
我们所到之处，首先搜求有影响的人士和上层人物。如莒县的“南庄（大店）、北管（小窑）”都是有名的官僚地主村庄，日照的“丁、牟、秦、安、李”和诸城的“臧、王、刘、李、丁”这些都是大姓，我们与有影响的开明人士（他们往往是中小地主或与国民党无勾结的老知识分子）首先取得联系，召开名流士绅座谈会，宣传我党团结各阶层一致抗日的主张。我军纪律严明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在发言中往往是表示赞扬和支持。与其建立联系后，我们即赠发《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赠送书报，使他们看到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书，了解了抗日战争必然胜利的规律以及中国的发展方向。他们看到我党掌握真理，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追求私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莫不倾心佩服。不少人直接参加了发展我军的活动，送子弹、布匹，做军装、捐款项资助我军，或送子女及动员青年参加我军。在莒南，莲花汪的徐干卿（同盟会员），庞家垛庄的庞镜如（秀才，优级师范毕业，人称洋举人），十字路的谢南轩（拔贡）等，都送儿女参加了工作。在莒中，宁家官庄的宁德心、唐家湖的唐采臣；在莒北孟疃的白孟龙、白寿之，小窑的管筱山；在日照，马岭前的刘仙洲，青墩的秦文若（老中医），陈家沟的陈怀志（后牺牲），街头的刘子正，陆家庄子的牟梅生（秀才）等都不同程度的有以上情况。徐干卿、宁德心、刘仙洲（后牺牲）尤为突出。其余如日照丁家丰台的丁冠英（旧官吏，“七.七”事变后由北京回家），诸城刘家岔河的刘仲永（战前胶济路局秘书科长，刘椽教授的父亲）、刘宗唐等，都给我们的工作以不少支持。至于日照迟家庄的迟小寒（廪生）、涛雒丁史言、丁纫秋等虽无明显行动，也受了我们不少影响。这些人在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中，少数人也有变为消极的情况，如管筱山的儿子管荣华回家了，牟梅生消极了，丁冠英离开地方去西安了。
（四）团结争取封建迷信团体参加抗战工作
莒县、诸城的秘密迷信团体普济佛教会，是华北普济佛教会系统的下层组织。“七七”事变后，华北普济佛教会曾派代表去西安与我军西安办事处接头，要求派人领导他们参加抗战工作。我西安办事处即派何建华、司鹤峰两同志来山东工作。华北佛教会并指定司鹤峰同志为其会师的代表。1938年他们在临郯地区工作一段后，于1939年春来鲁东南开展工作。为开展佛教会工作，特委建立了会门工作科，由范梅圃同志任科长，确定了团结上层，动员下层群众参加抗战的方针。并由其负责人李保伦、李奎、高振亮参加的会门工作团向其会众进行工作。先后在莒南沙窝头、莒北的窝疃和诸城的小店子、胜水等处，建立了团、营、连大小不等的四个扩军组织，发动五、六百人参加了我军。这些青年农民经过部队政治_作，提高了觉悟，佛教会对他们的影响很快消逝，成为八路军的好战士。在其他会众中，我们也进行了团结、抗战、进步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其参加了当地的抗日群众组织。
四、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与深入
政权的建立，根据地各项政策的正确实施，军事上的胜利，推动了统战工作的发展。
1940年春我们建立了政权后，各县逐步建立了抗日小学，以后又创办了滨海中学，吸收了一批知识分子到文教战线上来。以后，我们又团结中西医兴办了卫生事业。在经济建设与对敌经济斗争中，还争取团结了有一技之长的技术人员和商人，使他们都有为抗战事业做贡献的机会，从而壮大了我们的力量。
中、上层的抗日军人、干部家属，因有子弟参加我党我军，更加依靠我党我军，他们在实施政策法令、进行抗日工作中起了积极作用，也推动了其他上层人物的前进。各级参议会与行政委员会的建立，“三三”制政策的执行，团结了更多的名流士绅。做出积极贡献的人士，就被选举为参议长、副参议长．行政委员或驻会参议员。如日照的高燮宸，莒南的徐干卿，莒中的唐采臣，赣榆的徐子真，临沭的徐金六，郯城的萧伯谟，都当选为议长。莒中的宁德心，岚山头的进出口商人戴仲廉，海陵的杨歧山等，都当选为滨海区参议员；庄佐臣、谢南轩当选为滨海区驻会委员。在县参议会、行政委员会中，吸收的开明人士就更广泛了。
团结的阶层广泛了，对执行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反映更加敏感及时。例如沭水逃亡地主王林汉，在土地未被代管之前，二地主不交租；在代管之后，按照减租政策把他应得的地租代为保管起来，他很快得到消息，从敌占区回来了。他感谢党和政府对他的关照，影响了其他地主。又如负担政策，曾使经营地主和富农负担过重，以致他们不愿多雇工人，对生产不利。问题很快反映出来，我们马上调整了负担政策，既除农本，又将雇工（常年）作为雇主家人口计算负担，因而刺激了生产。
自1942年4月刘少奇同志来山东检查工作以后，滨海区的统战工作随着各项工作的转变，又有了发展与深入。
（一）认真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减租减息政策，既发动了广大农民，又团结了开明士绅。认真发动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农民群众进行减租减息，以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又保证交租、交息，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以联合地主一致抗日。只对坚决投敌的汉奸分子，才采取消灭封建剥削的政策。对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富农、经营地主，在采取改善工人生活的条件下，奖励其资本主义生产，但封建剥削的租息必须照减。这些改善农民生活以提高农民抗日、生产的积极性，奖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减轻剥削，以联合地主阶级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也受到开明地主的赞同。
在发动群众中，是有斗争有团结，又团结又斗争的。即使对最大的封建堡垒大店地主，也是区别对待的。既集中力量打击了不法地主庄英甫、庄景楼，又表扬了庄晓光、庄洪来、庄景来的开明进步。这就打击了少数，团结了多数。在查减中，我们发现滨海区行政委员赣榆地主王子金及参议员沭水地主吴雨亭有不法行为，即分别罢免了他们。由于“双减”的认真实施，群众发动起来了，村政权真正得到改造，基本群众在村政权中树立了优势。村政委员会又实行了“三三”制，一些开明地主在村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优抗救济委员会中也积极起来。某些封建地主不得不转变态度，遵守政府法令。在斗争团结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发展与深入。
（二）抗协与抗敌自卫军的进步人士在前进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1940年滨海区建立政权后，鲁南抗敌协会在中共山东分局的领导下，滨海区成立了第三分会，路雨亭为负责人。以后又改为“中围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成为半政党性质，组织部长由路兼任，宣传部长马华村，军事部长黄盛烈，后又增加高赞非为负责人之一，并在各县成立了县会。各各县负责人是：莒南徐干卿，日照高燮宸，莒中虢叔林，临沭马培卿，赣榆范树平，海陵周瑞南。他们发展组织，吸收了大批小学教员、知识分子，还动员了一批人到“动委会干校”学习，使有些人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中周瑞南曾是国民党东海县党部负责人，投入革命带过来100多人枪。临沭县大兴镇的郑亦桥，还利用与匪首高振东（三番子）的师徒关系，争取了高的800多人枪，经过整顿，编为抗敌自卫军第2团，由郑、高分任正副团长，山东分局派干部加强领导。
由于“抗协”的半政党性质，也出现了不少矛盾，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在基层工作中，有些上层人物借口抗协活动，对抗群众团体的基层组织，形成了不应有的阻力，甚至泥沙俱下。赣榆的土豪劣绅赵虎臣（后投敌），日照与顽固派有勾结的李英民（沟洼事件前夕投顽）也参加了抗协，给抗协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根据刘少奇同志指示“抗协”结束了组织与活动，“抗协”的专职干部都投入了各级政权的各项建设工作。路雨亭任滨海专署纺织局长，高赞非专任滨区参议长，高燮宸任日照县参议长兼滨海中学校长，周瑞南任滨海专署总务科长。范树平专任赣榆县的文教科长。抗敌自卫军编入老6团，郑亦桥、邓月楼等到滨海军区任参议。大家都在根据地的不同岗位上贡献力量。
刊登在《山东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