莒、日、诸山区，相当于现在五莲县辖境及莒县部分地区，处在诸莒、诸日、莒日三条公路中间。它包括原诸城四区及三区南部、莒县四区及三区东部、二区北部、日照三区。以南北沟为中心，与东面的九仙山、五莲山，东北面的大耳山、马耳山，北面的分岭区，西面的双山、桥子山和石场山区连成一片。这片山区，东与藏马山区相接，南连甲子山区和马鬐山区，西北连接沂鲁山区。在战略位置上至关重要，是军事上必须控制的地区。这里最穷的地方是南北沟、九仙山与马耳山之间，石场南北地带也相差无几。要控制这片山区，必须控制山区周围的几个主要地带，即北面的仁里、高泽，东面的潮河，南面的街头、迟家庄，西面的桑园、中至。由于我们发展较晚，反动派力量较大，我们控制的地区长期局限在莒、日边一隅。再加战略指导上以向南发展为重点，主力长期活动在泰石公路以南，在对顽斗争中，力量对比悬殊，我们终于被迫撤出了这个地区。回忆一下这段历史，是很必要的。
日寇第一次大“扫荡”后的鲁东南北部的三角斗争形势
由于我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大发展，迫使日寇在占领广州武汉后，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寇回师敌后，加强对敌后战场的进攻，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国民党汪精卫派公开投降日寇，蒋介石派则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保存实力，避战观战。与日寇信使往还的同时，蒋还派兵进入敌后，协助当地反动势力，限制与进攻我党我军。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了“限共、溶共、反共”政策，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及其实施方案。于1939年秋至1940年春发动了全国范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总的形势下，山东形成了“三角斗争”的复杂局面。鲁东南莒、日、诸山区的“三角斗争”形势更为尖锐。
日寇方面：第一次鲁南大扫荡后，占领了日照、莒县、沂水县城，打通了莒诸、莒日公路，在公路沿线普遍安设了敌伪据点，并在诸、日公路南北两端向前推进增设据点，企图打通诸、日公路，已在皇华店、桃林、石门、山东头、两城建立据点多处。为了巩固扩大其占领区，已建立伪县、区、乡政权，发展伪组织、伪警备队，扩大伪军，推行保甲制度，进行“共同防共”，建立“华北新秩序的王道乐土”的欺骗宣传，并发展特务组织控制与发展道会门，对我控制区进行破坏活动。在军事上，重点集中指向我军，妄图消灭我军。敌主力第五混成旅团在胶济东段（包括诸城），第六混成旅团在日照、莒县、沂水一带建立了敌据点。
国民党方面：东北军111师于敌第一次大“扫荡”后，已移驻沂、沭河东临郯地区。沈鸿烈顽固派在北沂蒙被敌打垮后，已将其重点东移，收编伪军张步云部5000余人给予暂编第二师的番号，驻诸城城南山区北部及诸高边地区；调反共顽固派保安第九旅旅长梁钟亭兼诸城县长，所属约2000人，控制了五莲山区；原诸城保安六团（后为保安十二旅）千余人驻马耳山西牛家官庄一带；反共顽固派保安十六团李延修部近千人活动于日照泰石公路南北等处：莒县保安第一旅许树声部2000余人，一部驻在莒、日边区以西外围，总兵力在万人以上。他们不仅有数倍于我的武装力量，还拥有各级政权，并有封建势力的社会基础。他们利用人们还存在的正统观念，进行反动宣传，发展其党团组织，进行特务活动，利用社会上道会门组织，蒙蔽欺骗群众，反对我党我军。
我党方面：莒日诸各县普遍建立了党的区委，发展了党的组织，但支部还只建立在若干点线，多数尚未形成战斗堡垒。各种群众组织，还未经斗争考验。自1939年5月山纵二支队改编为一支二营西调沂蒙以后，泊里沿海即被保安十二团李永平部占领（后投敌），诸城、莒县已无我军。诸、胶两县除县委仍以八路军办事处名义对外，地方组织即处于秘密状态。1939年秋，一支二营回到莒日边区与地委（鲁东南特委已改为一区党委第五地委）会合,是年冬扩编为千多人的一支二团。地委特务营在李鄂部高密起义后充实到300多人枪，莒南、日照县委各建立了 200多人的县大队（莒南为二大队，日照为三大队）。到1940年2月，九支队1000余人进入日莒边后，我地方主力不过2000多人，加地方武装，我鲁东南不过3000人，分散活动于广大地区。经常活动在莒、日北山区的，仅地委特务营。自卫团群众武装因尚未改善群众生活，故未形成配合我军作战的广泛力量。工、农、青、妇、群众组织也未经受过双重斗争的考验。我党我军虽然在群众中享有威信，也只是在政治主张上、对日作战上、群众纪律上给了群众以好的影响，并没有使当地群众在政治经济上得到什么好处。
总起来看，在三角斗争中，我党我军在政治上，虽然各方面对群众有好的影响，但是，在军事上对敌对顽则完全处于劣势。当然，顽军也有他的致命弱点：一是指挥不统一，各自保存势力，不能形成统一的战斗力量；二是装备虽好，战斗力并不强，且下层不肯为国民党向我进攻卖命；三是群众纪律很坏，得不到群众支持。针对以上情况，如我们措施得当，打击最坏的，争取中间的，孤立次坏的，我们人数虽少，如能大量发展武装，改善人民生活，建设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能打开局面，坚持与发展莒、日、诸山区工作的。
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940年2月，中共一区党委到达石场，帮助开展工作，区党委书记林浩同志召集地委及一支二团负责干部传达了中央和军委的紧急指示，立即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大量发展武装。抗日民主政权要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开明士绅各占1/3），实行合理负担，发展县、区、乡地方武装。还谈到，我们这样搞，国民党是不高兴的。只要发展了力量，对抗日有力，我们就坚决去干，你要他同意是办不到的。地委并决定由崔介兼任政府工作部长，指导各县政权建设工作。区党委政府部长霍士廉同志还帮助我们研究建立政权工作中的问题。以后林浩同志及区党委霍士廉、魏思文、林乎加等同志，便带领九支队去泰石路南开展工作了。在日寇偷袭我军时，林浩同志还亲自指挥了中楼战斗，打退了日寇的进攻。莒南县委在区党委的帮助下，大约于3月30 日左右，在马鬐山东的黑涧村，召开了各群众团体及各区各阶层代表参加的代表会，选举谢辉同志为莒县县长（以后即在泰石公路南活动）。在莒县政府建立之前，3月11日，日照县人民在日北王世疃附近的安木头，驱逐了国民党日照县长张希周。3月16日，在长兰村召开了日照县各区各阶层代表大舍，罢免了张希周，选举刘鸿若同志为日照县县长。两县都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宣布了施政方针，并布告全县。施政方针主要是如下各点：（一）执行三三制，实行抗战建国纲领；（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没收汉奸财产，防奸防特，实行抗日戒严；（三）统一征收抗日救国公粮；（四）废除苛捐杂税，统一财政收入；（五）发展生产建设，厉行勤俭节约；（六）发展战时文化教育，恢复与发展小学，举办夜校；（七）团结抗日各阶层人民，开展抗日救国各项工作；（八）发展抗日武装，优待抗日军人家属。
日照县的布告，是我用6个字一句的韵语体写的，念起来顺口易记，霍士廉、林乎加两同志很赞成这种文体。
有了县长，便组织县政府，地委确定的两个县府的科长如下：
莒县县府秘书蒋爱民，民政科长艾光楼，财政科长朱象卿，粮食科长莫星五，文教科长钮新农。
日照县府秘书高燮宸，民政科长牟友民，财政科长牟纪安，粮食科长申平，文教科长李旦复。
两个县的区乡政府是逐步建立的。先建区后建乡，区、乡长多是当地的自然领袖人物，实在物色不到，再由其它区、乡的坚强干部担任。莒县各区区长是：一区王禹民，二区张福志（原系孙某，不久即离去），三区陈中瑞，七区卞子策，八区王玉璞，九区张子亮，十区董绍云。四、五、六区根本没有我们的公开工作，都未建立政权。日照：三区区长古敬安、副区长牟友民，四区张静寰，六区陈竹如，七区范干民，其余各区也因我们没有控制，都没有建立。
当时要谁去做政府工作，是要做很多说服工作的。主要思想障碍是，一般群众工作干部或党务干部，都不愿到政府去，因为过去对旧政府没好印象，“政府”就是贪官污吏聚集之所，在头脑里定型化了。总觉得到政府去是当官，不名誉。经过反复说服教育，讲明道理，思想才解决了。新的抗日民主政府和旧政府完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政府，一个是人民选举的为人民服务的老百姓的政府，一个是统治者委派下来统治镇压人民的官僚衙门。政权工作，就是掌握政治权柄的工作，这个政治的刀把子，如果我们不抓在自己手里，要别人特别是还要国民党反动派去抓，那么，我们的军队和抗战进步力量，只有还受封锁给养之苦，甚至到处被捉被杀了。至于党外的开明人士或知识分子，看到一场严重斗争就在眼前，我们的力量不占优势，因而顾虑很大，迟迟不前，有的甚至跑掉了。例如莒县二区孙某，区长一时无适当人选，推他当了区长，结果到任不久就跑掉了。还是把农救会长张福志拿上去了。他虽然文化低，却联系群众、作风民主，更不怕风吹浪打，是胜任的好区长。
“三三”制政权的主要干部，必须是党的骨干，不能由社会上层人物担任。所谓“三三制”。只能在参议会中和各级行政委员会等权力机关中实施，在县、区、乡、村长这些干部中，是不好讲“三三”制的。决不能认为3个区长，由共产党员、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各占1个，孙某的问题是个教训。
莒、日北山区的一些乡长，他们是令人难以忘怀的。莒北招贤乡乡长张约同志、大石头乡乡长刘汉忠同志，都是共产党员，不仅成份好，多少还有点文化，为党为革命赤心耿耿，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石场乡副乡长邸天春同志、桑园乡副乡长王保经同志都是劳动农民，共产党员，革命热情非常高。日北洪凝乡乡长古方廷同志，共产党员，群众领袖，是最能带领群众对敌斗争的人。以上这些同志，到公路南以后，都是很好的区、乡长，坚持边沿斗争的好干部。特别是古方廷、张约、牟益民等同志，在抗日战争中，一直是面向敌占区，坚持边沿区的勇将。可惜张约同志及王保经同志在日寇投降后，积劳成疾，都过早逝世了。古方廷同志南下浙江后也逝世了。
民主政权的首要工作是发展地方抗日武装。五六十人的区中队，一二十人的乡分队都人数不等的建立起来，100多人的莒北县大队也发展起来（大队长王新华同志）。莒县、日照的二、三大队更有了发展。由于政权的建立，影响的扩大，也推动了同志们和爱国人士组织武装、参加八路军的热情。例如招贤敌据点附近罗庄的宋延琴同志，也组织了几十人的队伍参加八路军，编为莒北县大队的一个中队。羊角石沟的道士姚清法，也主动要求日照三区区长古敬安组织八路军，建立了20多人的武装，但却坚持保留他个人的道士装束，后来将武装交给了区中队。第二项工作是统一支拨给养，实行甲种合理负担办法，调整村与村之间粮食负担的畸轻畸重的弊病。第三是发展群众武装，建立自卫队与联防大队。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的初步秩序已大体建立起来。
在国民党反动派中掀起的反共高潮
我二支队到达鲁东南后，1938年冬，即先后发生了日照反动派尹鼎武进攻我日照新发展的中队皋陆事件，诸城反动派王子经解决我诸城独立营丁秀卿连事件。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一直限制我军活动、封锁我军给养，进行反共宣传。到1940年4月达到高潮。如果说以前是“政治限共”为主，这时已发展到“军事限共”为主了。国民党反动派策划了莒、日、诸三县军事力量四面向我进攻，以达到其完全占领莒、日、诸山区战略要地的目的。前面已经提到，在力量对比上，我军事力量虽处于劣势地位，但这时一支二团还在莒、日北山区，战斗力是强的。首先骚扰的是许树声部，其张维桢团在大石头，林善初部在段家庄，另一部在石场西北的分水岭，都先后被我军击退。继之而来的是诸、日反动派从东面发动的四路联合进攻。我军仅有一支二团和特务机关营，而顽军则有张步云师、梁钟亭旅，李延修、张希贤各一个团，其兵力是数倍于我。顽军在长兰附近受到我军英勇抗击，反动派始终未能进入石场山区。在郭家崖附近的战斗中，郭家崖自卫队在村长汤在亭同志领导下，积极配合我军作战，打退了张希贤来自北面的进攻。我二团团长刘涌同志、政委罗针同志在第一线指挥，很快打退了顽敌的进攻。顽军在溃退中，张步云为要独占五莲山区，乘机抄了梁钟亭的后方，他们的联合进攻迅速瓦解。我二团政委罗针同志不幸肺部中弹，英勇牺牲。罗针同志是红军干部，江西瑞金人，牺牲时不到40岁。他的牺牲是我们的很大损失。追悼会后，将他安葬在石场村，并立石纪念。
战争是试金石，真假革命，战争是会给予鉴别的。二团参谋长王玉章，东北人，夸夸其谈，贪生怕死，这次战斗后便跑掉了，成了可耻的叛徒。他投到缪澂流那里，把他所知道的我军情况，都告诉了缪澂流，并指认在东北军工作的赵志刚同志是我党工作人员。幸亏他对我党机密接触很少，只说在地委机关见过赵，提不出什么证据，赵虽被扣押，终被释放。
与此同时，诸、胶、高三县党组织也在反共高潮中遭受很大损失。高密县工委书记孔楚白同志活动在高密东南部空冲水一带，他和地方党员李〖XCtan.JPG〗钧（即李维廉）等，都被国民党反动派周考三杀害了。胶县工委在国民党胶县动委会负责工作的夏谷水（即何建华）同志，也被胶县反动派秘密杀害了。这两位领导干部的遇害，使我们懂得了领导机关的责任。我们才认识到在工作指导上，没有公开武装的支援，工作应迅速秘密；即使有公开武装的支持，也应按照不同情况的发展变化，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迅速分开，以免形势恶化后，工作遭受损失。在那种局面下，何建华同志根本不应该到胶县国民党动委会去工作，不及时令其撤出尤其错误。在诸城，活动在“联五村”阎家庄子的诸城县委书记钮新农、组织干事白长洲同志，也被溃退到该村的张希贤部一个连，当作我军便衣扣押，被张希贤送给了张步云，羁押在高戈庄国民党县政府近一个月，终于夜间越狱逃出，回到地委。胶县县委何建华同志被捕后，郭有邻同志即仓卒赶回地委汇报情况。其余同志如刘夏峰、毛洪、耿承、庄明年等，经墨得水乡长陈艺亭先生掩护，得以安全撤到杨家山里。以后又化装回到泰石路南，未再受损失。钮新农同志被捕后，地委即决定：由李建修同志为诸城工委书记，与赵立民、孙铁民等同志在诸北组成工委，坚持诸城党的斗争任务。胶县工委撤出后，杨家山里及胶县地方党组织，仍继续党的活动。
“万仙会”的猖獗
莒北“万仙会”的猖獗，是国民党反共高潮的产物。在莒、日、诸顽固派军事联合向我进攻被粉碎之后，为了开展泰石路南广大地区工作，一支二团即奉命开往路南。反共顽固派看到军事进攻不能取胜，便使出毒辣的阴谋，利用封建迷信的反动组织万仙会来反对我们。
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地方封建势力，企图把我们驱逐出莒日边山区，蓄谋已久。特务分子莒县三青团头子葛醒农，从1939年春就盘踞在下疃，而国民党桑园乡乡长就是下疃人。我们在这一带开展工作，重点向山区发展，对西北方向重视不够。再加上国民党学行社分子二十里堡的小学校长庄丹峰长期呆在桑园乡，与封建头子葛华亭关系密切，我们召开重要的群众集会，庄丹峰都争取参加。葛华亭的儿子在我青年训练班中伪装进步，混进我党。因此，我们的情况已被他们摸清。反“扫荡”后，庄丹峰及葛华亭的儿子突然不知何往，这都未引起我们的警惕。而葛醒农和莒北汀沟大地主于经武，原莒北民团八团团长葛华亭，石场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赵廷民（林善初的丈人）等串通一气，眼见国民党的武装力量不能取胜，便加速策划利用发展道会门来反对我们。他们首先制造谣言，诬蔑我党我军，说什么“共产党先甜后苦”，“八路军有闻香队，谁家吃得好，他们闻到后就捐你的富户”，“共产党有了政权很快就要共产了”，并趁我扩大发展武装之机，散布“八路军起枪捐款，拿不出枪就抓人，交不出款就牵牛”的谣言等等。他们首先从汀沟一带我们没有工作的村庄发展万仙会，说什么“加入万仙会就可以不给八路军送给养，就可以抵制八路军起枪捐款”。开始时还练刀枪拳脚，说什么“练好刀枪拳脚，八路来了就捉。”后来就进一步采取极为毒辣的办法，主动向我进攻了。
画符喝酒，黄布包头，肩上斜披五色带子，喝得醉醺醺的。说是画上符子喝上酒，就可以得到神灵保佑，刀枪不入，就能打败八路军。 给我们有工作的村庄送信，限3天内全村参加万仙会，如不加入就是通八路，万仙会立即开进去，全村一火焚之，杀他个孩芽不留。
就这样，以汀沟一带为大本营，以于经武为总会长的万仙会，很快向东南山区秘密地蔓延起来。
在一次干部出发到汀沟东南的赵家潭子岗时，走到村前，老农问：“同志，你是哪一部分的？”答：“我是八路军。”他说：“村里正在练武喊杀，他们就是对付你们的，赶快回去！”我们才知道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接着，新成立不久才100多人的莒北县大队，驻在桑园以东的柏庄，受到万仙会的袭击，都是新战士，我们吃了亏，更助长了万仙会的气焰。宣传攻势已不起作用。地委特务营一个连，在板石河被迫自卫时，因装备很差，也未能给予重创。“万仙会”气焰更加嚣张，竟袭击我驻在周家庄的后方医院，惨杀我伤病员10余人。民运部干事白丁同志（日照人，本姓王，日照县中学生）即是其中之一。“万仙会”的猖獗达到了高峰。
大地主反动头子于经武，早年即是莒北有名的劣绅，莒北的民团头子。一向敌视我党我军。我军到达桑园后，所邀请的士绅名流座谈会，概不参加。日寇大“扫荡”后，打着红十字会的旗号，来往于莒城青岛之间，是已经公开投降日寇的汉奸分子。他与我党30年代的叛徒、莒县三青团头子葛醒农沆瀣一气搞万仙会，反对我党我军，是日寇、国民党、封建势力三位一体的反共行径。下层群众是受欺骗强迫的。
如果集中兵力给以重创，俘获其重要人物，揭发其破坏抗战的投降阴谋，以争取教育群众，万仙会的暴乱是可以平息下去的。但是，九支队及一支二团正在泰石路南开展工作，未能北来，以致局面终于不可收拾。
忍痛南撤与回师一击
6月初，地委特务营又被动在黄山口打了一仗，仍未挫败万仙会的气焰，且丧失了桑园以东阵地，被迫撤到日北洪凝附近，赖有古敬安、古方廷同志掌握的区、乡政权，得以渡过暂时困难。但已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形势极为险恶。地委研究了局势，认为局势发展到这种地步，主力又不能北来，已经无法挽救。地委又无电台(一区党委撤销)，无法与分局直接联系。这时接到军政委员会书记刘其人同志通知，决定地委南撤与九支队会合，开展路南工作。我们研究决定：地委工作转入秘密活动，凡不能秘密坚持的人员一律南撤，地委及特务营，莒北县委及莒、日北区、乡干部一并南撤。（日照县委及日照、莒县两县政府建立后即在日、莒南部开展工作）。日北虽然情况比较好些，基础好的村庄并没有多少，如果都能转移日北，也将把目标很快引向日北，日北无武装力量也存在不住。只好把公开工作全部撤出，留下莒北三区区委书记杨子荣同志，以古家沟为依托，指导日、莒边秘密工作，以后看情况发展再作进一步部署。
县、区、乡脱产干部南撤，也有不少情况。一个是石场乡乡长王芳亭，党外人士；一个是桑园乡乡长王金亭，党员，都年龄较大，家有妻儿老小，又有些声望，思想上对南撤之后的家庭牵累顾虑很大。幻想留下来或者可以幸免。他们带领乡分队到泰石路南陈家沟以后，要求回去，劝慰无效，终于交出武装，秘密回家。王金亭见势不妙，即躲在青岛以卖煎饼为生。王芳亭因托人说项，竟投到汀沟，在于经武家里住了3个月，回到万家沟后，还是被于经武授意国民党反动派，把他抓去活埋了。
一切暴露的地方党员，如桑园附近的于福孝、陈皮匠等不少同志都参了军，上疃的王祥林、王福林兄弟也参了军。有些本来是农民，不会出什么问题，国民党反动派也假手万仙会把不少同志杀害了。例如：石门的王彦风，因为担任过自卫团联防大队长，竟被活埋。他弟弟王明九也遭逮捕。尤其惨无人道的是，刘健、刘维理同志的父亲刘仙洲老先生，从日照带着鸡蛋去石场看儿子，因不了解我军已经南撤，到青山顶正碰上万仙会。问明是八路军家属，老人竟惨遭杀害。其他南撤的干部党员家属及抗日军人家属，很多有家不能住，投亲靠友，才得免于难。
他们灭绝人性，不仅迫害我们的党员干部家属，地方正义人士，接近我党我军并为我们说了好话做了好事的人，也惨遭杀害。宅科店的王建敖、王建秀并非脱产干部，为了支持帮助我们的工作，主持正义，说了我们的好话，都惨遭活埋了。
我们南撤后，从莒北办事处（莒北县委撤到泰石路南侧后对外称莒北办事处）得到这些消息，都愤慨万分，他们没有死在日寇的屠刀之下，却惨酷地死在国民党反动派之手，他们的鲜血不会白流，他们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边区父老兄弟总会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地委与九支队在草岭后村（时属莒县）会合，7月初，军政委员会作了综合研究，万仙会已祸及日北，阎马庄、卜落崮一带的进步村庄也受到摧残，认为万仙会如此猖獗，如不给予严重打击，将有向泰石路南蔓延之势。即决定向路北进军，集中了7个战斗力强的连队，配有轻机枪10余挺，由刘海涛、刘其人、高克亭等同志指挥，越过泰石路，突进至石门一带，万仙会在东石门蜂拥而出，向我军扑来。当即发现，“万仙会”大头目在山头上摇动旗帜指挥，被刘海涛同志一枪击毙后，万仙会众立即混乱起来，“画符念咒刀枪不入，子弹一触即落”的神话破灭了，纷纷溃散。我军一直打到黄山口，然后撤回，给万仙会以严重打击，也以事实揭破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这次战斗，如果提前2个月，可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不致造成撤退战略要地的巨大损失。
战场上被打死的少数万仙会众，大都是受反动派欺骗胁迫的农民，虽然他们至死不悟，他们无异是国民党反动派及封建势力的替死鬼。以后，他们的亲属在土改中，不少人是积极分子，有的成了基层干部。真正的历史情况，又缺乏正确地宣传教育，结果，被万仙会杀害的党员干部如王彦风等人，竟被定为反革命，他们的后代也以反革命家属对待。相反，杀害共产党员的万仙会分子的亲属，反成了革命者，去管制他们。是非如此颠倒，长期未得到解决。直到10年浩劫以后，才引起公安部门的注意，作了历史的调查，把被颠倒的是非颠倒过来，问题才得到正确地解决。
撤退莒、日北山区的原因与教训
莒、日北山区的撤退，无疑是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初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是一个重大损失。如下问题值得探讨：
首先应该弄清楚一个问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保卫政权。
莒、日北山区撤退的主要原因，是顽、我军事力量的对比，顽强我弱悬殊的必然结果。日寇第一次“扫荡”前，二支队西调诸、胶地区，我军武装又未发展起来，国民党顽固派完全控制了五莲山区。日寇“扫荡”后，沈鸿烈更加强了对这个地区的控制，企图与沂鲁山区的顽固势力连成一片。沈鸿烈的两个保安师，吴化文师驻沂鲁山区，张步云师驻五莲山区。另有两个保安旅（许树声、梁钟亭）分驻在莒、日北边区外围，还有若干保安团队如：李延修、张希贤等部，对边区形成包围形势。我控制区在战斗紧张时期，仅困守在桑园、石场极为狭小的地带。政权刚刚建立，斗争更加尖锐，需要武装大力支持，仅靠地委机关警卫部队一个新成立的特务营，独立坚持这个局面是不可能的。 其次，创造莒日抗日根据地思想不明确不牢固。要把莒日诸边区创建为抗日根据地，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体，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巩固的抗日政权。由于建设根据地的观念淡薄，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给群众以既得利益。搞自卫团是必要的，但缺乏牢固的群众基础。地委驻在桑园一带，也不过是军队驻防性强，谈不到已建成根据地。村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一切群众组织经不起风吹浪打，在日寇“扫荡”中已经扫垮不少，更谈不上同顽固势力斗争了。在军事斗争中，也是处于游击状态，缺乏建设抗日根据地思想。二支队坐镇泊里，不过是整训与收税，并非要创建诸、胶、高抗日根据地，九支队到莒北，虽然也帮助建立政权，但主要是扩大武装，并没有依靠群众建设根据地的观念。地方，也无权调动他们，他们的活动完全根据上级命令行事。二支队（即一支二团）、九支队调出莒北就是这样。没有相当武装力量的紧密支持与配合，要坚持莒、日、诸边区是困难的，不可能的。
第三，扩军政策上的错误。九支队没来莒北前，我们武装力量虽然弱小，没有很好发动群众，党的基础薄弱，但一般和群众的关系是好的。群众对八路军有好感，感到八路军纪律好，不扰民、不害民，相比之下，对国民党顽军有恶感。很长时间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所到之处，群众都当自己人看待。九支队到莒北后，为扩大武装，起枪派款，引起群众不满和疑虑。敌对势力乘机造谣，煽动群众，暗中组织万仙会，反对我党我军。我们又缺乏应有的警惕，宣传解释工作跟不上，对部队破坏群众纪律的行为又纠正不力，以致万仙会的活动日益猖獗，在几次受万仙会袭击的战斗中，又未能给万仙会有力反击，更助长了反动气焰。所以，只好按照鲁东南军政委员会的命令撤退到泰石路南。
最后一个问题，是军政委员会对两个支队南调与撤退边区的命令是否妥当？这是有关大的战略部署问题。1939年9月，党中央即有“今后八路军主要向华中方向发展与新四军打成一片”(《江华回忆录》183页）的指示。山东军政委员会的战略部署是：鲁东南山纵部队向南发展，115师部队向东发展，以控制陇海路以北广大地区，与苏北新四军联成一片，发展华中、华北，接管国民党统治薄弱地带。事态的发展正是如此，证明这个战略部署是正确的。如果当时一支二团在莒北坚持，不仅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迟早要收缩战线，另方面却贻误了开辟莒、日公路以南广大地区工作。正如山东军区战史所说：“该区向南发展，在赣榆反击了董玉佩部，争取赣榆实力派一部参加我军，并向西南发展，与115师部队开辟之滨海南部联成一片。这期间，由于我军南移，莒日公路以北地区，又为顽固派占去。”历史是无情的，在以后的反共高潮中，东北军的顽固派在公路南又控制了甲子山区，在罗荣桓同志统一指挥下集中了教二旅、教五旅和滨海分区部队共3个旅的兵力，经过顽强战斗，才收复了甲子山区，为1943年收复路北创造了条件。更证明了当时山东战略部署的正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