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是山东抗战军民初步接受考验的一年。一方面是抗战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敌后游击战争的迅速发展，迫使日寇在占领了广州、武汉之后，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加强了敌后战场的进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对蒋介石实行政治诱降，酝酿“东方慕尼黑”阴谋。另方面，国民党中央于一月召开了五中全会，决定采取“限共、溶共、反共”政策，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开始了敌顽我“三角斗争”的局面。
面对着复杂的局面、艰险的形势，中共鲁东南特委深入发动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救国主张，广泛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普遍建立抗日自卫团体，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使鲁东南地区的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现在，仅就我记忆中的几个突出问题做些简单的回顾。
争取道会门参加抗日
在鲁东南地区，特别是在山岭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勤劳勇敢，性格倔强，这是好的一面。但是，由于文化不发达，在封建统治者愚民政策的欺骗和蒙蔽下，也相当迷信和落后。各种会门如红枪会、大刀会、茹素团、金钟罩，以及圣贤道、普化佛教会、普济佛教会等应有尽有。红枪会、大刀会、金钟罩系人民群众自动组织起来的武装自卫团体，他们拥护共产党和八路军，他们的领袖人物对革命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日照红枪会的领袖古敬安和老师古方廷，在红枪会会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有一次，古方廷带着干部到两城_T作，一到两城，有两个会众远远望见了他，跪下就磕头。古方廷赶忙打招呼说：“可不能再信封建了，现在解放了，不兴那一套了。”这些人带领群众走共产党指引的道路自然是不成问题的。诸城四区的大刀会，在诸城国民党游击队的威胁下，看到我们党的政策正确，八路军纪律严明，因而积极拥护我党的抗日主张。莒县七、八区的金钟罩，本来就是王玉璞、卞子策、王香亭等同志组织起来利用它来抵制反动政府的。因为有了金钟罩，许树声的军队从不敢去七、八区、山头渊以西等地。这三个组织，本来都是群众性的自卫团体，在接受我们领导之后，自然就成为抗日救国的革命武装了。但是，也有些道会门，他们的会众虽然是基本群众，却由于长期来受封建迷信的影响，对我党的抗日救国方针缺乏认识，甚至对我党我军采取敌对态度。
为了争取与瓦解道会门，特委成立了会门工作科，由范梅圃同志任科长。工作方针是通过上层，争取下层。经过一段耐心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对普济佛教会的教育争取就是典型的一例。
普济佛教会，在华北地区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道会组织，总会会师是李书田。“七七”事变后，他看到八路军很受人民群众的拥护，就想利用我们的力量发展他的势力。于是，他派人到西安，与驻两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接洽，表示拥护共产党、八路军，要同我们合作抗日。西安办事处便派了何建华、司鹤峰两同志来山东做佛教会的工作，并根据普济佛教总会的意见，指定司鹤峰为总会李会师的代表。他们两人，一个是八路军的代表，一个是李会师的代表，在山东各地佛教会中，宣传党的主张，发动会众参加抗日，很受会众欢迎。通过他们的宣传和会门科深入细致地工作，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有三处佛教会参加了八路军。
一是莒南沙窝头的李奎、陈连成扩军组。李奎是临沂佛教会的理事，在我们教育下，表现很好，拉起了一支百多人的队伍，编为特委特务营的一个连，陈连成同志任连长。队伍整编后，李奎参加了范梅圃同志领导的“会门工作团”。抗日政权建立后，曾任莒南县参议员。
二是李保伦扩军组。李保伦是诸城五区参游场附近人，是诸城普济佛教会头目，为人忠厚老实，拙于言辞。他以独立团的名义，组织了百多人，后来补充了我们的主力部队，他也参加了“会门工作团”，担任团长。日寇第一次大“扫荡”后，他在家中病死。
三是高××扩军组。高××是诸城小店子附近人，也是诸城普济佛教会头目，这人很有活动能力，他以营长的名义，发展二百来人，部队补充主力，他参加“会门工作团”后，消极回家。这些佛教会员参军后，经过部队的政治教育，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很快成为我军的好战士，有的立下了战功，有的献出了宝贵生命。
与沈鸿烈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于一九三八年底从鲁北到达鲁中鲁山区后，积极推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他的反动口号是：“宁伪化，不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不抗，共不可不打！”并策动反共顽同派秦启荣，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太河惨案”。在鲁东南地区，我们直接感受到的是，出现了民众运动督导团。他们在各县区乡督促指导反动政策的实施，向农村群众进行反共宣传，大量发展三青团，到处搞反共基点。盛清漪和苑清溪率领的莒县督导团，就是专门和我们工作团唱对台戏的。我们宣传抗日，他们就宣传反共；我们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就宣传“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一切要服从国民党政府统一军令和政令；我们宣传抗战建国纲领，他们就宣传沈鸿烈的“人不离枪，枪不离乡”那套反动政策；我们发展青年救国会，他们就发展三青团……。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他们的倒行逆施，虽曾一度蒙蔽过部分人，但很快就暴露出了本来面目，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在高密县曾发生过这样一件极为有趣的事情：高密的王林肯先生，是位在地方上很有声望的人物，一几三九年初，他曾以八路军九支队的名义组织了一部分武装。后来，考虑到自己不适宜做军事工作，便把这支队伍交给了山东纵队第八支队。国民党顽固派见有机可乘，便动员他干高密县的督导团团长，并要他组织督导团，为国民党工作。他表面答应了，也领了他们的经费。他把经费交给了我们的同志，作为抗日活动之用。这是沈鸿烈之流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沈鸿烈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曾办了一个山东政治干校，吸收知识分子参加，训练培养县长及其他行政人员。凡到这个学校的人，不参加国民党，也得参加三青团。为了笼络人心，他还利用在鲁东南的督导团，大肆吹嘘，招兵买马，一些有正统观念的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上了当受了骗。对此，特委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莒北，就曾出现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位有正统观念的知识分子，要求进步，但却不愿公开参加八路军，主要是怕我们在当地站不住脚。沈鸿烈成立政治干校时，他心安理得地要到那里去。但在临走前，要求我们把他倾向进步的情况，介绍给政治干校所在地的党组织。我们便给山东纵队驻东里店办事处主任赵笃生同志写了信，介绍了他的情况，要求办事处对他加强教育和帮助。他到政治干校后，通过亲身感受，认识到了沈鸿烈的反动本质，特别对沈组织反共的“扫马大队”、“扫列大队”，摧残进步力量，破坏革命活动的罪行，非常愤慨，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有一次，我见到赵笃生同志，提起这件事来。赵笃生同志说，这位同志表现不错，差不多每星期都来办事处汇报情况，听取指示。后来，这个同志毅然决然地参加了革命，参加了党，一直表现很好。
反“扫荡”前后
为了迎击日寇对沂蒙山区的第一次大“扫荡”，保卫沂蒙中心根据地，山东纵队指挥部决定，把活动在滨海地区的二支队三个营缩编，改为一支队第二营，并于五月间开往沂蒙山区。
主力部队调走后，鲁东南特委决定，立即整顿地方武装。各地扩军组，整编了一个特务营——警卫营，共三个连，三百多人枪。孙发起同志为营长，蓝瑞生同志为教导员。从此，特委有了自己的基干队伍。在扩充地方武装的同时，还认真做好了干部的疏散工作。当时的特委机关虽然不大，也有几十个干部，又加分局军政干校的学员继续疏散到鲁东南地区。王东年同志也从鲁北介绍回来一批男女干部，如王乃征、李倩等同志，还有体弱多病的同志和外乡人，疏散起来，也是颇有困难的。为此，特委决定了疏散的原则：一，加强情报联络站的工作；能到县区工作的，就到县区工作；当地人能回到家乡做些情报工作的就返回家乡，等反“扫荡”胜利后再集中。二，有些家在外地的同志特别是家在敌占区的女同志要就地疏散。三，恰在这时，国民党五十七军和莒县保安旅马骅独立营和杨华魂营中的党组织都向特委要干部，特委遂决定由李争同志带领李倩等二十多人去五十七军；乔志一同志带七、八个人去马营；谭锡三、杨雷同志带领四、五个人去杨营，并规定了反“扫荡”结束后全部归队。
在疏散的过程中，还遇到了一个非常动人的难题：在政治干校回来的张明晓、张明曙，是同胞兄弟，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三岁。两人原来都是莒县少先队的成员，一同到岸堤干校去学习的。敌人“扫荡”，学校疏散，让他们暂时回家，做些情报联络工作。可是他们回到特委之后，非跟机关不可。特别是那个十三岁的张明曙，不但不同意疏散，还把在于校学的马列主义都搬出来了，你给他讲道理，他就引经据典反驳你。我们说：“你还年幼，在家里一面隐蔽，一面工作安全。”他就说：“再年幼也是干部，斯大林不是说‘干部决定一切’吗！”我们说：“青少年要服从党的领导啊！”他就说：“正确的就服从，不正确怎么服从？以前我为了抗战才离开家，现在敌人来了就让我回家，这种做法不正确，当然不能服从。”从这开始，张明曙同志出了名，都称他“小八股”。
在第一次反“扫荡”时，鲁东南特委是分散活动的。特委书记高克亭同志（对外称政委），军事部长谢辉同志（对外称大队长）和组织部长李仲林同志率领特务营和特委机关的少数人到日莒公路以南活动，宣传部长李均同志和我仍在日莒公路以北开展工作，李均同志的具体任务是帮助莒北，我的具体任务是帮助诸（城）胶（县）高（密）。
这次敌人“扫荡”的重点是沂蒙山区，也扫荡了莒、日、诸山区，甚至连九泉山里的偏僻所在地毛家河也到了。各抗日部队都是白天隐蔽，晚上行动。特委机关因在莒北山区的时间太长，目标太大，怕被敌人发现，正准备向日莒公路以南转移，恰巧陈明同志带着分局党校的学员来到了。他了解完情况后，也赶忙离开。
特委机关向南转移时，不是直接越过莒日公路到达莒南，而是向西转南，绕过莒县城西，越过高徐公路到莒南。这条路线正处在敌人“扫荡”沂蒙的公路网上，因而特委机关和特务营，在莒县城西的公婆山附近与敌人遭遇，幸而部队机动灵活，很快摆脱了敌人，才未遭受更严重的损失。
我转移到诸、胶、高地区之后，考察了山区和平原党支部的情况，不仅接触了地方的上层人物，还两次接触了伪军头目，真是大开眼界。在这期间，曹涌涛、钟子传和郭有邻等同志都同我一起活动过，值得记述的事情很多，李竹亭起义，就是其中的一个。李竹亭，高密县梁家屯人。他在杭州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在诸城开了个竹亭医院。“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在民族危难面前，激发了他的抗战热情，便和王爱中一起组织了抗日武装。当地没有八路军，又找不上共产党，就接受了保安第七旅姜黎川第十团的番号。日寇大“扫荡”时，姜黎川指示李竹亭，想尽一切办法保存力量。李竹亭便疏散了部队，自己也回到家乡梁家屯。谁料这事被伪军大队长孙铭斋知道了，便派人与李谈判，条件很简单，只要听从指挥，李的原班人马可以不动，给养也可以就地筹给。否则就立即向日军报告。李竹亭答应这些条件，把部队集中到姜家屯，这就是伪军第三大队的由来。
李竹亭的队伍接受了伪军的条件之后，不仅王爱中等天天叫苦要一走了之，就是一般战士也时刻受到亲戚朋友的责难，闹着要另找出路，在这种情况下，李竹亭便通过各种关系寻找共产党和八路军．王爱中有个同学李维廉，是我党地下党员，同我党胶县工委有联系。王爱中便通过李维廉向胶县工委请求办法。工委派了军事部长去该部队进行工作，并发展了王爱中、李竹亭为中共党员。正当这时，我来到胶县工委，工委书记郭有邻同志汇报了该部情况后，我们一致认为，有必要与李竹亭见见面。
一天晚上，我们到了梁家屯李竹亭家，见面之后，李便痛哭流涕，连声请求说：“汉奸皮无论如何不能再披下去了。”并提出了起义要求。经过特委批准，李竹亭、王爱中带领部队光荣起义，这是滨海区最早的一次伪军起义，被编为特委特务营的一个连。王爱中同志任连长，李竹亭同志改名为李鄂任营长，蓝瑞生同志任教导员。到一九四O年秋天，这个营归山纵二旅建制，王云武同志任营长，谷凤鸣同志任教导员。李鄂同志调任二旅军医处长，后来王爱中同志在滨海军区独立二旅参谋长任内，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在陇海铁路瓦窑、草桥破袭战中光荣牺牲了。
日寇这次“扫荡”，从六月一日开始，到七月中旬结束，前后达五十天。日寇占领了沂水、莒县、日照等县城，打通了高徐公路和莒日公路，在枳沟、膏泽、中支、管帅、招贤、夏庄、店子集、纪家店子、几里坡、石沟崖、三庄、沈疃、两城等处设置了敌伪据点，对抗H根据地进行了封锁分割，增加了抗日军民的困难。我们从五月份开始准备反“扫荡”，到几月份，特委才回到莒北，与大家会合。
特委在总结工作的时候，一致认为：这次敌人“扫荡”，是对我们各项工作的一次大考验。大部地区自卫团垮得干干净净，个别党员回家后不回来了。为此，特委决定，从特委到各县都建立民运部，并确定发动组织群众，是各级党委的中心任务。接着，抽调各部门干部，组成工作团，由特委委员张敬堂同志任团长，在桑园、石场一带开展群众工作。这时，在反“扫荡”中取得胜利的一支二营又回到莒日边区，冬季又扩编为一支二团，并开始向马髻山一带活动。从此，在特委领导和部队的大力支持下，鲁东南地区的工作又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刊登于《山东党史资料》（总第十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