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党中央派郭洪涛同志率领大批红军干部来山东以后，成立了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后改称山东分局），统一了山东党的领导，建立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了，省委立即分配和调整干部到各地区加强或开辟工作。鲁东南（后改为滨海）地区在全省来说，是唯一没有八路军和县以上党的领导机关的地区。1938年夏天，省委决定立即开展鲁东南的工作。从此，鲁东南便成为省委领导所重视的一个地区。
一、鲁东南的一般情况
鲁东南地区，因它地处山东东南沿海，后来又改为滨海区。它北起胶济铁路，南至陇海铁路，西到沂、沭河之间。所辖地区有当时江苏的赣榆县、山东的莒县、日照、诸城四县的全部及江苏的东海和山东的郯城、临沂、高密、胶县五个县的一部。西南、东北长六、七百里，东西宽二、三百里。北有五莲山区和藏马山区，中有马髻山区和甲子山区，南有夹山和苍山山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北控青岛市，南控连云港，西控临沂城，南北可断陇海、胶济铁路，中间到处可斩断高徐公路。又为华北、华中两大战略地区的接合部，在战略位置上至关重要。这个地区物产丰富，盛产小麦、花生及杂粮。赣榆、臼照等沿海地区不仅有鱼盐之利，而且还多产稻米。北部山区盛产柞蚕及干鲜果品。莒、日南部多编织蓑衣苇笠，诸城东南部多编席子，北部多织土布，产品都行销邻境。矿产资源也比较丰富，诸城石门的云母、莒县中部的煤炭、郯城东北部的金刚石等等。
这个地区的人民勤劳勇敢，富于斗争性。历史上，这一带地区曾发生过多次反对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革命战争年代，这一带也有我党领导的革命活动。1932年10月13日，中共日照中心县委的安哲、郑天九、牟春霆（陈雷）等同志，领导日照的贫苦农民，举行起义，成立了工农红军鲁南游击纵队，与军阀韩复榘部运其昌旅展开搏斗，终因敌强我弱，起义坚持了13天就失败了。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人民的光荣传统，却在这个地区产生了深刻影响。
这一地区，是鲁东南封建势力最大的地方。同时，文化比较发达。日照的丁、牟、秦、安、李，以及诸城仁里的臧姓、相州的王姓、庞戈庄的刘姓、刘沟的丁姓，都是当地的封建大族。莒县大店的庄姓和小窑的管姓，所谓“南庄北管”，他们既是大地主，也是大官僚，他们在地方上统治一切。同时，这一地区也出现了山东共产党的创始人或早期领导人。一个是莒县北杏村的王尽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一个是诸城相州的王翔千，他与王尽美同志一起组织马列主义研究会，在山东建党初期做出了贡献。另一个是日照涛雒的丁基实（丁君羊），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因为这三个县都有山东党的创始人或早期领导人，所以，有的地方很早就有党的组织。直到“七?七”事变以前，还有一些失掉联系的共产党员在各地秘密活动。党在这个地区早已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二、进军鲁东南
1938年7月，我从临郯帮助工作回到省委（住沂南岸堤）以后，林浩同志和我谈话，说：组织已经决定，你到鲁东南特委工作，并绕道临郯，布置一下四支队二团去临郯活动的准备工作。李均同志给我办了手续，并告诉我景晓村、刘涌等同志已经走了，让我随后赶去。我马上出发，经临沂西乡到达临沂南乡的三重临郯青年救国团，向当地县委的同志传达了二团南下的意图，扩大我军影响，扶持地方发展武装，应作好准备。之后，便向莒南进发。
这时，临沂城、李家庄、相公庄都有敌人，并传说沭河两岸有土匪。这段路没走过，怎么办？便采取了一站倒一站的办法，由青年救国会的组织和社会关系，过了沂河，绕过李家庄、相公庄两个据点，过了沭河，到了板泉崖，我就直奔十字路谢辉同志的家了。谢辉同志的母亲谢大娘虽然不认识我，我说明来历，就把我当作亲人看待，马上烙油饼、炒鸡蛋，使我感到像到了家一样。
我打听到八路军二支队已到莒县八区的岳家沟，立即去那里，见到了景晓村、刘涌和李仲林同志。当时周围的情况是：
莒县、日照、沂水城均无敌人，诸城及其附近有敌人。
新编第六师（不久即扩编为六十九军）高树勋师部驻莒县城东张家围子，莒县县长许树声驻莒县城西南尤家庄，张里元部之卢旅驻日照城。另高树勋新收编之两个支队刘崇照、莫正民两部驻莒县北部。
我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二支队，原系1938年春沂水党组织在公家疃一带组成的四支队第六大队。莒县党组织也在莒县西部的浮来山一带，以“莒县民众抗敌自卫团”名义，建立了武装，于4月间开到沂水城附近的泉庄，与六大队合编，共有4个连。6月间，省委派干部加强领导，向莒、日方向发展，这时已发展到七百多人，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二支队”，下属两个营。日照县黄墩乡之朱信斋部，向我接洽，由二支队给以第四大队番号（后为日照独立营）。
特委的组成是：景晓村、刘涌、刘居英（我党在69军的负责人）、杨昆、张岗、李仲林、崔介（按：张岗、杨昆于是年秋冬先后调省）。景兼二支队政委，刘涌兼军事部长、二支队司令员，刘居英兼统战部长，我任副部长，刘回省委后，我任部长。二支队设司令部、政治部，司令部只有两个参谋，政治部主任由李仲林兼任，下设组织、宣传、民运等科，另有供给处、医务处，直属司令部领导。当时的工作主要抓两项：一是扩大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大力发展地方武装；二是开办军政训练班，训练培养干部，发展党的组织。
三、建党与发展武装
要建党和发展武装，必须宣传我党的政策，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我们注意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部队所到之处，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驻村群众的工作特别是房东的工作。部队每到一村，房东不安排好，战士不进房子；驻村期间，每天早起把水缸挑满水，把院里院外打扫干净；尊重群众的风俗习惯；临走前借物送还，损坏赔偿，挨家挨户检查群众纪律执行情况，并征求房东意见，发现问题马上解决。这就赢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很多群众自愿参加人民的军队。庞疃的季心如老同志领着自己的儿子纪贵和女儿纪振、纪富，全家人参加了八路军。
其次，举办军政干部训练班，培养建党积极分子和领导骨干。招收高小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男女青年到训练班学习，主要是学习我党抗日救国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学习过程中，考察学员的政治表现、觉悟程度和工作能力，毕业后分配到民运工作团工作或充实连队，经过进一步的考验，符合入党条件的，及时吸收入党。在要求参加八路军或到训练班学习的人员中，发现可以培养的人物，即介绍到岸堤军政干校学习，进一步深造。这些同志经过学习，觉悟进一步提高，他们到地方或到部队工作后，都成为骨干。
第三，通过民运工作团，作群众工作。组织民运工作团，深入到群众中，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纲领，教育群众，动员群众投入抗日战争。特别是在新开辟地区的工作中，充分发挥女同志的作用，通过她们作妇女的工作。这些女同志懂得家庭和社会，做青年工作和妇女工作有经验，特别是在妇女中发展党员起了重要作用。第四，发挥动员委员会的作用。在六十九军到达之后，莒县就成立了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经我们争取在一、二、七、八等区、乡都有我们的干部参加，并担任区、乡指导员，这个半政权性质的委员会，对于发动群众、协助部队解决问题和发展部队、发展地方党组织都起了重要作用。
第五，民运办事处。省委派张岗同志到六十九军政治部任民运科长。同时派刘涛（即刘白涛）在莒北的北汶、派赵志刚在日照设立了民运办事处，对于开展地方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月间，特委在大店召开鲁东南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前后，莒县、日照、诸城都建立了县工委，莒县的一、二、七、八区都已有了临时区委，九区已建立了支部。莒北的三：六边区、四区已建了少数支部。日照、诸城也建了不少支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到会的有关单位的党员干部30余人。会议由我致了开幕词，说明鲁东南党的历史情况、党的重要任务和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与要求。由景晓村同志传达了冀南区党委陈菁玉同志《关于建设抗日根据地政策的报告》，然后由李仲林同志组织学习讨论，最后由景晓村同志作了讨论总结。会议开了两天多，对大家教育很大，对纠正我们工作的盲目性起了重要作用，对提高党的斗争策略、指导今后工作，起了关键作用。
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以后，二支队已发展到三个营、一个警卫连，近千人，长短枪七、八百支。莒南独立营三百余人，日照第四大队三百余人，共约一千六百余人。在苏联十月革命节前，四支队二团由钱钧、汪洋两同志率领到达十字路，他们在邹、滕等县转战数百里，消耗很大，准备休整补充后，开往临郯活动，帮助鲁南建立地方武装。按照省委指示，莒南独立营全部补充二团。我即亲自偕同营长张子亮、副营长丁景文、教导员徐方辰同志向钱、汪办了移交，并向他们介绍了去临郯的沿途情况和地方关系。
四、在战斗中扩大影响
诸城县的地主武装，在鲁东南地区是很典型的，他们中的团、营长都是原来的区、乡长，日本侵略者一来，他们就把人枪集中起来，摇身一变成了游击队的首领。他们是戚党族党的武装逃难集团，胡作非为，不打敌人，只骚扰百姓。所以，群众给他们的绰号是“铁锨队”、“拉驴队”，意思是要东西拿不出就拉驴，无驴可拉了就用烧红的铁锨烙屁股逼钱。这主要是张希贤、邱景炎、路景韶等部，还有号称“东山军”的土匪武装李永平、以及厉文礼的王子经等部，弄得诸城的群众民不聊生。因为他们各有势力范围，各不相属，群众也把他们叫做“五霸”、“七雄”。
在这种情况下，二支队于1938年冬天开到诸城，由西向东，一鼓作气，攻打了瓦店、朱解伪军胡大朝的两个据点，消灭了石河头的伪组织，活跃在诸胶边大、小梢坡一带及障日山附近，然后向南进入重要市镇泊里地区，占领了海口及王家滩以东的鱼场大、小场。二支队的行动轰动了诸城及诸胶边地区。游击队打据点，是诸、胶一带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八路军二支队虽然人数不多，却成了诸胶边首屈一指的部队。纪律好，又能打仗，使那些杂牌部队自惭形秽。
我们抓住这个时机，召开了诸胶各抗日部队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组成了“诸胶抗日部队联合指挥部”，很自然地推选了二支队司令员刘涌同志任指挥，以实力最大的国民党胶县县长兼保安第七旅（旅长是姜黎川）二团团长徐明山为副指挥。可惜，因我们实力太小，后来在泊里东边的夏河城反击一股扰民的武装时，受了一定损失，未把这种声威发展下去。
五、进入莒、日、诸山区
五莲山区是莒县、日照、诸城三县的接合部，东连藏马山区，南接甲子山区，西北又与沂山山区相连，是战略要地。由于诸城、莒北游杂部队的骚扰，山区人民既要抗日，又要防备他们的进入，便组织红枪会自卫，而有些“游杂部队”则发誓要进入这片山区。正在这紧急关头，二支队后方机关由景晓村同志和我带领，到达莒县城东北高徐公路上的招贤镇后。山区人民喜出望外，很快，招贤上层人物李肇锡领着山区西部桑园乡乡长和一些头面人物前来接洽，欢迎二支队司令部到桑园驻防。这正合我们的意图，便开到桑园，建立特委机关，对外称二支队后方司令部。
这时特委只剩我们四人：刘涌、李仲林在前方，景晓村同志和我在后方。1938年底1939年初，分局先后派来李钧、张敬堂、谢辉同志，徐斌洲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后，李仲林同志也回到机关。以景晓村同志为书记，刘涌、李仲林、李均、崔介为常委，张敬堂、谢辉为委员的特委才健全起来。具体分工：李仲林任组织部长，李均任宣传部长，崔介任统战部长，刘涌任军事部长，谢辉任军事部副部长，张敬堂负责职工工作。其后，又调李纪德同志负责青年工作、赵波同志负责妇女工作。特委设秘书处，由袁子扬任主任，交通发行科长刘夏峰，总务科长秦海村，组织部科长孔楚白，宣传部科长辛玮。民运工作团也扩大了，除有些同志仍在七区工作外，这里的团长是黄民兴（即黎辉），团员有近二十人，他们在桑园周围的村庄边宣传、边调查访问，做群众工作。这期间，还在上疃办了青年训练班，后来还办了党训班，培训了不少骨干。
二支队后方司令部在桑园驻扎的消息，很快就在山区群众中传开了。来接头的人一天比一天多，特别是有些有影响的人物也来接洽。象日北古家沟村的古敬安、古方廷同志，他们两人是日北红枪会的领袖，在群众中很有威望。他们接受了党的领导后，日北山区的局面有了很大改变，这个村成为我党在莒日边山区的堡垒村。后来，他们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干部。日照三区区委牟志真同志和武装委员牟益民同志是古家沟北边的陆家庄子人，这个村的工作也很好，成了我党的联络点。
马耳山西坡的连五村（前长城岭、后长城岭、宋家庄、阎家庄、福禄柄）的代表郑冠五也来接头了。他温文儒雅，看来很像个有身份的上层人士。其实，他不过是个中农，粗通文字，连五村的大事，都靠他拿主意。我们谈到下半夜，谈得比较深。过了几天，我又去长城岭了解情况。经过两次深谈，他对共产党有了明确的认识，尽管国民党的杨伯超也去拉他，但他还是坚决跟着共产党走。我们办训练班时，他选送了郑鸿烈等同志到桑园参加学习，并入了党。后来他也成了中共党员。
五莲山和马耳山之间的高戈庄一带，是诸城四区的中心，是任何游击队进不去的地方，只住着张瑞亭的县政府和他的旅部，还有四区区长王绪初的区公所。可是，在当地实力人物刘家槎河刘宗唐、刘仲永的欢迎与支持下，我们的诸城县委（对外称八路军诸城办事处）也进入了这个地区。在这个山区最深处、最荫蔽的九仙山里的靴石村，便是我党党员王鹏、王德甫同志的家。
六、我们有了海口
二支队进入泊里后，立即控制了陈家贡（贡口）、董口两个海口和王家滩以东的小场鱼市，开始收进出口货物税。这项工作是由赵子俊同志负责组织的。收入虽不大，但在当时已是一步登天了。过去靠要给养吃饭，募捐花钱，现在花钱的问题解决了。除了解决部队和地方经费之外，还向分局解款。我们有了海口，这件事对军队和地方都是很大鼓舞。当时虽然有了收入，但为了节约开支，司令员也同战士吃同样的饭，决不枉花一文钱。
原先我们没有被服厂，从有了海口之后，便在石场的岳疃建立了被服厂，前后方部队的军衣，都由被服厂统一制作，再不用像过去那样愁了单衣愁棉衣了。
过去，各县办事处花钱都是自己筹措，现在可以造预算领经费了，这对各县的同志是个极大的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