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五月间，在临沂、沂水活动的几个共产党员，都接受新的任务先后离开，只有同我发生联系的段雪生同志还在临沂第五中学。这时，东北军于学忠部，从淮北开进鲁南，在该部负责党的工作的吴石甫（吴山）同志，通过省委同我取得了联系，向我传达了党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不久，又介绍张克诚（张岗）、汪之正（汪洋）两同志和我一起工作。从此，一个领导发动抗日武装的党组织，重新建立起来了。为了开展山区工作，汪洋同志去沂水城北朱家庄任小学教员，张岗同志则来往于青岛、临沂之间，以争取知识分子到山区来，我则就地利用教育界的条件，进行活动，展开了有计划的工作。
多方活动与建立支点
“七—七”事变爆发后，我们的活动更紧张起来。这时韩克同志（韩去非）也来到临沂，为了集中领导，便让韩克同志去沂水朱家庄替回汪洋，这时，平度有个关系，有十几支手提式，汪洋和在蒙阴当教员的老党员赵子平（赵昭）同志就去平度，同他建立了联系。兰陵人杨叟晨（杨文田）同志，也从济宁回到家乡，他同他大哥杨景田同志在兰陵一带很有影Ⅱ向，两个也开始组织武装。莒县十字路的谢焕文（谢辉）同志，当时任莒县涝坡乡乡长，也利用乡长的合法地位，同张子亮同志一起组织队伍，我们都先后取得了联系。到几月间，第五战区成立，并成立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丁梦荪同志以总动员委员会临沂指导员的合法身份，由省委派到临沂开展地方工作，成立了临沂总动员委员会，为了活动方便，我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这时，军阀韩复榘炸毁了淄川洪山煤矿，煤炭工人大批失业，正是发动他们组织抗日武装的好时机，我便到淄博活动。在淄川见到了张天民同志，知道淄川已有党的组织进行工作，我随即转到博山，与曾干过西北军壮丁训练处的徐化鲁同志建立了关系。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通过活动，基本上建立了兰陵、十字路、博山三个支点，发展了三支革命武装。
复杂的斗争开始了
这里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武装的名义问题，此事我去淄博时，也去济南找省委请示。原来我们和省委的接头关系是济南乡师，但到了济南，乡师已经是关门大吉了，请示问题未得到解决。这时临沂地区的地方政权，完全是韩复榘的专员张里元的势力范围，张义取得第五战区第八游击司令的头衔，为了发展他个人的势力，排斥其他抗日力量，并扶持与控制地主武装，普遍组织了联庄会。以区为单位的乡农学校武装已为他们所直接控制，临沂县的乡农学校武装已经扩编为他的直属部队。这样不仅枪的来源受到限制，粮食经费都成了问题。靠我们自己和积极分子的仅有的一点粮食以及临时从家里带点粮食的办法，不但武装不能发展，连已经集中起来的人也维持不住。谢辉那里开始时还好办，但接着就遭到国民党县长许树声要编并的威胁，最后撤了他的乡长。杨只晨那里就严重了，兰陵大地主公开与人民抗日武装对抗，家丁挎着匣子枪站双岗，到处造谣，并向张里元告状说，这伙共产党要聚众作乱。给养更是闲难，杨景田同志为了支持抗日武装的发展，已经卖了几亩地了。怎么办？我们反复研究，为了争取时间发展武装，只好暂时同意接受张里元的委号，以第八游击队的名义出现，我以第八游击司令部少校参谋名义对外应付一切，杨复晨、谢辉都以游击大队大队长的名义出现，赵昭同志则以少校副官的名义协助杨叟晨同志掌握与发展部队。许树声吞并我们的野心被抵制住了，部队的给养也解决了。活动经费呢？张里元是不给的。但他的军法处主任是我们利用的社会关系，他控制了张里元以禁鸦片烟的名义到处抓地主的大烟灯所罚的款，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他利用一部分罚款作为活动经费，勉强解决了问题。这样，部队逐渐得到了发展。
博山矿区的失业煤炭工人，始终是我们的工作对象。我和汪洋同志再去蹲山，并在接近博山的沂水鲁村镇设办事处，集合煤炭工人。我两人的分工是：汪在博山协助徐化鲁同志工作，如博山失守，便和徐一起就地发展游击战争；我在鲁村集合工人，组织部队。十二月底，在博山失守后的一个清晨，我刚刚起床，突然听到人声嘈杂，夹着枪声，一些士兵端着枪闯进办事处所在地洪福寺，把我包围起来，下了我的枪，抢去了我的大衣和款项。原来，这是韩复榘从淄博溃逃下来的二十二师孔团，他们不战而逃，到处抢劫扰害人民，简直成了日寇的先头部队。我和汪洋同志无法联系了，便取道沂水朱家庄邀同韩克同志回到临沂，刘次恭、李华舫等同志这时也到了临沂，便一起去兰陵大队。韩克、尚文生（冷明）同志也安排在兰陵大队工作。这时，段雪生等同志网临沂中学校舍早已被庞炳勋军团全部占住，已和刘进之等几个教员去西安。
随着工作的开展，知识分子的增加，影响也扩大了。北至辛兴，南至四户（属邳县）、台庄，又发展了几支武装关系，辛兴的张德祥组织了一个中队，而四户的一支，却被地主势力破坏了。
四户这部分人，原来事先约定就近在南桥集中。集中的前一天下午，我和叟晨去南桥，住在南桥小学，准备第二天打通、与地上层关系，把这支武装组织起来。半夜以后，忽听敲锣打钟，喊声四起，联庄会把校院包围起来了。叟晨忙把手枪顶上火说：“禾皿（我当时的名字）!他们欺人太甚，给他撸了吧！”我说：“不要上当，有这么多人站岗，睡觉更安全。等天明见了他们的头目再说。”后来弄清，这件事是南桥大地主潘西池指使联庄会干的，他们造谣诬蔑、蒙蔽群众的目的，无非是打击破坏进步武装的发展。我们当时的名义是第五战区游击队，他不敢真动手，但却吓坏了复晨在南桥的亲戚，星夜赶去兰陵送信。杨景田同志拂晓赶到，向他们的头面人物说明情况，一场风波才平息下来，但四户这伙人却再也不敢同我们打交道了。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这时，突然接到汪洋同志从临沂城打来电话，说他已从博山回到临沂，还说徐队长牺牲了，我当时以为是徐化鲁牺牲了，十分震惊悲痛。及至汗洋到兰陵后，才知他与徐化鲁同志失散，牺牲的是同化鲁同志一起的一个徐队长。这个徐队长的一部分部队与李某一起行动，来到沂南的张庄时，国民党区乡政权向张里元电话报告，说是来了土匪，张即派特务营长郑念元，带部队乘汽车赶去包围歼灭了他们。李某率所部逃走，徐队长在战斗中牺牲，汪洋同志被俘，因他带有第八游击队的证件，才安全回到临沂，但已引起张里元的更大疑忌。为了解决部队的武器弹药问题，我回到临沂，果然，张里元问起汪洋的为人，我说：“汪洋是一位坚决抗战的小学教员，是我派他到沂水发展武装的。张庄事件因联系不够，才发生了误会。”张的参谋主任吴谦要马上把十字路和兰陵两个大队调往临沂城整编，我提出这两支部队地方性很大，现在是如何充实武器，就地整顿发展巩固的问题，如果马上调离地方，势必把部队搞垮。后来，几经周折，才给了兰陵大队几箱马尾手榴弹。接着，一场吞并与反吞并的斗争又开始了。
吞并与反吞并
张里元为了掌握这两支武装，从他的干部训练班中给我们派了十部，这些被派去的人，无非是教教唱歌，而且多数被我们教育争取过来，听我们指挥了。张里元和吴谦立即决定，把这两支队伍调临沂城整顿，吴谦几次写信、打电话，甚至以断绝给养相威胁。我们的方针是：争取时间，扩大巩同，尽量保持部队的独立性，就地坚持发展游击战争。直到领取给养无效，同志们也囊空如洗，再也坚持不下去，才不得不接受整编。两个部队到达临沂的当天，正当日寇飞机轰炸临沂城，离家不久的农民，都认为这次二百来里的开拔，是要马上作战了。本来，离开十字路、兰陵时，不少恋家乡的农民就借故请假，经过这场轰炸，又有不少人回家了。结果两个都是二百来人的大队，各剩下一百四、五十人。特别在辛兴组织的中队，因时间短，更不巩同，只剩下两个班，让年龄较大的队长张德祥担任整编后的四连司务长，他也赌气离开了。
整编前，杨叟晨这个热情奔放，纯正无私、毁家抗日的好同志，看到革命武装的发展，处处受到国民党统治者的限制，没有大发展的可能，而他的老师张郁光同志在聊城范筑先处任领导工作，自己的孩子老婆还在济宁，经组织同意，便取道济宁到范筑先那里去了。据说，后来在聊城战斗中和张郁光一起英勇牺牲了。
张里元的整编方案，是一个吞并的方案。原来益都国民党县长杨九五南逃时，把他的部队由益都税务局长代星三带领交给了张里元。这个部队有两个连，一个手枪队，他们以此为基本力量，编为一、二连和营部通讯排，以十字路、兰陵两个大队缩编为三、四连，共编成四个连一个通讯排的独立营，以代星三为营长。代是曹县人，与张里元（定陶人）是同乡关系，以代为营长来控制这个营，其用意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把一、二连作为嫡系，对三、四两连，则采取了打拉兼施，分化瓦解的手段：他们妄图收买四连的排长，让谢辉为副营长，以挤掉四连长赵昭，架空谢辉。我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坚持加强三、四连的工作，争取一、二连下层，团结上层，粉碎了他们的阴谋。汪洋同志深入三连工作，并联系营部，团结一、二连的积极分子，韩克同志继续协助赵昭同志深入四连工作。这时，发现二连的阎习文（即阎超同志，西安事变时他曾在张学良的学兵队工作），能团结士兵，很受各个班长的拥护，一排长宋伟民（宋炜）同志颇受他的影响，同情我们，这样，二连也逐渐为党所掌握了。
部队整编后，发齐了军装，补充了武器弹药，配备了大刀，进行了初步训练，俨然是一个正规部队的样子了。
在这种情况下，党暂时不能大量发展了，我们为了在政治上争取团结更多的抗日积极分子，以适应斗争形势需要，在陈六飞家的闲房子里开会，组成了“抗日民族先锋队临沂地方总队部”，丁梦荪、谢辉、赵昭、韩克等都参加领导，而以苏××为总队长，汪洋为军事部长，丁梦荪为组织部长，发展了“民先”（抗日民族先锋队的简称，我党的外围组织）。
转入敌后
春节过后，日寇进犯莒县城，张里元即令独立营开往苏村益临公路一线。出发前，我们召开了党的会议，分析了形势，研究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确定部队在开赴前线之后，应相机转入敌后，并与省委取得密切联系，以取得省委及时指示。我们几个人也具体分了工。韩克同志留在临沂，在丁梦荪同志的支持下继续发展武装，汪洋同志继续掌握部队；我和张岗同志立即去淄博联系省委，为部队北上做好准备。
我和张岗同志经青驼、坡里、鲁村、下庄到博山的淄井、沙井、石马一带，与徐化鲁、张敬涛等同志取得了联系。此时，徐化鲁同志已接受博山县委的领导，发展了近二百人的部队。通过县委，我们了解到省委及四支队已分头行动，省委机关及北纵队由林浩、洪涛同志率领北上淄博边区。我们又考察了由汪洋同志在平度联络的那支有十几支手提式的武装。这支武装当时与李某在一起，而这李某是个老土匪，并为其参谋长、兰衣社分子赵某所掌握，我们即指示在其中工作的徐茂谦同志迅速将这一部分武装撤出。后来据撤出来的盛孤铮同志汇报，这部分武装已被李某严密监视，徐茂谦同志及部队负责人均被李某暗杀。
闻悉临沂城失守时，部队已在北上途中，我们即赶到鲁村迎接部队的到来。第三天上午，我和鲁村镇的地方人士及部分群众到镇外迎接，代星三远远看到迎接的人群，马上整理部队。四个连一个手枪队，四路纵队行进，代星三走在前头。当靠近群众时，部队变为齐步前进，群众鼓掌欢迎。部队驻定后，代星三看到驻地安排及大饼馒头一切周全，地方人士对部队的军风纪也表示赞扬，乐得不知所以。
是最后下决心的时候了
当天晚上，张岗，汪洋同志和我立即决定，在鲁村镇两洪福寺前的大树下召开了有谢辉、赵昭、阎超等同志参加的党内会议，研究了部队情况及部队到达博山后可能发生的问题：
一是部队到蒙阴坡里镇宿营时，一连士兵抢劫群众，不但不服赵昭同志制止，反把赵昭同志痛打一顿，四连战士立即枪上膛，刀出鞘要进行战斗，三连也一跃而起，将一连围住。营长代星三急忙出来，说好话调解，表示定要究办肇事士兵，才避免了武装冲突，但三、四连战士都愤愤不平，认为这种强暴的欺压，实在无法忍受。
二是代星三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的背后是张里元，代的北上，不仅是他个人有野心，也是张里元发展个人势力，扩张地盘的一步棋（后来的事实证明，张已委黄××为博山县长，确有以独立营为基础收编吴鼎章、翟汝钒两部分的计划）。
三是力量对比，在人员上我们是超过代的，但在武器装备上比不上代，他义掌握了指挥权，到博山后，如果收编了吴鼎章、翟汝钒（吴、翟都亲去临沂与张里元接过头），就大大改变了力量对比。再加张、代对我们早有防范，根据“坡里事件”情况，他很可能主动采取行动，就可能断送了我们的武装力量，还可能导致不必要的牺牲。四是代的北上博山，并未得到张里元的正式命令，他的活动，已超越第i专区管辖地区，而且待遇不平等，指使其旧部殴打我连长，完全有理由驱逐他。
根据以上情况，一致认为是下决心的时候了，为此决定，到达博山境内下庄后的第二天拂晓前，发动驱代行动，由四连负责解决营部及手枪队，三连负责解决一连，二连在任何情况下按兵不动。总的行动由汪洋同志指挥，明天各自做好一切准备，严格保密，并商定好行动时的标志和口令。为了避免怀疑，我和张岗不与部队一起行动。
第二天，部队到达下庄，我同张岗同志随后住在下庄附近的瓦峪。拂晓前，驱代的行动开始了，几声炮响再加几阵枪声，问题便解决了。原来，营部和手枪队住在一个独院里，四连包围了他们以后，代星三误认为是四连受了气的报复，抵抗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便命令手枪队缴械，停止了战斗。营部被解决了，一连也被解决了一部，其余逃散了，代星三交代了一连枪枝、公款。对手枪队我们是相待以礼，愿走者发给他们应有的路费，愿留者我们欢迎，代星三没法向张里元交代，便投吴鼎章去了。
当天上午，二、三、四连全体人员带着收缴的一连和手枪队的武器，开到博莱边的西石马。我们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及军人大会，宣布参加八路军，推举汪、张、崔为部队领导人，并传达了到马棚与八路军四支队会合的计划。部队稍加整顿，即沿车辐、桃花泉、青龙湾、黑峪一线崎岖的山路，向马棚前进。
这次行动我们是正义的，有理、有利、有节。但因当时没有条件印发传单向社会宣传，以致被张里元引以借口，颠倒是非，说我们拉他的部队，最后只好让“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以他的保安四团的名义出现，作为补偿。四团虽仍保持独立性，却让张里元捞取了骗人的政治资本。
淄川会师
省委机关及四支队司令部住在淄川县境的马棚，司令员洪涛同志及省委领导成员代政委林浩同志得到我们的报告后，指定部队住在马棚南村的山王庄，听取了我们的汇报，正式宣布为四支队第三团，并以汪洋、张岗和我分别担任团长、政委、参谋长，阎超同志为供给处主任。原二、三、四连另编为一、二、三连，由宋炜、谢辉、赵昭三人担任连长。徐方辰、盛孤铮等同志到供给处工作，原一连长毛鸿顺不愿再任连长，即调团部任参谋，我们还初步配备了政治干部，以后义建立了政治处，以刘居英同志任政治处主任，加强了部队政治工作。
这次会合，不仅有四支队的大部，还有廖容标、姚仲明同志率领的三支队的一部，使三团的干部战士受到很大鼓舞。三、四支队的同志看到这样武装整齐不下四百人的“正规”队伍，远白数百里外来会合，也受到很大鼓舞。
三团的同志感到特别兴奋的是，会合后军民关系、官兵关系、政治文化生活，立即起了变化。司令政委亲自到各连看望战士，官兵之间都是同志关系，开班会、军人大会，上政治课，教唱新的抗日歌曲，部队生活非常活跃。群众对部队无比亲切，部队鞋袜马上得到补充，生活也改善了，一切都是新鲜的。虽然当时还飘着雪花，大家没有被子，也没有大衣，起床睡觉只是身上穿的那身衣服，但天是冷的，心是热的，都是自己的同志，精神无比愉快，同前些日子比较起来，完全换了一个新天地。尤其宣传队不时演出节目，在燕洪、刘军等同志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时，干部战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更鼓动了抗战情绪，这一切对提高部队政治素质起了很大的作用，部队也得到继续扩大。淄川的王新民和山王庄的“独眼龙”等都是这时参加部队的。
初显身手
四支队北纵队北上淄川与三支队会师，是因兰衣社分子秦启荣委派的莱芜县长谭远村封锁给养，步步进逼而造成的。我们到达不久，两支队首长就在马棚召开了联席会议，林浩、洪涛、廖容标、姚仲明等同志都出席了，我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回师南下，与南纵队会师莱芜。三月间，我们拿下了莱芜城，俘虏了谭远村及其公安局长荆大麻子，召开了南北纵队会师大会，然后到莱芜的鲁西镇一带休整，开展地方工作，，不料秦启荣部又兼程北上，节节进逼，四支队决定予以还击，先后发生了嘶马河战斗与时家方下战斗。
程照轩、程鹏同志率二团在嘶马河以南为右翼，三团沿嘶马河以北居中，程绪润等同志率领一团为左翼，徐化鲁同志率领的教导队为预备队，同时向东推进。不料行进至嘶马河村附近时，秦启荣之鲍梯队（土匪武装）预伏在村内并占领炮楼，向我突然狙击，部队被敌人火力压在开阔地内，出现伤亡，不能前进。我们即向司令部报告，调来教导队的迫击炮，但炮手无经验，第一炮未响，第二炮药包加少了，炮弹落在阵地后边，气得战士哇哇直叫。第三炮加大了药包，砰地一声，炮身爆炸，把我身旁的团部通讯员刘来福同志的腿炸伤。这时，李均、朱育干等同志率领宣传队及省委机关人员高呼口号赶到，伏在开阔地的部队在统一号令下，跃身而起，冲杀向前。敌人慌了，放弃了炮楼，向莱芜城溃逃，我们一气追杀了二十余里，直到左翼部队抢占了城边的鹿鸣山后，才全部撤回鲁西，部队在时家方下休息时，秦部包围上来。这时洪涛同志肺病加重，身卧担架，难以指挥，林浩同志决定，由汗洋同志统一指挥，部队全部退守围墙，敌人不靠近，不准放枪，并指定几个射击手，射杀前进的敌人。二连战士崔顺德同志，原以打猎为生，枪法很好，敌人进攻时，他不慌不忙，端起步枪，一枪射杀一个，一连射杀三个敌人，敌人就溃退下去了，博得同志们不少掌声。因天色已晚，未组织追击，战斗即胜利结束，这次战斗也发现了不少有指挥能力的干部，如三连张排长、二连的王学先排长等。
经过这两次战斗，三团的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无形中成了四支队的主力。其后，在南下滕县的每次激烈战斗中，在红军干部团长钱钧同志的指挥下，发挥了更为重要的战斗作用。
为创造山东抗日根据地而奋斗
五月，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同志，率大批红军干部从延安到达泰西，接护他们过津浦路的任务又落实到三团。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三个连都争先要去，最后指定了二连。郭洪涛同志及许多重要干部的到来，对山东全党是个鼓舞，特别是给四支队全体指战员带来了力量，，干部配备马上加强了，钱钧同志到三团任副团长，王一平同志到三团做党的总支工作。各连指导员也作了调整，除李焕、陆干、蒋方宇等同志仍任指导员之外，并在各排增加了政治战士，赵军、燕洪等同志就是这时担任政治战士的。
这时，天气已经很暖，部队还未换上单衣，只好把棉衣抽掉棉花当夹衣穿。为了筹备单衣，在泰莱边水北、山口一带活动的三团，由支队统一组织募集队，我和支队供给部主任马复堂及王纪武等同志，到处召开地方上层人士座谈会，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日”，好费了一番唇舌，才解决了夏衣问题．没有政权，每到一地只能住三、五天，否则连吃饭也成了问题。
部队到达南尚庄时，郭洪涛同志作了“为创造山东抗日根据地而奋斗”的报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根据当时的情况，大家越加感到前段到处为家，到处非安身之所，创造抗日根据地实在太迫切了。此后，一方面部队南下费县、邹县直到滕县，帮助鲁南地区打开局面，另一方面又调出不少干部，到各地开展工作或到岸堤军政干校学习，这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创造抗日根据地这一目标的。刘居英、张岗同志还搞了一段友军工作。
在部队南下行动中，三团与二团合并，定名二团，以钱钧同志为团长，汪洋为政委。六月间洪涛同志逝世，我们在新泰的圈里村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以后，分局两次派我到临郯苍地区工作，后一次是部署二团到该地区活动。七月末，派我参加鲁东南特委开展滨海地区工作。我到达鲁东南后，除了负责统战和参加二支队T作外，并协助张子亮、徐方辰、丁景文等同志发展莒南独立营。一九三八年九、十月间，以张子亮同志为营长，徐方辰同志为教导员，丁景文同志为副营长，有三百多人枪的队伍组成了。十月革命节前，二团已由沂蒙到达莒南十字路，遵照分局指示，独立营即归二团建制。具有三个营兵力的四支队第二团，便浩浩荡荡开赴临郯苍地区开展工作了。从此，我与二团这支生死与共的人民武装分手了，但是当时的情景，历历在日，是永远难忘的。
作者注：本文向张岗、赵昭、阎超、宋炜及其他有关同志征求意见后，按照他们的意见，作了最后修改。
（刊登于《忆沂蒙》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三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