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耀贤，字希堂，化名纪永才。一九一〇年生于今山东省苍山县磨山镇华岩寺村(原属郯城县)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
其父陈敬修，字可亭，光绪末年进士，曾任浙江省平湖县县令。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茧命风云席卷全国。陈敬修目睹革命党人势力强大清朝政府岌岌可危，于是就携带家眷仓皇回乡。回乡后，置地八百亩，成了当时郯城县赫赫有名的富户。因此，人们也称他为“陈八顷”。
陈敬修做官之前，娶磨山农家之女刘氏为妻。刘氏生有四子，长子陈耀珠、次子陈耀碧、三子陈耀琨、四子幼亡未立。做官后，嫌刘氏只字不识，言语粗俗，陪他出入官场有失体面，于是又娶临沂富门小姐纪氏作了二房。纪氏生一男一女，男即陈耀贤。
陈耀贤自幼聪明，记忆力超人。三、四岁时，在其母纪氏的启蒙训导下，就能背诵《百家姓》、《三字经》和一些简短的古诗。六岁进学(私塾)，先后跟陈忠伦、付洪群、王绍等诸位先生读书。一九一八年，有个叫张烈的武官带领部队到郑城县剿匪，消灭了横行无忌的土匪头子赵嬷嬷。陈敬修设宴相请，表示祝贺。年仅八岁的陈耀贤随侍在旁，即席赋诗歌颂。其诗韵律和谐，顿挫有致，词情奔放。席问众人惊叹不已。张烈更是频须举杯，连声赞道:“奇才，奇才，”并当场认作徒弟。后随带其到郊城县立高等小学读书。
由于陈耀贤年龄太小，到离家六、七十里远的郯城去读书，父母放心不下。因此，在郯城不到一年，父母便把他转到本乡柞城前高等小学。这时教他的老师是王天乙先生。有一次，王先生带着几个年龄较大的学生野外散步，陈耀贤也随在其后。也许王先生想试试学生的认读能力，便把他们带到一座古碑之前，要大家抄记。这时，同学们有的掏出纸笔抄录碑文，有的一遍遍念诵，还有的连声称赞碑刻隽秀、文词精奥。然而，陈耀贤看过之后，却站在一旁含笑不语。回去的路上，同学们仍是议论纷纷，赞不绝口。王先生见陈耀贤仍然默不作声，心里倒有点怪他不够用心了。于是责备他说:“大家对碑文如此有兴趣，你为何不秒不念、不言不语?”陈耀贤见问，急忙答道:
“大家对那碑文一直称颂不迭，以我所见也不过乎常。”接着他把碑文从头到尾背诵一遍，然后逐句评点，并不时援引典故出处，指出何字当为何用，某处行文落俗套等等。王先生听他背诵得流利准确，讲得贴切有据，不不禁暗暗称奇。这时，他才确信人称陈耀贤能过目成诵，八岁赋诗并非虚传。从此，王先生对陈耀贤的教导就更加用心了。
陈耀贤有王先生的特意传授，自然长进更快。因为王先生的学识、人品非同一般，当时他与兰陵的王思衍，临沂的宋仲熙、王思液同称临沂县四才子。他们中有的是进士，有的是举人。清光绪年间，其中的王思衍还曾在京当过刑部主事，这四位才子，不仅学识渊博、书法精湛，而且为人正直，主持公道。思想开明，忧国爱民。有一年，洪水冲塌了枷河桥，当地官府不闻不问。王天乙、王恩衍等人，便不辞辛苦，积极募捐，并卖字筹资，进行修复。这几位先生经常书信来往，或相聚会谈，除交流学问外，更多的是评论时政。一九
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王天乙先生曾同磨山华岩寺一带的进步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组成“松山学社”，共同研讨新文化运动的理论，探求改革社会的道路。王天乙先生的好友，正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的王洪启、王洪贞等人，也经常寄来一些进步书刊，供他们学习。陈耀成虽然年龄还小，但他在王天乙先生和“松山学社”的影响下，也阅读了一些革命的文学著作，如鲁迅先生一九一八年发表的《狂人日记》等。因而，逐渐对自己所处的封建官僚家庭，乃至整个人吃人的社会有了初步的认识。这也是他后来决然背叛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
一九二二年，陈耀贤升入山东省立第五中学(校址在临沂城，一般称临沂五中)这时整个中国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各地不断发展壮大，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国共两党合作，领导的北伐战争正在兴起。在这种形势下，陈耀贤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丰富和对社会的进一步观察，思想上有了新的觉醒。他感到，一个知识青年应该有理想，有抱负，要敢于冲破一切旧思想、旧观念、旧道德的束缚，走自己应该走的路。当时的临沂五中，既有共产党的宣传，也有国民党的宣传。究竟哪个党的主张正确?与陈耀贤关系密切，思想接近的刘皋言、、付伯达等同学经常在一起谈论这个问题。陈耀贤说:“要想弄清谁是谁非，必须多读他们的书。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嘛!”于是，他们设法弄来了《共产党宣言》，进行了认真的学习。据刘皋言生前回忆说:“陈耀贤很快就把《共产党宣言》背诵下来了。”他经过反复学习，研讨，终于得出了结论，那就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一九二六年，陈耀贤中学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大学。这时，北京的段祺瑞政府虽然已被国民革命军推倒，但北京却又陷入了奉系军阀的黑暗统治。据有关资料记载:“奉鲁军进入北京后，疯狂地劫夺民财，杀害无辜，蹂躏妇女，无恶不作。”“北京城里呈现破败萧条景家。”陈耀贤到校不久，国文教授出了一个“游长城”的题目叫学生填词。当时在学生中既有风花雪月的公子、小姐，也有顺时应流的墨客，因而也就出现了不少娓婉靡丽，乃至为军阀涂脂抹粉的词作。但是，既没有游过长城，也不知道教授出此题目是何用意的陈耀贤，却以他那忧国忧民之心写下了慷慨悲壮、思强图治的《贺新郎·游长城》一词。兹录如下:
贺新郎，游长城(下？不全)
落日风尘起，对长城荒凉突兀，予怀靡已!霸气中华归销歇，却忆骄威秦纪。凿山鞭石成何事?只留得往事遗迹，供诗人吊古登临耳!攻守势，有谁理。却怜北地轻侠子。忆昔曾吹茄汉月，饮马寒水。
在当时的情况下，象这类词作确实是少见的。因此，他的这首词便被刊登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在校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后来，陈耀贤经常以陈希堂署名在学报上发表诗词和文章，引起了学校共产党组织的重视。原来出题叫学生填词的那位教长正是共产党员，陈耀贤在他的培养下，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八年，陈耀贤按照学校党组织关于要在农村发展党员的指示，利用假期回家的机会，在本乡老屯村发展了他的妹婿王以仁入党。王以仁后来又发展了本村吴敬坡入党。一九二九年，老屯一带党员人数已具备了建立支部的条件。他们经陈耀贤同意，选举吴敬坡同志为书记，遂建立了中共老屯支部。
一九二九年陈耀贤大学毕业以后，到山东省济南市一家报馆当了记者。他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后，便全力投入了党的活动，并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国民党反动破坏国共合作、镇压革命运动的阴谋和罪行。同年，陈耀贤回家与王洪倩结婚，并动员家庭出钱支援抗日，资助革命。这时，陈耀贤的父亲已故，家庭由其嫡母刘氏、生母纪氏二人主持。但她们不仅不愿意出钱，而且还一再阻拦陈耀一贤参加革命。陇耀贤一气之下，在家住了几天就返回了济南。同年九月，党组织派他去青岛与杜光联系工作，不料杜已被捕叛变，联系地点被敌人监视。因此，陈耀贤刚到青岛就被敌人逮捕，接着解往济南，押在国民党的山东省第一模范监狱。陈耀贤虽几经审讯，残遭肉体折磨，但始终没有招供。在狱中，他写下七律一首，深切表达了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僧恨、对国家沦亡的哀痛以及革命尚未成功，自己死不甘心的悲壮心情。其诗如下:
七律·在狱中(不全)
灯窗鬼影暗眈眈，自笑平生生太贪。
十有九年人似梦，百无一就死何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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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地酣歌当痛哭，兰成辞赋哀江南。
家中得悉陈耀贤被捕以后，其母纪氏去临沂城找他中学时的老师孙石(又名孙景宣)帮助营教。这时，孙石任国民党法院律师，其外甥李景仁(系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任实业厅厅长。纪氏通过孙石的关系，到济南找到了李景仁。李景仁非常热诚，甘愿作保，可是国民党山东省党一部书记长张苇村却不肯放人。按说张苇村是郯城柞城前村(今苍山县)人，还与陈耀贤家有亲戚关系，理应通融。但一是，他反动透顶，又且贪财心黑，对纪氏空手来找，拒不接见。纪氏无奈便回家卖掉了三百多亩地，筹得巨款，几上济南，托情送礼，又加上李景仁从中辗旋，时经三年，才使陈耀贤得以获释。
一九三一年冬，陈耀贤出狱后，纪氏在济南请客答谢。宴席间，张苇村假惺惺地答应纪氏，愿意留陈耀贤在他的党部工作。可是陈耀贤却在宴后填词一首，明确表达了他不与豺狼为伍，坚贞不谕革命到底的决心。其词是:
醉落魄·宴后
葡萄酒冽，佳人妙舞风迥雪。怎奈此时心情劣。总觉繁华，不为穷人设。
此生自分欢情绝，年来偏爱经摧折。牙根咬定休重说，多谢殷勤，炼得心成铁。
陈耀贤入狱三年之久，与党失去了联系，出狱后一时难以找到党的组织，又因母亲、妻子盯住不放，只好暂时回到家乡。在此期间，他一方面寻找党组织，另一方面打算自费办一处学校，借以为党工作。但是他的想法却遭到家庭的百般阻挠和反对。两位母亲甚至对他忿忿地骂道;当初供给你上学，实指望你以后能升官发财。不料你却是个败家子:凭着正路不走，偏要去闹共产。家里为了救你，卖了三百多亩地。你看，你把家共成什么样子了?难道你觉得啥这点家产来得容易吗?陈耀贤也毫不让步，他说:“一个人不能光为自己。为了自己去剥削人、压迫人是可耻的，天下的土地，本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世界上的人，不管穷人、富人都有一份，一切财富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我觉得一切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才是真正的败家子，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吏才是真正的不走正路。至于说共产共妻，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宣传。”他还说:“你们念母子之情，不避风险，不辞劳苦，花钱救了我，我终生不忘.可是，你们为救我一个人舍得把那么多钱拱手送给张苇村，却不舍得给我很少的钱办学，去救救很多很多的穷人。这真使我不明白。”从此，家庭矛盾和斗争愈来愈激烈。陈耀贤便决然离开家庭，又回到济南，终于找到了党的组织。
一九三四年，陈耀贤、张智雨、丁梦孙、翁运庆、丁适存、王汝琪(女)、陈传纲、高凌久等人，在济南市贡院墙北路东翁之泉铨家的小楼上秘密开会，共同发起成立了“众鸣文艺社”。他们以研究文艺为名，学习革命理论，讨论时事政治，宣传进步思想。当时办了一个名叫《一线》的刊物，因反动当局不予登记，只出了三期便被停刊了。据离休干部丁适存同志和郑仃云同志回忆说，当时陈耀贤吃住多是在丁梦孙家，由丁适存供给他一些零花钱。他是个心中象有团火一样的革命青年，并且理论水平高，富于文采，又善词赋，所以宣传文章_多出自他手。
一九三六年初，他们在“众鸣文艺社”的基础上，又秘密组织了“反蒋抗日同盟”，积极进行反蒋抗日活动。五月一日，国民党山东省军法处派出军警特务，逮捕了丁梦孙、丁适存、王惠南、李志华、丁培棠(女)、张敬坡、郑仃云(女)和金x等十七人。于是，陈耀贤改名纪永才，与王汝琪(女)、陈传纲同志一起奔赴上海。丁适存同志经我党营教出狱后，于一九三七年元旦也来到上海。在陈传纲、王汝琪(女)同志家中与陈耀贤他们会了面。彼此谈起了分手后的经历，分析了“西安事变”后的革命形势，共议抗日救亡大计。从此，这些患难与共的战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又汇集在一起共同战斗了。
一九三九年秋，陈耀贤家中突然收到他约一封信，大意是:“现在日寇猖獗，我要领兵打仗，居无定址，以后不再通信”。此后再不知道他的下落。
附:我们在调查整陈耀贤革命事迹的过程中，受到临沂地区党史资料征委会，郯城县党史资料征委会，临沂市党史资料征委会及苍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苍山县华岩寺三村党支部的热情支持和帮助，离休干部丁适存，郑仃云、陈向平，付伯达等老同志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回忆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刊登于《苍山文史资料 第4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