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曾缠着奶奶要爷爷，因为别人家孩子都有爷爷，我却没有。
当时我想：是不是我的爷爷也象有些别人家孩子的爷爷那样，躺在木盒盒里埋了；可逢年过节，跟着父亲上坟时又没有爷爷的坟茔。
后来上学了，问父亲，父亲也说不清；问奶奶，奶奶说：你爷爷是个大共产党，在外边呢！
我以后参军、入党填写履历，在爷爷这一栏中，我总填不清楚。
再后来，从中共党的组织史以及当年爷爷的同事的回忆录中，逐渐认识了爷爷。
爷爷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至今临沂、苍山、郯城一带仍传说着他许多许多的故事。
爷爷陈耀贤，字希堂，又名季永才。1910年生于苍山县磨山镇华岩寺村（原属郯城县辖区）。
爷爷“自幼聪明，记忆超人，六岁进学，八岁赋诗”。
1923年，爷爷到郯城县立高等小学读书。1925年就读山东省立第五中学（临沂五中）。
“1928年8月，弃官归里的孙金宣在临沂西南部地区老小屯、华岩寺一带开展党的工作，首先在松山学社介绍了陈耀贤入党”(《中共临沂市组织史》)。
爷爷入党后又发展了他妹婿王以仁。“王以仁于当年9月介绍了本村吴敬坡等入党，建立了中共老屯党小组，翌年9月，老小屯党小组扩建为党支部，王以仁任负责人，这是苍山县境内创立的第一个党支部” (《中共苍山县组织史》)。
1930年，在当地享有才子之称的爷爷娶大家闺秀王洪倩为妻，也就是我奶奶。婚后，爷爷又前往济南求学（齐鲁大学），很少在家。假期回来，与奶奶谈的多是一些家人不能理解的事情。奶奶从那时起就从爷爷那里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等一些没听说过的新鲜词。后来带回一辆自行车，爷爷离家后，家中没有人会骑，只好挂在房梁上，成为笑谈。
1931年8月，爷爷到北京。“又从北京带着党的组织关系去青岛接头而被捕，被捕的原因是那个和他接头的党员当了叛徒，将他出卖了 ”（徐少岩《历史的回顾》）。
爷爷在青岛被捕后，被作为共党政治要犯关进国民党济南第一监狱。入狱后，由于叛徒的出卖，爷爷不得不承认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但在大义凛然、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同时，虽惨遭肉体折磨，严守了党的机密，并在狱中写下七律一首，深切表达了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憎恨，对国家沦亡的哀痛以及革命尚未成功，自己死不甘心的悲壮心情。
七律——在狱中（不全）
灯窗鬼影暗耽耽，
自笑平生生太贪，
十有九年人似梦，
百无一就死何甘。
由于爷爷的坚强不屈，使得国民党反动派给爷爷上了大镣，并被列入近期处决的名单。
1931年9月，家中得到爷爷被捕的消息，曾祖母赶到临沂找到了孙实（又名孙景宣）。因为孙实既是爷爷的老师，又是爷爷的入党介绍人。他们一起去了济南。
到济南后，通过知情人了解：爷爷被捕后已经承认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情况十分危机。众人经商议后认为：必须找得力的人，多花钱“买命”。
因当时的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书记张苇村属于势力派人物，而且与我们家中有老亲。曾祖母亲去拜访，张答应帮忙，但需要巨额款项，为此家中除了卖掉了大批的粮食，还卖掉了在柞城的三百亩养老地。
1931年，济南的冬天异常寒冷，爷爷身戴脚镣，穿棉裤很不方便，前来探监的奶奶只好把爷爷的棉裤裤腿拆开，然后钉上带子，披在腿上。
家中为了买爷爷出狱，在济南到处活动。在张苇村等有关方面花费了大量的银钱后，爷爷被认定为精神病。并说他只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本人并不是共产党。这样到年底，监狱方面就不再给爷爷上镣了。“由于孙金宣等人的活动，陈家又花了几千块大洋，张苇村亲自过堂，并公开作保，因此陈耀贤才未被枪毙。”（徐少岩《历史的回顾》）。
1932年春节，奶奶前往济南探监，在济南第一监狱见到了爷爷。爷爷本来身体瘦弱，此时历经折磨，更显得疲惫。见到奶奶后精神还很乐观，只是笑笑，并不多谈。
1932年10月，奶奶再次济南探监。这次见面是在反省院，爷爷的处境已好多了。
奶奶二次探监后留在了济南，等候爷爷出狱，与曾祖母在后观街租房一起度过了1933年春节。
1933年2月上旬，法院通知家中找保人。在实业厅工作的李景仁（爷爷的好友、共产党员）自愿为爷爷作保人。
一个晚上，李景仁来到曾祖母住处，告诉曾祖母：赶快准备衣服，明天要出来。并一再嘱咐：接到人后，什么都不要说，赶快走。
第二天早晨，李景仁与曾祖母租了三辆洋车，接到爷爷后回到院后街。爷爷自此逃脱虎口。
爷爷出狱后，曾祖母为感谢张苇村的救命之恩，在济南设宴招待。宴后，爷爷赋词一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志向。
醉落魄，宴后
葡萄酒冽，佳人妙舞风回雪。
怎奈此时心情劣，总觉繁华不为穷人设。
此生自分欢情绝，年来偏爱经摧折。
牙根咬定休重说，多谢殷勤，炼得心成铁。
爷爷出狱后，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几次搬家。先后从前城街、纬一路，搬到院后街5号。
在院后街期间，由于狱中的折磨，爷爷身体尚未康复。每天在家养病、会友。埠东的刘皋言、德州的马馥塘、还有丁梦孙、杜成志、杨恒安、张玉、铁大姐夫妇，李志英、袁振荣来往甚密。他们有的是进步青年，有的是老共产党员（马馥塘），有的是当时中共山东省委重要负责人（铁大姐）。
此间，爷爷还接待了由家乡中共临郯县委书记刘之言派来的陈信亭。当时，陈信亭“来济南向山东省委请示苍山暴动有关事宜”，爷爷告诉他：省委机关在最近七天三次遭敌人破坏，原有的联络地点都不能用了，暂时不可能找到山东省委。（陈信亭《我所知道的苍山暴动》）。
1933年3月，曾祖母因事回家一趟。从家里回来后，她告诉爷爷：我看咱就都不要回家了，让张苇村给你找点差事干吧。爷爷回答：“你看俺娘，我能给他们出力吗？”
当年10月，爷爷与人合伙开办了一个“三宜斋”果子铺，以此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对此，曾祖母不能理解，经常埋怨爷爷，嫌赚钱不多，没有出息，要求爷爷回家。爷爷的回答是：我要趁年轻干事业。
1934年8月，爷爷与奶奶一起从济南回到老家。9月，父亲出生了，爷爷仍不常在家。一次，爷爷给奶奶说：“我要把家里的地都卖了，只留30亩够你们娘们用的，在凤凰山前盖一所大学堂。”为此，曾祖母极力反对。爷爷是个孝子，不愿再惹老人家生气，只好作罢。只是没有等父亲满月就又去了济南。
1934年，爷爷与马馥塘、徐智雨、丁梦孙、丁适存、翁运庆、汪汝琪、陈传刚共同发起了“众鸣文艺社”，出版了一个名叫《一线》的刊物，因反动当局不予登记，出了三期而被迫停刊。
1935年春天，爷爷同高光宇（高凌久）由马馥塘相邀、介绍前往莱阳中心小学任教。“陈耀贤在莱阳小学任教时，我想找党的关系，就到了烟台八中，并由此准备去陈处，但由于陈耀贤给我来信，说莱阳不便来，因此我俩又相继回到济南（徐少岩《历史的回顾》）。
爷爷与马馥塘、高光宇在莱阳期间，借乡村教育的名义在二十多个村庄里成立了农民武术团，准备将来搞暴动，为党组织领导下的地方农民武装起义储存力量。但由于被人告密，受到国民党莱阳县的追捕，爷爷与高光宇逃亡青岛，然后从青岛回到济南，马馥塘也回济南避难。
1936年1月，在“众鸣文艺社”的基础上，爷爷与丁梦孙、汪汝琪、陈传刚、马馥塘、高光宇等人秘密组织起“抗日反蒋同盟”。“陈耀贤是有一团火球般的革命热情的青年，在我们中间，他的理论水平也是相当高的，文章很可观，抗日反蒋同盟的宣传文章多出自他的手中”（丁适存1985年8月12日）。
同年，爷爷 “代表山东救国会团体参加了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唐守愚1987年5月18日访问笔录）。
1936年5月1日，国民党山东省军法处派出军警特务，逮捕了丁梦孙、郑仃云等17人。爷爷因通讯地址与住处不在一起，幸免于难，“我们原以为这次逮捕是因为散发传单引起的，后来才知道此事是因为临沂有三个人在《国民日报》上登了反共宣言，他们供出了与陈耀贤、丁梦孙联系的线索，使我们受到牵连”。（郑仃云《在泉城和临沂斗争的日子里》）。
1936年秋天，爷爷在上海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成立大会后，继续留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1937年元旦，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爷爷与丁适存在陈传刚、汪汝琪家中会晤。临走时，爷爷送丁适存去上海北站。为了安全，他们分乘两辆黄包车，途中遭遇特务跟踪。为了掩护战友，爷爷只身引特务于巷口。 “至巷口，他急忙飞奔前去，意欲甩掉特务。”（丁适存1985年8月2日）。
好在有惊无险。爷爷顺利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跟踪。不久又回到济南。
1937年4月，爷爷在济南再次历险。李景仁夫妇从济南回来告诉奶奶：“俺五哥在济南又办了个险事。一天，两个带枪的来找五哥，正巧五哥不在家，晚上五哥回来，看门的一说，五哥连门都没有进，转身就走了。”
1938年8月，爷爷从上海给家中寄来一信。信中说：家乡一起战事，我就知道没有家了。现我正准备人马带兵打仗，家中也不要回信了。
1939年大年初一，日本人扫荡来我村。因有人告诉鬼子：陈耀贤是个大共产党。鬼子放火烧了我们家房子。大火一昼夜不熄，无人敢救。从此奶奶与家人逃亡在外。
奶奶与家人在逃亡期间，一直在打听爷爷的下落。当时探听的消息说是在新四军；后来又听说在武汉。但战乱期间没有确切的音信。
直到今天，爷爷的下落仍然是个迷。
爷爷也许早已客死他乡；也许早已作无名冤魂。想那战乱时期，什么事情都可发生。我们党历史上的无名烈士何止成千上万。爷爷的下落也许是个永远解不开的迷，可他那段可歌可泣、辉煌的革命历史，却永远是客观的存在。
爷爷，真的使我好敬佩，好自豪。
（陈一章写于二0一二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