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19日晨，日、伪军300多人偷袭博山南部山区的下庄村，正在下庄村处理道会门武装问题，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共淄博特委军事部长薛云亭，一面组织群众迅速转移，一面组织地方武装阻击进犯之敌。薛云亭为了保证干部、群众安全转移，他命令地方干部保护群众分散突围。他和警卫员王清江两人不顾个人安危，把敌人注意力引向自己。敌人果然把目标集中到薛云亭隐蔽的河西树林，步枪、轻重机枪一齐向薛云亭、王清江所在方向射击。薛云亭为了保护群众安全转移，不幸壮烈牺牲，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32岁。
薛云亭又名薛有兴，1907年出生于陕西省韩城市芝川镇范家庄村（原龙亭乡范家庄村）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十二岁那年，父亲不幸被反动武装部队残害，一个村同时遇害三个人，时年母亲还身怀有孕，父亲遇害后，他小小的年纪就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幼年时曾读过几年私塾，因家境贫困中途辍学，以给财主家打短工，帮零工维持生计。黑暗的旧社会在他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从心底就压抑着仇恨的怒火。1928年3月，经韩城早期共产党员薛子芳介绍，加入中共韩城范家庄党支部。同年6月，薛云亭参加了中共韩城县委秘密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回村后，以本村党支部为核心，积极发展农民党员和贫农会员，组织建立农民武装，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组织发动农民进行“抗粮、抗捐、吃大户”的斗争，把革命斗争矛头直指封建势力和贪官污吏。
1932年春，韩城地区党的工作蓬勃发展，贫困农民的革命激情日益高涨。5月，中共韩城县委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成立韩城赤卫队，下编三个中队，薛云亭、张智发、王永智分任一、二、三中队中队长。6月，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率队进入韩城，广泛发动群众，传播革命思想，壮大群众武装力量。薛云亭积极配合陕甘游击队活动，打富济贫，开展分粮吃大户斗争，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地主豪绅的反动统治。
1934年至1935年，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两次到韩城开展游击活动，深入敌区打游击，扩大外线作战区域，打乱了国民党剿共反共的作战部署。红二十六军在韩城开展游击活动期间，薛云亭、薛瑞芝、张智发、张俊生四人根据县委指示，在夜间曾两次去公路上破坏国民党县政府通往省政府的电话线，中断了国民党省、县政府的通信联络，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韩城开展游击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受到陕甘游击队和韩城县委的表扬。1936年10月，薛云亭被任命为中共韩城县南原区委书记，从此他肩负起了更艰巨的革命重担。1936年2月，薛云亭参与并领导了韩城著名的高家坡武装暴动。暴动后，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西东府游击队第二支队，薛和昉任政委，严文炳任支队长，薛云亭任一中队长，王作栋任二中队长，番地事变失败后，王作栋不幸壮烈牺牲，武装队伍遭受严重损失，后随薛和昉、霍士廉、余允江四人一道，奉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化装成帮人收小麦的“麦客”，穿过了国民党一道道严密的封锁线，于同年的端阳节，终于到达了陕甘苏区的关中地区，投身于关中苏区革命斗争的洪流之中。经过关中军区习仲勋等党组织领导的安排，薛云亭在关中军分区积极从事游击斗争，任关中军分区司令部特务连指导员，为关中地区的游击队建设做出了不少贡献。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暴发，党组织派薛云亭到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初，为了开辟抗日根据地，党中央派霍士廉、袁也烈、鲍辉、杨国夫、薛云亭、史秀云（原谢子长夫人）、王彬、王子文、杨士敬等五十人，在郭洪涛的带领下，奔赴山东抗日前线，到淄博地区进行抗日活动。临行前，毛主席亲自接见了这五十名党员，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和副部长李富春亲自给他们送行。薛云亭到淄博后，积极协助泗水地方组织成立了泗水县委，担任泗水县委委员兼泗水县军事部部长，积极发展武装，成立组建了泗水独立营，并任独立营营长。10月，中共淄博特委成立后，薛云亭任中共淄博特委军事部长。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呼声中，他深入抗日第一线，率领部队转战于沂源、博山、青州、莱芜四县的边沿地区，组织领导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建立地方人民政权，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进入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从不抵抗，继而走上反共的道路，对我山东抗日军民不断制造摩擦，蓄意挑起反共事端。
1939年3月，我坚持清河地区敌后游击战争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奉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之命，选派了62名干部战士到鲁南“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到沂水县王庄村山东分局所在地集结，由三支队派出部队护送。部队越过胶济铁路，走淄川，到博山。驻扎在博山县太河镇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队游击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所属王尚志部，实行媚外反共，下令其部队向我过路部队开枪射击，因我军处于敌人的密谋伏击下猝不及防，加之敌众我寡，我200余名干部被囚禁，10余人被杀害牺牲，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
“太河惨案”发生后，薛云亭一方面和地方党组织发动各界群众对秦启荣、王尚志制造摩擦提出强烈抗议，组织“请愿团”向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请愿；一方面立即将“太河惨案”真相用快邮代电报告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和党中央，使上级领导机关在粉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中，掌握了主动权，击溃了顽固派王尚志部，收复了太河地区，救出了部分被王尚志部囚禁的人员。
为悼念在“太河惨案”中遭王尚志部杀害的烈士，淄博、益都、蒙阴等地相继举行了追悼会。博山县在下庄村召开了规模较大的“太河惨案”被害烈士追悼大会。参加追悼大会的各界群众数千人。在大会上，薛云亭义正词严地痛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分裂，破坏抗日，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的罪行。在薛云亭的组织领导下，经各界代表讨论制定了三条决议：（一）各民族代表，抗日团体共同组成代表团向省政府要求严办祸首秦启荣。（二）各民族代表、各民众团体联名电告中央查办祸手秦启荣，并禁止以后类似事件发生。 （三）请求省政府开展民运，承认一切民众抗日团体合法。薛云亭为组织筹备这次追悼大会作了积极的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博山、淄川、莱芜、沂源、蒙阴一带各种类型的道会门组织纷纷打起抗日的旗号，招兵买马，发展道徒，扩充势力。一个道会门的道徒有的百人，有的千人，还有的甚至上万人。我党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中共淄博特委和博山县委数次派员做道会门的工作，争取他们一道抗日。国民党顽固派也千方百计拉拢道会门的上层人物，妄图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及其所属五十一军多次破坏离间我党与地方道会门武装力量的关系。薛云亭作为淄博特委的军事部长，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他亲自深入道会门组织中了解情况，反复向道会门上层人物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和前途教育。通过积极的开展宣传教育工作，道会门中的部分骨干分子和广大道众逐步认清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激发了抗日热情，在道会门中发展了一批抗日骨干力量，进一步巩固了我党我军对道会门的武装领导权，击败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在党的统战工作和军事工作上，薛云亭显示了他的出色的组织才能和丰富的工作经验。
1938年2月，博山南部山区农民在我党领导下，具有爱国进步思想的青年王子虹、鹿墨林、丁昌富等人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成立了“堂天道”。以“自正不邪、抗日保家、救民水火、不当亡国奴”为宗旨。 “堂天道”因以抗日为宗旨，发展迅速，半年时间就发展到四个县（博山、沂源、蒙阴、沂水）的几十个区乡。总坛下设营、连、排、班军事组织。日夜轮流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实行武装自卫，并经常派出得力人员深入敌占区进行破袭活动，鬼子汉奸十分脑火，国民党顽固派对“堂天道”的抗日活动非常不满。
为了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接受“堂天道”的请求，于1938年秋将“堂天道”改编为“山东人民抗日自卫团博山第一团”。博山下庄的“堂天道”编为四营。该营营长早与妥协投降的国民党五十一军暗中来往，订有“秘密协约”。四营其他几名头目也思想动摇，企图率队投靠国民党五十一军。中共淄博特委得知这一情况后，薛云亭立即亲自赶赴下庄进行争取工作。1939年6月18日下午，薛云亭率领一个武装排和警卫员赶到下庄，在我地下党员和四营的抗日骨干积极分子的密切配合下，他当机立断，逮捕了三名企图投敌叛变的为首分子，并处决了两名为首分子。改组了四营领导，稳定了军心。使这支地方抗日武装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走上了光明正确的道路。
“堂天道”抗日活动频繁，博山城里的日寇汉奸便于6月19日派出鬼子汉奸300余人，到下庄进行“围剿”。天刚拂晓，薛云亭带领警卫员王清江和自卫团三连指导员安凯平及自卫团员数人正在下庄村巡逻放哨。当他们巡逻到庄北二里外的大槐树时，发现鬼子汉奸大队人马向下庄方向包抄而来。他们当即撤回村内，立即命令武装排战士掩护群众转移，他率警卫员和自卫团三连的指导员安凯平及三、四名自卫团员迎击敌人，在村中桥头和抄近路包围上来的鬼子汉奸遭遇。
“干什么的？”薛云亭问。“自己人。”对方答。
“哪一部分的？”
“我们是三支队的！”“你们过来个人！”对方一听让人过去，马上扭头往回跑。薛云亭一看，知道敌人已包围了大半个庄，立即带领同志们往南撤，等撤到庄南一看，鬼子汉奸黑压压一片，他们还没站稳脚，敌人的枪已打响了，子弹在头顶上横飞。南北东已三面被围，只有西面河滩尚未发现敌人。过了河是一片树林便于隐蔽。为了避免伤亡，薛云亭带领同志们向西河滩突围。进入树林后，他和警卫员王清江、三连指导员安凯平以树干作掩护，阻击包围上来的敌人，让自卫团员迅速撤出战斗向安全地带转移。自卫团员刚撤出战斗不久，薛云亭和警卫员王清江在敌人密集的枪弹下不幸中弹壮烈牺牲，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