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敏从青岛回到北京。不久，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开始时，人们以为这是文化界里文艺路线的斗争，不是从上海批判戏剧《海瑞罢官》、北京批判“三家村”开始的吗？
也有人以为这是党内的一场思想教育运动，是反修防修、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不是到处都在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提出批评意见吗？
少敏正是持这后一种看法的人。她衷心拥护毛泽东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认真地阅读中央的有关文件，积极到基层去看大字报，听取群众的意见。她襟怀坦白，严于律已，虚心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她劝全国总工会的一些领导同志说：“是自己的错误就认错，不是的就说不是，有什么看法就说什么，一定要实事求是！”
7月1日，少敏带着中央的《五•一六通知>，专程去山东，向全国总工会和北京工业大学派出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传达和部署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工作。
之后，她深入青岛啤酒厂、国棉八厂等单位，召开各方面人士的座谈会，听取意见。她认真地看大字报，拿着小本子记下工人们提的问题和意见。她动员市委机关干部和工厂的党政负责人到群众中去接受批评，不要回避矛盾，要大胆地开展工作。
7月16日，少敏风尘仆仆地赶回北京-参加全国总工会党组学习，讨论在全总机关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她强调机关的领导人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加强引导。
8月初，少敏出席了党中央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她看到一群带着“红卫兵”袖章的大专院校学生参加了“全会”，心中顿生疑虑。心想，这么严肃的会议，怎么让一帮学生“红卫兵”来吵吵闹闹的，真是不象话。
8月5日，陈伯达向全会传达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会议立即批判起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少敏感到莫名其妙，疑惑、茫然，沉思着：“这个运动的矛头要指向哪里呀？”
会议休息时，她看到刘少奇坐在休息室里，仍是目光炯炯，神情坦然，但也流露出气愤不平的表情。少敏关怀地走到刘少奇身边坐下，说：“少奇同志，有时间我要向您汇报女工工作。”
刘少奇会意，泰然自若地向她笑着说：“我有错误与同志们无关，我一个人负责，请放心。”
少敏非常难过和痛苦。
散了会，少敏回到家，呆呆地躺在床上，不吃饭，也不睡觉，反复思索：怎么刘少奇、邓小平搞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怎么可能！说刘少奇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搞“篡党夺权”，这不可能，不是事实！她怎么也想不通。
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虽然名义上仍是国家主席、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但“造反派”已把他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进行揭发批斗了。
在全国总工会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中，有的已多次提到“陈少敏是刘少奇黑线上的重要人物”、“陈少敏是刘少奇一伙的走资派”。
少敏的家里也常有一批一批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不断闯进去，翻箱倒柜，搜查“黑材料”，还勒令她交待问题。“你要老老实实地揭发刘少奇的罪行！”
“必须彻底交待你和刘少奇的黑关系，你们搞了什么阴谋诡计？”
“赶快交出黑材料！”
一个个瞪着眼睛，点着她的鼻子，凶恶野蛮，粗暴地辱骂她是“老妖婆”、“老东西”、“老顽固”等等。来者几乎个个都是这一套。
少敏看见这些人就有气。她怒目相视，面无惧色。
一次，“造反派”逼她要“黑材料”。她气呼呼地说：“我没有黑材料，只有红材料！”
“拿出来！”
她举起一本《毛主席语录》说：“看去吧！”
“造反派”感到自己受了戏弄，恶狠狠地瞅着她说：“哼！你不用硬，等着瞧吧！”
后来，少敏被赶出了家门，住进全国总工会机关的“牛棚”。不发给工资，只给生活费。还经常被批斗。
“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打倒走资派陈少敏！”
会场上，人们举着拳头高呼。
少敏不举手，也不喊。当大家高喊“毛主席万岁”时，她立即跟着振臂高呼。
“你为什么不喊打倒刘少奇和陈少敏？”
“我认为刘少奇不是赫鲁晓夫，陈少敏不是走资派，当然不能喊打倒。”
“你是不是牛鬼蛇神走资派？”
“不是。我是共产党员。我从小受苦，受资本家剥削，我痛恨资本主义。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
“你还嘴硬！你是刘少奇黑线上的人！你们搞了什么阴谋？必须交待！”
“我在冀鲁豫特区工作时，刘少奇是北方局书记，直接领导我们；我在鄂豫边区时。刘少奇是中原局书记，是我的上级；解放后，我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刘少奇是党中央副主席，分管工会。我们是一条线上的，这没有错。但不是黑线，是红线！我们没有搞阴谋，都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工作，是阳谋！”少敏理直气壮，针锋相对地反驳。
“造反派”气得直瞪眼，但又无词以对，只好咒骂威逼了：“你不老实，老顽固！低头！”
“弯腰。让她‘坐飞机！”（当时的体罚形式）
少敏佯装不知，仍然直直地站着，不肯低头、弯腰。押着她的人摁她的头，强制她弯腰、低头。但一撒手，她又直起来了。这时的少敏已是骨瘦如柴，面色憔悴。她经常发烧，全身瘫软无力。在批斗会上站立半小时都极困难。但她回答质问时，仍是目光灼灼逼人，讲话铿锵有力。
“造反派”无奈，只好在歇斯地里的口号声中，把她押回“牛棚”。
这天，全国总工会突然出现了陈少敏是“大叛徒集团黑干将”的大字报。说她在1946年中原突围时，与郑位三、李先念一起作出了动员“叛变”的“四六决定”，组织了“叛徒集团”；还说1932年她在天津被捕时，也有叛变行为。自此，陈少敏的“罪行”升级了，批斗也更频繁。有时几个中央机关“造反派”联合组织大规模的批斗。在她病重住院期间，还被从医院里拖出来批斗。
少敏虚弱得不能站立了，但仍强打精神，靠在椅子上，雄辩是非，寸步不让。
“交待你1932年在天津被捕时怎样叛变的？”
“我没有叛变。当时国民党抓我，是共产党嫌疑，我没有承认，没有暴露自己。敌人抓不到证据，就放了我。”少敏据实陈说。
“不对！审问你时，你吓得大哭大闹。你对敌斗争不坚定，就叛变了，是不是？我们有证据，你必须老实交待！”
“大哭大闹是事实，但不是害怕吓的，是装的。这适合我当时是‘家庭妇女’的身份，是一种斗争方式！”
“你还想狡辩。很多同狱人都揭发你了。你别装腔作势了，交待问题吧！”
“谁揭发我，可以来和我对质嘛！我是鼓励大家坚决斗争的。除非有的人昧着良心作假证明。”
“造反派”本想诈她一下，但不成功。又换了问题：“交待1946年你和郑位三、李先念组织‘叛徒集团’的阴谋！”
“哼!哼哼!”少敏冷笑了。“你笑什么？老实交待！”“‘四六决定’是我主动找郑位三商量决定的。当时李先念不在，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在中原突围的危急情况下，作出的特殊决定，是为了隐蔽和保存革命力量的一项措施，不是组织叛徒集团。这件事在解放后的1957年已得到中央肯定。”
“你胡说！当时在国民党三十多万军队包围下，你害怕了，被吓破了胆，就组织一帮胆小鬼叛变了革命。”
“这才是胡说！”少敏听造反派说她害怕了，气得火冒三丈。她鼓足了力气，扯开嗓子喊着：“我害怕敌人？笑话！我陈少敏什么时候怕过敌人？我斗地主，斗土匪恶霸，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顽军，从来是敌人怕我，我哪里怕过敌人！”
“住嘴！你别在这里摆功了。既然敌人怕你，你为什么不组织冲锋陷阵去打国民党，而是组织‘叛变’，组织突围逃跑？”
“我说过了，那不是‘叛变，，而是一种保存实力的斗争方式。
中原突围也不是逃跑，是在当时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不得已的措施；这也是中央决定让我们拖住国民党三十多万军队，减轻华东、华北、东北战场压力的战略措施。对敌斗争，也不全是冲锋陷阵，而是根据情况，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你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不懂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还是多学习学习毛主席著作吧！……”
“住嘴3你个老顽固，敢在这里教训起我们来了。放下你的臭架子吧！低头！认罪！”
“打倒陈少敏！”
“打倒大叛徒、走资派陈少敏！”“……”
少敏义正词严的回答，可把“造反派”气疯了。个个举起拳头，声嘶力竭地高呼口号，想以吼声威慑她。
少敏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她抬着头，以审视的目光看着台下的人们。她由于气愤、恼怒和大声讲话，已累得毫无力气了。她精疲力尽地瘫坐在椅子上。
“造反派”推推搡搡地把她弄回医院。
少敏刚到医院，躺在床上还喘息未定，河南“造反派”有两个人来找她，气势汹汹地说：“我们已经查清，你的老部下郭荣夫在鄂豫边区工作时，有叛变行为。你要写份证明材料！”
“既然你们已查清了，还找我干什么？”“你必须写清他是叛徒！”
“我不知道郭荣夫有叛变行为，让我写假证明，不行！”
“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写证明材料，你知道他是叛徒！”一人怒吼着命令她。
少敏气得手发抖，在护士的帮助下写了一份材料：
郭荣夫从竹沟随我到湖北，开始在鄂中区党委作译电员工作，后提为机要科科长。这个同志对工作很负责，没有失落过电报，为人正派。区党委同志们都认为他是个好同志。缺点是思想上不大开展。
那人拿过材料一看，气得恶狠狠地骂道：“你个死不改悔的叛徒、走资派，谁让你写这样的证明？你就等着挨斗吧！”他把材料往地上一扔，气冲冲地走了。
少敏又气又累，躺在床上思绪万千。她知道现在不仅是她挨整了，不仅是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们挨整了，而是在全国范围，从中央机关到基层单位，从老革命、老元帅、将军、专家学者直到小学的校长、教员，工厂的厂长、主任以及班组长等等，成千上万的人一下子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的“牛鬼蛇神”了，都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和生活的自由，不少人已被残酷折磨致残、致死了。
她想不通：这是什么革命呀？这是谁革谁的命呀？少敏处于极大的忧虑和痛苦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