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0月，少敏赴山东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她先到曲阜，在纠正了社教工作团处理郭守明的错案后，又来到青岛。忙忙碌碌，已快到1966年春节了。她决定不回北京了，就在青岛过春节。
春节，是民间的大节。往年，少敏在北京过节时，总是利用这几天时间到各纺织厂去，或进车间慰问加班的工人，看工厂给他们做什么年饭；或到宿舍区去串门，看工人过年有什么困难；或在哪一家呆下，一起包饺子吃，一块儿玩扑克，下象棋。
这天是腊月三十，她想看看青岛郊区农民们怎么过年，是不是家家都能吃上过年的饺子。早饭后，她对秘书费淼说：“走，咱们到农村去转转！”
“陈大姐，今天是除夕，人家都忙着过年，咱们别给人家添麻烦了。再说，您最近太累了，该休息休息了，不去了吧！”
“不行！”少敏脖子一梗，瞪着费淼说：“总是让我休息休息。我说过多少遍了，我不是泥捏的，累不垮！我是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你知道不？若是心里不想着群众，光想自己舒服、休息，就别当共产党员！你不去，我自己找老宗开车去！”
秘书无奈何，只好招呼司机开车一起去。
天空阴沉沉的，好象要塌下来似的，西北风在干枯的树枝上呼呼地嘶鸣。汽车出了市区，沿着青烟公路向北飞驰，到了城阳公社附近的小寨子村边时，少敏让停下车子。她和秘书下车溜达进村。她不找村干部，免得给人家增加麻烦。
街上，一群穿得花花绿绿的孩子，不怕寒风，追跑嘻闹。几家大门上已贴上了大红色的春联，显得喜气洋洋。
有个三十多岁的农民，穿着件褪了色的旧军大衣，正在往门上刷浆糊，贴春联，写的是；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
少敏一面走过去看春联，一面说：“喂，老乡！看样子今年收成不错啊！”
“不错什么，凑合着过呗。”那男人没有回头，随口答道。
少敏一听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就有三分喜欢，便进一步说：“你这春联上不是明白写着‘庆有余’吗？怎么又说是‘凑合着过’呢？”
那男子笑了笑：“贴春联图个吉利，说句过年的话呗。现实终归还是现实。”
俗话说，锣鼓听音儿，说话听声儿。少敏一听，这人话中有话，很想弄个究竟：“看样子老乡是复员军人吧？我也当过兵。咱们当兵的说话都是直来直去的。你就说说看，这些年你们村有什么变化，老乡们生活得怎么样，村里对复员军人有什么照顾？”那男子本来以为他们是过路的，随便问问，所以没有在意，顺口答了几句。现在一听问话，立即警觉起来。他回头看了看少敏，见是位六十开外的白发老太太，穿着件军大衣，戴着副近视眼镜，透过镜片射出果断、深邃的目光。心想，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
秘书见他态度犹疑，立即解释说；“同志，我们是市里的，过年了，来看看乡亲们。”
那男子陪笑说：“挺好，俺们都挺好。感谢市里领导关心。俺刚复员回来不久，了解情况不透彻，不能瞎说。您问的情况，可以找别人问问。对门那家也是军属，您二位去问问他们吧。”他已贴好春联，说完，拿着浆糊盆进门去了。
少敏见此情况，只好来到对门一家。这家的大门半开着，门上没有贴春联。一进院子，就听见屋里传出悲凄的哭声。少敏顺着哭声进了屋子，只见一个老年妇女蓬头垢面，愁眉苦脸，坐在炕沿上，边哭边低头缝补着破棉袄。炕上躺着个病人，盖着一床破棉被，不时发出“哼哼呀呀”的病痛声，很是凄凉。
少敏一进门，就直截了当地自我介绍说：“大嫂，我们是市里的工作人员，来看望乡亲们。你们生活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老人眼泪汪汪地抬头看了看来人，嘴角动了几下，似乎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只是低头抹眼泪。
少敏一看这情景，知道这位老人一定有什么委屈。便亲切地问道：“你家不是军属吗？炕上病的是你什么人，生的什么病，怎么不上医院去看看？”
听了这儿句温暖话，那老人再也控制不住了，索性呜呜地放声哭起来。经再三劝慰，才止住哭声，但是，她不肯讲出心事。躺在炕上的病人沉不住气了：“娘，你这些年，眼泪都快淌千了，有苦没处诉。今天，市里的领导亲自上门来访问，你却不肯说。人都死了，到底还怕啥哟！”最后，还是她儿子吃力地向少敏介绍了情况。
这青年叫张式涛。他的父亲叫张维崇，解放前给地主扛过活；解放后分了地，日子越过越兴旺。张维崇为人正直，遇见不公正的事，爱打抱不平。1955年因粮食统购统销的事，得罪了干部，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三个月后就病死在狱中。张式涛是解放军，复员回来不久就生病了，因缺钱医治，病情日渐加重。现在要过年了，家中少粮缺钱，正愁得不知如何是好。至于张维崇如何被打成反革命，他不肯细讲，只是说：“你们可到四邻访听访听！”少敏听后，心里沉甸甸的。她想，一个贫雇农出身的人，怎么变成了反革命？但又不能听他一面之词，不能急于下结论。她环视了一下四周，屋里空荡荡的，炕上铺着一条破席，那条补了又补的破棉被，大概是全家唯一御寒的铺盖了。她问那妇女：“大嫂，过年能吃上顿饺子吗？”
老人摇了摇头，没说话。
少敏感到一阵鼻子发酸，叫秘书拿出五十元钱给那老人，嘱咐她包顿饺子吃，其余的钱给儿子看病。
老人两手颤抖着接过钱，像是三九天捧着个暖水袋，立刻全身热起来。她激动得说不出话，眼泪漱漱地淌个不止。
在回去的路上，少敏沉着脸，一言不发。回到市里，立即和市委书记张敬焘通了电话，告诉他今天在小寨子大队访问张维崇家的情况，并建议市委从速派人下去调查一下，是不是件冤案。安排完这件事，少敏想起来今晚还请客人来吃年夜饭，就亲自到厨房，卷起袖子，洗洗手，帮着做饭了。
少敏请了青岛市委和部队的一些老同志来她的住处过除夕。客厅里已摆上两张大圆桌子，每张桌上都放了一大碗醋，还有小碟和筷子。市委、市政府和东海舰队的一些领导人，都陆续到齐了，坐了满满的两桌。炊事员给每桌端上来两大盘主食：一盘高梁面包子，一盘糠窝窝头。
少敏笑着站起来说：“同志们，大鱼大肉你们各家都有，用不着我请客。我今天请你们吃一顿特殊的年饭。我小时候，家里很穷，尽吃野菜粥。要能吃上这样的糠窝窝，就是过节的饭了。今天我请你们尝尝，希望你们要居安思危，艰苦奋斗。”
对少敏的这种招待，在坐的各有不同的想法。但他们多数都是吃过苦的人，对这类食物并不陌生。于是一面吃，一面谈论开了：“陈大姐真是个有心人，在除夕之夜，招待我们吃糠窝窝、高梁面包子，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这东西已多年没吃了，现在又见到它，难免见物忆旧呀。我们是不会忘记过去艰苦年代的。”
“这1966年的除夕之夜，陈大姐将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人们吃吃谈谈，说说笑笑。
饭后，客人们陆续散去。市委书记张敬焘告诉少敏：“查案子的事，已交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周化南负责。他组织好班子，就向您汇报。”
大年初一，周化南来了，向少敏汇报说：“我们组织了个调查组。市纪委常委刘建民任组长，市公安局六处处长袁文才任副组长。组长、组员都已落实了。现在正是春节假日，是不是过了初三，一上班就下去？”
少敏办事是个快刀斩乱麻的人。她工作起来从不讲节假日，一听还得等两天，就急了：“不行！救民如救火嘛。我们在家过年，有酒有肉，老婆孩子有说有笑的。可是人家少米无柴，哭哭啼啼的正难过哪。今天是来不及了，明天一早就出发！”
周化南表示同意，立即告辞，通知去了。
这两天，城阳公社小寨子大队可热闹了。人们除了忙着过年，还纷纷议论市里来人访问张维崇家的事。
有的说：“年三十，来了个大干部，要给张维崇伸冤呢。”
也有的说：“至今有人仍不老实，不接受教训，还敢说干部的坏话。”
最热闹的地方，要算少敏访问过的这两家了。平素门可罗雀的张维崇家，这时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有的想借机打听一下市里的干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张式涛母亲的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是吉是凶。老妇人非常害怕，日夜哭泣。张式涛豁出去了，等待事态的发展。
年初二，市公安局和市纪委组成的调查组，有的穿着警服来向大队干部和群众调查，像给这沸腾的小寨子村投进了一块巨石，激起了干层波澜。
为查清张维崇当时犯案的详情，必须查档案，那时的档案已存即墨县。当天，调查组向少敏汇报了情况，并提出需要到即墨县查阅档案。
头一天夜里，少敏的心脏病又犯了，但她为了早日查清问题，竟不顾自己的病情，果断地说：“好吧，明天我和你们一块儿到即墨去，有什么难闯的关，我打头阵！”
秘书欲阻拦，少敏严厉地瞪了他一眼。他只好把话咽了回去。第二天早晨，少敏和调查组一起来到即墨县。她向县委值班人员说明来意，要求调档案，还要把当年处理这起案子的有关人员都找来。正巧，是县委副书记值班。他一看是少敏亲自来查案子，急忙派人调档、找人。
这正月初三还是假日，找人可不容易。全县城都轰动了。有的还在睡觉，有的正喝酒，有的在娱乐场里玩得高兴，有的在朋友家聊天，除了当年小寨子大队的支部书记、现在已当了副县长的没来以外，有关人员全找来了。
少敏一听，火了：“当事人不到不行，一定要把他找来！”原来这位副县长当时不在县城，后来还是把他找来了。“这案子是你办的？”少敏问他。
“是……是是……”副县长战战兢兢地回答。
少敏见他很紧张，忙解释说：“这案子你可能办对了，也可能办错了。我们共产党员，就是要实事求是，光明磊落。对的，就坚持。错了，就改嘛！今天大过年的，把你们大家找来，是想共同把这个案子彻底复查一下。”
大家听了，唯唯称是，分头行动了。
少敏从即墨回来后，几乎每天都要向调查组打听情况，了解调查进度。大约半个月的光景，案子终于彻底查清了。
张维崇的案子是1955年的事了。当时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府号召农民卖余粮给国家。这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只要向农爵讲清政策，说清道理，多数人是会拥护的，但村于部在执行时，方法过于简单，只是在大会上泛泛地号召一下，没有做深入细致的工作。特别是余粮多的户没有卖多少，某些有余粮的干部也只是动员别人，自己却不肯带头卖余粮。因此，群众不服气，都憋着股劲儿，不肯卖。
一天，村里又开大会动员。村支部书记看大家不踊跃卖粮，就急得乱“扣帽子”说：“不卖余粮就是不爱国，就是不拥护共产党。”张维崇一听，可气炸了。心想，你不讲道理，还拿大帽子压人，你为啥不带头卖？他这个爱放炮的人憋不住火，立即大声说：“我看这事好办，你们当干部的带个头。老张，你先说你卖多少？老王、老刘，你们卖多少？谁不知道，你们都有余粮，只要你们先报了，王八蛋才是孬种。报，报呀！”他一个一个地点了有余粮干部的名字。
别人也都跟着张维崇喊开了：“对呀，你们当干部的带个头。”、“不要光卖狗皮膏药么，南山顶上滚石头，来个石（实）打石（实）的……”
你一言，我一语，把干部们“将了一军”，会议不欢而散。张维崇万万没有想到，他这快嘴快舌，却给自己带来了弥天大祸。不几天，公安局以“破坏统购统销”的罪名把他抓走了，关进了监狱。他连气带病，三个月后，竟一病去世了。
少敏了解真相后，非常气愤：“岂有此理！人家提个意见就成了反革命，简直是无法无天！这哪还像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调查组还向少敏汇报了同时查出的另外两起冤案。
“你们打算怎么办？”少敏问。
、“根据政策，这三起冤案应当予以平反。平反手续我们都办妥了。”组长刘建民回答。
从正月初二到十五，不到半个月，调查组就把全部案情查清楚，而且办妥了三起冤案的平反手续，这是少有的快速度办案。少敏很高兴，表扬了大家：“这一阶段正逢过年，大家为了维护党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小利益，我看是值得的、应该的。你们执法部门应当执法如山，不徇私情。发现损害人民利益的案件，大家心急如火、废寝忘食地抓紧办理；同样，遇到平反冤案，也应当有这种精神。我们共产党人，应当把群众的疾苦时时刻刻放在心上。如果我们忘了群众，群众也会忘掉我们。这三起冤案，不仅给他们个人和家庭带来不幸，更重要的是降低了党的威信。我看，平反不能草草了事。要开个平反大会，挽回党的影响。”“陈大姐，可能还要出点儿小麻烦。”刘建民说。
“什么麻烦？”
“听说，有位领导认为，那时有那时的具体情况，这三个案子没有错，不同意平反。还要向上反映哪。”
少敏霍地站起来，“啪！”地一拍桌子说：“要告状，就让他告我陈少敏好了！我等着。到省里告，我去济南；到中央告，我在北京等。就是官司打到毛主席那里，冤案也得平反。这是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让他告好了！”
1966年2月12日，县里在小寨子村召开了为张维崇等三人平反的大会。除全村社员参加外，城阳公社其他生产队都派了代表参加。会场上人山人海。公安局代表严肃地宣布了三起冤案乎反，并对三户的生活给了一些补助和安排。
会后，群情振奋，议论不休。有的说：“北京隔咱们几千里，毛主席还派来‘钦差’，真是和咱们心连心呀！”有的说：“共产党就是伟大，能当众认错，真不简单哪！”
党的威望在小寨子以及整个城阳公社，空前提高。“德之流行，速于执邮而传命”，少敏在小寨子平反的事，在青岛震动很大。很长时间里，人们都在津津乐道。直至今天，小寨子村的老人们还常向子孙后代讲述当年“女包公”平冤案的故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