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冬天，北京的天气特别冷。这对少敏多病的身体极为不利。中央让她到气候温暖的广州去休养。
少敏想：“我又不是泥捏的，休养什么！只要能动弹，就要下基层，了解群众的疾苦，调查‘大跃进’的得失。”可是，身体偏和她对着干。在火车上长途颠簸，她疲惫不堪，头疼，混身像散了架一样。下了火车，只好住进留园休养。
住进留园，她并没有好好休息，整天抱着毛主席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反反复复地学习，并联系“大跃进”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想对照着找到答案。她细细琢磨“……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这一段。
她想：“大跃进、大炼钢铁，群众的热情多么高啊，干劲儿多么大呀！人们敢于破除迷信，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但是，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极大地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农业丰产不能丰收。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实际上是‘一平二调’，引起群众的惊恐和不满，成了不切实际的空想。这些问题，是下边干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引起的？还是上边指导方针的失误，决策人思想对客观外界的规律性认识不足？如果只是下边的问题，为什么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出现这些共同的问题？”
“陈大姐！”少敏正苦苦思索不得结果时，门外突然传来了呼唤声：“刚听说您也到广州了。怎么刚到就病倒了？”陈赓将军的大嗓门打断了她的思路。
“唉！我这身体真是可恨，总是不争气。动不动就给我撂挑子，有什么办法，只好既来之则安之吧！”少敏合上书，请陈赓将军坐下。
几句寒喧之后，自然谈起了“大跃进”中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问题严重，虽然中央开过郑州会议了，但发现问题还应及时向中央反映，力争及早解决。
1月5日，少敏觉得身体好些，就驱车下农村了。路上，看到一座座大炼钢铁时的小铁炉，在寒风中矗立着，给人们留下了“大跃进”的回忆。“多大的浪费呀！”她自言自语地说。
她到了一个村里，感到农村已不像1958年那样“红火”了，收成不好，粮食不足。“可惜呀！农民们的劳动积极性被挫伤和损害了：”少敏不由地感叹着。
她来到一个糖厂，找了一些工人开座谈会。工人们已没有“大跃进”时的兴奋劲头了。她问大家：“‘大跃进’好不好？你们现在生活怎么样？”
人们低头不语。
主持座谈会的工会主席觉得不能冷场，赶快动员说：“这位是咱们全国总工会的副主席陈少敏同志，大家有什么就说什么，不必拘束。”
“‘大跃进，好哇！不是明摆着吗，还有啥说的。农民们都忙着大炼钢铁了，那顾得管甘蔗，糖厂没有原料了。要糖干什么，有钢铁就够了！”
“都已半停产了，生活还能好？”
“买什么食品都得排大队，排几个钟头能买上就算不错了！”“跃进跃得都不用吃饱饭了！”
工人们一个个苦笑着，一句句拐弯抹角的牢骚话。少敏听了，心里很难过。
离开糖厂，她到山区访问。看到半山腰新建的水电站，她又高兴了。心想，“大跃进”也给人们带来好处，在半山腰修水电站可不容易呀：人民的力量真了不起！”她随口哼出一首打油诗：干群志气高，
山腰水库造。人定能胜天，水力发电好。“可惜这电站不发电。”陪同的当地干部搭话了。
“啊？不发电，为什么？”少敏吃惊地问。
“修建时是想办件好事，费了好大的劲儿建成的。由于考虑不周，水源不足，没法发电。”当地干部很惋惜地说。
少敏长叹道：“又是个沉痛的教训！我们不讲科学，只是主观想办好事的教训太多了。今后一定要吸取呀！”
1月26日，她离开广州，带着沉重的心情坐火车北上。接近湖南长沙时，她发高烧了，不得不在长沙下车治病。她住进招待所，医生让她不要外出，少接待客人。但是，她躺在床上，心里却想着湖南的群众生活不知怎么样？
阴历正月初一，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早早地来给她拜年。她问张平化，生产安排得怎样，群众生活遇到什么困难？
张平化不忍让这位革命战争中久经苦难的老大姐为他们操心，便笑着回答说：“陈大姐，您放心吧！我们会尽量安排好的。您安心养病吧l”
少敏知道他有苦难言，说：“我不信你说的。我要下乡，去看看老根据地的父老们，到底困难到什么程度。”
这天上午，她高兴地接待了一批批省委、市委和军队来访的客人。晚上，她到工人文化官参加劳模联欢会，和工人、劳动模范亲切交谈，了解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当听说副食紧张，有人吃不饱肚子的情况后，她心情非常压抑。
2月3日，她不顾张平化的劝阻，忍着病痛，到了毛主席的家乡——湘潭县韶山冲。后来又去了刘少奇的家乡——宁乡的花明楼及附近的农村。她每到一个村子，都直接到普通农民家里去访问。
她发现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大降低了。对湖南、湖北的群众生活习惯，她非常清楚。平时，都吃大米饭，另加面食调剂，很讲究吃菜、吃鱼肉。可是现在人们都吃野菜、地瓜干之类的菜团子了。可见粮食严重不足、肉类奇缺到何等地步了。少敏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她想，老根据地的人民跟着党，艰苦革命几十年，应该生活好起来了。可是两位国家领袖的家乡，群众生活竟是这个样子，怎么对得起人民！她联想到自己现在的生活，党和人民给自己这么高的荣誉和待遇，吃小灶、坐专车，生病还有保健医生，……国家要花多少钱啊！这太悬殊、太不应该了。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在国家困难时期，应与人民同甘苦、渡难关。
她果断地告诉秘书：“从今天开始，每顿饭只给我一个菜，白菜、萝卜、豆腐都行，不许有鱼、肉。”
3月初，她回到北京，急忙将在两省了解的情况写成书面报告送中央，还到谭震林家里，详细谈了去农村所见的具体情况。北京市场上食品供应也很紧张，人民普遍营养不良。国家为照顾高级干部，发给一张“特殊供应证”。凭这个证可以到指定的内部供应处买到市场上买不到的副食品。但少敏不要。她说：“我从小过惯了穷日子，又是从战争年代打仗过来的，吃点儿苦，心里更坦然。现在国家正困难，群众正受苦，我怎能享受特殊？我还是和大家一样的好。”她让把“特供证”退回去。
跟随她多年的老宗和小张，不忍心看着她日渐消瘦。有时拿证偷偷买点儿鸡蛋，骗她说是碰巧在外边买到的。
定量供应的粮食中，细粮也减少了，只占四分之一。少敏有胃病，不适于吃粗粮。护士小朱想到医院去给少敏开个有病的证明，增加细粮的比例。她对少敏说：“陈大姐，我请刘大夫给您开个证明，增加点儿细粮吧！”
“不行，你别胡来。我小时候有个糠饽饽吃，就美的不行了。现在吃玉米面，比糠饽饽好吃多了。别人能吃玉米面，我怎么不能吃？”
“您不是有严重的胃病吗？吃了窝窝头，就胃疼嘛！”“别人能克服困难，我更能。我是穷人命。”
“就因为您是穷人命，穷极了，才得了富人病。现在有条件能多吃点儿细粮，何必疼着受罪。”小朱极力想说服她同意去开证明。“我说不行就不行！我没工夫听你唠叨。你们都少出坏主意，让我搞特殊，脱离群众！”少敏发火了。小朱不敢再说了。
1960年，不少地区灾荒严重。少敏侄儿来信，也反映了家乡的灾情。
少敏终日为民担忧，又加上出去奔波劳累，肾下垂病严重了。以前用两块厚泡沫塑料往上顶住两肾，然后用长长的白布缠紧的土办法，也不灵了。她坐着、站着、走路都疼痛难忍，而且频频尿血，只能躺着。医生动员她住院治疗。她不干，说：“困难时期，我更应该到群众中去，动员群众，群策群力想办法渡过困难。我不能住院。”她要求医生帮她想点儿控制肾下垂的临时措施，能走路、能工作就行。
医生无奈，和一二五兵工厂的技术人员研究，给她制作一个钢制肾托架。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设计、制作和试验，终于制作成功了。
她戴上肾托架的那天，高兴得在日记上写道：“今天，肾托架试戴成功了！我戴着它又可以工作、劳动了！我今天太高兴了！”有了肾托架，少敏带着它到东北调查职工开展技术革命的情况。从东北回来后，她惦念着老家的灾情，想念家乡的父老，准备去山东寿光县。当时，已是深秋季节，天气较凉了。少敏穿上五十年代初期做的那件条绒上衣，袖子和领子都补过补丁了。小朱劝她说：“陈大姐，荣归故里，该穿得好一些。”
“群众连饭都吃不饱，我还穿什么好衣服！再说，我也没什么好衣服，这件就蛮好！”
确实，她没有什么好衣服。1954年出国访问，才做了套西服和一件呢子大衣。回国后，把西服裙子送了小朱，花衬衣送给了小张。只留着上衣和大衣，在中央开会和接见外宾时穿一穿。平时总是穿布衣服，有的已打补丁了。一次她忘记换下有补丁的衣服，就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去了。守门的警卫以为她是冒充的，硬是不让进去。等大会堂的领导出来，认得她，才让进去的。
要说钱，她有。一个月工资三百多元，可大都买了公债和交了党费。她家公务员和炊事员的工资按规定应由国家开支，可是她不干，说：“国家给我工资了，不能再让国家增加开支。”她把炊事员回掉，公务员的工资由她自己开支。她的生活很俭朴；但当她知道别人有困难时，常是成百元地往外寄。她的堂兄家里生活困难，她一次寄几百元给公社党委，让组织上根据情况分期给予补助，还不许说是她的钱。她买了一套木刻版的《四书》、《五经》，花钱不少，非常珍惜，视为至宝。但听教育部一位同志说宁夏师范学院想买这么一套，就慷慨地送给了宁夏师范学院。少敏就是这样一个人，对国家、对别人都很大方，对自己很“抠门儿”。
少敏离开北京来到老家寿光县，各级领导自然热情欢迎。但她还是老脾气，先找公社了解灾情，谈工作，再到地里看生产，到农民家看生活状况。然后，才去看她的亲戚。
寿光由于纠正错误及时，这年秋收有好转。只是种的地瓜多，细粮太少。所以家家都是吃地瓜干、喝地瓜粥。
随少敏去的老宗，听说公社要设宴招待，赶快告诉了她。她和县委书记说：“我是来走娘家的。娘家人每天吃什么，我也吃什么，你要是摆宴席，我可对你不客气！”
书记没办法，只好让她和大家吃一样的地瓜粥、小豆腐、煎饼卷大葱。少敏吃得挺高兴。
堂兄的儿子梅方来看她，她先让侄儿伸出双手，一看，两手老茧。她笑着说：“很好！这样干活儿姑姑就放心了。听说你当了队长，有困难吗？社员们生活怎么样？”
“地瓜蛋够吃的。只是今年每人三尺三的布票，至今还没发下来，天都这么冷了，人们等着做棉衣哪。”
少敏一问县里的同志，是实情，县里也还没有收到布票。少敏急了：“天这么冷了，还不发布票，群众观点哪去啦！”她回头对秘书说：“打电话给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请他催催主管部门，赶紧把布票发下来！”
过了几天，她要走了。一些干部和亲戚商量给她送什么礼。她知道后，亲切地说：“国家和乡亲们都正困难，什么礼物我都不要。只想要一点点菜种子，我要自己在院子里种菜。”
快上火车了，大队长跑来送给她一包新摊的煎饼。她高兴地收下了。
后来，少敏得知这煎饼是用大队的机动粮做的，她很生气。可是煎饼已吃完了，也退不回去了。她只好寄去十元钱和二十斤粮票，作为煎饼的费用，并捎信批评大队长动用机动粮送礼。
过了几天，少敏觉得这件事还不落实，而且担心别的干部也会有类似的事情，她又亲自给县委书记写了封信。信中说：“……托羊口曹树春同志带信给你，批评范于大队干部，用队的机动粮给我作煎饼一事，要他作检讨，他作了没有？各级干部再不许动用机动粮送礼。如再发生，你这位县委书记要负责的。请你告诉张景塞，千万别学旧习气……。”
发出信以后，少敏才觉得心里踏实些了。
1962年1月，她开完党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会议决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充满信心。21日她到武汉，想去了解自己曾苦战过八年的湖北老根据地的情况。她听说由于缺粮，农村已有人饿死，难过地流着泪说：“湖北人民抗战八年，没有被敌人打垮，却在解放后的今天，发生了饿死人的事，真不应该呀！”
她在老战友汪立波等人的陪同下，欲赴黄陂、大悟、应山、安陆、孝感、应城等地农村，看望战争年代同甘共苦的乡亲们。临行时，湖北省长张体学向随行人员交待说：“陈大姐身体不好，你们要好好照顾。如果把陈大姐累垮了，要追究你们的责任1’’少敏听了，风趣地对大家说：“好吧，省长是这里的主人，在这里，你们听他的。等咱们一走，离开他，可要听我的。”
逗得大家大笑。
张体学连连摆手说：“那不行，在湖北省范围内，连您陈大姐也得听我的。不然，您累垮了，我怎么向中央交待？”
“垮不了，你就放心吧！”少敏笑着与张体学告别。
从武汉乘车，先到了黄陂县。在一个公社召开群众座谈会时，一个退伍老战士提意见说：“陈大姐，您来得正好。现在我们正挨饿，听说上边发下了‘救命’粮，可是生产队没有发给大家。”“有这事？”少敏问陪同的县长。
县长解释说：“是没有发。因为政府发到灾区的救济粮，从县里经过区、公社、大队，层层都要扣机动粮，到了生产队就不多了。还怎么发？干脆就不发了。”
“那不行！”少敏很生气：“这是政府发给人民的救命粮，为啥层层克扣？留机动粮给谁？你是县长，要立即追查！救济粮一定要全部发到老百姓手里l” 。
事情不胫而走，一下子县里全传开了，陈大姐让县长下命令，各区、大队都必须退出机动粮发给群众。老百姓可乐了，人们纷纷奔走相告：
“陈大姐还是咱们的好大姐！”“这才是为民做主的好干部呢！”这天，车到一个镇上，正赶上有大集。少敏下车在集上了解民情，问一个卖菜的老人：“生意好吗？一天能卖多少钱？”
老人一抬头，认出了是当年领他们抗日的陈大姐，高兴地站起来大喊：“陈大姐来啦！咱们的陈大姐回来啦！”
人们“哗”地围了过来，几百张嘴喊着：“陈大姐，你好哇？”几百只手都伸向她……
省里派来的警卫人员怕不安全，急忙上前阻挡。哪里挡得住，人们越聚越多，你拥我挤，纷纷争看这位湖北农民心目中“爱民如命”的好大姐。
少敏忙对警卫人员说：“别挡啦！我就是来看大家的嘛，咋不让他们接近？”
一个老妇救会长好不容易挤到少敏跟前，紧拉着少敏的手，含着热泪说：“我的好大姐，可见到你了！这些年我们老姐妹们想你想得很哪！”
“我也想你们呀！我这不是受党中央的委托，来看望大家了吗？过去咱们同甘共苦，打败了日本鬼子；现在国家和人民遇到了困难，咱们还得同舟共济渡过难关呀！”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反映困难情况，提出要求等等，非常热闹。少敏让秘书都记了下来。
汪立波担心少敏累着，提醒大家说：“乡亲们，陈大姐身体不好，还特意来看望大家。现在时间不短了，该让陈大姐回去休息了！”
大家这才簇拥着少敏上了车，恋恋不舍地挥手告别。
少敏特地回到她兼任过乡长的安来乡，找原来的乡干部和一些群众代表开座谈会，一起研究了房前屋后种棉花解决棉衣问题，以及种菜、养猪等战胜困难的措施。
少敏在湖北老根据地访问了一处又一处。
这天，她在一个县城里，和一些抗战时共患难的乡亲们谈得兴高采烈。县里的干部进来请大家到饭厅用饭。少敏和乡亲们说说笑笑地相携进了饭厅，只见饭厅里摆着两桌丰盛的酒宴。
少敏脸色突变，眉头紧皱，神情极为严肃。她指着县委书记，怒气冲冲地说：“现在群众多么困难，有的老百姓没有饭吃，不得不外出逃荒要饭。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应该关心群众疾苦，想办法救济灾民才对。我是来和乡亲们商量如何渡过难关的，可是你们却办酒席招待我，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吃你们的酒席，不成了国民党官僚了吗？看到你们这样的领导干部，群众不骂共产党才怪呢j”她厉声下令说：“马上把酒菜撤下去！花的钱不许公家报销，谁出的主意谁掏钱！”说完，招呼随行人员气愤而去。县长埋怨县委书记说：“你在她手下那么多年，还不知道她的脾气？这不是自找没趣吗？还得摊钱。”
“咳！我以为现在解放了，和战争年代不一样了，陈大姐又难得回来，趁机招待一下，哪知陈大姐还是以前的老脾气。咳！我真昏头，我真昏头了！”
县委书记让炊事员把菜撤走，并嘱咐说：“把菜拿到食堂公开卖掉，还差多少钱，由我补上。”
这事，沸沸扬扬在全县传开了。乡亲们说：“陈大姐没有变，还是抗战时的陈大姐！”
“陈大姐还是共产党的俭朴本色，真是好样儿的！”
少敏所到之处，动员干部和群众振奋精神，增强信心。干部和群众向少敏表示决心：要像抗日战争时期一样，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按照陈大姐指出的办法，一定能克服暂时困难，取得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