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2月，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少敏继续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并担任党组副书记。
不久，全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大跃进”高潮。
此时，少敏身患多种顽症：心脏病、胃病、风湿性关节炎：肾下垂等等。但是，“大跃进”的浪涛使她非常兴奋。在医院里呆不住了，她渴望着出院，投身到“大跃进”中去。她拿起笔，要给医院党委写报告，申请出院。
秘书劝她说：“陈大姐，您有病，还得听医生的，写什么出院申请呀。”
“不行！什么事都得斗争。工作对我是莫大的安慰。吃药、治疗是与病魔作斗争，工作也是与病魔作斗争。两种方法，达到一个目的。当医生的只知道前一种办法。我要告诉医院，对我这个病人还应结合这后一种办法。这是帮助医生，也是与医生作斗争。”“没听说过，工作还能治病的。人家医生辛辛苦苦地给您治病，您还和人家斗争。碰到您这样的病人，医生也够为难的。”秘书继续劝说她。
“告诉你，李文，医生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检查、吃药、治疗，这些对医生要老老实实地服从，不可不信。但是，每个病人对疾病还有各自的斗争方式，这一点医生就不完全明白了。当然，也不能要求医生对每个病人都这样全面了解。所以，我要写报告，反映我的情况。”
秘书摇摇头，心想，真是独特的见解，怪论！
少敏在报告中说：“……我的心脏病和其他一些病，都是长期的慢性病，总躺着也没有用。这样整天躺在床上，逍遥自在地养身，是浪费粮食，我受不了！……活着，就得让我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为‘大跃进’尽一份力量，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意志。现在全国人民都在为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大干，我怎能躺在床上白吃饭！……让我出院工作吧！我保证按医生的规定，准时吃药……。”
过了一段时间，医生看她病情已稍稳定，同意她出院，但只允许她半日工作。
少敏非常高兴。但出院后工作起来就控制不住半日了。不仅全天工作，连晚上也经常工作到很晚。身边的工作人员提醒她、劝她，都无济于事。有时她还发脾气说：“告诉你们，我知道有病活不长了，才更得加紧工作。我绝不向病魔屈服。共产党员就要象马克思那样，工作到最后，死在岗位上。你们甭劝我休息，我必须把一天计划干的事干完。”
就这样，她不顾病痛和安危，带着药箱和氧气袋，怀着迅速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状况的良好愿望，积极投入了“大跃进”浪潮。她坐火车南下，沿途看到一座座小高炉拔地而起，大炼钢铁的人们日夜奋战，兴奋极了。她想，中国人民有这股干劲儿，何愁“经济落后”的帽子摘不掉！人民战争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垮了蒋介石，现在大炼钢铁的人民战争，照样能够胜利。
少敏不愿意走马观花，要深入实地，了解具体情况。她在一个大镇的车站下了车。走出车站，见路旁、．沟内铁块堆积如山。她高兴地和随行的同志说：“你们看呀，炼了这么多钢铁。这可真如标语写的那样‘一天等于二十年了’！”但她仔细一看，全是一堆堆锈铁块。她想找个当地人问问，只见人流匆匆，无意和她说话。她好不容易截住一个推木头的老人，问道：“老哥，你推这木头干啥？是盖房子？”
老人苦笑着说：“还盖房子哪？大炼钢铁呗！听说有的村抽房檩子、拆门板啦！好在俺们这里有树，砍呗！”“这些堆着的铁块都锈了，为啥没人管？”“俺不知道。”老人摇了摇头，走了。
少敏抬头望望山上，果见剩下的树已寥寥无几了。
这时，走过来一个中年人，戴着副眼镜，吃力地推着自行车，车后驮着满满的一筐矿石。少敏截住他，问：“同志，你是老师吧？”“是呀，有事吗？”那人喘着大气，看了少敏一眼。
“教员来运矿石炼钢铁，学生怎么办？”“全民大跃进嘛！学生、教员都得参加。”“那怎么行？这不影响孩子学习？”
“咋不行？你看，连医院的医生、护士和病号，不也都参加了。”少敏半信半疑，接着又问：“那些锈了的铁块为什么没人收管？”
，教员笑了笑，心想这个老太婆咋这么跟不上形势，便说：“向上报了捷，就完成了任务，还收它干啥。”
“那铁不是要炼钢的吗？”
“咳！是好钢又炼成废铁喽！”教员感到自己失言了，后悔地说：“你问别人吧！我尽瞎说，对不起”赶快推起自行车往前走了。
少敏感到这种“全民大炼钢铁”有问题。为了了解更多的实情，她向一个村子走去。只听村里传出声嘶力竭的喊声：“各位社员听着，还没送锅的赶快送到大队院里去。要是不送，我们可去揭了！”
少敏纳闷，把锅送到大队去干啥？她急忙走进村，要看个明白。只见大队院里，正砸群众送来的锅。几个农妇眼看着自家的锅被砸碎，心疼地在一边淌着眼泪。
队干部又拿起一个小锅，正要砸，一个老妇人拽住锅耳，哀求道：“我个孤老婆子，就这个锅。你砸了，我咋吃饭？”
“吃饭去食堂，锅还有啥用？这是上头的命令！”那干部一把夺过去，“当“的一石头下去，小锅砸碎了。
老人蹲在地上大哭。
少敏实在看不下去了，走过去愤怒地责问那干部；“为啥砸锅？”
“这是公社的命令，顶钢铁任务！”
“顶任务也不能砸锅呀！你们这是什么作风？走，叫你们大队长来，和我到县里去说清楚！”
那干部见少敏来头不小，急忙溜了。
秘书看少敏气得不行，忙劝道：“陈大姐，走吧，和他们说不清，这事可以向上级反映嘛。”
少敏长叹一声：“这样的大办钢铁，不顾人民的死活，可怎么行？”说罢，离开了村子。
数日后，少敏等人来到一个公社，视察著名的高产棉花试验田。到那里一看，可真是新鲜。只见那棉花长得象树一样，枝头结着累累的棉桃。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颉伯是个高个头，一身高一米八多。他走近一棵棉花一比，棉花比他还高呢。
少敏高兴得大叫：“来，咱们数数这棵棉花有多少棉桃。”
几个人一齐数，结果一人说有七十多，一人说有八十多，到底有多少，谁也没数清楚。少敏兴奋地说：“我快六十岁了，见了不少棉花田，还从没见过这样的呢。真是‘大跃进’的奇迹呀！”她回头对李颉伯说：“这下子可好了，纺织厂能吃得饱饱的喽！”“陈大姐，小心你们纺织厂撑破了肚子。”李颉伯逗趣说。看完试验田，往回走的路上，发现那里的棉田，一块不如一块。少敏觉得奇怪，怎么差距这样悬殊。她看见一块棉田里，有两个中年妇女带着…：群孩子正摘棉桃。小的孩子只有两三岁，大的也不过五六岁。他们跑着闹着，摘的棉花撒得到处都是。两个妇女前后吆喝着，像是幼儿园的阿姨。
看着这群天真可爱的孩子，少敏走过去，笑着问：“怎么，幼儿园的孩子们也参加‘大跃进’了？”
“是啊！大人们都忙着炼钢铁、深挖地去了，没工夫收棉花。这不，让我们俩带孩子来收了。”
“孩子们能收干净吗？
“哪能收干净，能收多少算多少呗。”
“这不浪费了，丰产不能丰收，多可惜呀！”少敏忽然想起那块茂盛的试验田，又问道：“你们那块试验田的棉花长得可真好，别的田就远不如了。”
“您可不知道，那块田花了多少人工、多少钱呀！比绣花还费劲儿哪！参观的人没个不夸的，还在报上登了大照片啦l”这个妇女自豪地夸耀着。突然，脸一沉说：“别的地，可就顾不过来了。”少敏明白了。
再往前走，远远看见有一群人在一块试验田里深翻地。走近后看到田头竖着两块标语牌，写着：“大干苦干加巧干，争取亩产二十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她想：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好的，可是不能太玄乎了，哪有亩产二十万斤粮食的地？真能吹牛。
她向几块小麦试验田走去，见每块地头都插着块牌子，上面都写着惊人的高产数字。有一块牌子上竟写着“深翻一丈，播种面积120%，下麦种二千斤，争创高产二十万斤”。
少敏是农村长大的，又在农村工作多年，对农业她可不外行。她想，深翻一丈，这简直是胡闹，把地面一二尺的熟土翻下去，变成了生土，还创什么高产？这播种面积120%，是咋个播法？她百思不解，就问陪同的公社干部。
公社干部得意扬扬地指着麦田说：“您瞧，平地充分利用是100%。可是他们动脑筋想办法，硬让平地高出一部分，不就120%了吗？”
少敏细一看，这块田可真出奇了。平地上堆出了北京的天安门、延安的宝塔，还有些革命胜地，简直是一幅画1她明白了，这是集中人力搞“绣花”，是为了参观、报捷。
“下两千斤种子，苗还出得来吗？”少敏怀着好奇心，又探问说。
“您看，那不起鼓了吗？正在出苗哪！”
少敏蹲下身子，用手轻轻扒拉开鼓起的土包，一看里边的麦种密密麻麻的，比发豆芽菜的豆子还密，正挤作一团，出的小芽，相互交插着成了密网，哪个芽也不能舒展地出来。只好一齐往上拱。
“啊呀！麦芽子挤成这样了，还怎么长呀？”少敏惊问。
那个公社干部看了看少敏，心想，今天可遇到刨根问底的内行了。他只好弯下身来对少敏小声的说：“过两天，鼓包多了，他们组织人来扒芽、清苗！”
少敏忍着怒气，阴沉着脸走出麦田。心说：“官僚主义瞎指挥普遍存在！糟蹋人力、物力，搞虚假，胡吹牛。这样下去，国家和人民将受到多么严重的损失？这不是‘大跃进’，简直是大跃退！我要向中央反映。”
她再也无心在这里看下去了。乘上火车继续南下，到了一个著名的煤矿区。
据说，这里的城市人民公社已经超前进入了“共产主义”。凡有劳动能力的，人人参加劳动，各尽所能。取消了工资制度，大人、小孩都按需分配，发毛巾、牙刷、肥皂、衣服、鞋袜及被褥等生活用品。取消了小家庭，改为共产主义大集体生活。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集中住养老院。学生住宿舍，学龄前孩子住幼儿园。人们都在食堂吃饭，一律不要钱。
少敏等下了火车，立即有汽车接到招待所。稍事休息后，有位领导人流利地汇报了“共产主义”的实施情况，然后，按固定路线参观养老院、幼儿园、大集体宿舍及生产工厂。所到之处，干净、整齐，井然有序。看来，这一切活动日程和接待汇报，都已有固定的模式，是一成不变的。
但少敏从来不愿让别人牵着走，也怀疑参观的这些是表面的现象。她要自己随意活动，自由地接近群众，想和各种人谈心，了解真实情况。
到了中午吃饭时间，少敏突然向接待人员提出，要到大食堂和群众一起吃饭。
接待人员感到为难：“首长，您身体不好，还是在招待所用饭吧。这里比大食堂稍好一点儿。您是客人嘛，大食堂人多，拥挤，不去了吧！”
“我喜欢人多热闹，一定要去！我不是客人。”接待人员拗不过，只好陪着进了大食堂。
这里果然热闹。在一张张圆桌周围，站满了吃饭的人群。每个桌上都摆着一大堆煮白薯，一大盘咸菜。服务人员穿梭往来，给各桌送饭。每人一大碗面条汤，是在玉米面粥里加了些面条，吃白薯管够，面条每人只一碗。
少敏的秘书拿起块白薯，剥了皮就吃。她抬头一看别人都不剥皮，只好又拿起白薯皮强忍着吃了下去。
一个妇女看她吃得香，笑着问：“你们是哪里来的？干什么来了？”
“我们是北京来的，来学习你们办‘共产主义’的经验。你们觉得这样的‘共产主义’好不好？”秘书正想借机和妇女们聊聊。“好！我觉得挺好！干完活儿就到大食堂来吃现成饭，多省事。也用不着饭票、菜票和粮票那些麻烦事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姑娘抢着回答：“就是晚上俺想奶奶，睡不好觉。俺从小跟奶奶睡一个被窝，惯了。”
“俺想孩子。他刚两岁多，就不让俺带了，让放在幼儿园。”另一个青年妇女接着说。
一个中年妇女想阻止她们：“你们都别说了，中不中？再多说，又该批评咱们小资产阶级情调了。”
“想孩子，怎么不去看看？”少敏插嘴说。
青年妇女笑了：“您说的好，俺们这里平时不准去看，到星期天放假时，才许一家人团聚哪！”
少敏边吃，边端详这几个妇女，发现她们都穿一样的蓝褂子、黑裤子，又好奇地问：“你们的衣服怎么都一样？”
“是发的。人人都一样，这样省事，就分个大中小号就中了。俺是被服厂的，活儿多着哪，该去上班了。”
一些人吃完饭，都匆忙地走了。同桌只剩下一个男工了。少敏问他；“你们生产情况怎么样？”
“工人们劳动热情很高，‘煤矿生产增长了，但事故也增多了……”那个男工还没有说完，就被走过来的接待人员制止了。他劝少敏回招待所去休息。
回到招待所，少敏不顾疲劳，亲自整理材料，准备向中央反映。
隔日，少敏和随行人员又乘车到了纺织厂集中的城市。她非常关心纺织工业，心想纺织厂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到了几个厂一看，情况都差不多：为了“夺高产”、“放卫星”，不顾客观条件，不讲科学态度，盲目增加车速，要求工人加班加点，只追求数量，不顾质量。以致机器损坏，质量下降，浪费增多。少敏看到这一切非常痛心。她憋不住，想发火，但有什么用？这不是一个厂一个地区的问题。
她怀着不安的心情，又到一个大的纺织厂去调查。厂党委书记、厂长见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来了，都兴高采烈地向她汇报生产“放卫星”的情况。少敏已是纺织生产的行家了，一听汇报，就发现有问题，她摆手说：“你刚才说到细纱车间的情况，请问你细纱机前罗拉转数、锭速是多少？纱的捻度是多少？”
厂长正在得意地照稿汇报，对这些生产问题，却回答不出来，瞪着眼睛发愣。
这时已到中午，党委书记一看“卡壳”了，赶快解围说：“该吃饭了，该吃饭了，吃完了饭再接着谈吧。”
少敏“霍”地站起来说：“不吃饭，走，到车间去看看。”
细纱车间里，花毛纷飞，断头率很高，到处放大花，工人们应接不暇，大汗直流。少敏仔细一查，发现有的细纱机是由两台马达带动的。她气愤地指责说：“你们不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吗？这是什么跃进，是胡闹！农民生产棉花多不容易！纺织工人一道道工序多么辛苦！你们就这样领导生产？生产这么低捻度的纱，织出一穿就破的布。为了虚名搞冒进，把新机器糟蹋成这样子！你们对得起人民吗？”
书记、厂长看少敏对生产那么懂行，非常吃惊，连忙认错：“是，是，陈大姐，我们一定改正。”
旁边一位工程师悄悄地问少敏的秘书：“这位陈大姐是哪个纺织学院毕业的？”
秘书告诉他：“陈大姐没有上过大学，是进城后自己钻研学习的。”
“真了不起！佩服，佩服！”工程师频频点头。
少敏忧心忡忡地回到北京，向中央分管农业的谭震林反映了农村的情况，又与老战友李先念等交换了看法。
11月份，党中央在郑州召开会议，讨论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会上毛泽东主席明确指出，必须纠正混乱现象，过早地提出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错误的。还在给县以上各级党委的《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中，建议大家阅读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一大堆混乱思想”，“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郑州会议以后，少敏又去了一些城市和农村。1958年底，回到了北京。她见全总机关的干部也都忙着在院子里大炼钢铁，炼出了一大堆铁蛋蛋。
干部小刘见少敏走过来，得意地显耀说：“陈大姐，您看，我们也参加了‘大跃进’，还受到中直机关党委的表扬呢。”
“浪费！”少敏阴沉着脸，冷冷地说。
小刘被“浇了一盆冷水”，但不知为什么，悻悻而去。
少敏向全总党组传达了郑州会议的精神后，即到纺织工业部找部长钱之光，反映纺织生产中的问题。
她见纺织部的干部们也都在“大炼钢铁”，就对来接她的钱之光说：“好哇！都大炼钢铁，人们就不用穿裤子了？”
有的干部听了，不解其意。钱之光部长却明白，说：“陈大姐，你这是批评我的。我们知道人民还得穿衣服、裤子，所以得好好抓纺织生产。我们几个部长正在商量召开厅局长会议，以扭转下面盲目冒进，质量下降，浪费严重的问题。您来得正好，给我们出出主意吧。”
“我没有什么主意，就带来‘一大盆凉水，给你们部长们‘冲冲凉’。”
钱之光笑笑，请少敏一齐进了小会议室。
纺织工业部对一些蛮干的错误做法，虽已三令五申表示反对，但仍扭转不了。正如小船在狂风巨浪的冲击下，虽想逆水行舟，仍被冲得随波逐流。
“在厅局长会上，我们得找个头脑冷静的局长作典型发言，吹吹冷风才行。”副部长张琴秋提议说。
“好主意。但是，找谁呢？”
“山东杨林。”少敏果断地说：“我和他交换过意见。他有个主张，叫‘临界速度，认为对目前的纺织机械设备来说，机器速度应有个极限，如果各方面的工作都配合得当，速度到临界极限时，生产可以达到最好水平；但是任意超过极限，物极必反，就会导致生产下降，机器损伤。我很同意他的观点。”
“哦，想起来了，那是山东法永济工程师写的一篇论文的观点。论文叫《精纺机速度水平的商榷》，在刊物上发表过。我也同意，让杨林发言。”副部长、纺织专家陈维稷也肯定了这个观点。
众人同意，会议就这么定下来了。
谁知，杨林在纺织部厅局长会议上作重点发言后，在“反右倾”斗争时却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罪名是“以临界速度论对抗大跃进”，并被撤了局长职务。
少敏知道后，气得大声嚷道：“杨林没有错误，临界速度论是正确的，是我支持的。要批判就批我好了！该划右倾，就划我好了！”
她找青岛市委提意见，但是没有用，已无法改变了。她和钱之光都曾商调杨林到全国总工会或纺织部工作，也未成功……。到1962年，杨林才被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