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敏认为，工会干部必须明确地站稳工人阶级主场，时刻关怀和保护职工群众的权益，为工人说话，了解群众的迫切要求，为职工排忧解难。
解放初期，工厂还保留了很多不合理的旧制度没有改革。国营企业中有些留用的行政管理人员和私营厂的资本家，还存在着不关心工人、压制群众的旧作风，所以，出现了不少损害工人利益的事件。少敏对此非常气愤，不仅亲自过问，加以处理，还向各方面反映，为发挥工会的组织作用，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大声疾呼。
1950年8月初，少敏从外地回京，一进办公室，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刘澈就急急忙忙来找她：“陈大姐，天津中纺一厂一个工人自杀身亡了！”
少敏立时瞪大眼晴问：“为什么？说详细点！”
“这个工人叫张连舫，是一厂合股车间的过磅工。车间的工头不让他过磅了，调他去装梭和摆管。他认为这是小个子女工干的活儿，他身高、个儿大，干这活儿总得弯腰低头，不合适。他觉得很委屈，找行政、工会反映意见，说这是工头欺侮他，但没人给解决。上月27日，他投水自杀了。工人们很有意见，认为解放了，工人受欺侮还是没有人管，工会也不管用。”刘澈一口气把情况都说了。
少敏听完，气呼呼地说：“工人就这么委屈死了，不能算完事，必须严肃处理！你立即打长途电话给天津中纺公司军代表刘再生，让他和一厂军代表、工会主席都来全纺，汇报这件事。”她想了一想，又叮嘱刘澈说：“要告诉纺织工业部劳动工资司司长赵峰，让她也来听汇报，商量如何处理。你看咱们保护部长严荣出差回来没有？你们先商量个处理意见”
第二天，刘再生和天津中纺一厂军代表、工会主席都来了。少敏一见他们，没有好气地问：“咋搞的，张连舫自杀了？”
刘再生正要说话，纺织工业部的赵峰来了。
“赵峰，你来得正好，先让他们谈谈情况吧。”少敏招呼赵峰坐下。
刘再生和一厂军代表详细汇报了事情的经过。
少敏听完汇报后批评说：“我们的企业管理干部是代表国家来管理工厂的，是代表工人阶级来管理工厂的。因此，应该依靠工人群众的组织——工会。而你依靠谁？你依靠的是压制工人的旧工头。这就隔断了党和广大群众的联系，阻碍了企业的改造，这实质上是忘本思想的表现。”
军代表诚恳地承认错误，作了检讨。
少敏又批评工会主席说：“工人张连舫去找你们，你们不管，对工人的要求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而且没有教育工人有提出意见和越级上告的民主权利。所以，他觉得走投无路了。你们这是丧失工人阶级立场的严重问题。”
工会主席痛心地低头不语，默默地听着少敏的批评。
为了防止张连舫事件的重演，少敏站起来说：“这事必须大张旗鼓地严肃处理，让各方面都吸取教训，引以为戒。赵峰同志，你的意见如何？”
赵峰同意少敏意见，并对具体处理办法提了补充意见。
根据少敏的意见，在报上公布了这一事件的经过和处理结果，还公布了一厂军代表和工会主席的检讨。
工人们知道后都非常感动，有个老工人对比新旧社会说：“在旧社会，死个工人不如死一条狗。现在共产党真是代表工人阶级，给我们工人做主。”
这以后，其他地区又发生了工头强奸女工、工人晕倒在车间、孕妇在车间流产等各类事故，特别是沈阳私营利太恒染厂锅炉爆炸，造成伤亡的重大事故，少敏都亲自或派工作组去认真调查处理。
她说：“对这种事绝不能让步！如有必要，要代表工人起诉，依靠法律解决。这就是职工群众需要有工会这个群众组织的根本目的。不然，还要工会干什么？当摆设？”
少敏曾多次强调，建立新的企业秩序，必须组织工人参加管理，这是工人的民主权利。她大力推广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私营厂的劳资协商会议制度；极力提倡工会与行政签订集体合同，在私营厂则由工会与资方签订劳资合同，以确保职工的权益。对压制工人意见的领导人，她毫不留情地开展批评和斗争。
一天，少敏准备去上海，秘书缪祥焘把一份报纸送到她面前，说：“陈大姐，您看，青岛中纺公司压制工人提意见。”
“不准工人提意见？”少敏接过报纸，认真地看起来，上面写道：“……我厂新装的一万二千枚纱绽，由于缺乏零件不能开车，当即向中纺公司打了报告，请求予以解决。谁知公司负责人压了八个月，迟迟不做处理，以致严重影响了生产，造成很大损失。对此，有人写信批评公司负责人不关心生产，存在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不想，这位领导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大发脾气，大耍家长作风。……”
少敏看完报导，气得一捶桌子说：“咱们先不去上海，你通知总务科，改买去青岛的火车票。”
少敏与秘书等人，随着飞转的车轮，急赴青岛。下了火车，她顾不上休息，直奔工厂调查核实请况，又赶到中纺公司，把事情一件件地摆在公司负责人的面前，直指他的鼻子说：“你这样压制群众的批评，结果会把许多爱护国家利益的人的嘴堵住，是在工人嘴上贴封条，这不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干部应有的作风。官僚主义本来就是错误的，有错不许批评，人家提意见还发家长脾气，这就错上加错！”
中纺公司这位负责人接受少敏的批评，作了检讨。少敏见他承认了错误，就耐心地说：“有错改了就好，就怕不承认错误。一个共产党员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不好工作对得起谁？国家刚解放不久，各方面困难很多，不积极促进生产，不感到心里有愧吗？以后要注意密切联系群众，多听听工人们的意见……。”这个干部经过少敏的帮助，不仅当面向提意见的那个工人作了检讨，而且很快解决了设备问题。他负责的生产和管理工作，很快出现了新的气象。
但是，在工作中有许多问题是基层、甚至省市都解决不了的。为此，少敏经常向全国总工会和党中央、国务院写报告，反映问题和意见。她作为委员和代表参加党的中央全会、人民代表大会、政协委员会、全总和妇联的会议时，也总是代表群众发出呼吁。1950年，上海部分纺织厂因“二•六”轰炸缺电停产。为弥补损失，各地纺织职工突击增产，日夜苦干。少敏到各地检查突击生产的情况时，极为关心群众的身体健康状况。她发现工人中病号增多，心里非常着急，即于3月11日给刘少奇、陈云、李立三写了报告：
“自从突击增产以来，工人中病号增多，天津达20%，有的厂高达30%，上海也20%还多，东北纺织四厂高到40%以上：主要原因是：劳动条件不好，再加上突击生产，工人加班加点拼命干，劳动强度提高了，营养跟不上。而且看病难，工厂附近没有好点儿的医院……。
“有人说，‘工人的条件比农民好多了’。实际上，工人的劳动强度比农民高得多，而吸收的新鲜空气、吃的新鲜蔬菜和新鲜粮食比农民少得多，所以生病也比农民多。现在纺织工人病号这么多，不得了，必须设法解决。”
她提出建议：“将国营厂生产计划外的盈余部分，抽一定比例拨交各地纺织工业管理局，用于给工人发奖金、改善劳动保护条件、扩大生活福利设施（如办医院、增加夜班医生、增建食堂、洗澡堂、托儿所、宿舍等）。”
报告的最后，她强调提出：“政治动员要有一定的物质保障，否则，职工的生产热情是不会持久的。”
报告发出后，少敏还向纺织工业部提出了具体建议。
少敏的建议很快被采纳了，纺织工业部和各地纺织局根据少敏的建议，兴建了规格较高的医院、疗养院，各厂增建了食堂、浴室、托儿所、业余学校、俱乐部等福利设施，纺织工人的劳动条件、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都得到了改善和提高。
当少敏听到工人对劳动保险条例仍迟迟不能公布有意见，看到不少反映工资问题的报告后，她亲自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下厂调查缫丝厂的工资和童工生活情况。然后写了报告给全总领导李立三，并转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气愤地批评了政府的一些工作：
“费了一年的功夫，起草一个劳动保险条例草案，群众眼巴巴地等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布，至今仍不公布。……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这个要求并不高。工人群众不仅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并且不断进行捐献、义务劳动、劳军、救灾，政府也应随时照顾工人生活，使工人从切身生活上感到政府是自己的。
“不合理的工资制度，对工会工作是个致命的打击。……
“无锡缫丝厂有三千多十岁左右的童工。他们小小年纪，就为人民生产。每天站在车边下，扯九个钟头的热丝。所得工资是一升二合八的大米，工作一个月，除饭钱外，仅余三百元（等于现在人民币3元。），连鞋袜钱都不够。……资本家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小孩子，怎么不去作童工？”
报告中，她提出解决办法：
“缫丝机全部由坐缫改为立缫机，这样从根本上取消了使用童工的设备，才能取消童工制度。但在设备解决之前，应立即提高童工的工资，改善童工的劳动条件。”
她认为这些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具体问题之所以没有迅速解决，“是工人阶级观点簿弱的具体表现”。她在报告中，还气愤地写道．：“去年一年中，我们卖了很多狗皮膏药（说空话）。狗皮膏药被我们卖光了，如再不解决问题，只好卖西北风了。这个不要成本。”为一些省、市纺织工会办公用房的问题，报告中说：“天津纺织工会住的是美国人的房子，一个月要交八千斤米的房租，我们拿不起这份钱。……武汉市纺织工会没有固定的办公房子，他们夹着工会牌子到处搬家，还得经常登报启事，通知会员，工会又改了地址。……工会工作是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工作，工会工作弱了，对我们党和政府是不利的。”
少敏非常关心妇女工作，重视培养妇女干部。早在1948年6月2日，她在河北邢台养病期间，就给中共中央妇委邓颖超、杨之华写报告，建议办托儿所，办妇女干部学校和部队军人家属学校，减轻女干部和军人家属的家务负担，挖掘妇女人才，为全国解放准备女干部。她在报告中强调说：“我认为妇女的真正解放，莫过于亲身从事劳动，求自立。否则，依靠男人的薪水吃饭，还有什么解放可言。”
中央妇委把少敏的报告转给刘少奇。刘少奇批复同意。所以，全国妇联很早办了妇女干校。少敏是积极提倡者之一。
为迅速培养干部，她给人民大学的校长吴玉章写信，建议开办人大附属速成中学。她还给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陈维稷写信，建议在华东纺织工学院办劳模班和调干班。这些建议很快得以实现，为解放初期大批培养、提高工农干部和劳动模范作出了贡献。1957年4月，国务院转发了财政部、劳动部、全总《关于整顿现行附加工资提取办法的报告》。其中规定，福利费超支部分“不得再以任何名义摊入成本（或流通费）或列入企业营业外损失开支。”
这个规定，与纺织厂的实际情况出入很大，执行起来非常困难。这时，少敏已是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不担任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了，但她仍然十分关心纺织工人。她详细地调查了上海、青岛、天津、北京、沈阳等地区的纺织厂福利费使用情况，调查了北京门头沟煤矿、石景山发电厂、石景山钢铁厂等重工业单位的福利费开支情况，具体对比了男工多和女工多的工厂福利费的开支状况后，给周恩来总理写了调查报告：
“……纺织厂女工多，生孩子多，办托儿所多，建宿舍也需要多些。而且生产是三班倒，食堂炊事员、托儿所的保育员和其他福利设施的工作人员也得三班都有，人数必然也多，所以福利费开支就大。过去按工资总额的2.5%提取福利费，在纺织厂历来不够用。今年第一季度，全国纺织企业实际开支福利费平均是5.16%。而这些福利设施都是企业生产和职工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不能取消。如果让工人多交费，必然增加工人很大的支出，目前是行不通的。……建议纺织厂福利费的提取比例应和男工多、女工少的厂矿有所不同，不足部分由企业奖励基金中补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她还大胆地为工厂呼吁，替厂长叫苦。在一次青岛市委召开的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请她作报告。她一开头就说：
“我不是来作报告的。我是为厂长们来诉苦的。工厂里的事情很多，这个‘老爷衙门’要开会，那个‘老爷衙门’也要开会。
‘苛捐杂税’多极了，下面很不好办。……非工业口要的东西也很多。沧口区搞个公园，要一个工厂摊13万元。我对厂长说，‘一个子儿也不给’。厂里哪有那么多闲钱？……基层工作不好做。市里的领导们，你们如不信，请你们下去当当厂长或厂党委书记试试看……。”
这时，斗争“走资派”即将开始，少敏还敢为厂长说话，厂长们很感动，但也为她捏着一把汗。
少敏为了党和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不顾个人安危，无私无畏地大胆反映群众的呼声，提出过许多真知灼见，而且敢于非常尖锐地批评领导和政府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