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下艰苦卓绝的斗争
冯基平同志１９１１年生于辽宁省法库县，十九岁考入北平中国大学，青年时投身革命，１９３１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任中共辽阳县委书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来党派他到北平领导东北青年救国会。又担任北平市委军委东北炮八旅旅委书记，从事抗日救亡的革命斗争。１９３２年，基平同志在一次大示威前夕，被叛徒出卖，和廖鲁言、徐子荣、刘昭等同志被国民党宪警逮捕。在敌人严刑拷打审讯时，他立场坚定，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判刑后，被送进北平草岚子监狱关押。在这里，冯基平遇到了殷鉴、薄一波、安子庆、杨献珍、刘澜涛、赵ｂó＠②等几十名共产党员，结成同生死、共患难、共同战斗的集体。他们在狱中建立起党支部，并很快与北方局取得了联系，把监狱变成对敌斗争的特殊战场。基平同志一贯站在对敌斗争的最前列。他反复对周围为谋生而给敌人充当工具的看守晓以民族大义，揭露蒋介石卖国的事实和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道理，争取到一些人帮助党支部秘密传递书信报刊，与外界保持联系。监狱当局派人来检查号房时，他们能事先通风，使难友们及时把秘密文件和书刊收藏好。对刁难虐待难友的坏看守，基平同志决不容忍，和难友一起愤然回击，直至将其气焰压下去方罢。
１９３３年，国民党反共亲日派头子何应钦派臭名昭著的宪兵第三团的团副带两个营长进驻北平草岚子监狱，团副任公开的法官，两营长伪装成共产党员被捕，与政治犯押在一起，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抗日爱国人士，强迫执行政治犯履行自首出狱手续，即在平津两地报上登载“反共启事”。他们公开和秘密考察，凡三期不“反省”的头目，要执行枪毙。消息传来，基平同志和难友们紧密地团结在狱中党支部周围，顽强斗争，宁死不从。基平针锋相对地斥责敌人：“我是东北人，我要抗日打回老家去，有什么罪过？我没有什么可反省的！我是无罪的！有罪的是你们，你们出卖了东北，让三千万同胞当了亡国奴。你们把我逮捕了，要关要杀随你们的便，但是，东北同胞和全国同胞都会找你们算账的！”敌人分化瓦解的企图，声嘶力竭的恐吓，在泰然处之的共产党人面前一败涂地。三次大“审查”的阴谋最终破灭了。
为了反对敌人拒不释放刑期已满的难友，党支部决定展开新的斗争，向监狱当局提出：下镣、放风、看书报杂志、改善生活待遇、无条件释放等严正要求。遭敌人拒绝后，全体难友举行了绝食斗争。基平同志患有心脏病，身体十分虚弱，但他毅然参加了绝食斗争，视死如归，表现了共产党员大无畏的气概。绝食斗争进行了七天七夜，终于取得一定的胜利。
党支部为了提高同志们的思想理论水平，设法从狱外搜集一些外文版的马列主义著作、共产国际文件和其它材料，秘密送入狱中，先由殷鉴（懂俄文）、杨献珍等同志翻译，并逐页抄写，然后，传送到各号同志手中阅读。基平同志积极参加组织工作，学习特别用心，常和同志们边学边讨论，刻苦钻研。同时，他还学习了世界语。基平同志说：“监狱是我第一次住的党校。”
在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复杂环境中
１９３５年，经党组织多方营救，患有心脏病的基平同志与当时重病中的魏文伯同志一起，被保释就医。出狱后，他们立刻倾全力扑进党的地下工作之中。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党中央积极营救，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周仲英等五十二名经过长期考验的同志，于１９３６年秋、冬相继出狱。当时日寇进逼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山西军阀阎锡山，一怕日寇入侵，二怕蒋介石吞并，不得不伪装抗日，企图借助进步力量，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和地盘。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五同志，受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派遣到达太原，开展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工作，利用合法斗争形式，训练干部。经一波同志同阎锡山谈好了工作条件，于是接过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的领导工作，并在抗战开始时建立了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即新军）。基平同志这时也被派去太原，参加牺盟会和决死队的领导工作，先后担任过牺盟总会常委、同蒲铁路、正太铁路工委书记、中共太原市委常委、山西国民军官教导九团政治部主任等职。他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坚持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原则，努力开展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我党为加强武装工作，派基平同志任山西青年决死四纵队十九团团长。肩负改造旧部队任务的基平同志到任后，首先宣布废除打骂、枪毙逃兵的制度，要求官兵平等，关心士兵的疾苦。继而抓紧时间改变作风，加强训练，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１９３９年，蒋介石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阎锡山遥相呼应，制造了“十二月政变”，向新军决死队发动突然袭击。基平同志坚决执行党的决定，予以迎头痛击，奉命率十九团解决被顽固派军官控制的决死四纵队二○三旅。他当机立断，处决了阎锡山派来监视十九团的副团长，又命令后勤主任杨春旭消灭了二○三旅的后勤部队，基平自己带领一个排直捣旅部，活捉顽固派二○三旅的旅长，夺取了旅的指挥权，使它一下变为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
卓有成效地指挥隐蔽斗争
１９４２年，冯基平同志调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两年后又走上新的岗位，先后任绥蒙保安处副处长，晋绥边区驻晋察冀边区办事处政委，晋绥公安局平津工作站站长，中央社会部直属工作站站长。他在新的情报、保卫工作战线上，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１９４５年日寇投降，蒋介石赶来抢夺北平、天津。基平很有远见和胆略，未等上级布置，就筹划在平、津地区设立情报工作站，建立起许多情报点，发展情报人员，了解敌情动态。这一行动得到中央社会部的赞同。他历尽艰辛，往来奔波于太原、北平、天津一带的白色恐怖地区，以忘我的工作精神和丰富的社会经验，与各方面建立起广泛的联系，机智巧妙地获取了敌人大量重要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成为我方掌握华北敌情的一个可靠来源。基平同志在情报工作方面的杰出成就，对党中央在胜利解放太原、天津、北平等城市的决策上，有着重大贡献。
在敌区的工作站，经费困难，需要自力更生开创局面。基平同志想出以经商来解决财源的办法，同时掩护党的秘密工作。基平善于经营，生意盈利，除解决工作经费的需要外，还为军区和党中央购买了大批医药物资。
基平同志对在地下工作时期和战争年代为我们出过力的人，都念念不忘。建国后，他常告诉同志们：“过去人家帮助过我们，为我们工作过，有的还被杀了头。我们应该感谢他们。我们胜利了，不要忘记人家的好处。”还嘱咐同志们：“如果人家或人家的家属来找，要好好接待，有什么困难尽可能帮助解决，或者适当给予安置。”
为首都的治安和建设鞠躬尽瘁
北平解放后，冯基平同志在政法公安战线工作，先后任北京市公安局处长、副局长、局长、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委员会委员、市检察署检察长、市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后又任北京市建委主任、对外文委委员、北京市农委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市委常委、书记，以及陕西省委常务书记等职。解放初期，北京匪盗横行，地痞流氓、社会渣滓骚扰闹事，潜伏特务、间谍阴谋暴乱，严重危害着首都的治安和社会秩序。基平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团结广大公安干警，依靠广大群众，同国内外阶级敌人和犯罪分子进行了成效卓著的斗争。他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以及“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的方针，稳、准、狠地打击敌人，破获了一批进行颠覆、暗杀、破坏的重大案件。敌特阴谋在开国大典时炮轰天安门案，还在策划时就被我们一网打尽。由于中央的关怀、市委的领导，基平同志和广大公安政法战线干警的努力，党中央的安全得到了保证，首都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得到了保证。北京良好的治安局面，多次受到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表扬，得到许多国际人士的称赞。
为了首都的长治久安，基平深谋远虑，１９５０年就开始在罗瑞卿同志的领导与支持下着手改造旧监狱。他曾邀请在京和来京办事的过去同狱难友，到原来的草岚子监狱参观。旧日的监狱完全变了样。关着战犯和敌特的囚室整洁安静，犯人不戴手铐脚镣，看书、写字、出壁报。墙壁上登着《对新中国的感受》、《决心悔过自新，重新做人》等文稿。我们目睹这些犯罪分子在改造成为新人，都十分赞赏担任首都公安局长的老战友基平同志。
基平同志对政法公安工作的远见卓识，还表现在他坚决执行对犯人的改造方针。他对那些罪行十分严重、民愤极大的犯罪分子坚决镇压，毫不留情；同时非常重视对罪犯的劳动改造和安置就业的问题。改造犯罪分子成为新人，变破坏力量为建设力量，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基平以极大的魄力和热情，同干部一起费心尽力筹建劳改农场。他亲自带领公安干警，进行勘察，择地定点，先后创办了六个大型劳改农场。北京南苑的团河农场原是一片白苍苍的盐碱地。基平勘察时，有的干部无信心。基平说服大家，树雄心壮志改造盐碱地。在他指导下，干部带领犯人开荒建场，打井洗碱，种的稻子当年就亩产五百斤，１９５８年亩产达到千斤，成为北京市第一个亩产千斤的农场。为此，刘仁同志热情地组织大兴县的干部、群众去团河农场参观，向他们学习种水稻，使大兴县第二年就结束了吃返销粮的历史。基平同志对农场的犯人坚决贯彻中央提出的“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他注重教育改造，强调劳动也是为了教育改造。他教育公安干警对犯人不要打骂体罚，要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犯人刑满释放后，允许留场就业，这就较好地解决了他们在社会上就业难和继续改造的问题。后来在大兴县还建立了天堂河农场，把危害社会治安的青年组织起来到那里参加劳动。
１９５６年后，他又兼管城市基本建设和交通运输工作。为庆祝建国十周年，中央决定建立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民族宫等十大建筑。时间非常紧。在彭真、刘仁、万里同志具体领导下，基平协同万里等同志一起，组织各方面的设计、施工力量团结战斗、动员各有关方面协作支援，并经常亲自深入现场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象人民大会堂这样宏伟的建筑，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建成了，并且质量很好，在这里举行了庆祝国庆十周年的盛大集会。
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刚强不屈
１９６６年，十年内乱开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诬陷迫害大批党的忠诚战士。他们的狗头军师、反革命分子康生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大冤案。冯基平同志也和当年在草岚子监狱中坚持长期斗争、英勇不屈的几十名战友一起，被诬为“叛徒”。在受尽批斗、屈辱后，又被投入监狱长达九年。我们又一次同遭劫难，亲属子女惨遭株连。我们的老战友胡锡奎、廖鲁言、徐子荣、王其梅、刘锡五（因所谓“六十一人”案而被迫害）等同志就在这时，含冤死于狱中。
基平同志是政法公安战线上杰出的领导者，在长期尖锐的政治斗争中养成了高度革命警惕性和敏锐的政治嗅觉。反革命分子康生、谢富治和“四人帮”对他深为仇恨，视为眼中钉，极欲置之于死地。他们给基平扣上“大叛徒”、“死硬反革命分子”、北京市“大特务集团头子”等罪名，逮捕入狱。由于基平与他们坚决斗争，又扣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受到了特别残酷的对待。康生、谢富治下令在囚室中给他上手铐，还觉得不解恨，又用最残忍的背铐加害，竟长达四年半之久。他们还用半夜提审、冷水浇身等办法来折磨他。面对这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兽行，基平大义凛然，刚正不屈。他真理在握，心昭日月，义正词严地说：“你们说我们是叛徒，完全是诬陷。中央知道，我是保释就医出狱的，不是叛徒；薄一波、安子文他们几十位同志是中央决定营救出狱的，也绝不是叛徒。你们诬蔑我们是叛徒，是你们变了质，你们才是真正叛变了革命的无耻叛徒！”他直言不讳地批判“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的荒谬；他撕毁为“四人帮”吹捧的《红旗》杂志，在狱中不断地愤怒高呼：“打倒法西斯专政！”康生一伙气急败坏，为了要制服他，竟灭绝人性地给他打毒针，使基平咳喘不停，连连吐血。即使这样，也不能使他缄口。“四人帮”及其爪牙黔驴技穷，又诬陷他有精神病，强制送进精神病院，百般摧残。就这样，我们的好战友冯基平同志坚持正义，从未在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淫威下低头，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和浩然正气。
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基平同志才得到自由。党中央为“六十一人案件”彻底平反，也为基平同志个人彻底平反。中央对基平同志的工作，做了高度评价，赞扬他“积极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为维护北京的社会治安、社会秩序做出了突出的的贡献”。恢复工作后他担任了中央某部副部长和国务院副秘书长的职务。基平同志无私无畏，满腔热情，坚决果断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拨乱反正，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夜以继日地奋战着。不幸发现患癌症后，他一面治病，一面抓紧工作。他参加了“两案”审理工作，抓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预审工作，为公开审判作好准备。１９８１年，因为北京市治安工作的需要，中央又调他回北京市委任书记，兼市委政法委员会书记。基平同志欣然受命，同首都政法战线的同志一起在市委领导下，大力拨乱反正，为扭转因十年内乱严重破坏而相当混乱的首都治安局面，进行了艰巨的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基平虽然病情越来越重，最后不得不住进医院，但工作一天也没有放松。他以惊人的毅力，强忍病痛，在医院里听取汇报，对如何加强北京的治安工作给以及时有力的指导。在病情略有好转时，他就要求参加一些较大的活动。基平让人推着轮椅送他参加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基平同志关心国家大事，稍有精神就和去看他的同志谈个不止。
彭真同志几次去看他。１９８３年３月又写信鼓励他：“希望你好好治病养病，这是你现在的主要任务。”“你参加革命后，一直忠心耿耿为党工作，‘文革’期间刚强不屈、始终如一的情况，是很多同志所清楚了解的。”基平一心想着党和国家，想着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他对前去看望他的北京市负责政法公安工作的同志说：“我死了留下的担子靠你们去挑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对头的。虽然经过大乱，但拨乱反正很有成效，党和国家大有希望。中央有久经考验的老前辈健在，就是希望的寄托。一定要把中央领导同志和革命老前辈们的警卫工作搞好，要保证他们的安全。”１９８３年８月，基平同志病情又一次恶化，一波同志去看他，告诉他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取得很好的效果。他说：“首都治安未根本好转，我有责任，我肩上这副重担还放不下来。我还想多活些时间，多做点工作，但我的病不能治了。”他在生命垂危之际，还断断续续地喘着气说，“我手上还有好多事，无能为力了。”党和人民多么需要这样坚强忠贞的战士继续战斗！９月２９日，终因病入膏肓，基平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在临终前还对子女留下遗嘱：“我死后不要开追悼会，要顾全大局，不要以为人死了就有理由向国家伸手要这要那。你们兄弟姐妹要团结互助，遵纪守法，积极工作，为四化尽力。要靠你们自己努力，前途总是光明的。”（撰文：薄一波 郑天翔 刘有光 周仲英 刘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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