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敏被捕的第六天，才提审过堂。为什么这么多天不提审？少敏分析可能是没有足够的证据。她决心什么都不承认。
在一间大房子中间，有一排高高的像柜台一样的桌子，后面坐着几个人，有穿警官服的，有穿军官服的，还有穿便衣的，个个都紧绷着脸，拉长了面孔。警察局都是秘密审讯，没有旁听，更没有律师辩护。
两个警察把少敏押上来，站在他们对面。
“你姓什么？”警官首先发问。
“姓张。”
“叫什么名字？”警官接着问。
“张张氏。”少敏已作好准备，装做一个不识字的穷苦妇女。“不对！”一个穿便衣的瞪眼叫嚷：“你敢耍赖！”
“我是姓张么，姓什么还能改？我姓张，我当家的也姓张，我就是张张氏。”少敏不紧不慢地回答着，一点儿不含糊。
“算啦，算啦。”军官不耐烦地说：“姓张就姓张吧，你是共产党员吗？”
“我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员。我就管在家里买菜、做饭。没有事儿时，爱串门子。”
那个便衣恶狠狠地指着她：“你是短头发，为什么又安上个假纂儿？你说！”
少敏从容地回答：“我喜欢梳个纂儿，好看。短头发，好洗。安个假纂，又好洗，又好看。我的街坊邻居们，安假纂儿的多着哩，都抓吗？”
军官瞪了一眼那个穿便衣的，脸上浮现出讽刺的冷笑。
少敏感觉到他们之间有矛盾。看来，那个穿便衣的最难对付，必须相机行事。
穿便衣的那人又发问了：“你不是穿旗袍的吗？像个阔太太。为什么又穿粗布短褂，像穷人了？”少敏觉得这个问题太可笑了，便冷冷地回答说：“我们年轻媳妇穿衣裳爱换换样子。这也犯罪吗？”
“你一一一”穿便衣的碰了一鼻子灰，气得瞠目结舌。军官和警官都忍不住冷笑了两声。
“你说不识字，为什么还拿着书？肯定是共产党！”便衣特务又逼上来了。
少敏对此早有准备，沉着地说：“同院一位老先生听说我去河东，让我捎去还的。我不识字，不知道这书犯法不犯法？”
坐在审判台后面的一个戴眼镜的人，从特务手里接过书，翻了翻，不满地说：“什么共产党的书？你们不认识是两本《杨家将》吗？”
军官听了，问那个穿便衣的特务：“还有什么证据？”
穿便衣的那人沉不住气了，大声吼道：“我认得你，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你肯定是共产党！只要你老老实实地承认，不再肇事，就放了你。告诉你，吴桂山是我们的人，你别想赖！”
其实，少敏早已看出来了。这个人就是她那次去看刘霞时，跟着吴桂山进来搜查的两个便衣特务中的一个。她估计到他会亮出这张王牌的，镇定地说：“啊！我也认得你。那天我去接外甥女看病时，见过你。和你见过一面，就说我是共产党员，你真会诬赖好人！”
“你交待，那个女学生到哪里去了？那几个学生都是共产党员，你知道吗？”特务急了。
少敏心平气和地说：“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就知道我外甥女病得厉害，回农村姥姥家了。他们是不是共产党，你问他们去，抓我个大字儿不识的妇道人家来干吗？”
少敏在回答特务问话的同时，观察那几个人：军官和警官们提不出审讯的问题，也不生气着急。特务瞪眼喊叫，暴跳如雷。而当中坐着的那个军官，却不断地打哈欠，伸懒腰，好像不感兴趣，只是敷衍敷衍，走走过场的样子。
少敏在被捕时，已作了牺牲的准备。她要像任国祯那样，威武不屈，英勇就义。现在看来，敌人对自己并不摸底，只有这个特务张牙舞爪，可也没有确切的证据。只要自己不改口，坚持到底，还大有希望能争取出去，继续和敌人斗争。
忽听“乓”的一声，特务拍桌子发火了。他跳起来大声叫喊着：“你放聪明点，承认你是共产党就没有事，放了你！要不承认，老子就枪毙了你！”
少敏一看，特务已理屈词穷，使出蛮不讲理的威胁手段了。她主意已定，立即装出又害怕、又委屈的样子，往地上一坐，两手拍着大腿，大声哭诉起来：“我冤枉呀。你这个长官，怎么这样不讲理！凭什么硬说我是共产党，要枪毙我呀？你们几位长官，给我说说，我犯了哪条王法，犯了哪条要枪毙的罪呀？呜——呜——！”
少敏开头是假哭，后来想到自己苦难的经历：党组织一次接一次被破坏，同志们一批又一批遭杀害。失去了唯一的可爱女儿，又失去了最亲密的战友任国祯。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把中国搞得暗无天日，鬼子兵在国土上长驱直入，到处烧杀奸淫，多少人家家破人亡……她心头积存的悲愤，如波涛滚滚的洪水，破堤而出。她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了，假哭成了真哭，变成了血泪的控诉。她越哭越气愤，越哭越伤心，哇哇地嚎啕大哭起来……
这一情景，使坐在审讯台后面的人，面面相觑，哑口无言，不知所措。坐在正中间的军官，不耐烦地站起身来说：“退庭！退庭！”
他离开了“公堂”。
其他的官儿们也一个个都跟着走了。最后，那个特务瞪了少敏一眼，也气呼呼地走了。
过了两天，少敏又被叫去，进行第二次“过堂”。少敏到审讯室，看到上次审问时作记录的那个书记官在那里，其他的官儿还没有来。
那个书记官让押送少敏的两个警察退出去，然后向少敏走过来，把上次审问的记录给少敏看。
少敏说：“我不认字。”
那个书记官就念给她听，问她有什么改的。“没有。”少敏回答说。
那个书记官说：“你可记好了，和上次一样，就这么说，千万不要改口。”
少敏心里感到非常纳闷：这是自己人呢？还是王静宜托人买通的“关节”？还是敌人设计刺探？不管是什么，仍需警惕。审问的人陆续来了，还是那些警官和军官，就是没有了穿便衣的特务。
审问开始，少敏一口咬定，回答得和上次完全一样，没有漏洞。这些警官和军官，也不急躁，也不生气，问完就退堂走了。没过几天，警察把少敏和张桂英叫出牢房，架到囚车上。少敏上了囚车，见车内还有组织部的老徐和老于。她预感到情况不妙，暗暗紧握了一下张桂英的手，作好了牺牲的准备。
然而，事情出乎她们的意料，囚车开到国民党五十一军军法处门前停下，把他们押下了车。
军法处本无女监，押来了少敏和张桂英两个“女犯”，就把她们关在一间又黑又冷的小屋子里。没有被褥，只有一堆潮湿的稻草。
“张大姐，看来咱们是九……九死一生了！”张桂英冻得打着哆嗦说。
少敏怕张桂英顶不住冻饿和刑罚，给她壮胆说：“桂英，反正我们只死一次，不能有两次。冻死也好，被打死也好，我们就咬住牙什么也不说！只要我们顶得住，没有口供，他们就没法向上司交待。”
张桂英听了少敏的话，瞪着一对大眼，望着少敏严肃而又慈祥的脸庞，激动地说：“张大……大姐，我全明……明白了！和您在……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头……头可断，血可流，共……共……共产党员的气节不……不可丢！”
“好！这我就放心了。快睡吧，好好休息，准备迎接明天的斗争！”
她们紧紧地拥抱着，稍稍暖和了点儿，睡着了。
五十一军军法处，对这些没有确实证据的“犯人”，并不积极审理。
当时，国民党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兼河北省政府主席，是奉系东北军的；而特务队是蒋介石的嫡系，奉蒋之间矛盾很深。特务队像猎犬那样搜捕共产党和爱国志士。而警察局和五十一军军法处，则认为特务队抓人是为了向蒋介石表功，是给地方当局和军队找事儿，是捣乱、添麻烦。
少敏以前知道奉蒋有矛盾，通过在警察局的初审，她切身感受到他们之间的矛盾很尖锐。她要利用这种矛盾，开脱自己，争取出狱。她抓紧时间，做周围看守们的工作。
少敏是很会做群众工作的，不几日，就和守狱的士兵谈得很熟了。有一个士兵姓徐，老家在东北，他的全家人都死在日本人手里，恨死了日本鬼子。
他告诉少敏，当前时局很紧，官儿们没有心思审理你们的案子。他说：“快好了，只要天津一打起来，我们就开门放你们出去。”阳历年到了，少敏和张桂英被囚在小黑屋里。冻得浑身发抖。
突然听到一声喊：“张张氏，你家给你捎东西来啦。”接着，从小窗户里扔进来两个铁桶子。张桂英拾起来一看，原来是两听罐头。她高兴极了，忙拿给少敏：“张大姐，快看，有人给我们送东西来了。”
两人打开一桶，美美地吃着，过新年了。
元旦过后，军法处终于提审她们了，而且传讯频繁，竞一天两次，但问话并不严厉，好像是例行公事，总是那一套，问完就走。
少敏在第三次候审前，一个军官走来，对她说：“你要老老实实回答问题，知道的就说，不知道的不能承认，得坚决！”
少敏受到很大的鼓舞！她想，这是什么人？是敌人？还是自己人？她以前听说过，东北军于学忠的部队里有党的组织，不只是在士兵中有党员，军官中也有。这个军官，不知是不是党员？’但又不便讯问。她决心谨慎从事，以免上当。
这天，军法处又提审张桂英，还是得不到什么口供，就宣布她无罪释放了。张桂英临走时，握着少敏的手说：“张大姐，我出去找母亲，托人来救你出去！”
少敏会意地点点头说：“我挺得住，让娘放心！”
在最后一次提审少敏时，审讯室里摆着棍、鞭等不少刑具。主审官问她：“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不是！我不懂什么叫共产党。”“你拿两本书干什么？”
“那是邻居托我捎去还的。”“你到郑庄子去做什么？”“接我外甥女治病。”
“有证据，当时你穿蓝小褂，黑裤子。”
少敏看到军官实在没什么问了，所以说出这样的话来。她回答：“是！我爱换衣服穿，只是衣服不多。”
军官没有新词儿了。
军法处见少敏这个案子证据不足。他们不相信一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会是共产党员。再加上当时日军正猛攻山海关，天津吃紧，人心惶惶，也顾不得对这些没有证据的犯人详加审理了，于是也宣布找保释放。
少敏不愿找保，以免连累他人。她暗暗嘱咐同时释放的同志，不要为她找保。她已从看守的士兵那里知道，对已宣布找保释放的犯人，不再发给口粮。找不着保，出不了狱，犯人就要吃空粮。这对牢方不利，是监狱的包袱。
果然，听说张张氏找不到保，看守长急了，只好亲自出面，找个士兵当保，释放了少敏。
1933年1月19日，少敏出狱了。由于在寒冷阴暗潮湿的小屋里囚禁了一个多月，她得了皮肤病和风湿性关节炎，经常皮肤骚痒，全身关节疼痛。后来发展为风湿性心脏病，成了她的致命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