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敏离开文美女中，回到寿光县，担任共青团县委妇女部长，领导青年妇女反对封建婚姻，宣传妇女放足，开展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
不久，组织上派她到县师范学校。她一面读书，一面领导学生运动。她介绍学生们看进步书刊，组织学生参加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
少敏从潍县文美女中参加共青团以后，表现积极、勇敢、机智，已由穷人要找“穷人党”的纯朴感情，升华到自觉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1928年11月7日，少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她在鲜红的党旗下，举臂宣誓：“积极斗争，努力革命。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决心踏踏实实地为工农劳苦大众的解放奋斗终身。
入党以后，少敏回到范于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1929年，青岛的形势极为险恶。由于省委组织部长的叛变，党组织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后来，党中央指派张英到青岛，秘密处决了这个叛徒，才稳定了斗争形势。为了尽快恢复党的各级组织，继续进行斗争，党组织从各地选派了一些干部到青岛。少敏就是这个时候调去青岛的。
少敏从小生活在农村，入党以后，又担任了一年多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她熟悉农村的生活和斗争。现在要远离家乡和亲人了，心里真是难舍难分。但想到将要投入新的生活和斗争，又使她心情激动，热血沸腾。她告别母亲、弟弟和乡亲们，踏上了新的征途，成了职业革命家。
1930年1月10日上午9点多钟，从青岛火车站走出一个农村姑娘。她身穿蓝布棉袄、棉裤，脚蹬青圆口鞋，一头齐耳短发，前额上留有齐眉的刘海儿，显得嘴巴略高的长圆脸儿更加精神。她正是陈少敏。
少敏走出检票口，刚在右侧停下，等候接头人，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肇修姐！”
少敏不觉一惊，抬头看是董爱莲来接她，高兴得跳起来。他乡遇故友，老同学别后重逢，两人热情地拥抱着。
董爱莲拉着少敏的手，离开熙熙攘攘的火车站。少敏悄悄问董爱莲：“你什么时候到青岛的？”
“我来快两年了，现在市委工作。”董爱莲也悄悄地回答。接着，她放大声音说：“肇修姐，家里叫我来接你，他们正等着呢，快走！”
少敏会意，跟着董爱莲急急向甘肃路徐子兴家走去。
徐子兴是中共地下党员，在邮电局任职。其妻李文美，也是中共党员。夫妇俩带着三个小孩，还有老母亲，住两间不大的平房。为了党的工作，他们一家六口人都挤在一间屋里，把另一间腾出来，作为市委联络站。
甘肃路没有中山路那么繁华。这里既没有尖顶的基督教堂和宽大的日本寺庙，也没有各式各样建筑精致的洋楼。这一带住的全是工人和城市贫民。这里靠大港很近，一艘艘飘动着太阳旗、米字旗和星条旗的舰轮，浮在海面上。冒出的一股股黑烟，直往平民区里刮，熏得人透不过气来，再加上“嘎嘎”的吊车声和“哞哞”的汽笛声，闹腾得令人心烦意乱。
正在等待少敏的孙劲文和张子颖，是市职工运动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他们热情地迎接少敏的到来，亲切地握着少敏的手说：“欢迎你到职运会工作。”然后，孙劲文扼要地介绍说：“职运会对外叫‘互济会，，是中共青岛市委下属的一个部门。自从各级组织被破坏以后，工作比较困难。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赶快把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工会，以便加强工人的团结斗争。”
孙劲文介绍完情况以后，向少敏建议说：“肇修同志，我们是在白色恐怖下进行隐蔽的革命工作。为了亲友的安全和工作方便，你要改一下名字，我想了一下，叫‘少敏’如何？听说你少年有为，智慧过人啊！”
“对，肇修姐，我还没有告诉你呢，我也已经改名了，叫汝勤，是个男人名字。”董爱莲在一傍插嘴说。
少敏听后点点头，对孙劲文说：“你太夸奖我了。好，改就改吧，我索性连姓也改，不姓孙了，就叫陈少敏吧。”少敏非常痛快。“哈——！”几个人不约而同地笑了。
少敏在李文美家，见地方窄小，来往人又多，常住不方便，便在大港火车站附近租了一间民房住下。然后，又找了个职业，考进了打蛋厂（现华北酒精厂）做工。这样，既能养活自己，又有了开展职工运动的立足之地。她以打蛋厂为据点，以工人身份为掩护，白天在车间里同工人们一起干活儿，晚上和节假日，就到工人家里串门，找工人和家属拉家常，交朋友，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
凭着革命的热情，她很快就站住了脚，打开了局面，联系了一批工人姐妹和积极分子。连日来，她奔波于四方机车厂和大康纱厂，秘密筹建工会。不知不觉，已到了阴历年关。
阴历年，是中国民间的一大节日。正月初二，人们都走亲访友，互相拜年。少敏就利用这个机会串门，聚会。她换上一身整洁的衣服，到了台东三路大英烟草公司女工周兰英的家，周兰英按事先商定好的约来了几个工人积极分子。少敏满脸含笑，走进屋向他们拜年。
周兰英拉着少敏，向大家介绍说：“她叫陈少敏，是打蛋厂的工人。”转身又指给少敏看：这是俞金魁，是公司印刷部的，这是马玉琴，那叫赵秀兰，．都是包装部的。
少敏很认真地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又逐个问了他们的家庭住址和情况。然后，把话题一转，问道：“你们一天千几个钟点？累不累？挣多少钱？”
马玉琴说：“我们干活儿时间不一定，有活儿时干十二三个钟头，有时还得加班加点；没有活儿就停工。停工不发给我们钱，可是加班加点干也不加钱。于得不好，还要扣我们的钱。”
一提到干活儿的苦处，大家顿觉气涌心头。小屋子里的气氛马上变了，刚才还是说说笑笑，一下子个个愁眉苦脸了。
少敏注意到大家顷刻间的变化，开导说：“咱们工人为什么世世代代都受苦受穷呢？”她的话，像是自问，又像是问大家。“咱没有钱，没有本事，命不好，还能不受穷受累？”赵秀兰心直口快。
“那资本家的钱是哪里来的？”少敏问道。
“他们开工厂挣的呗！”大伙儿异口同声地回答。“你们为什么不开工厂，也去挣呢？”
“咱们没有机器，也没有钱。”
“资本家的机器和钱是一生下来就带来的吗？”
大伙儿从来没有考虑过资本家的机器和钱是哪里来的，所以听了少敏的问话，不觉一怔，只好含糊地回答：“是他老子留下来的呗。”
“那他老子的机器和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少敏进一步追问不放。
这一回把大家给问住了，你看我，我看你，大家面面相觑，回答不出来。
少敏看了看大家，笑着说：“你们这些说法不对，人的穷富不是命里注定的。资本家是靠剥削工人的劳动血汗发的财，工人是因为受剥削才没有吃的和穿的。‘洋鬼子’剥削中国工人的方法更狠，所以，工人的痛苦更深。”
少敏给大家说明这个道理以后，又启发说：“你们就这样甘心受‘洋鬼子’的压迫么？”
“不甘心受罪又怎么办呢？”大家无可奈何。
“我们有时气极了，就拿机器出气，或者磨洋工，故意浪费原材料。”
“你们这样对待资本家行吗？这是消极的办法。咱们工人只有团结起来，成立工会，与‘洋鬼子’斗争，才能得到胜利！现在四方机车厂、大康纱厂等都在筹备成立工会哪。”少敏开始把话题转到组织工会的事情上来。
“工会是干什么的？”周兰英是新进厂的工人，对工会还不甚明白。
“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和咱们工人一条心，为咱们工人说话，给咱们工人办事，帮咱们工人出气。咱们工人有什么要求，就由工会去交涉。有了工会，就可以团结起来，和‘洋鬼子’斗！”少敏耐心地解释。
“对，咱们赶快成立工会！”赵秀兰说。“干脆，马上就成立！”马玉琴更心急了。少敏见大家如此着急，就试探着说：“成立工会，可有危险哪！
大则被抓，小则开除，你们不怕吗？”
大个子俞金魁一听这话，急不可耐地站起来：“怕？要是怕，我大年初二的就不到这里来了！”
“我们受足了气，吃够了苦，豁出去了！”大伙儿跟着说。
“能不能赶快成立工会，这要看你们了。”少敏看大家很坚决，就接着说：“但是，成立工会，决不是说几句话就能办到的。再说，单凭我们这几个人也不行，还必须把多数工人发动起来。这些工作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完的，要一步步来。你们商量一下，分头去串联，发动工人越多越好，和大伙儿商量办工会的事。还得考虑好推选谁干工会。干工会的人，要坚强，要热心为工人办事，还得作风正派。”
少敏说完，看时间已经不早，站起来对大家说：“今天就谈这些吧。你们先串联大伙儿，过几天咱们再商量。”
年也拜了，会也开了，大家很高兴地告别。
自此以后，马玉琴、俞金魁他们，分头频繁地和工友们串联开了。他们避开工头，更注意避开瓦尔斯这条“哈巴狗”。
瓦尔斯是大英烟草公司经理艾布斯从英国带来的工头。这个人对主子是唯命是从，对工人却是个阎王。他想出许多欺压工人的坏点子，什么“要命钟”呀，“红薄子”呀，工人们最恨他，恨不得咬他两口肉。
最近，他又想出了新花招，叫“厕所牌”。他怕工人在厕所里“磨洋工”，就规定上厕所必须有牌子，没有牌子上厕所就开除。一个车间几百号工人，只有两块牌子，哪里轮得过来。有的工人憋不住，尿了裤子。
接着。他又兴起了搜身制。他说工人偷公司里的东西，下班出门时必须搜身。他借此机会对女工百般侮辱，谁要反抗，就被开除。女工们没办法，只好忍屈受辱任他浑身上下乱摸。
马玉琴急急跑来，告诉少敏这一切。说工人们都受不了了，问少敏有什么办法。
少敏说：“办法只有成立工会，团结一心，和他们斗。你们抓住时机，加紧串联，发动工人尽快把工会组织起来。”
经过少敏和大家的紧张准备，大英烟草公司工会筹委会终于成立了，在青岛东镇顺兴路，挂起了“大英烟草公司工会筹备委员会”的牌子。不久，正式成立了工会，少敏出席了工会第一次委员会。她代表职工运动委员会祝贺大英烟草公司工会成立，然后和大家一起讨论，决定向英国资本家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废除搜身制等12条要求。并成立了马玉琴等组成的谈判小组，和资方谈判。
艾布斯正在豪华舒适的小楼里，与他从德康里妓院叫来的“香香姑娘”逗乐，听到瓦尔斯叫门，好不扫兴。他转动蓝眼珠，粗声问：“什么事？”
“在顺兴路发现了工会挂出的牌子，今天又有三个人送来了谈判的条件。”瓦尔斯说着，把写有12条要求的条子交给艾布斯。艾布斯看也不看，骂道：“混蛋，你是吃干饭的！为什么早不知道要成立工会？”
瓦尔斯自知失职，听了训斥，献计说：“经理，您不要上火。这一回我们要用中国人治中国人，来个以毒攻毒！”
“什么‘以毒攻毒’，你有具体办法？”瓦尔斯贴近艾布斯的耳朵，悄悄耳语。艾布斯拍拍瓦尔斯的肩膀说：“好！好！”几天来，大个子俞金魁特别忙碌。这天太阳还没有出来，他就跑到工会来了。一看门口的牌子没有了，便找人询问。大家都感到奇怪，不知牌子哪里去了。俞金魁说：“不找啦，干脆再做一块。”
岂料，重新挂上的牌子，次日又不见了。
少敏知道此事后，觉得事有蹊跷，同马玉琴等商量了对策。傍晚，工会门前又挂上了一块牌子。
夜，来到了，天空像扣了一口黑锅。半夜已过，只见两条黑影，向大英烟草公司工会摸来，刚要摘工会的牌子，突然被两双强有力的手抓住了。
原来，是少敏和马玉琴让俞金魁领几个人，在这里等候抓人。俞金魁等抓住两人一看，不是别人，是瓦尔斯的小喽罗张振和赵玉山。
张振和赵玉山两人，平时倚仗瓦尔斯的势力，无恶不作，大家恨之入骨。可就是捞不着机会，今天送上门来，岂能放过。大家操起木棒，一顿猛揍。两人哪里抗得住四条汉子猛打，只得如实的交待，请求饶命。
事情果不出少敏和马玉琴所料，是瓦尔斯指使干的。这就是瓦尔斯“以毒攻毒”的鬼计。
次日一早，瓦尔斯又敲响了艾布斯的门，哭丧着脸说：“事情败露，张、赵两人被打。”
． “你还有什么好办法？”艾布斯问。
瓦尔斯说：“干脆，通知台东警察局吴局长，把他们统统都抓走！”
“你知道组织工会的都是什么人吗？”艾布斯又问。
刚兴奋起来的瓦尔斯，被这一问，又蔫儿了：“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人，你抓谁？”
狡猾的艾布斯，他既不愿答应工会提出的12条要求，因为全部答应，损失太大；可也不愿把事态扩大，因为那样一来，同样要花去不少开销。他采取“拖”的办法。同工会“泡”，和谈判小组慢慢“磨”。但是最后，他不得不让步，同意了四条：减少一个小时工作时间；加班加点发给每个工人两个馒头；每产一箱烟的工资增加到两角；女工生孩子有两个礼拜的产假，工资照发。成立工会以后的第一次斗争胜利了！尽管没有完全达到提出的要求，但它维护了工人的利益，提高了工人团结斗争的信心，打击了外国资本家的嚣张气焰，为进一步向资本家开展斗争打下了基础。
少敏见到自己的工作有了成效，心里很高兴。正在兴奋之际，董汝勤跑来通知说：“市委书记有事，让你去。”
少敏不知何事，立即到阳谷路王景瑞木器铺。
王景瑞木器铺，是市委的另一个联络点。市委书记唐汝贤在这里等她，见到少敏就说：“少敏同志，给你一个新的特殊任务。”
不怕工作多的少敏，听说又有了新任务，就兴奋起来。但又听说是“特殊的”任务，心想：“怎么个特殊法？”她耐心地听市委书记说下去。
“少敏同志，原来的山东省委已被破坏，中央派来了新的省委书记任国祯同志。为了保护任国祯同志的安全，掩护他开展工作，组织决定，让你和任国祯同志扮成假夫妻，组成一个家庭，作为省委机关。”
一向大胆泼辣的少敏，一听要她与任国祯结成假夫妻，吃惊不小，腼腆得低下头。心想：“共产党里还有这样的特殊任务？”唐汝贤见此情景，不得不严肃地说：“少敏同志，组织上知道，你还是个姑娘。但考虑到革命工作的需要，只好这样安排。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你应该以党的利益为重！”
少敏没有抬起头来，仍在思考什么。
唐汝贤见她羞色未退，继续作思想工作：“这个任务关系到省委书记能不能在青岛站住脚的大问题。因为青岛当局有规定，凡是没有家眷的单身男子，是不准租房立户的。如果任国祯同志不能建立个‘家’，实质上也就建立不了秘密的省委机关，领导不了全省党的工作。”
少敏生性淳朴，性格开朗，特别是她坚信党的事业重于一切、高于一切。听说这个任务如此重要，革命的需要，压倒了她的羞涩和一切顾虑，信心和勇气占据了她的身心，终于点头同意了。任国祯从上海坐船到了青岛。少敏见他中等身材，长圆脸上戴着一副黑边近视眼镜，眼镜后面的一对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还常常微笑，看样子是个饱经风霜的革命知识分子。
陵县路二号，是个方方正正的大院，三面都是两层楼的房子。楼上楼下，住着十多户人家。少敏和任国祯“夫妻”俩，就在东楼的南头，租了一间房子，安顿了个“家”。院里，男女老少，人来人往，很是热闹。由任国祯、张若臣、唐汝贤组成的中共山东临时省委秘密机关，就隐蔽在这嘈杂的大院里。
少敏白天去打蛋厂做工，下班回来料理“家务”，接待“亲朋”。她干什么像什么，同院的大娘、大嫂们都夸她是个好“媳妇”。
任国祯是个忘我工作的人，这天吃过晚饭，他不顾身体不适，顶上门，拉好窗帘，然后，坐在桌前提起笔来，给中央写报告。少敏见他又要熬夜，忙给他烧好开水，冲上茶，端到面前说：“快趁热喝吧，暖暖身子提提神再写。”
任国祯放下笔，喝了两口热茶，向少敏微微一笑，把少敏羞得忙低下头，脸也红了。
10点钟、12点钟、1点钟，夜深了。
任国祯仍在不断地埋头写呀，改呀，抄呀，少敏怕他累坏了身子，一边给他整理写好的报告，一边催他休息。
任国祯搁下笔，抬头见少敏两眼熬得通红，不由站了起来，扶住少敏的双肩，心疼地说：“少敏，你为了我，这些日子受累了。白天到工厂里做工，晚上还要来伺候我，我真不该这样拖累你。我们已相处多日，你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可我从未问过你饥饱冷暖，很对不起！”
“说这些干啥，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这个人毛病很多，今后我们要长期在一起，你可不要客气，提出来我一定认真改正。”
“我的缺点更多啦，性子急，脑子笨，文化低，家里又穷，乡下有些人叫我大脚丫头、野姑娘，有钱有学问的人都看不起我。如今遇到你这样有学问的人，我真怕照料不好……”少敏自卑地说不下去了。
“看你说到哪去了，我们都是革命同志。我虽比你多念了几年书，但在许多问题上，远不及你。我还有浓厚的书生气，与工农’的感情还有距离；在斗争中不如你勇敢；你有团结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
“国祯同志，你这样说，我可担当不起。我为党没做过什么工作；经历很简单，不像你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少敏，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应该说实话。你说被人瞧不起，家又穷……我们要是被那些贵人们瞧得起，就不能彼此相处相谋了。我们为什么叫‘同志’？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我为党也没有做什么工作，进监狱可有三回了。”任国祯越说越兴奋，竟详细介绍起自己来了：
“我原名任鸿锡，字子卿，出生在辽宁省安东县滨江村，中学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大学。1919年，我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不久被捕入狱，直到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被罢职后才获释。1924年，我加入共产党。1925年，在北大毕业后，被派往沈阳，在沈阳市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后又被派到哈尔滨，以编辑《东北晨报》为掩护，开辟党的工作。后来又被捕，以嫌疑犯关入吉林监狱，押了11个月才得释放。出狱后，党又派我到沈阳，担任奉天市党支部书记，发动、领导了奉天制麻会社的工人罢工斗争。不料因叛徒出卖，1927年7月又被捕入狱。这一回，在狱中受尽了酷刑，几乎丧了命……”
两人在推心置腹的交谈中，不知不觉，天已破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