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解放上海的硝烟尚未散尽，一场新的战斗正在悄悄来临。正当全市人民欢欣鼓舞庆祝上海解放的时刻，一些金融投机奸商，却明里暗里对抗政府法令，兴风作浪，大肆进行金银、外币的投机倒把活动，严重扰乱金融，导致物价暴涨，影响广大市民的生活和社会稳定。能不能稳定金融，使广大市民安居乐业，这是上海解放初人民政权面临的一个重大考验。经党中央批准，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下，上海市公安局坚决执行军管会和人民政府的命令，配合华东财委金融管理处，指挥、查封了全市最大的金融投机活动中枢——上海“证券大楼”，给投机奸商以沉重的打击，充分显示了人民政府改造旧上海的决心，赢得了全市人民的拥护和信任。李士英同志亲自部署、指挥，并率领公安干警和警卫部队，成功进行了这场特殊的战斗。
领受任务
上海证券大楼，位于上海市最繁华的南京东路南侧的汉口路上，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时局变化，证券失去信誉，设在上海证券大楼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就已逐步转向金银外币的投机活动。当人民解放军逼近上海时，证券交易所曾自动停止，可是到5月28日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一些证券字号又悄悄复业，故伎重演，打着经营证券的幌子，非法进行金银外币的投机买卖，哄抬比价，从中浑水摸鱼，扰乱经济秩序。人民币与银元的黑市比价在5月28日至6月8日的10天内，由100：1到2000：1，上涨了20倍。金银价格的暴涨又刺激了物价的直线上升，10天中，大米、面粉、食油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相继上涨了2至3倍，引起市民恐慌。全市街头巷尾，到处可见银元贩子的叫卖活动，仅6月5日至8日的4天内，银元贩子就由2万名增至4万名。一些反动分子狂妄地叫嚷：“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不法分子的捣乱破坏，损害着人民币的权威，危及新生的人民政权，形势十分严峻。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市军管会就颁布了第一号布告，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之人民币为解放区统一流通之合法货币’’，自即日起“不得再以伪金圆券或黄金、银元及外币为计算清算单位”。6月3日，华东军区又颁布了《华东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所有外汇均须存入中国银行作为外汇存款，换取外汇存单，或直接售予中国银行换取人民币，严禁外币在市场上流通。然而，利令智昏的投机捣乱分子，竟然置若罔闻，活动毫无收敛，仍以证券大楼为大本营，变本加厉地非法买卖金银外币，肆意哄抬价洛。为了制止金银外币投机活动和平抑物价，市军管会从老解放区调进大批“二白、一黑”（指大米、棉布和煤炭）投放市场，以保证人民生活之必需。6月5日，金融管理处根据军管会指示，命令上海证券交易所立即停止活动。并于6月6日，人民银行奉命抛出银元一万枚，以便稳定金融市场。但这些都如泥牛入海，连浪花也未掀起，就被淹没在汪洋之中了。
上述严峻形势表明，单纯的经济措施和舆论告诫已不能制止金融投机的强劲势头和物价暴涨。6月7日晚上，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紧急扩大会议，讨论决策，市公安局长李士英，军管会金融管理处处长陈穆列席了会议。副市长兼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主任曾山首先汇报了金融投机分子对抗市军管会命令，肆无忌惮地进行金融投机，扰乱金融秩序的严重情况，最后他严肃指出：“如不采取断然措施，不出一个月，人民币就有被排挤出上海的危险”。经过讨论，一致认为“擒贼先擒王，打蛇要打头”，要制止非法买卖金银，稳定物价，必须查封上海证券大楼，捣毁这个投机活动的大本营，并惩办一批严重的违法犯罪分子。会议决定将上述决策报请中央批准，同时做好行动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作了分工，这次行动由华东财委金融管理处为主，市公安局抽调力量具体执行．需要拘押处理的犯罪分子由华东财委金融处提出名单交公安局依法拘捕，行动时，由华东警卫旅负责对证券大楼实行武装包围。最后，陈毅市长作了总结，他说：“大家一定要把这次行动当作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来打，不打则已，打就要一网打尽”。他还要求与会人员切实做好保密工作，充分作好准备。
周密准备
会议结束，李士英同志回到宿舍已是子夜，他久久不能入睡，思考着怎样打好这一仗。三十年代他曾在上海工作、生活，深知上海投机分子的阴险与狡诈。他们触角四出，信息灵通，善于应变，而将参加这场战斗的公安干警，包括一批处长、分局长大都是从农村来到上海，对证券大楼地形地貌和投机分子的狡诈伎俩都很陌生。现在中央可能很快批准上海的行动，必须立即做好准备，另外，还需做好行动前的保密工作，不让投机分子嗅到一点风声；行动时严格执行政策，不授人以柄。第二天一早，他就要身边干部去买了一批西装、衬衫和皮鞋。接着，召开秘书、人事、刑警、治安、供给等处处长和黄浦、老闸、新成、静安、嵩山等公安分局局长会议，传达了华东局扩大会议关于查封证券大楼、取缔非法交易所的会议精神，请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业务处处长赵帛向与会人员介绍证券交易所和金银外币非法买卖的情况。讨论中，当刑警处长马乃松提出需要组织些干警化装进入证券大楼察看地形，以便分工制订行动方案时，李士英同志插话说，已经给你们作了准备，化装服都已买好。经过认真讨论，最后李士英同志作了总结部署。他说，为了保证这次行动的圆满完成，各单位要采取切实措施做好行动前的保密工作，不能让投机分子听到丝毫风声。由刑警处长马乃松、刑二科科长黄克带领少量干部化装进入证券大楼了解情况，熟悉地形。对证券大楼设有证券字号的五层楼面各组织一个大组，按楼面房间成立小组，每小组三人负责搜查。对全体参战人员进行政策纪律教育，行动中不准开枪，不准打人、骂人，不准擅自放走一人，不准携带个人钱财物品进入大楼，出来时也不准藏带任何物件，一切缴获全部由金融管理处负责登记保管。为防止泄密，行动之前所有参战人员全部留局待命，不准与外界发生一切联系。在查封证券大楼同时，各个分局负责捣毁本辖区内的金银外币非法交易窝点。随后，又向等待接受任务的华东警卫旅副旅长刘德胜和参谋长刘春芳传达华东局的指示，要警卫旅抽调部队配合行动。他指着地图对他们说：“证券大楼就在这个地方，你们先去看看，做好准备，一接到通知，就带领部队对证券大楼进行武装包围”。
会后，市公安局有关业务处、公安分局、警卫旅以及有关部门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指挥查封
华东局的决定很快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批准。6月9日晚上，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军管会、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市公安局等各有关单位领导分别汇报了准备工作情况，决定于6月10日上午采取行动，查封上海证券大楼。由上海市军管会下达命令，交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执行。
6月10日上午8时，证券大楼象往常一样，在嘈杂声中开始营业。李士英率领华东警卫旅副旅长刘德胜、参谋长刘春芳和马乃松、黄克等400余名干警，身着便衣，化装进入证券大楼。按预定分工，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进出通道。李士英同刘德胜等在五楼设一间临时指挥所坐镇指挥。上午10时，华东警卫旅的一个营，分乘10辆卡车到盘，对证券大楼实行武装包围，并有一部分兵力到大楼底层和各个楼层警戒。市总工会、民主青年联合会组织的1.2万名工人、学生，在证券大楼外围封堵交通，向市民作宣传解释。这时，已在大楼内负责查封各证券字号的公安人员，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停止活动，就地接受检查。平时神气活现、巧舌如簧的投机奸商，个个呆若木鸡，象泄了气的皮球，有的久久忘记放下手里拿着的电话，有的将桌上的全部财物丢至角落，企图隐匿。在检查中，从一个商号搜出两支美制手枪。李士英同志立即决定交部队刘春芳调查处理。
从上午10时到午夜12时，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投机字号，查获了大量黄金、银元和外币，一面登记钱财、物资，一面由金融管理处干部清点接收。对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在逐一登记后，勒令全部到底层大厅集中，由赵帛向他们进行了守法教育，指出投机金银外币行为的违法犯罪性质，对社会的危害，宣布“惩办少数，宽大教育多数”的处理原则。“对大多数只进行少额银元买卖的人，经过审查即可回家，但必须保证不再重犯”。对行动中堵在大楼内的2000多人，经过审查和金融处提供的犯罪分子名单，由市公安局拘押了200余人，送市人民法院思南路看守所羁押，其余均于当晚或翌日陆续放行。在对证券大楼采取行动的同时，黄浦、老闸、静安等繁华地区的公安分局，也组织了专门小组，捣毁了百乐门、新世界、曹家渡、江苏路等小型金银黑市、窝点，取缔了本辖区的金银投机活动。接着又在全市街头取缔非法买卖银元活动，很快刹住了银元非法流通的状况。这些重大行动，有力地遏止了投机捣乱分子的猖狂进攻，维护了人民币的信誉和权威。查封证券大楼的第二天，银元和人民币的比价从1：1800，下跌为1：1200，大米价下跌一成，第三天大米价又跌一成，食油价跌一成半，其他日用品也纷纷跌价，全市人民拍手称快，由衷拥护人民政府惩办投机奸商、惩治银元贩子，肃清金银投机的行动。
据统计，这次在证券大楼共查没黄金3600多两，银元3.9万余枚，美元6.2万余元，港币1300多元，人民币1500多万元，各种囤积商品（呢绒、布匹、颜料等）折价人民币3500万元，并缴获手枪两支。对拘押的200余人，经李士英同志和有关单位协商，由军管会金融管理处、市法院和市公安局刑警处抽调力量，组成联合工作队负责审理。依据华东军政委员会发布的《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分三批作出处理，分别判处徒刑、劳役、罚金或悔过保释、教育释放。
40多年过去了，年岁大一点的上海人都很清楚，解放初期的上海证券交易．折并不经营证券，而是专事金银外币的非法买卖，查封证券大楼是为了摧毁金融投机倒把大本营。当时，一批投机捣乱分子利用证券交易所兴风作浪，与人民政府相抗衡。在这严峻形势下，如不采取断然行动，人民币很难树立信誉和权威。金融秩序不稳，将直接危及新生政权的巩固。因此，当时查封证券交易所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李士英同志在首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期间，精心组织、指挥了这场战斗，行动是成功的，得到党和政府的肯定，在上海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上海市公安局公安史志研究室执笔人吴贤奇）
